前言
神话是人类文明的渊薮。人类后续的种种文明形式(历史、哲学、宗教、政治等)均发端于神话,就连科学也源自神话。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都不得不通过一个神话阶段。在科学思想的历史上,炼金术先于化学,占星术先于天文学。”[1]“一切科学的实际起点,即科学由之出发的直接性,与其说是在感觉领域,不如说在神话直觉领域。……只有表明科学如何在神话直接性领域中发生,又如何把自己解脱出来,并说明这一运动的方向和规律时,才是对科学发展的洞见。”[2]
神话是历史的源头。意大利历史学家、美学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指出:“凡俗的世界通史前此都缺乏开头,而且由于缺乏诗性历史的合理的时历,也就缺乏历史的赓续性。”[3]所以,他研究历史着眼于历史的完整性、连续性,特别补上那个伟大的“开端”,在向人类童年的顾眄中瞥见了别样的历史。他将历史分为三个时代:第一,“神的时代”,荷马史诗以及“许多类似的神话故事其实都是原始民族的历史”,此时人们相信一切都直接受神的统治,神借助预兆和神谕来告示人类;第二,“英雄的时代”;第三,“人的时代”。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尽管认为远古的神话传说“其言不雅驯”,但还是记录了不少神话传说内容以建构远古历史。也许站在理性时代的人们的立场上看这种历史书写是虚妄的、本末倒置的,但从实际来考察神话显然比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更古远,更接近历史的源头。卡西尔认为,“一个民族的神话不是由它的历史确定的,相反,它的历史是由它的神话决定的”。[4]日本历史学家、神话学家白鸟库吉(1865~1942)认为,“传说仍有其属于历史之一面。不论传说如何荒唐无稽、难以置信,亦无非该国历史之产物,一国传说若离开其历史,即不能存立。凡传说必有其主角,其人是否真如所传,固值怀疑,然而传说乃事实与虚构结合而成,其形成之经过,却依然传出事实真相。加之凡国民必有其理想,而古传说又必包含此理想,故欲研究一国国民之历史并论及其精神,必须探讨其国民固有之传说,加以妥当解释。因此传说之历史研究,决不应等闲视之。欲彻底了解中国之哲学宗教,必须考察其古传说。”[5]白鸟库吉注意到了神话传说和历史的连续性,但他仍是以凡俗的历史、理性的历史为本位,往史前追溯神话传说,判定神话传说为不真,为荒唐无稽。然而当我们超越理性化、学理化的历史观念,神话难道不是更真实的历史吗?
神话也是哲学的渊源,如果缺少了神话,人类的认识活动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按照卡西尔的说法,人是符号的动物,人凭借符号认识世界并给世界赋形。人类的认识活动不单单是一种理性的综合功能,也包含超越理性和逻辑的更深邃的认识能力。而神话就是最本原性的符号,神话思维是人类最幽深的认识。卡西尔正是借助神话、艺术等形式建立起“扩大了的认识论”。“就其本质而言,认知始终旨在达到这个本质目的,即将特殊事物归结入一个一般的法则和序列。然而,除了这种在一科学概念的体系之中发挥作用而表现自己的理智综合功能之外,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精神生活还有其他一些形式。这些形式也可以称为‘客观化’的方式:亦即是说,也可以作为将特殊事物提高到普遍有效层次上的手段,只不过它们取得这种普遍有效性的方法与逻辑概念和逻辑规律不同而已。人类精神的每一种真正功能都与‘认知’一样地具有这一决定性特征:它不单纯地摹写,而是体现出一种本原性的、赋予形式的力量。它不是被动地表示出某种事物在场这一单纯的事实,而是包含着一种独立的人类精神能量,通过这种能量,现象的单纯在场获得了一种确定的‘意义’,获得了特殊的、观念化的内容。这一点对认知来说如此,对艺术来说也是如此;对神话来说如此,对宗教也是如此。”[6]神话的本质就是人类生命的能量。因此可以说,缺少了神话,认识论是不完善的,是无根的。按照逻辑思维的规则,人类是这样形成概念的:首先将一定数量具有共同属性或者说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同点的对象汇集在思想中,然后进行抽象、概括,排除差异,最后再反思保留下来的相似之处,这样,关于某类对象的一般观念便在心智中形成了。但在卡西尔看来,这种认识模式的最大问题是无法回答其预设的“属性”是怎样得来的。卡西尔强调,“属性”不能先于语言,“属性”须借助语言“命名”才能被认识;而语言命名最初与神话思维联系在一起。例如在印第安原始部族中,“舞蹈”和“农作”用同一个词来指称,因为他们相信人跳得高农作物就长得高。“在人类运用逻辑概念思维之前,他借助于清晰的、个别的神话意象来持存他的经验。”[7]
如何理解和评价先民的神话,一直是哲学家、美学家和艺术家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对于文明时代的人们而言,神话往往被视为先民不发达思维的产物,是虚幻的梦呓。1724年,法国哲学家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1657-1757)在《神话的渊源》(De l’origine des fables)中认为,神话乃是“妖孽,眩惑以及荒诞”,他要将神话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启蒙”即消除蒙蔽、野蛮,使人进入人性的光辉之中。而启蒙主义的人性就是理性,于是“启蒙”就是用理性检验一切,凡是不合理性原则的东西,一律清除。启蒙的本义在消除神话的盲目和愚昧,“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8]
从进化论的立场上看,神话是人类文明的稚气的表现。理论家大多从文明较高级的形式出发来解读神话,得出了种种神话观。神话或者被视为真实历史的转述,或者被视为服务于远古社会的工具,或者是语言的误用,或者说是集体的梦。西方学界采用了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等方法,力图找到穿越神话迷宫的线索。
神话研究的语言学派将比较语言学的基本方法用于解释神话。语言学家、神话学家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1823-1900)是印度最古老诗集《梨俱吠陀》的译者,他从吠陀神话与希腊神话的比较中,推知神名的原意,并以此神名为基础,来解释神话的意义。在缪勒看来,神话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幻象的世界,一旦我们找到产生这种幻象的根源,就能对此做出解释。缪勒认为,幻象的根源是心智的自我欺骗,而心智的自我欺骗又根源于语言,语言总是喜欢欺骗人的心智。因此,可以说一切神话皆由于“语言疾病”(The Disease of Language)。“什么叫着语言的毛病呢?原来语言的特质有‘性’(Gender),‘多名使用’(Polyonymy),‘同义语使用’(Synonymy),及‘诗的隐喻’(poetical metaphor)诸点。随着时代的变迁与人性的健忘,这些意义遂逐渐发生混乱和误解的现象。因此之故,由言语所表现的叙述必然地与其本来面目大相径庭,这种混乱现象一延长下去,变为固定,人们遂将错就错地视之为神话或神事。”[9]例如,希腊神话中的宙斯(Zeus)、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Juppiter)、北欧神话之吉乌(Ziu),均与印度天神戴欧斯(Dyaus)有亲缘关系,它们均由Div(光辉)之义孳乳而出,后来本义模糊了,便有了种种天神的故事。又如“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这个词在梵语中是“钻木取火的人”,后来钻木取火的古老方法废弃了,原初的意义也就不为人知了,于是就从中误读出盗火英雄的神话。中国神话学界也做了语言学的探求。神话学家孙作云先生敬服缪勒等语言学派的神话学方法,“研究神话首先要研究神名的得义,若能把神名的初义解释清楚,无疑地就等于把这个神话了解了大半,而比较语言学是很能做到这一点的”。[10]他从文字音韵入手研究中国神话,并将此法认定为研究神话的首要之法,在《飞廉考——中国古代鸟族之研究》(1943)中他提出:“我这几年对于中国古代神话颇有所考订,对于每种神话在考证事迹或解释内容之前,必先推寻得名的初旨。这种推寻的方法大概从两方面下手:一是从音韵学上求其音读,二是从文字学上求其形义;行之既久,颇有领悟,深信这是研究中国神话的首要之途。”[11]孙作云先生采用了语言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库恩(Adalbert Kuhn,1812-1881)的方法,立足比较语言学,同时还引用民俗学的知识来解释神话,他将这种方法称作“历史的或民俗学的训诂法”。然而,语言学也罢,历史学也罢,人类学也罢,要在神话中发现阿里阿德涅的线团[12]并不容易。种种神话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理性主义的。不论是“点”的文字考证还是“线”“面”的历史文化考证,都具有科学主义的特征。
我们认为,神话固然可以从科学理论上加以分析论证,可以建立各种神话之“学”。然而,“神话”似乎与“学”不那么容易黏合。但凡学问都是严肃的事情,须有事实证据,而“神话”则属荒诞无稽之谈、虚妄之言。“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韩非子·显学》)不能用事实加以验证的对象却一定要把事实当作依据,这只能是欺骗。实际上这涉及对神话的定位。当我们以参验的标准来看待神话,或者说从科学认识的立场看待神话时,这个立场和标准本身就存在问题。靠理智还原的方法来理解神话是难以接近神话世界的,因此欧赫美尔主义(Euhemerism)[13]等理论的基点是存在问题的。神话也许蕴含理论的要素,但单靠理性是难以深入神话内部的。卡西尔指出,“所谓神话的理论从一开始起就充满着困难。神话就其本义和本质而言乃是非理论的。它对我们的基本思想范畴公然提出挑战。它的逻辑——如果它有什么逻辑的话——是与我们关于经验真理或科学真理的一切概念风马牛不相干的”。[14]卡西尔认为在人类文化的所有现象中,神话和宗教是最难相容于纯粹的逻辑分析的,一切使神话理智化的企图都是彻底失败的。“单单依靠理性我们不可能深入信仰的神秘中去。”[15]
神话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种理性思维尚不发达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因理性的匮乏而具有可感的形象、充沛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其时的人们往往将自身的属性移于周围世界的事物,将万物生命化。神话是人类创造性活动中极其重要的一环,这种创造活动富于艺术性和诗意。黑格尔指出:“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就生活在诗的气氛里。所以他们不用抽象思考的方式而用凭想象的方式,把他们的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变成认识的对象。”[16]神话展示了人的本质的幽深背景,它显示出人性的神性、神奇、神秘、神圣。神话是诗性思维的产物,对于神话我们也应该以诗性的方式、艺术的方式接近它,从想象和感受角度切入神话,恢复神话的超理性特征。
神话不单单是一种认识活动,还是一种审美活动、艺术活动。也许从艺术的角度从审美活动的角度更能接近神话。英国作家伊利亚斯·卡内提(Elias Canetti,1905-1994)反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研究方法,在他看来神话研究重要的不是体系化、程式化,不是寻求神话背后普遍有效的结构,而是现代人与神话的精神交流,是现代人对神话的感受、体验。神话不是引导我们去认识,而是引导我们去体验。
现代社会传播媒介丰富,传播技术发达,这些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帮助人们过上便捷的生活,但同时也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外在事件而较少关注心灵的体验。“当今社会的问题之一是,人们对心灵的内涵并不熟悉。反而只对每天、每小时发生的事情感兴趣。”[17]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消费时代的降临,人类精神空间受到挤压,灵性世界变得越发逼仄。而技术理性的统治,人类想象的能力越发低下,想象的空间越发促迫。在诸神远遁的时代,人为物质所困,在技术理性野蛮扩张的现代社会,人被约化为单面的人。随着人类的精神世界日益僵化,艺术活动也变得机械,艺术被纳入各种“学”之中。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将精神现象视为与物理现象近似的存在,可以还原为几个普遍的原理。人被构陷进铁的必然性之网之中,如同被捆绑在普罗克鲁斯忒斯的铁床之上。[18]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1904-1987)指出:“人类一直汲汲于追求外在价值,却忘了本来便存在的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就是存在本身的喜悦,也就是生命的意义。”[19]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名利,不在于对外部世界的把握,“人类真正追求的是一种存在的体验。因为这种体验,我们一生的生活经验才能和内心的存在感与现实感产生共鸣,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存在的喜悦。那就是生命,神话是帮助我们发现内在自我的线索。”[20]神话绝非仅仅是过去的蒙昧的故事,它为人的诸多可能开启新的航线。神话应该成为现代人克服生命固化的有力资源。
总之,神话作为人类文明的母体和开端,孕育了众多的文明形态,蕴含着后来的一切文化形式,艺术、文学、法律和科学等都源自神话。“一旦我们考虑到文化生存的基本形式起源于神话意识,神话在这个整体中以及对这个整体的重要意义就显而易见了。这些形式都不是始于独立的存在,也没有明确规定自己的原则,相反,在发轫之时,它们每一个都掩映于某种神话形式。几乎没有任何客观精神的领域不能被证明曾经有过这种与神话的融合、具体的统一。”[21]
在科学、历史、宗教、艺术、语言、神话等文化形式构成的人类文化有机体中,神话与艺术的关联尤为密切,不论是在思维方式还是情感方式上,不论是在内在机制还是表现形态上,神话与艺术都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密切的联系。神话具有丰厚的艺术价值和美学内涵。
[1]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265页。
[2] 〔德〕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序言”,黄龙保、周振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5页。
[3] 〔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第176页。
[4] 〔德〕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周振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6页。
[5] 〔日〕白鸟库吉:《中国古传说之研究》,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
[6] 〔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209页。
[7] 〔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63页。
[8]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1页。
[9] 孙作云:《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下),载《孙作云文集》(第3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第456页。
[10] 孙作云:《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下),载《孙作云文集》(第3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第458页。
[11] 孙作云:《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下),载《孙作云文集》(第3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第459页。
[12] 阿里阿德涅: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国王米诺斯之女,借助她的线团,雅典王子忒修斯杀死了牛头怪,成功走出米诺斯迷宫。
[13] 欧赫美尔主义:以古希腊思想家欧赫美尔之名命名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神是死后被人们膜拜的历史上实有的英雄,神话是英雄事迹的记录,因此,神话可以依据真实的历史加以解释。故该理论也被称为“神话史实说”。
[14]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94页。
[15]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92页。
[16] 〔德〕黑格尔:《美学》(第2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18页。
[17] 〔美〕约瑟夫·坎贝尔、比尔·莫耶斯:《神话的力量——在诸神与英雄的世界中发现自我》,朱侃如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第13页。
[18] 普罗克鲁斯忒斯(Procrustes)相传为海神波塞冬(Poseidon)之子,暴虐的劫匪。他设置一长一短两张铁床,强迫行人躺在铁床上,身矮者睡长床,强拉其躯体使与床齐;身高者睡短床,用利斧把旅客伸出床外的腿脚截去。后被希腊英雄雅典国王忒修斯(Theseus)所除。
[19] 〔美〕约瑟夫·坎贝尔、比尔·莫耶斯:《神话的力量——在诸神与英雄的世界中发现自我》,朱侃如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第17页。
[20] 〔美〕约瑟夫·坎贝尔、比尔·莫耶斯:《神话的力量——在诸神与英雄的世界中发现自我》,朱侃如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第16页。
[21] 〔德〕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周振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