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北宋王朝“开边拓土”与王江“古州蛮”纳土

北宋仁宗至和（1054～1056）初年，朝廷就在寻江与王江（今溶江）交汇之处设立王口寨[1]，隶属于广南西路的融州。北宋元丰七年（1084），朝廷又在当时融州融水县境内设置了融江寨[2]，以及文村、临溪、浔江三个堡[3]，融江寨和三个堡均位于融州东北部寻江[4]流域的中上游地区（浔江堡和临溪堡位置见图1-1）。[5]当时北宋朝廷正积极向西南地区“开边拓土”，每进入“生界”地区，一般会先修建城镇寨堡作为守备。“一寨三堡”的设置使得寻江流域被中央王朝的军事力量所控制，并且伴随着军事堡寨的设置，相应的军事移民和地方文教活动也随之而来。

北宋王朝以军事力量建立的寨、堡等区域，基本上是以代表国家力量的官军、巡防使臣、都监，或者由当地土民充任的“寨官”“寨丁”“峒丁”负责戍守，这些区域内承担军役的人群通常被朝廷视为“民”。[6]元丰十年（1087），当时被任命为宋朝融江地方武官的杨晟煖就向北宋朝廷请求，在文村铺兴办学堂，派唐遂良担任学官，以“教养”融江上游地区寻江流域的“新民”。[7]此外，当时王口寨已经设置了被称为“三甲”的地方行政区划。如元丰五年（1082）秋到任的广南西路管勾机宜文字程节，于次年夏奉派协开修筑诚州至融江口道路，曾亲历诚州西北部的西道湖耳、潭溪等峒到融江口一带勘视山川地理，对要隘险地了如指掌，他曾上疏宋神宗提及：“王江一带团峒，东由王口三甲，西连三都、乐土，南接宜州安化，北与诚州新招檀溪地密相邻。”[8]“王口”即指当时融州王口寨，“三甲”应该就是指在王口寨统辖下聚居的军民人等；“三都、乐土”为当时少数民族聚落地名，地望在今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安化”指羁縻安化州，地望在今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一带；“檀溪”又作“潭溪”，在诚州西一百八十里。

由于当时王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王江“古州蛮”的控制之下，并未被真正纳入宋王朝的国家版图之中，直到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三月，因“王江古州蛮户纳土”，朝廷才得以“于王口砦建军，以怀远为名，割融州融江、文村、浔江、临溪四堡砦并隶军，寻改怀远军为平州，仍置倚郭怀远县”。[9]可见，王朝国家在寻江流域的控制力量要远远强于王江流域，而且外来军民进入与开发寻江流域的时间也相对较早，所以当时王口寨的“三甲”军民人等应该聚居于寻江与王江交汇且靠近浔江流域之处。因此，寻江流域在北宋中期中央王朝拓土开边之时，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开发和教化，这也为之后外来移民的进入与定居奠定了基础。

图1-1 北宋融州

资料来源：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第34～35页。

此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王江“古州蛮”在向宋王朝纳土之后，其区域内的人群也随着王朝军事势力的进入，以及国家统治措施的施行，在政治结构和族群身份上逐步产生分化。这种政治结构的分化和族群身份的区别，其实是与当时王朝国家在该地区统治力量的不均衡有关。宋王朝以军事力量建立的寨、堡等区域，基本上是以代表国家力量的官军、巡防使臣，或者由当地土民充任的“寨官”“寨丁”“峒丁”负责戍守。而在国家军事力量直接控制的寨堡之外，则采取羁縻政策，设置所谓的“羁縻州峒”，“推其雄长者为首领”，依其控制区域的大小，委以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峒等职，[10]并允许世袭其位，当时的王江酋首杨晟免就充当了此种角色。此类“羁縻州峒”属于间接控驭，当时的“羁縻州峒”多松散荒忽，但已经纳入王朝版图，登于国家册籍，有的也供纳赋役，故为王朝国家的行政领土。

因此，在宋代之前被官方总称为“蛮”的南方本土人群，由于宋王朝实施的羁縻政策，而进一步被划分为“猺”和“化外真蛮”。王江流域内，愿意以“纳土”身份进入王朝国家体系，但并未承担赋役的人群，被官方称为“猺”，而王江上游参落于羁縻古州之间的“化外”之地，聚居的大量当地人群，既不纳土更无须承担赋役，因此仍被官方视为“化外真蛮”。[11]羁縻政策不但使得这些区域的政治结构与当时寻江流域文村等地已经供税役的“新民”区域相区别，更使得这一地区原本关系密切的本土人群之间有了“民”“猺”“蛮”（或谓之“化外真蛮”）的身份区别。

那么，这些在宋代王朝国家羁縻政策影响之下而于族群身份上有所区分的本地人群，在其所居住聚落的地理环境上，又会呈现出怎样的分布格局？处于不同自然生态和地理位置的居住环境，又会对身处不同地域的聚落人群的族群身份认同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都柳江下游流域，有一种在汉文献中常常被称为“峒”（通常也写作“峝”或“洞”）的居住地，大量的本地人群居住在“峒地”，常常被外来的王朝官员或者文人称为“峒蛮”或“峒民”。这些“峒地”（也常称为“溪峒”）是指那种在高原山地中散布的、因河水侵蚀山体而逐渐形成的面积不大的山间谷地，由于地势较为平坦、水源相对充足，可以容纳较多的人群在此定居，并且从事水稻种植。端纳（G.B.Downer）在田野研究中就发现，在多种华南语言（粤语、瑶语、云南话、普通话）中，“洞”（峒）都是指种植水稻的高原山地。[12]而居住于“峒地”的居民也成为国家官员进入南部高原山区最早接触的本地人群之一，并且由于他们通常定居，以种植稻作为业，相比那些从事刀耕火种、迁徙不定的山居人群来说，更容易被地方官府纳入管理，成为拥有“峒民”身份的人群。

如唐代曾担任柳州刺史的柳宗元就将柳州城附近的本地居民称作“峒氓”。而宋代曾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范成大也在《桂海虞衡志》的“志蛮”一章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当时广西境内存在的“羁縻州峒”：

隶邕州左右江者为多。旧有四道侬氏，谓安平、武勒、思浪、七源，四州皆侬姓。又有四道黄氏，谓安德、归乐、归城、田州，皆黄姓。又有武候、延众、石门、感德四镇之民，自唐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国朝开拓寖广，州、县、峒五十余所。推其雄长者为首领。藉其民为壮丁。其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姑羁縻之而已。有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峒。其次有同发遣、权发遣之属，谓之主户。余民皆称提陀，犹言百姓也。其田计口给民，不得典卖。唯开荒者由己，谓之祖业口分田。知州别得养印田，犹圭田也。权州以下无印记者，得荫免田。既各服属其民，又以攻剽山僚及博买嫁娶所得生口，男女相配，给田使耕，教以武技，世世隶属，谓之家奴，亦曰家丁。民户强壮可教劝者，谓之田子田丁，亦曰马前牌，总谓之峒丁。[13]

宋代的羁縻州峒主要隶属于邕州都督府、左江道和右江道所管辖的地区，居住着大量的侬姓和黄姓人群，他们从唐朝以来就已经内附于王朝国家。这些“种落”依据规模大小，被分为州、县、峒等单位，王朝国家对其采取羁縻政策进行统辖，对一些推举出来的当地人群首领，敕封“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峒、同发遣、权发遣”等官衔，使其内部有了首领和壮丁、主户和提陀的阶层分化，而且在田地分配方面也已经有了官与民的区分。在官、民之外，还有通过战争掠夺而来的“山僚”，以及通过购买而来的人口及其婚配生下的子女，则成为一种对土官具有人身依附关系、奴仆性质的“家丁”。而这些家丁和民户中被羁縻土官召集起来的强壮者，成为平时耕种、战时为兵的“峒丁”[14]。可见，“峒”在当时已经成为指称进入王朝国家羁縻控制体系下的本土人群居住的一种基本聚落单位。

汉文献中还常常提到与峒地人群之间有攻击和剽掠关系的“山僚”人群，如《桂海虞衡志》对其也有如下描述：

在右江溪洞之外，俗谓之山僚。依山林而居，无酋长版籍。蛮之荒忽无常者也。以射生食动而活，虫豸能蠕动者皆取食。无年甲姓名。一村中推有事力者曰郎火，余但称火。旧传其类有飞头、凿齿、鼻饮、白衫、花面、赤裈之属二十一种。今右江西南一带甚多，殆有百余种也。[15]

被称为“山僚”人群的居住区域是在右江的“溪峒”之外，他们靠近山林居住，并且没有作为首领的“酋长”，也不被纳入王朝国家的“版籍”，只有一些强力之人会被称为“郎火”，人群内部也并没有阶层的分化，由于没有头领，彼此互不统属，种类繁多。

由以上两则文献可知，在宋代，右江流域的“峒地”人群与“山地”人群之间，就已经在居住区域、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与王朝国家的关系方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而王朝派驻广西的地方官员也依据这些差异，对这一地域内居住的人群做出“官”（主户）、“民”（提陀）、“山僚”的族群划分。此外我们也可以发现，“峒地”人群与“山僚”之间并非没有流动，例如“以攻剽山僚及博买嫁娶所得生口”一句，就可知“山僚”人群与“峒地”人群之间会发生矛盾，互相攻击与剽掠，并且成为彼此奴役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