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绪论

一 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伴随着现代启蒙的开始而开始，它的价值理念是平等、自由、民主。妇女解放基本上是在男性启蒙者的引领下，为争取性别平等和反对性别歧视而进行的社会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女性自己的声音在文学领域“浮出历史地表”。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中，女性作家一直在女性主体书写和政治革命书写两条路上交错前行，20世纪的30年代，女性主体的声音在强势革命话语之下，不绝于耳。十七年文学中的《青春之歌》具有代表意义，但是这种女性之声更多地表现为革命话语。

新时期的中国女性文学的思想资源，并非都是来自后现代的女性主义思潮，它还承接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话语，实际上是“人性”之一种的本土化的女性思潮。[1]也就是说，中国1990年代女性文学，不完全是后现代的思想资源，也有来自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对于中国来说，女性文学在五四时期集中表现为争取平等、自由、民主等现代人权。刘思谦在《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一文中认为：“女性的现代性体现在女性基于人的觉醒而改变、超越封建的传统文化对自己的这种强制性命名和塑造，表现在由他者、次性的身份到作为人的主体性要求，表现在女性由依附性到独立性这一精神的艰难蜕变。”[2]女性文学的这样一种人文诉求在1980年代得到了新的体现。在女性的文本中，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蒙昧的二元逻辑还是象征性地蕴含在婚恋关系中，如王宇教授分析古华小说《爬满青藤的小屋》（1981）所揭示，文明的代表李幸福以启蒙者的身份对女人潘青青和孩子进行文明灌输，并最后把她们从“绿毛炕”这个愚昧之地带出去，女人接受了启蒙者的拯救。性别次序很明显，是男性启蒙了女性。[3]但是，潘青青的被启蒙和离开愚昧之地代表了她对文明的向往，而那个强壮的男人王木通则成为愚昧无知的象征，被潘青青遗弃。这个作品以是否拥有文明精神作为衡量优劣的首要条件，男女的性别次序还在其次。舒婷的《致橡树》（1979）则可以看到女性在获得现代文明之后，对独立人格和平等地位的要求。“以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是要求平等意识，这依然是现代性范畴下的伦理精神。之后女性作家的几个作品，如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我在哪里错过了你》和张洁《方舟》是在表达能干的现代职业女性走出家庭，寻找自己的社会价值时，来自男性世界的歧视和不理解，特别是《方舟》，一方面表现了女性个体在实现自我价值的时候，感情之路的孤独和寂寞；另一方面，也批判了男性对职业女性的不理解不支持。这几部小说引起了评论界的反响，开始就女性“雄化”问题展开讨论。这个问题可以一直追溯到前30年，“铁姑娘”形象成为时代的标杆。毛泽东1960年为女民兵所写的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基本上定型了“铁姑娘”的特点：女性通过向男性看齐，放弃女性的外形追求，以革命的方式进入国家主流话语，进入现代国家的历史之中。这是一种“女变男身”似的“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时代。“十七年”文学中的很多姑娘，如《苦菜花》里的娟子，《青春之歌》里成熟的革命者林道静、林红，《红岩》里的江姐等，都是在革命环境下塑形成功的“铁姑娘”，直到新时期的知青小说里，依然记录着“文革”时期支援边疆、与险恶的自然环境抗争的“铁姑娘”形象。应该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四十年的时间内，国家政治话语和现代性话语使得女性开始追求社会价值的同时，丧失了女性该有的女性特质。于是“女性气质”在这种“雄化”的讨论中成为问题凸显出来。相应的，女性文坛上开始出现了对“女性气质”和“女性意识”的追求。1984年，诗人翟永明发表了《女人》组诗，以“黑夜意识”来隐喻“女性意识”。也是在这个时候，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传入中国，中国本土对女性意识的寻找和一定程度上对男性的不满，与西方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体的张扬以及对男权的揭露和批判，发生了碰撞，中国的女性写作者也在女性主义理论之下获得了新的“人文启蒙”。[4]中国的女性文学的现代性特质渐渐发生转变，而到了1980年代末，陈染、林白这些具有较强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家发出了女性主义的声音。即使如此，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最早接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女作家那里，也是纠缠不清的，这种情况在19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中较为明显。

1990年代，后现代理论之一的女权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后，很快被中国女性主义者“本土化”了。这种“本土化”体现在三点。第一，她们认可父权文化是在社会和家庭领域对女性带来的不平等根源，所以意在解构“父权”文化，实际上就是“弑父”。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的女性作家沿袭了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解构男权逻各斯的后现代理念。第二，她们的作品是建构或者彰显女性的非理性主体为特征的，如林白小说《日午》《一个人的战争》，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一些欲望主体，而非现代理性主体。第三，从这些女性小说的写作风格来看，“参差对照”和绵延感性的写作方式，也体现出女性文学特有的美学特质。[5]然而，从另一方面看，1980年的中末期传入中国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结合在一起，对于女性自身来说，她们的现代性启蒙的工作并没有彻底完成，平等、自主、独立和个性自由的现代性理念在五四时期并没有彻底实现，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女性的“性觉醒”态度上[6]，而女性主义思潮的传播，正好使得中国的知识女性借助这股思潮完成未竟之事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致力于女性主义创作的作家，是参与了现代性的启蒙工作的，尤以陈染为代表。她的小说《破开》中关于“建立一个真正无性别歧视的女子协会，我们决不标榜任何‘女权主义’或者‘女性主义’的招牌，我们追求真正的性别平等，超性别意识”的宣言，就说明了这个意思。而且她在著名的散文演讲稿《超性别意识》中，多次为“真正的现代女性”命名和定义，她的作品也践行着她的宣言，1990年代是陈染文学创作的黄金期，她用大量小说作品写出了现代女性面临的身体情欲困境和社会生存困境，个人主义价值观之下的现代女性在官僚体制和男权体制下，是那么的孤独无助，在情感和社会领域都找不到归处，但是又“无处告别”，这正是带着传统文明的底色走来的现代女性的生存尴尬。从以上意义来说，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并非都是后现代性的信徒和实践者，她们本身也是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游移徘徊。

1990年代的女性小说，对于男性和女性性别关系和伦理有三种态度，从而形成了大致三种宏观的婚恋关系倾向。第一种是“女性主义”作家，她们基本上持有比较激进的女权意识和男权批判意识，这一时期的陈染、林白、海男等女性作家的大部分作品，徐小斌、池莉、徐坤等的一部分作品，带有女性主义的色彩。这些作家在19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可以这么说，她们是以边缘的姿态进入文学的主流，特别是在1990年代中期，这批具有“主义”倾向的作家在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推动之下，成为先锋军，颇为风光。这些被归为“女性主义”的作家以一种对传统两性伦理扬弃和反叛的精神书写婚恋关系，作家们在写婚恋关系时，往往表现出男女关系的对抗性和不平衡性，“破裂”成为婚恋关系的关键词，两性之间的裂痕不仅体现在对待婚姻的怀疑态度上，也体现在向往爱情而不得的悲剧命运上。另外，在对性的态度上，女性主义作家们赋予“性”更加复杂的意义，性、婚姻、爱情这本来应该合而为一的两性关系形态，在她们笔下，彼此分裂难以合一。

第二种是那些1970～1980年代就已经在文坛上占据江湖地位的女作家，她们带着自觉的“女性意识”继续着她们的创作，有一点不同于第一类作家的地方在于她们即使专注于女性文化谱系的建构，或者在历史场景中书写女性的生命经验，她们都以一种“第三性”的视角来看待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甚至她们坚持一种传统的态度和伦理精神诠释着现代社会的婚恋关系。铁凝曾经说过：“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作‘第三性’的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景况。”[7]无独有偶，张抗抗在为《红罂粟丛书》做跋的时候，也表达了她温和的性别态度：“只有当男人和女人都能真正像个人似的活着时，女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女人……‘红罂粟丛书’——是不是一次勇敢的自我正视呢？或者率真的自省、坦诚的自我剖析等待。不仅对女人、女作家，还有女性文学……于是，‘回到女人去’，‘重新学会做女人’，这些今日女性梦中的渴望，对于女性文学的发展来说，亦将是一次新的契机。我曾在多年以前对‘红罂粟’发生过兴趣，借着‘红罂粟丛书’，我再说：女人是爱与美的人格化，但在象征着女人的红罂粟所派生的良药和毒品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8]就创作主体来说，这种创作方式是一种兼顾两性视角的态度。1990年代中后期，淡化女性主体意识，以两性的主体间性的视角书写婚恋关系，一定程度地消解了“女性主义”写作的时代意义和叛逆精神，使得小说表现的婚恋关系获得一定程度的平衡和持久。

特别需要提到女作家迟子建。她的创作在1990年代，甚至在今天，都是一个“另类”。说其另类，主要是因为她的许多小说，尤其短篇小说创作是古典主义的，带着田园牧歌般的基调，如《亲亲土豆》《清水洗尘》《树下》等，作品里的婚恋关系多美好而和谐，这在1990年代书写婚姻关系破碎的情况下，她的作品是少有的，值得深究。

而第三种是那些抱持“超性别写作”的作家，她们不关注性别问题，而是将写作聚焦在知识分子的命运、某一段历史情景和文化的再现，抑或是反映现实的大众生活。这样的作品如方方的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祖父在父亲心中》，作品关注的是“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自我认同和生存问题；徐坤的一些关注1990年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小说《先锋》《热狗》《白话》《呓语》等；池莉的一些表现武汉市民生活的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生活秀》《来来往往》等，在这类作品中，因为她们在写作中坚持现实主义的写实精神，作者的性别意识和性别立场很隐蔽，甚至有些偏向于社会主流立场，即使如此，那些许的女性意识也总是潜在地影响到人物关系特别是婚恋关系的表现。

后两类的女性写作与前一种具有批判精神的写作形成对比，在一定程度上使两性之间断裂的力量在现代性为主流的社会现实面前得到了黏合。本书所要揭示的，正是在1990年代的女性文本中，不同话语是以怎样的态势对抗、交织、耦合于女性的创作中，女性话语和男权文化如何在作家的作品中进行着较量，又如何交融混杂，呈现出复杂的状态，从而造成了婚恋关系之间的断裂，又促成了婚恋关系的弥合。

从整体来看，19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为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路起到了助力作用，1990年代的女性创作和整个1990年代的文学创作在话语选择上，呈现同构的趋势，这种同构性体现在现代性话语与后现代话语对女性创作的综合影响。

二 1990年代女性婚恋关系书写的话语背景

对于1990年代女性写作来说，我们需要考虑她们所受的话语制约，也就是说，1990年代有哪些主要知识体系影响了她们的婚恋关系书写。这些知识类型有哪些特点，它们对女性写作婚恋关系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女性主义的批判意识

“女性主义”（feminism）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产生的理论思潮，中国学者将“女权主义”译作“女性主义”，这种译法最早应该来自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张京媛的翻译，[9]实际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女性的温婉含蓄，避开了西方女权主义的锋芒和强硬。另外，这种翻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历史原因，那就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知识女性对“女性意识”和“女性气质”的追求。新时期，中国的女性作家渐渐开始寻找“女性意识”。张辛欣的小说《我在哪里错过了你》（1982）就是在讲这个问题。一个有才华的女编剧遇到了一个充满魅力的男导演，女编剧爱上了男导演，男导演除了对女编剧的才华颇为赏识之外，对女编剧整体上表现出的“中性”气质并不欣赏，最后两人未能走到一起。在1980年代，这种反省女性气质的作品为数不少，这一脉应和着当时寻找“男子汉”的文化风潮。所以，“女性主义”这个译词的出现和中国本土文化有着很大的关联，它体现了从西方话语到中国本土化的一个接纳过程。但是，就是这个词，在社会、文化和文学领域频繁出现，成为1990年代的一个关键词。1990年代的女性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

那么西方的女权主义话语有什么特点呢？在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传入中国，并在1990年代繁荣起来的西方女权主义话语，是西方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的产物，发生的主要时间段是1960年代后，这次浪潮不像第一浪潮那样只是在寻求女性的政治权力，而是从文化和性别的角度对西方传统的知识体系进行质疑和解构。也就是说，第一次浪潮是女性政治权力的获得，而第二次浪潮则深入西方根深蒂固的男权知识体系，从思想文化上对男权文化进行釜底抽薪的批判和解构，这其实是女性运动的一个更深入的体现。这样的特点，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化思潮是相契合的，这次运动也深深地影响了文学界，西方的女权主义写作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第二次浪潮的引领下活跃起来，并出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延续的时间从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后期。也就说，当西方文学界的女权主义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文学界的女将正好拿到了接力棒。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文学是现代启蒙文学的一部分，她们的创作理念和现代知识体系要求的平等和民主是一致的。但是1990年代的文学则有很大不同，因为它所受的话语影响是西方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是以解构和批判男权文化为特征的思想文化运动，按照王侃对“女性主义”的理解，他在确信女性主义是后现代思潮的一支之后，肯定了1990年代女性主义写作的“批判”精神是“（90年代）女性小说的基本主题，‘批判性’则是其主导的话语风格”。何为批判，在这里引用王侃的解释：“作为一种批判话语，1990年代的女性小说试图对我们的文化生态中以男性为表象的各种文化结构或文化本体进行拆解，以揭露在不同文化层面里或隐或显的性别政治。与以往的女性写作不同的是，1990年代的女性写作在批判性上所做的努力显然更彻底、更全面，更具集体性、方向性。”[10]就婚恋关系的书写来说，1990年代的女性作家的批判意识表现在对男权话语控制的婚姻形式进行了质疑和解构，坚持爱情在两性交往中的核心价值。她们也解构了男权话语控制的传统性伦理，让女性从传统性禁忌中解放出来，甚至从婚恋关系的被动性中解放出来，不但完成了女性性启蒙的现代性任务，而且以激越的“性”书写进行了性别上的革命。

（二）写实主义的生存写真

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的基本的创作方法之一，一直是文学家们最热爱的文学表现方式。它以真实再现客观世界为主要特征，写作要淡化创作主体情感对外部世界的渗入，至少不能因为作家的主观意识影响作品对现实的真实呈现。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界掀起了先锋文学运动，先锋文学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模仿和再造。而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完全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背道而驰。先锋思潮一开始的时候带着启蒙精神和社会批判意识，但是，到了后期，先锋主义文学更看重创作文本，重视文学的形式感，追求表达技巧，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上，越来越向艺术性倾斜。即使在先锋文学成为文坛风尚的当口，中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依然如常青树一般，与天马行空的先锋文学形成鲜明对比。这股现实主义被评论界命名为“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品是刘震云的《单位》和《一地鸡毛》，女性作家的作品有池莉的“人生三部曲”等。从总体来看，女性文学对“新写实主义”的贡献要更大一些，张欣、皮皮、王安忆等都是其中的猛将。“新写实主义”的“新”，并非新在写作没有作家情感和意识介入的“零度写作”，更多新在所表现的内容和作家看待生活的态度立场。这类型的小说主要是表现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而这种日常生活又是烦琐的、无趣的、重复的、沉闷的，人物所有的理想和不在日常生活轨道上而旁逸出的情感和想法，都被沉重的日常生活掩盖和规训。关于“新写实主义”，应该说，在中国的作家们大多向西方看齐的时代，中国本土的现实主义创作，以表现中国小市民真实的生存状态，有着重要的文学价值。而对于女性文学来说，以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源自中国的本土经验，在1990年代初，随着先锋派的落潮，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毋庸置疑地成为1990年代写作的主要写作类型。不论是王朔的“新写实主义”，还是倾向回归传统文化和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品，如《废都》和河北的“三驾马车”，文学界基本上都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重现时代精神、社会变迁和性别真相。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现实主义文学对女性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一时期，很多女性作家以女性的视角写女性，但是她们的作品并非一味的赞美女人和批判男人，相反的，她们在用冷静客观的眼光去审视女性，在建构女性谱系的同时，她们写出了女性的复杂性，也就是说，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让女性超越了性别意识，把女性人物写得立体浑圆。铁凝早在《玫瑰门》（1989）书写家族母性谱系时，就开始冷眼审视这些家族女性，写出了这些女人的虚伪、冷漠、自私和欲望。徐小斌的长篇小说《羽蛇》在宏阔地勾勒一个母性家族谱系的同时，写出了女性的心计和自私。无论是母亲玄溟如何费尽心思用尽伎俩把交通大学的高才生陆尘纳为女婿，还是安小桃这个集美艳、温柔、淫荡与偷窃于一身的女子，如何将一个有社会使命感的青年烛龙骗取为婚，徐小斌都写出了女性本身的弱点。在陆羽、丹亚和乌金这些女人身上，我们看到了爱和同情的力量，而作品中的知识男性，徐小斌多把他们写得单纯、无辜、安静、平和。《羽蛇》扉页的题记如是说：“世界失去了它的灵魂，我失去了自己的性。”这句话反映出这一时期女性作家所具有的人类终极关怀的思想高度。

1990年代的女性写作，虽然她们带着性别的眼光，带着“女性意识”，但是，写实主义的精神和对性别关系的冷静审视，让她们的创作少了理念性的“主义”，多了现实的厚重和真实，而后者，使得这些作品超越了性别话语，延伸了作品的生命力和艺术价值。需要说明的是，在1990年代的女性创作中，除了少数几个作品带有“女性主义”宣言书性质和性别寓言意味外，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带有这种生存写真的现实主义效果。所以，有人因为1990年代性别意识的自觉而否定1990年代女性文学的文学价值和思想深度，那同样犯了性别主义的错误。

（三）人文主义的理想情怀

在1993年到1996年，中国文化界展开了一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参与讨论的有上百篇文章和数百位学者。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最早发起于1993年第6期《上海文学》发表王晓明和他的研究生的对话体讨论文章《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王晓明在文章中指出，文学出现了危机，主要表现在文学杂志开始转向，文学的质量也在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在减少，批评家的趣味也在改变，总体而言，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在下滑，中国出现了人文危机。[11]这篇文章被数家媒体报刊转载，就此展开了中国学术界和文学界的讨论。讨论者基本上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市场经济和商业大潮，加速了人们实用主义的价值追求，引导一切向经济利益看齐，公众道德坚守下滑。这一派主张知识分子要坚守人文精神、坚守知识分子的“道统”。关于何为人文精神，陈思和认为，人文精神是“一种人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12]。

另一派站在大众立场，不承认1990年代有人文精神失落的说法，他们从维护自由经济和大众文化的角度出发，反对向钱看就是人文精神的失落说，如王蒙和王朔，而另外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则从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的角度，否定第一类知识分子重建人文精神的幻想，认为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人文精神不过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末最后的“神话”，持这一观点的如张颐武、陶东风等新锐学者。

从中国文化的实际走向来看，后者的预见是正确的，以1993年为界，大众文化决胜精英文化，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战胜价值理性和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和他们坚守的“人文精神”退居边缘。在文学界，张承志和张炜的小说成为1990年代具有人文精神和理想情怀的代表作家，但张承志在1990年代末写的《心灵史》已经是神学之作，张炜的小说倒是一直坚持着知识分子的理想精神，一直坚持着不媚俗的独立精神。

以“人文主义”思潮去考察1990年代的女性文学，需要对人文主义做出一个界定，广义的人文主义就是一种以人为本，对人类命运、幸福与痛苦，对人的存在价值和尊严的强烈关怀和承担责任的精神。从这个广义的定义来看，1990年代的文学都可以包含进去。文学就是人学，所以，文学是一种人文学科，搞文学创作的人当然就是人文主义者。除了以上特点之外，还需要根据时代特点对1990年代的“人文主义”文学增加内涵，以缩小外延。如果说人文精神是1980年代文学的核心话语，那么，从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时代对比中，似乎能看出中国本土的人文主义的特质，那就是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更偏向精神；在生存与理想之间，更偏向理想；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更偏向形而上；在道德理性和情欲非理性之间，选择道德理性。如果从这种二元取舍中去认识中国文学的人文特质，那女性文学中的人文精神便清晰了许多。就女性文学表现出的婚恋关系来看，爱情成为她们最具人文情怀的书写。如果说婚姻意味着对凡俗无趣的日常生活的认同，爱情则是具有超越日常生活的理想性。1990年代的女性作家在小说中表现出的对爱情的执着，实际上代表着她们的不灭的理想精神和对婚恋关系的美好憧憬，而这，正是女性文学最具人文精神之所在。爱情总是遭遇实用理性和身体欲望毁灭，而失去爱情的理想性和精神引领意义。小说对爱情关系的这种书写，正反映了在1990年代，人文精神是如何被逼迫到边缘的。但是，谁也不可否认，爱情关系在作品中的出现，已经表明1990年代，我们的女作家依然对人文精神怀有执着。而这股力量，就充当了1990年代文学园地的“麦田守望者”。

（四）消费主义的市场制约

1990年代的中后期，“消费”成为时代的另一个关键词。市场经济和商业大潮使得社会繁荣了很多，物质生产极大的发展，便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物质便利和追求时尚成为大众新的生活情趣增长点。“消费”的意思就是个人对商品的购买和使用，一个以消费为主要经济增长点的社会便是一个消费社会，相应的消费文化也便成为消费社会的重要文化表征。迈克·费瑟斯通这样定义消费文化：“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消费社会的文化，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消费运动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他认为消费文化“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13]虽然说消费行为是商品经济时代人们共有的一种行为，但是女性主义者注意到，从性别角度来看，在消费行为中男女的分配比率是不同的，有分析指出，女性比男性的消费热情要高出很多。1990年代的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1990年代的出版业走向市场，作为市场的主体自负盈亏，因此企业生存成为头等大事，只有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文学作品能够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便会受到出版企业的青睐。如果把文学这种精神产品当作一种大众化的消费产品，必然要增强它的可读性和通俗性，这样，就会一定程度降低它的审美价值和独创性，所以陈晓明说：“文学艺术与消费社会之间的关系主要呈现为一种适应同化的形式，文学越来越趋向于成为消费社会的一部分，它与流行音乐、时装表演，影视广告等量齐观，文学与文化的界限也愈来愈模糊。”[14]

女性文学宿命般地加入了这场消费文化的生产，女性文学连同女性作家一起作为消费品，被男权文化主导的大众文化所消费。整个过程是很奇妙的：“在文学成为消费品以后，女性写作有着主体和客体的两重性：既是商品的生产者，又是商品本身。女性写作本身是一种主体活动。可是因为女性的作品经常与她们的生活经验紧密相连，读者或者文化消费者在消费她们的作品时，也在消费她们。她们成了消费客体。”[15]对于1990年代的中国女性写作来说，有一部分年轻的自由撰稿人，为了迎合消费者，一方面突出两性关系中性表现的力度，一方面在图书出版时进行商业炒作和包装，以增强知名度。20世纪末关于“美女作家”的图书出版和商业炒作算是一个突出的案例，这成为消费文学在1990年代末上演的一场闹剧。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棉棉的《糖》几乎同时出版，引起文学界不小的风波。但是对于这两位美女作家来说，确实借着炒作的力量大赚了一把。关于这两本书展示出的大胆且带着狂欢意味的颓废生活和两性关系，正是写作者为了迎合大众消费而刻意为之的。1990年代的女性作家，面对广大的图书市场，自己的创作或多或少的都受到了市场消费的影响，这种影响深入文学生产的各个层面，包括小说的思想内涵，包括小说的叙事策略，也包括小说的出版设计等。1990年代春风文艺出版社策划推出了《布老虎丛书》系列，这是那个年代难得的畅销书，市场效果不错，参与丛书创作的大多是知名且严肃的女作家，比如铁凝、张抗抗、皮皮、赵枚等，这些长篇小说基本上兼顾了通俗可读性和艺术性。

消费主义的写作倾向对女性文学的婚恋关系表现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对婚恋关系的物质基础——性的泛化书写，小说加大了两性之间的性爱场面的书写尺度，这是为了迎合消费趣味；另一方面，就作品的婚恋关系来看，因为小说人物受消费主义的影响，在两性之间，婚姻和爱情走向边缘，两性关系变成了以性享受为核心的情欲关系，婚姻或者爱情往往成为空中楼阁，虚空而幻灭。以情欲之性为基础的亲密关系的建构往往不够坚固，没有理想之光的爱情使得男女之间关系变得越来越陌生，走向稳固和谐婚恋关系的反面。如果人类婚恋关系的伦理滑落到纯粹的感觉层面，没有情感和理性因素的参与，那其实意味着两性亲密关系的终结。

（五）古典主义的传统情怀

1990年代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年代。在历史上，保守主义文化一派的发展总是曲曲折折，特别是在现代启蒙的时代，保守主义往往被看成现代文明的羁绊，是需要对抗和排斥的“他者”。到了1990年代，保守主义却得到了一个复兴的机会，这其中既有后现代文明对现代文明反思后的文化选择，更有中国自身文化的策略。保守主义的复兴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一个集中表现便是“新儒学”的广泛发力。[16]虽然此学说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庙堂”之思，但在文学领域，这股传统文化回归的思潮亦不容忽视。早在1994年，文学批评家孟繁华就敏锐地看到了这股“回望”的思潮，并将其命名为“新文化保守主义”。[17]在文学创作中，这个时期出现了以余秋雨为代表的“大文化散文”，实际上是借着历史和名胜的回访，重新回溯中国古文明和历史；1990年代中期“陕军东征”势头强劲，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相继出版了他们的长篇力作《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废都》，三部作品讲述的故事有很大反差，但作品却都无一例外地体现出了对传统文化的归依和思慕。另外，1980年代以先锋著称的几个作家，如余华、苏童、莫言等也开始一种“新历史主义”的写作，这一写作方式虽然采用的是“后现代”的视野，但故事都发生在中国历史时空中，大多是中古时期的历史，也有近现代史，甚至是共和国初期的历史，但是这种书写历史的风潮不能不算作对传统和古典的一种反思和追慕。

女性作家们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回望传统”的创作潮流之中。王安忆“新历史主义”代表作《长恨歌》，在文坛口碑甚好，并获得“茅盾奖”，另外她1990年代其他几个重要作品《上种红菱下种藕》《富萍》《乌托邦诗篇》在精神向度上都体现出一种“古典主义”的追求。作家铁凝小说《孕妇和牛》以及21世纪初的作品《笨花》也有着一种“中正”而“和谐”的审美追求。另外，徐小斌、张梅等也开启了她的“新历史主义”的创作。张抗抗长篇历史小说《赤彤丹朱》也写得是古典爱情。作家赵玫的长篇历史小说《朗园》《武则天》《高阳公主》，作品表现女权贵们在传统女德与个人欲望之间的挣扎，有着反思传统的精神向度。上海女作家须兰的“新历史主义”作品具有清新的一面，如《闲情》《樱桃红》《银杏，银杏》等，表现出古典爱情的韵味——就是那种忠贞、痴情和诗意的爱情。在1990年代的迟子建，在女性文学史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成为古典主义精神的最杰出代表。迟子建的古典情怀体现在对当代乡土生活，特别是两性生活的温情表达上。

如何界定“古典主义”？借用目前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定义是比较合适的。陈世骧在《论中国抒情传统》里说：“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抒情传统。”王德威又将这个传统延伸到现代文学，认为在现代小说中依然保持着这种带着古典文学特征的抒情传统，“抒情小说”这一概念，就包含了小说与中国“抒情传统”的内在联系。中国现代抒情小说，以沈从文为典型，他的乡土小说对田园牧歌般的生活追求具有很强的古典特征。之后出现的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依然是抒情传统，再到当代著名的风情小说作家汪曾祺，作者的古代“士大夫”的情调，作品的抒情意味，都呈现出一种古典主义的旨趣。可以这么说，“抒情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表现出一种纯正的古典之风。而前文所列作品，正是1990年代的古典主义话语对作家们深刻影响的结果。

“古典主义”对于以上提到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而言，其影响力是显性的。对于女性的婚恋书写而言，这种对待传统的态度深刻地影响着她们作品中关于婚恋关系的表达。对传统持敬畏和归依态度的女作家，往往倾向建构一种和谐、稳定的婚姻关系，对爱情的表达则更体现一种情深义重的古典主义情怀。所以，在1990年代女性婚恋叙事中，那些美好的爱情和婚姻故事，一定是出自这群具有古典主义情怀的女作家之手。

以上五种话语力量纵横交错地影响着女作家婚恋叙事的言说方式。女性主义、消费主义和古典主义是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立场，而人文主义和写实主义更倾向于现代性话语。从总体来看，传统作为一种或潜在或显在的话语力量，对于女作家而言，是一种深刻而巨大的隐性影响力，即使在所谓的“新新人类”的小说作品中，依然可以发现传统力量对主人公的行为所产生了拉扯力量，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焦虑和矛盾。因为，对于现代性话语而言，越是要挣脱传统，就越会在作品中把传统作为一个“他者”去对抗，从而在作品中呈现一种传统与现代对抗的态势；而对于具有后现代精神的创作来说，传统，就像泥中之沙一样，总是在不经意间散落在女作家的思想和叙事之中，成为她们在后现代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精神支柱。

三 本书研究思路和写作意义

（一）写作意义

19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的女性文学也走向繁荣，这个时期的女作家空前壮大，并且受到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也就是被研究者定为“女性文学走向性别自觉的时期”。女性是男女两性中的一极，从1990年代的文学现象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中国女性在现代文明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上，女性生存的主要空间被圈定在私人领域，家庭是女性的主要活动场所和社会性别角色定位点。但是1990年代的中国女性，被空前地安置到公共领域，在社会职场中发挥主体作用，与男性一起承担着社会生产活动。无论两性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两个领域进行着怎样的亲密合作、广泛交流，抑或是激烈竞争、公然对抗，而婚恋关系的最终落脚点必然是私人性的。鉴于以上的阐释，本书截取1990年代的女性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小说文本中表现的婚恋关系，其意义体现在以下三点。

（1）通过对1990年代女性小说文本的阅读，透过女作家的文学想象，考察作品呈现的婚恋关系，可以发现在性别意识、时代特征、话语影响以及创作主体个性等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之下，婚恋关系呈现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进而考察中国女性文学所拥有的书写状态和精神向度，更全面客观地勾勒出1990年代的文学图景，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成果和资源。

（2）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初到1980年代较稳定的婚姻关系，1990年代，中国的婚姻出现危机，离婚率迅速上升，有研究结果显示，1990到2000年这十年的离婚率，增长率逐年攀升，到了1996年，被当时的研究者称为“离婚大革命”的一年。这种变化显示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人家庭观念的巨变。这种社会现象，在1990年代写实题材的女性小说中表现频繁。本书通过对女性小说的研究，可以获得一些社会学的资料，特别是当我们把文学作品中的婚恋关系分析与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因素以及人物的社会身份、阶层和性别意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对婚恋关系的聚散离合和复杂多变也便会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理性认知。本书试图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婚恋关系进行文化的剖析，归纳出具有社会学甚至人类学意义上的结论和判断。

（3）婚恋关系的和谐发展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的美好愿望。而1990年代却表现出婚恋关系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在19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中，性别之间的对抗空前严重，这是性别压迫在历史中长期积累的结果，在女性意识觉醒的时候，这种性别之间的不平等性必然造成男女两性间的矛盾激化，甚至以非理性的暴力方式解决这种性别对抗。婚恋关系的不稳定性小到对个体、对家庭，大到对社会、对人类，都是不利的。于是，我们在分析1990年代女性小说所表现出的婚恋关系的复杂性时，也怀着对婚恋关系最美好的夙愿，去考察作品中所体现的较为稳定和谐的男女关系，并通过这些稳定的两性模式的分析，探寻可以让婚恋关系保持稳定和平衡的来自社会文化、个体性情、伦理道德的元素，进而思考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如何使人类的婚恋关系摆脱性别上的对抗和敌视，走向稳定和平衡。这是本书的一个终极意义。

（二）概念和研究思路

婚恋关系是一种通俗的说法，也被称为两性关系，或者亲密关系，是指以性吸引为核心的男女之间的关系，这是人类关系中最古老、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它是人类最基本的两类社会性别，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基础性关系。性别差异和性别次序是考察人类婚恋关系的一个基础性维度。所以，本书不回避性别视角，任何研究两性关系的话题都离不开这样一个视角。因为研究对象仅限于女性文学，男女两性的权利和地位关系也必然影响小说作家对于婚恋关系的表现。前现代社会基本是男权社会，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女性作为第二性位列在第一性之后，这是性别上的等级制。这一性别的不平等到了近现代，被人类所发现，特别是被女性揭示，并为争取性别上的平等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西方社会的女权运动从18世纪就陆续出现，到了20世纪的60年代，出现了三次高潮。中国争取性别平等之路与西方不同，中国社会对男女平等意识的追求，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是现代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的成立，为男女平等确立了制度保证，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平等更多表现为性别特征的模糊。1980年代开始，在新启蒙精神的催化下，中国的女性知识精英开始有意识地发掘女性的性别特质，兼顾性别差异性和平等性。[18]到了1990年代，中国女性思潮空前活跃，因此，这个时期成为中国社会最关注婚恋关系的十年。考察1990年代的女性作品中的婚恋关系轨迹，就是希望从知识女性所建构的“可能世界”中，探讨她们对婚恋关系的态度、想象和期许，从而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寻求男女婚恋关系的和谐平稳之路。

两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可以分解出不同的关系类型。首先，从社会习俗角度，主要体现在婚姻这种常识性的两性关系模式之中。婚姻是人类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男女关系模式，是人类最为传统的文化习俗。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婚姻一直是古代社会唯一的男女亲密关系模式，以婚姻维系的家庭关系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基本的社会基础，直到现代社会，这种唯一性依然存在。时至1990年代，女性作家对婚姻的态度各不相同，这实际上体现出女作家们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这种不同的态度，必然在小说中演绎出不同的婚恋关系态势和模式，这将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其次，从人类审美和生存理想的角度看，两性亲密关系表现为两情相悦的爱情模式。在文学作品中，爱情是文学家们热衷的题材，并被语言艺术家们想象建构为具有人文情怀和审美情怀的伟大人类情感，在1990年代的女性作品中，不乏情爱表达，当然，这种爱情叙事充满了时代的印痕，作为两性关系的情感升华——爱情，也是本书的焦点之一。最后，婚恋关系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物质内核，那就是性，如果说前两项带有人类特征，而性则体现出人和动物的共性，体现出婚恋关系中的本能因素。在1990年代的中国现代转型时期，婚恋关系里的性有了更为复杂和多元的文化意义，性除了是婚恋关系的一个纽带和物质核心，还同资本、消费、物质欲望等其他因素联系在一起，在婚恋关系中考察性的文化意蕴，通过性看婚恋关系的状况，这是本书研究婚恋关系的第三个焦点。

从理想的角度来说，婚姻、爱情和性，这三者在男女的亲密关系中本应该三位一体、和谐统一的。对于农耕时代的传统婚姻，社会和经济因素是婚姻的核心问题，婚姻中的性承担的主要职能是繁衍后代，婚姻里的性合理合法，爱情通常在婚姻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现代观念下的理想婚姻，爱情和性都不可缺少，爱情往往出现在婚姻之前，性与爱情的关系更为密切，柏拉图式的爱情在女作家笔下虽然令人向往，但情欲却不可抵挡。之所以把这本该三位一体的亲密关系要素分解开来，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在1990年代的女性小说中，这三种要素往往是错位和独立的，这种状况正好说明了现代婚恋关系存在的问题，把它们分别讨论，并在两两对比联系中，突出婚恋关系中的问题，并思考这些问题背后的社会原因和话语背景。二是出于本书构架的考虑，这三个要素基本上反映了人类对亲密关系要求的三个层面，婚姻是亲密关系的社会层面，爱情是亲密关系的审美层面，性是亲密关系的物质层面，本书从这三个层面入手，能够把握1990年代女性小说世界中的婚恋关系概况。但是，婚姻、爱情和性这三个要素本身在亲密关系中很难截然分开。从理论上来讲，在传统社会，爱情和性都包含在婚姻形式之中，到了现代社会，爱情和性可以独立于婚姻之外存在，单就爱情和性来说，二者可以重合，也可以单独存在于婚恋关系之外。但是无论怎样，人为地将两性的亲密关系的各要素拆解会为本书的写作带来不便和难度，因为在探究一个要素时，必然会牵扯此一要素与彼一要素的关系，很难截然分开。对于这种难题，本书的写作策略是专章研究某一要素，而这一要素与其他两个要素的关系，也将在本章择其要点加以阐述。本书最后还为“姐妹情谊”这种突出的性别现象设立专章，作为1990年代写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姐妹情谊和亲密关系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辨析清楚这种联系才能全面把握1990年代女性小说的精神向度，也是对更为宽泛的婚恋关系的探究。

另外，还需对本书的研究对象——女性文学作一个介绍。虽然学者们对女性文学的定义各持意见，但是，从文学创作主体性别的角度将女性文学从文学总体中分离出来，是目前女性文学界普遍认同的一个做法。本书研究的1990年代的女性小说，是女性文学的一个分支，是从文体的角度把女性文学中的重要一部分作为研究对象。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的区别。女性主义文学是指深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影响，具有强烈的性别意识，并以批判男权文化，建构女性主体性为特征，并由女性书写的文学。把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做出区分，是因为即使在“性别意识充分自觉”的1990年代，依然有很多女性作家拒绝或故意回避“女性主义”，也可以这么说，虽然她们有性别意识，但是并不认同“女性主义”理论，她们更多的时候，是按照个体的生命体验去写作，当然，这种体验一定也带着性别的特点和时代的特色，但是，与充分理论自觉的“女性主义文学”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在1990年代的整个女性文学中，女性主义文学只是女性文学的一部分，甚至从作品和作家数量来看，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因为她们“主义”的特征，使其在局部领域显得尤为突出。在讨论1990年代的女性小说的时候，虽然将女性主义思潮作为对女性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文化思潮，但也同样看到其他文化意识形态对女性文学创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本书的研究并非单一的性别视角，更是一种大文化的全景视角。

注释

[1]贺桂梅：《女性主义批评的三种资源》，《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

[2]刘思谦：《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

[3]王宇：《性别书写与现代性认同》，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162～170页。

[4]持这种观点的有屈雅君，参看屈雅君《执着与背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第35～40页。

[5]董丽敏：《作为一种性别政治的文学叙事——以张爱玲的“参差对照”为个案》，《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6]徐仲佳：《性觉醒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兴起》，《中国现代性爱叙事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63～80页。

[7]铁凝：《铁凝文集》之四，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第1页。

[8]张抗抗：《永不忏悔》，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第351～353页。

[9]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0]王侃：《历史·语言·欲望——19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主题与叙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25页。

[11]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第1～17页。

[12]陈思和：《关于“人文精神”的两封信——致坂井洋史》，选自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第150页。

[13]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第165页。

[14]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第431页。

[15]柏棣：《消费》，苏红军、柏棣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213页。

[16]此观点可见1990年代大量的研究“新儒学”的论文，如黄玉顺《当代儒学复兴运动与现代新儒学》，载《学术界》2006年第5期；蔡翔海：《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内涵、意义与困境》，载《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17]见孟繁华《文化崩溃时代的逃亡与归依——九十年代文化的新保守主义精神》，载《中国文化研究》1994夏之卷（总第4期）。

[18]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