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科学林业：一个寓言

我（吉尔伽美什）要征服那片雪松林……我要在那里动手砍伐雪松。

——《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

甚至在科学林业发展之前，早期现代欧洲国家就主要透过财政收入的透镜来看待森林。当然，官方管理也并没有完全忽略其他一些考虑因素，如造船或国家建设所需要的木材，以及经济安全所需要的燃料。况且这些关注与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安全也息息相关。[2]但不无夸大地说，国王对森林的兴趣只是从财政收入的透镜来看一个数字：木材每年给他带来的财政收入。

评价被收缩的视野范围是不是太小的最好办法是看一看有哪些东西落到了视野之外。事实上，在财政收入数字的背后不仅仅是可卖到一定价格的上千板英尺（board feet）[3]的可售板材和薪炭所代表的商业化木材，还有许多被忽略的内容，包括那些对国家财政收入几乎没有潜在价值的树、灌木和其他植物。甚至那些能够带来财政收入的树，也有许多不能转化为财政收入的部分，尽管这些部分对一般老百姓很有用，但也会被忽视。比如说，可以作为饲料或盖屋顶的植物，可以作为人或家畜食物的果实，可以做床垫、篱笆、种植蛇麻草所需要的支柱和烧柴引火用的树枝，可以用于制药和皮革染料的树皮和树根，可以制造树脂的树液等。每一种树，甚至在每一种树的不同部分和不同的生长阶段都有不同的属性和不同的用途。17世纪一部很流行的关于本土植物百科全书的“榆树”条目记载了这种树的很多实际用途：

榆树有着不同一般的用途，特别是经常处于非常干或非常湿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所以它特别适合用于水中的工作，如磨坊、车轮的支架和外缘、水泵、渡槽、在水下的船板……做车轮的工人还可以用它来做手锯柄、扶手和门。榆木不容易被劈开……适合做砧板、帽匠的模子、皮箱或皮盒内的衬板、棺材、梳妆台、大号的圆盘游戏桌；雕刻家或好奇的工人还可以用它雕刻果实、树叶、盾牌、雕像，以及建筑上的许多装饰物。……最后……树叶，特别是雌树的树叶也不能被轻视，当冬天或炎热的夏天，干草和饲料都很昂贵的时候，这些树叶是牛的主要饲料……新鲜的榆树捣碎以后可以治愈新的伤口，加上树皮经过煮制，可以治愈骨折。[4]

在国家的“财政森林”中，有着多种多样用途的树都被单一木材和燃料的体积所代表的抽象的树取代。如果关于森林的概念仍然是实用主义的，那么也只是直接满足国家需要的实用主义。

从自然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国家狭窄的参考框架中，几乎所有东西都丢失了。大部分植物，包括草、花、地衣、蕨、苔藓、灌木、藤都不见了。爬行动物、鸟、两栖动物，以及数量众多的各种昆虫也都不见了。除了皇室猎场看守所感兴趣的动物外，其他动物也都消失了。

从人类学的观点看，在国家管道式的视野中，那些涉及人类与森林相互影响的事务也几乎全部被遗忘了。国家很关注偷猎，因为这会影响到木材所带来的财政收入以及皇家狩猎，但是有关森林其他众多的、复杂的、可协商的社会用途，如打猎、采集、放牧、打鱼、烧炭、挖设陷阱捕兽、采集食物和贵重矿物，以及森林在巫术、崇拜、避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往往都被忽视了。[5]

如果那些实用主义的国家不能从（商业化）树木中看到真实存在的森林，如果它对森林的观点是抽象和片面的，那么这种抽象和片面也不足为奇。实际上所有的分析都需要一定的抽象，国家官员的抽象反映了他们雇主的首要财政兴趣也并不奇怪。在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森林”词条所关注的几乎全都是森林产品的公共效用（utilité publique），以及税收、财政收入和从中能够产生的利润。作为栖息地的森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可以被有效率和有效益管理的经济资源。[6]在这里，财政和商业的逻辑恰好是一致的，它们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上。

人们在组织自然中所使用的词汇往往会暴露出使用者特别的兴趣。事实上，实用主义者的话语中用“自然资源”代替了“自然”就反映了他们只关注自然可为人类有用的那些方面。当此类逻辑被应用到自然界中时，一些植物或动物就被认为是有实用价值的（通常可以成为市场上的商品），而与它们竞争、捕猎它们或者减少这些有实用价值物品产出的被划入另一类。有价值的植物是“庄稼”，与它们竞争的植物则被贬为“杂草”，吃它们的昆虫被贬为“害虫”。树有价值因为出产“木材”，而与它们竞争的则是“杂”树，或者“矮树丛”。对动物也采取了同样的逻辑。具有很高价值的动物是“打猎的猎物”或“家畜”，与它们相竞争和猎食它们的则被归为“食肉动物”或“有害兽”。

国家通过其官员在林业上所施行的抽象化和实用主义逻辑并非绝无仅有，其独特之处在于它视野的狭窄，以及按此标准归类的煞费苦心。当然，我们将会看到，更重要的是国家把这些逻辑强加于所观察到的现实上的程度。[7]

科学林业的发展起源于1765～1800年，主要在普鲁士和萨克森，最终它成为法国、英格兰、美国以及所有第三世界林业管理技术的基础。如果离开了当时中央集权制度形成的大背景就无法理解科学林业的出现。实际上，当时的林业科学是所谓的财政金融科学（cameral science）的一个分支，其目的是简化王国的财政管理，使之遵循科学的规律，从而可以进行系统的计划。[8]在此之前，传统领地的林学都是将森林区分成大致相等的小区，这些小区的数量与设想的森林生长周期相一致。[9]每年砍伐一块小区，因为每块小区的面积基本相同，所以出产的木材（价值）也被认为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区域图，贵重的大型树木分布不均，以及成捆出售木材的标准很不准确，这种管理不适应财政计划的需要。

18世纪后期，当财政官员们意识到木材越来越短缺时，对领地森林开发的精打细算变得更加必要。由于有计划和无计划的砍伐，许多原来的橡树、山毛榉、鹅耳枥树和椴树林都严重退化，而这些树的再生并不像所希望的那么迅速。产出量下降的前景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因为这将不仅仅威胁到财政收入，而且还会引起农民盗伐树木以解决燃柴问题。表示这种关注的信号之一是国家主办的为数众多的省柴灶的设计竞赛。

约翰纳·高特里伯·贝克曼（Johann Gottlieb Beckmann）的样本森林方（sample plot）的调查是最早尝试精确测量森林的实验。几个助手肩并肩地向前走，他们拿着分成几个方格的盒子，里面有五种颜色的钉子，分别代表大小不同的树。这些助手曾被培训来识别大小不同的树。每棵树都根据大小被钉上适当的钉子，直到整个样本森林方所有的树都被标完。因为每一个助手开始时的钉子数量都是一定的，从最初所有的钉子中减去剩下的钉子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整个样本区各类树的存量清单。样本森林方要仔细地选择那些有代表性的区域，使林务员可以计算出木材的产量，并根据一个假设的价格来计算整个森林所能提供的财政收入。对于林业科学家来说，主要的目标是“提供可能的最大恒定木材量”。[10]

数学家发现的锥体体积计算方法可以估算某一类树中一棵标准树所含的可售木材的量，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计算的精确性。他们的计算通过样本树的实际体积被加以验证。[11]这些计算最终的成果就是生成一个精确的表格，里面包括了在各种正常生长和成熟条件下的不同大小和不同树龄的树的数据。在将视野大规模地缩小到商业木材以后，国家的林业官员通过表格得到了整片森林的概貌。[12]这虽然听起来自相矛盾，但表格所体现的狭窄视野是通过单一透镜了解整个森林的唯一方法。参考这些表格，再加上实地验证，林业官可以比较准确地推算出一片森林的存量、生长和产出。在林业科学家精心管理下的抽象森林中，计算和测量普遍流行起来，而常用的三个术语，如果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最小多样性”“收支平衡表”和“持续产出”。国家管理林业科学的逻辑实际上与商业开发的逻辑是一致的。[13]

尽管德国的林业科学在计算商业化木材的可持续产出量，并进而预测财政收入的标准化技术方面的成就很大，但是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林业管理的下一个逻辑步骤才更有决定意义。这一步骤就是通过仔细地播种、栽植和砍伐，从而制造出一个便于国家林业官员清点、管理、测量和估价的森林。事实是，林业科学和几何学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获得了将真实、多样和杂乱的原生森林转变为新的、单一森林的能力，这种新的森林与其管理的技术格局相一致。为此，矮树丛被清除，树种被削减（往往是单一品种），树木栽种也是同一时间内在较大的林地中成行成排地进行。如同亨利·劳乌德所观察到的，这种管理活动“产生了单一树种的、同一树龄的森林，这最终使标准化的树从抽象变成了现实。德国的林业成为将杂乱的自然转变为有秩序的科学建构的一个原型。实际目的鼓励了数学上的实用主义，反过来又将几何学上的完美作为了管理良好森林的外在标志，最终树木的理性化有序安排赋予了控制自然新的可能”。[14]

军团化成为一种趋势。森林中的树被成行成排地、按照一种方式紧密地排列在一起，它们被测量、计数、砍伐，并且按照新的排列和与征兵相似的名单被加以更新。像军队一样，为了不同的目标，它们也被分成上下不同的级别，并在一个指挥官的统辖之下。最终人们甚至不必看到森林本身，只需在森林官员办公室的图表上就可以精确地“读到”它们（见图1-1和图1-2）。

图1-1 混合林（部分人工管理，部分天然更新）

图1-2 托斯卡纳人工管理的白杨林林间带

这些新的、被清理过的森林非常容易管理。同龄的树被整齐地排列成行，矮树丛被清理干净，砍伐、拖运和重新种植都已经成为常规流程。由于森林都具有高度的秩序，因此林业工人可以使用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成文培训文件。在新的森林环境中，那些非熟练、缺少经验的劳动力只要按照标准化的规则去做就可以正确完成他们的任务。砍伐大致一样粗细、长短的原木不仅可以成功地预测产出量，还可以为采伐队和商人提供大致相同的市场产品。[15]在这里，商业逻辑和官僚制度逻辑是一致的；这是一套制度，它承诺在长时间内从单一的商品中获得最大的回报，同时也把自己纳入中央集权的管理设计中。

这些新的清晰化的森林更容易被实验性地操纵。现在复杂的原生森林已经被一个各种变量保持恒定的森林代替，在相同树龄和相同树种的林地中，化肥施用量、降雨、除草等变量的影响都很容易被观察到。这是那个时候最接近林业实验室的东西了。[16]森林的简单化使在接近实验室条件下对森林管理的新领域进行评价第一次成为可能。

尽管呈几何学形状的、高度一致的森林是为了便于管理和采伐，但是很快就变为一种强大的美学概念。在德国以及德国科学林业所影响的许多地方，管理良好的森林都显示出一种整齐和整洁的视觉特征。森林也可以像司令官在阅兵式中检阅部队一样被检阅，护林人的被检阅区域如果清理得不够整齐干净，就会像被阅士兵衣饰不整或跟不上节奏一样被惩处。地表上的秩序需要将所有的矮树丛砍伐干净，倒了的树和枝条也要被集中起来拉走。任何未经批准的干扰，不管是来自火灾还是当地的人，都被认为是对管理制度潜在的威胁。森林越相同，越有可能采取集权的管理；管理多样性原生森林有多种多样的需求，现在所采用的固定程序大大减少了这种需求。

在新设计的人为控制环境中，科学林业可以带来许多好处，[17]比如，便于高级林业官员对森林进行概括性的调查；便于按照集权的长期计划进行监督和砍伐；提供稳定的、规格一致的商品木材，从而消除财政收入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外，还可以创造一个清晰的自然地带，从而更便于操纵和进行试验。当然科学林业的乌托邦梦想只是其技术的内在（immanent）逻辑，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自然和人类两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对此产生影响。现存的地形地貌，难以预测的火灾、风暴、枯萎病、气候的变化、害虫的数量、疾病都在妨碍林业官员的努力，并影响森林。此外，看管大面积森林有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居住在森林附近的人继续放牧，偷拾木材和引火木，烧炭，以及通过其他一些方式继续利用森林，这些都使林业官员的管理计划不能真正实现。[18]尽管像所有乌托邦计划一样，他们远未达到目标，但重要的是一定程度上他们成功地在实际存在的森林上打上了其设计的印记。

在整个19世纪，科学林业的原理被严格或变通地应用到德国的许多大面积森林。挪威云杉成为商业化森林的主要树种，因为它的材质坚固、生长迅速、木材价格高。最初挪威云杉是作为补种的树种以恢复过度开发的混合树林，但是种植第一轮就带来了很好的商业利益，因此几乎没有人再试图回到混合林。对于农民来说，单一树种的森林是一个灾难，因为在过去林业生态中，他们可以放牧，获得各种食物、原材料和药品，但是现在这种权利完全被剥夺了。过去多样性的森林至少有3/4是阔叶林（落叶的），现在则大部分是针叶林，只有很少的树种，甚至是单一的树种，主要是挪威云杉和苏格兰松树。

在短时间内，将森林转变为商业化产品的简单化实验非常成功。如果考虑到一个单一的树种需要80年才能成熟，那么这无疑是一个比短期略长的时间。新森林的生产能力改变了国内木材供给下降的趋势，提供了更多相似的木材和有用的木质纤维，提高了林地的经济回报，并缩短了轮作的周期（也就是砍伐和再种植之间的时间）。[19]像农田中成排的作物一样，那些新的针叶森林提供了惊人数目的单一商品木材。毫不奇怪，德国集约商业化林业的模式成为全世界的标准模式。[20]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是当时美国第二任林业主管官员，他曾在法国南锡林业学校接受培训，当时这所学校像大多数美国和欧洲的林业学校一样都教授德国式的林业课程。[21]英国雇佣的第一个评价和管理印度和缅甸巨大森林资源的迪特里希·布兰德斯也是一个德国人。[22]到19世纪末，德国的林业科学已经取得了霸权地位。

森林已经成为“单一商品的生产机器”，这种高度的简单化使德国林业科学成为精密的技术和商业准则，这种技术和准则可以被编纂和教授。精密的基本条件是要将那些与人为选定的树种的产量，以及生长和砍伐的费用直接相关因素之外的所有因素的影响都排除掉，或者假设它们是永远不变的。就像我们将在城市规划、革命理论、集体化和农村定居中所看到的，“括号之外”的整个世界反过来阻碍这种技术观点的实现。

在德国的案例中，只有当针叶林被第二轮种植以后，那些单一树种森林在生态方面的负效应和商业上痛苦的结果才显现出来。“它们（负面效果）经过了一个世纪才清楚地显现出来。许多单一树种的小树林在第一轮中都生长得非常好，但是在第二轮中就显现出了惊人的退化。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这里只能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这样整个营养物质的循环就脱出了常轨，最终甚至几乎停止……无论如何，单一云杉林在第二或者第三代中会降低一到两个林地等级（用来区分木材不同的质量级别）是众所周知的常见现象。这意味着要损失20%～30%的产量。”[23]

一个新的词语——森林死亡（waldsterben）进入德文的词汇中以描述那些最坏的结果。很明显，包括土壤的恢复、营养的摄取，以及真菌、昆虫、哺乳动物、植物之间的共生关系等这些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仍然还没有完全了解的极其复杂的过程被迫中断了，这种中断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而多数的后果都可以追溯到科学林业的极度简单化。

需要一篇关于生态的深入专题论文才能完全阐述出现了哪些错误，但是我们在此提出几个简单化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明科学林业所排除的一些因素是如何产生致命影响的。德国林业强调正式秩序和便于管理及采伐，这使他们清除了矮树丛、枯死的树与灌木和残树桩（已经死亡但还没有倒下的树），这大大减少了昆虫、哺乳动物和鸟类的多样性，而它们是土壤恢复过程所必需的。[24]新森林的地面上缺少杂物和木质生物群现在被认为是导致土壤贫瘠的主要原因。[25]同样树龄、同样品种的树林不仅减少了森林的多样性，而且在大风暴面前也显得更为脆弱。同样的树龄和同样的树种，比如说挪威云杉，很容易导致那些专门以这种树种为生的“昆虫”的滋生。这种昆虫会迅速繁殖，从而降低产出，也增加了肥料、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药的用量。[26]第一轮挪威云杉生长得非常好，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们被种植在原来多样性原生林地长期积累的肥沃土壤中。当这些土壤资本被消耗掉，树的生长速度就会大大减缓。

作为科学林业的先驱，德国也是最早认识到并试图补救不良后果的国家，为此他们发明了所谓的“林业卫生学”。在那些原来啄木鸟、猫头鹰和其他树居鸟做窝的地方，林业官员提供了许多特别设计的盒子。蚁群被人为养护和引入，蚁穴则由当地学校的学生照看。一些在单一树种的森林中已经消失的蜘蛛又重新被引入森林。[27]他们这一努力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们为了生产的目的仍然在那些贫瘠的林地上种植单一的针叶树种。[28]在这里，“恢复林业”试图创造出实际的生态，却仍然拒绝多样性，而多样性才是持续发展的主要条件。

上面是关于科学林业生产的一个简单叙述，其隐含的价值在于说明，将一个尚未被理解的复杂关系体和过程割裂开来，从而试图得到单一工具价值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像雕刻刀一样锋利的对单一商品生产的特殊兴趣刻画出了新的、基本的森林。任何干扰关键商品有效生产的因素都要被清除。任何看起来与关键商品的生产没有关系的事物都被忽略。由于将森林仅仅看成商品，科学林业将森林变成了生产商品的机器。[29]在林业中实用主义的简单化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可以在中短期内生产出最多的木材。但是最终，对产量和造纸利润的过分强调，所关注周期的相对短暂，尤其是下决心排除的许多因素都会反过来对科学林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30]

在森林中不关注树，而是关注商品生产，关注科学林业最关注的木质纤维的生产，其严重的后果也会或早或迟地显现出来。许多后果都可以溯源到为了便于管理和经济回报而采取的根本简单化的措施，即单一树种种植。单一树种比混合林更脆弱，因而也更容易受到病虫害和天气因素侵害。正如理查德·普洛赫曼（Richard Plochmann）所表达的：“所有种植单一树种的树林都有一个典型的缺点，那就是自然的植物相互联合的生态平衡被打破了。当在自然生长地之外被种植在单一树种林中，树的物理状态就会减弱，抗拒天敌的能力也随之降低。”[31]任何没有管理的森林也同样要受到风暴、疾病、干旱、土壤脆弱以及寒冷的威胁，但是森林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各种鸟、昆虫和哺乳动物的帮助使这种森林比单一品种的树林有更强的抵抗力——更能够经得起灾害和从灾害中恢复过来。正是多样性和复杂性使森林具有抵抗灾害的能力：风暴刮倒了某一品种的大树，一般来说不会影响到同品种小树和其他品种的大树。再比如说一种病虫害或昆虫会威胁橡树，但很可能不会损害椴树和鹅耳栎树。就像一个不能预期在海上会遇到什么风险的商人，他会派出型号、重量、船帆和导航设备都不相同的船，从而加大他的船队安全到港的机会。如果一个商人冒险将所有的货物都放在同一型号和同等大小的船上，他失去所有货物的危险就非常大。森林多样性就像是一个保险政策，而树种单一的森林就像后面那个商人所经营的企业一样，是一个很脆弱的体系，特别是从长远看，对土壤、水、害虫数量的影响就能明显地表现出来。使用化肥、杀虫剂和杀菌剂也不能完全避免这些危险。树种单一的森林是只为生产木材的森林，也是非常脆弱的，因此越来越需要外部的投入。我们可以说这是管理人员的森林，种植这些森林需要外部投入，维护森林也需要外部的投入。[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