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代入华粟特人在文化礼俗、宗教信仰、聚落形态、政治入仕、职业取向等方面都有独特表现，但基本上都是在唐朝华化礼俗背景下展开，以华化为主体，胡化、蕃化（突厥化）相伴共生。入华粟特人以国为姓，即为华化的开始。一方面华化在加深，胡名三字化、汉译雅化以及道家教义的呈现，体现的仍是华化的主流趋势，比如新旧《唐书》安金藏葬母营坟记载里的“犬鹿相狎”，就与祆教葬仪无关，而是汉文化标榜孝道虚构出来的灵异天象；另一方面，胡族文化特征也以不同方式保留下来，比如吐鲁番文书中的粟特胡名，就有中亚和印度的祆、佛宗教因子。汉地的康、安等姓，族源多般，如无明显的九姓胡特征，势难断其为粟特人后裔。除姓氏外，粟特人的华化还表现在乐舞制度的传承、区划内属、职官入仕以及婚丧礼俗方面。华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突厥化的冲波逆折就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艰曲。安禄山、史思明作为东北突粟共生的杂种胡，身被胡、蕃礼俗，虽熟谙汉俗，却无华心，蓄谋图叛，以致盛唐中衰。胡蕃联军骁勇之因由，与安粟特军团的柘羯募兵制有关，突厥化粟特人兼具商武二元特性，以至突厥化聚落中的九姓胡习染蕃俗以后，生活方式亦由善商贾向善骑射转化。安禄山采纳此种招募方法，结合宗教、部落组织等方式组建胡蕃柘羯军团，此过程与突厥化粟特人的归心、离叛、聚落问题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