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代重庆的商品贸易
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就已从不同的角度关注清代重庆的大宗商品输出入贸易，并一致认为，从乾嘉时期开始，重庆就已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发达的水运条件，与国内诸多地区建立起频繁的贸易联系，并发展成四川乃至整个长江上游地区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交易中心。[40]然而，对于这个市场在重庆开埠前后商品结构和贸易总量的变动趋势，至今尚未有贯通的研究。本节即选取了这个市场中较为重要且与后文的论述密切相关的几个长距离大宗贸易门类进行考察，以勾勒出孕育清代重庆商业制度的独特的市场环境。
（一）粮食贸易
这类贸易可以分为“米谷贸易”和“杂粮贸易”两大类，下面分别叙述之。
第一类，米谷贸易。
清初，由于移民的到来和垦荒政策的实施，四川的粮食生产迅速增加。至晚到雍正年间，四川就已经发展成中国一个新的粮食生产基地。[41]对于清代川米外运的具体数量，学者们考证的结果各不相同。王笛根据乾隆年间四川人口、耕地、粮食总产量及消费量，估算出当时四川剩余的米粮“除去留作他途和运往滇黔外，每年能够沿江东下的大概有150万石”。[42]邓亦兵根据夔关所征收的粮税数额断定，“乾隆时期，川粮外运年平均在300万石以上”。[43]王业键等认为，雍正时期湖南每年输出米谷500万石以上，“四川的输出能力即使不超过这个数额，也不致低得很多”。[44]而谢放则估算，雍乾时期川米外运量最多的时候，“每年500万～1000万石也是有可能的”。[45]另外，王纲全面辑录了《清实录》和嘉庆《四川通志》中关于川粮外运的记载，并提出从雍正四年至嘉庆十一年（1726～1806），川米流入的范围包括两湖、浙江、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北京、山东、安徽、福建诸行政区。[46]总而言之，无论上述哪一家的算法，都足以证明清代前中期川米外运的数量是极其可观的。
当然，这些粮食中的相当一部分属于“官买官运”或“官买商运”[47]，其调拨、购买、运输和发放等环节不同程度地为政府所左右。但是随着川米外运量的增加，政府也越来越倾向于以自由贸易的方式实现省际粮食调配，准许米商在四川的集市和官仓购买粮食，自行外运。乾隆皇帝还屡下诏旨，蠲免运粮船的关税，并禁止沿途税卡的官员拦阻粮船。[48]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清代四川米谷贸易的顺利进行。
由于输入川米量最多的几个省份几乎都位于长江中下游，因此作为长江航道水路运输枢纽的重庆便成为出川米谷的“换船总运之所，所拨谷石数倍他邑，既备本境之用，兼资邻省之需”。[49]位于长江航道上的夔关，也是重庆水路外运米谷必经的榷关。自乾隆十九年（1754）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该关每年平均征收粮税达26248两，约占其年税收正额的1/3。[50]可见，雍正至乾隆时期，重庆的米谷贸易确曾盛极一时。
第二类，杂粮贸易。
在清代的重庆市场上，“杂粮”应该是指除稻米之外的所有粮食种类。[51]从笔者所掌握的《巴县档案》案卷来看，清代重庆市场上的杂粮大多来自大小两河沿线的诸州县。[52]如道光十二年（1832），“有何双发由合州等处装运胡豆、菜子船靠金紫门河坝”；[53]又如道光二十年（1840），江津县民刘廷秀“运麦来渝发卖”。[54]而在当时，江津和合州分别是大河沿线和小河沿线最重要的粮食集散市场。[55]所以，这些粮食应该是产于大小河沿线诸州县，经江津、合州转运后来到重庆。而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杂粮行商刘文远也提到，有“无行无帖米滚数人，冒充行户，每在大小两河私相买卖”。[56]这更印证了重庆市场的杂粮来自大小两河的判断。
从《巴县档案》来看，清代重庆市场上的杂粮也同样销往长江中下游各地。如道光四年（1824），王益美在诉状中称自己“在渝坐庄贩卖山货杂粮运楚，交伙收售”；[57]又如道光十一年，船户范开科“装渝号李祥兴胡豆四百余石，载汉交卸”。[58]与此同时，集散在重庆市场的杂粮也销往四川境内其他州县。如嘉庆十年（1805），毛思贵“贩买麦子三十七石二斗，有船户向天估、文老七、谢老五载装前往叙州府”。[59]又如道光十二年，何双发称“自买杂粮于前月三十日雇舡装至金紫门外河坝发卖……有小河客江姓与蚁承买”。[60]
尽管在雍正至道光时期，重庆的米谷和杂粮输出一度非常兴盛，但是道光之后，这项贸易进入了一个急剧衰歇的阶段。在巴县的地方志中，再也没有关于粮食贸易的记载。笔者所查阅到的光绪二十年（1894）、二十五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重庆牙行的验帖记录，也不再出现从事粮食买卖的杂粮行。[61]这与王笛所提出的嘉道以后，四川“粮食日益紧张，因而输出越来越少，最后基本断绝”的结论大致吻合。[62]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宣统年间，重庆的粮食输出又有短期的回升。据重庆海关调查报告记载：宣统二年，经重庆海关出口的豌豆为20499海关担，小麦为8303海关担；宣统三年，经重庆海关出口的小麦达到148949海关担。[63]但此时粮食输出的数量已经不能和雍正、乾隆时期同日而语。
（二）棉货贸易
在清代的重庆市场上，棉货包括棉花、棉布和棉纱三个种类，下面分别叙述其贸易变动情况。
1.棉花贸易
在清代，棉花已经成为四川人民制作衣被的主要原料，但是重庆所处的川东地区棉花产量极为有限。[64]民国时期，吕平登在《四川农村经济》一书中列举了四川省棉产量较大的县共31个，其中位于川东经济区之内的仅有大足县，且年产量仅为30担，居于此31个产棉县的最末流。[65]即使川东每个州县均能达到这一标准，整个川东地区的棉产量也仅在年均1000担左右，余下部分只能依赖外地输入。这样一来，重庆又成为清代川东地区最重要的棉花集散市场。
清代重庆市场上的棉花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来自湖广地区，经长江主航道运抵重庆的“广花”。清代的重庆活跃着大量的湖广棉花商人。至晚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湖广商人即组成了“丝棉行”，并在上清寺设置公所。[66]而在嘉庆六年八省客长上呈县衙的牙行清单中，全城12家棉花行均为湖广商人开设。[67]又如光绪五年（1879），白花帮与千厮门脚夫帮重新订立了脚力钱标准，其中明确提到“千厮门路远坎高，家乡广花加钱贰文”。[68]这都说明，来自湖广地区的棉花在清代重庆棉货市场上曾大量行销。
另一个是产自陕南地区，经汉水、渠江、嘉陵江运抵重庆的“西花”。如嘉庆十九年（1814），太平门码头的湖南茶陵籍脚夫与陕西籍脚夫即因争背“西帮棉花布匹”而发生殴斗。[69]又如光绪五年，棉花商浩敬等人在诉状中称：“职员们系陕西人，来渝贩卖棉花生理。”[70]但是相比而言，“西花”在清代重庆市场上所占的份额明显低于“广花”，因为汉水和渠江的货物运载量远远低于长江主航道。而位于嘉陵江和渠江交汇处的“西花”转运口岸——合州，“经营花行的只有几家，业务进行亦颇简单”。[71]
清代重庆的棉花贸易量经历了大幅度的变动。嘉庆九年（1804），棉花商唐仁和在诉状中提到“每日（朝天门）码头上下棉花四五百包不等”。[72]依此计算，朝天门码头每年交易的棉花就达到14.6万～18.25万包。以每包100公斤计，[73]仅朝天门码头每年交易的棉花就达到1460万～1825万公斤。[74]英国领事禄福礼也曾在一份报告中提及，1886年从长江航道运抵重庆的棉花达到15万包，[75]以每包100公斤计，即为1500万公斤。而据重庆海关统计，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民船经厘金局运入重庆的棉花为18.7万海关担，[76]约合935万公斤。从这些粗略计算的数据可以看出，从嘉庆初年至光绪末年，重庆的棉花贸易量出现了明显减少，而且这一变化大约开始于重庆开埠之后。重庆海关1893年的年度报告提到：“本年经由海关进口的原棉数量再度下降，据报经厘局的进口数也同样减少”，“本城的棉花商行损失惨重，有几家已经破产”。[77]但是从《巴县档案》的案例来看，这个过程可能是渐进的。因为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千厮门茶陵脚夫帮还将背运棉纱的“力轮”顶当给散夫左兴发等，本帮脚夫专门背运棉花，到了宣统二年（1910），才因“棉花入境减少”，极力要求将“力轮”收回。[78]
2.棉布贸易
据徐新吾估算，1840年，以全国总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每年消费土布约为3丈，折合标准土布1.5匹。[79]又据曹树基对清代四川人口的分府考订，嘉庆二十五年（1820），川东经济区的人口总数约为760.3万人。[80]由此可以推断，在19世纪中期，川东地区每年大约需要棉布2281万丈，约合标准土布1140.5万匹。[81]而在19世纪，全川的棉花年产量仅有30万～40万石，[82]约合棉布272.7万～363.6万匹，[83]还远远达不到川东一个地区的要求。如果再考虑到川东之外依靠重庆市场提供棉布的地区，供需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于是，棉布成为重庆市场上又一个重要的贸易门类。
在咸丰以前，重庆市场上的棉布主要是国内生产的土布，大致有三个来源。一是来自湖广地区。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布贩陈致和即状告吴成观等“上游一带河中截买广船布条”。又如嘉庆十五年（1810），重庆城山货行和广货行因争夺棉花和棉布的专卖权而大兴讼端。山货行称：“蒙恩辕主断令千厮门每年帮给广货行差银四十两，准蚁等山货行代卖楚布。”[84]可见，“楚布”原是由专门经营湖广地区货品的“广货行”独家经营的，[85]其来自湖广地区更是毋庸置疑。
二是来自陕西。如嘉庆十九年（1814），陕西商人关允中即在诉状中提到：“民等西帮所运花布药材杂货等项来渝……”[86]这一部分棉布应是从陕南地区，经汉水、渠江、嘉陵江运抵重庆，与上文所述的“西花”相同。但这些棉布究竟是由陕西本地生产，还是由陕西商人在湖北襄阳一带收购，目前尚不清楚。
三是来自重庆本地及其附近州县。据说在鸦片战争前，重庆已经有一些专门纺织土布的手工机坊，“江北的刘家台、巴县的南岸和石桥铺等地，都是机坊比较集中的地区”，有些农民也“以织布为主要副业”。[87]而在道光二十年（1840），染房主周庆泰等也在诉状中提到，他们的店铺“各在广安州收买该地地产小白布，装回渝城，自染装运发售”。山本进的研究指出，为了避免区域经济过分依附于全国市场，18世纪后半期四川本地的棉布生产逐渐抬头，形成了一种“输入替代”的格局。[88]这与上述史料的记载比较吻合。
咸丰以后，“洋布”逐渐进入了重庆的棉布市场。[89]据深入了解清代重庆布匹贸易的人回忆，清代重庆洋布贸易的发展大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90]第一个阶段是咸同年间。这一时期，重庆市场上出现了10多家专营洋布的字号，但是由于太平天国战争阻断了商道，货源紧张，而且各字号的资本额较小，经营规模受到限制。第二个阶段是光绪初年。这一时期，重庆的洋布商号已经发展到30多家，布匹的种类有了明显的增加，销场有了明显的拓展。从事洋布中介贸易的“广货铺”应运而生，一般字号的资本额大多增长至白银3000两左右。第三个阶段在光绪中期。此时，全城已经有60多家洋布商号，资本额平均在白银6000两左右。所销布匹的品种更加繁多，除英国货、印度货之外，日本货也渐有销路。第四个阶段在光宣年间。这一时期，涉足布匹业的字号已经增至90多家，大字号的资本额一般在白银万两以上。由于轮船被用于川江航运，克服了一直困扰着洋布贸易的运输难题，因此洋布的贩运和经销更趋旺盛。
关于咸丰以前重庆土布贸易的规模，由于没有确切的贸易统计数字，因此难以估计。而咸丰以后洋布贸易的规模，不同立场的人则有不同的描述。了解这一贸易的中国人认为，咸丰至宣统时期是洋布倾销重庆市场，逐渐排挤国产土布的时期，从事这一行业所获得的利润比其他行业丰厚得多。[91]关注这一贸易的外国人则认为，在重庆开埠以后，洋布贸易的发展并不特别令人满意，要开拓并占据这个市场绝非易事。1892年至1898年重庆海关年度报告的撰写者不断抱怨：“在一些经营布匹的商人看来，重庆的订货量几年来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92]“完全有理由相信，外国纺织品永远只是供西部各省富户消费的奢侈品”；[93]“布匹的消费量不太可能增长，尽管目前不令人满意”；[94]“当地人认为外国布匹是做工很次的料子”。[95]那么，清代重庆的洋布贸易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笔者根据重庆海关1891年至1898年的洋布贸易统计数据制成图1-1，以便进行观察。
图1-1 1891～1898年重庆洋布进口总量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重庆海关1891～1898年年度报告，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第79～98、164～289页。
从图1-1可以看出，在有确切海关贸易统计数据的1891年至1898年，重庆市场上的洋布进口总量基本上是保持平稳的，除1891年和1894年较低外，其余年份的进口总量均在60万匹左右。当时，重庆市场每年仍输入一定数量的湖广土布，1892年的海关统计数据为150万码，约102973匹[96]。显而易见，与洋布的进口量相差极大。但是根据上文的估算，仅川东地区每年需要的棉布就达到1140.5万匹，相当于重庆洋布年进口总量的十几倍。如果考虑到重庆市场的洋布还要销售到川东以外的地区，这个差距更大。也就是说，当时川东及其周边许多地区的居民，穿用洋布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上文提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对于洋布贸易的描述，实际上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洋布贸易的真实状况。那么，在土布输入急剧收缩、洋布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当地居民制作衣被的需求如何得到满足呢？这就涉及当时重庆棉货贸易的第三大类商品——棉纱。
3.棉纱贸易
棉纱是织布的主要原料。光绪中期以前，重庆市场上的棉纱主要是农村家庭自纺的土纱。“那时，每当逢场之日，农妇们便将自纺土纱向棉花摊子易棉。”[97]光绪中期以后，洋纱逐渐进入重庆市场。到目前为止，笔者所看到的关于重庆大规模进口洋纱最早的记录，是在1882～1890年宜昌海关年度报告中。该报告称，在这些年份中，重庆洋纱的进口量“从微不足道的地位一跃而成为四川进口洋货中最重要的一项”。[98]笔者整理了重庆海关年度报告中关于重庆棉纱进口的数据，制成表1-3、图1-2，以反映从1890年至1898年重庆棉纱进口的种类、数量及其变动趋势。
表1-3 1890～1898年重庆棉纱进口量统计
图1-2 1890～1898年输入重庆市场各国棉纱数量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重庆海关1890～1898年年度报告，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第164～289页。
从表1-3、图1-2可以看出，在1890年至1898年，印度棉纱在重庆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英国棉纱进入重庆市场最早，但是贸易量一直较小；日本棉纱的进口量和中国棉纱的输入量在1897年后明显增加，其中中国棉纱的增长势头尤其迅猛。从图1-2还可以看出，1896年以后，中国棉纱和日本棉纱的市场需求都变得更加旺盛。
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当地居民消费习惯的改变两个方面。
从表1-3可以看出，在1895年之前，重庆的棉纱市场几乎是印度棉纱和英国棉纱“一统天下”。当时，英国商人尤其看好印度棉纱的市场潜力。他们反复强调，“本地纺织者已意识到印度棉纱的价值”，[99]“印度棉纱目前易于站稳脚跟”。[100]尽管他们也注意到湖北和上海生产的棉纱已经开始进入重庆市场，但是仍然非常自信地预言：“不必担心这些产品会对印度和英国棉纱产生严重的竞争”；[101]“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棉纱会在很大程度上博得公众喜爱”。[102]但是在1897年前后，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英国人惊奇地意识到：“中国的纱产量目前正迅速增长……也在寻求西部省份的销路。”[103]而在1898年，他们则非常失望地声称：“中国棉纱正稳步逼近”，“这项贸易从孟买转到上海纱厂主的手中是决不能令人满意的”。[104]
这种形势的转换主要取决于各国棉纱质量和价格的变动。在1895年以前，印度棉纱在这两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重庆海关年度报告中提到，“用印度棉纱织出的布接近土布，因而更适合保守的中国人的口味”，[105]而且“原棉纺成纱后，加上成本就比进口纱贵”。[106]相比而言，中国棉纱和日本棉纱都各自存在问题。至少在1895年，中国棉纱还被英国人断定为“质地粗糙不均匀，且不耐磨，这些都使其没有资格参加竞争”；[107]而日本棉纱虽然“洁白而柔软”，却“价格过高”。[108]但是在1898年，情况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上海棉纱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改进，已经“含有70%的优等原棉”，而且同等质量每包价格较印度棉纱低20～30元。[109]湖北棉纱虽然质量不及上海棉纱，但生产程序也在改进。[110]正因为如此，印度棉纱面临国产棉纱日益严峻的竞争。
由于棉纱质量和价格的变化，当地居民的消费习惯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洋纱引进之初，重庆居民对洋纱的使用大多限于“在用土纱织布时，用印纱作经”。[111]但是到了1897年，重庆棉布“部分地甚至完全是用进口纱织的”。[112]而从表1-3可知，1897年正是印度棉纱、中国棉纱和日本棉纱输入量空前迅猛增长的一个年份。
关于1898年之后重庆的棉纱贸易，笔者目前尚未看到全面的统计数据，但是可以推断的是，之前出现的市场竞争加剧和当地居民对棉纱的依赖性增强这两个趋势都持续了下来。1906年，重庆海关称：“棉布和棉纱的需求量一直很大……特别是棉纱，增长了36%。”[113]虽然没有确切的贸易数据，但是在一年之内贸易量增长36%，显然反映了重庆市场异常旺盛的棉纱需求。但是在这种增长之中，市场竞争的格局却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首先，是印度棉纱的衰退。1908年，印度棉纱的提货量从353419海关担下降到296497海关担，[114]英国人沮丧地承认“从总体上说，印度棉纱已坚持不住”。[115]另外，还有日本棉纱的推进。1910年，其进口量从17621海关担增加到55605海关担，[116]因为“买主喜欢日本货的品种多样化”。[117]更加明显的是中国棉纱的强势进逼。1908年，尽管印度棉纱进口量锐减，英国人仍然认为“几年前认为本地产的棉纱将取代进口纱的观点，几乎无法证实”。[118]但是到了1911年，英国人终于放弃了先前的乐观态度，被迫承认“各种洋纱的进口量都继续下降，它们逐渐被土产棉纱所取代”。[119]
综上所述，由于重庆及其周边地带大多属于缺棉地区，因此在整个清代，其棉货市场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依赖性。大致上说，是从完全依赖国内市场转变为越来越多地依赖国际市场。这一变化从咸丰时期初露端倪，在重庆开埠之后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总的来说，这种变化并不是国产棉货节节败退、进口棉货步步紧逼的过程。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洋布、洋纱排挤国产棉花用了很长的时间；洋布虽然成功地排挤了国产棉布，但在市场上的普及程度并不特别高；洋纱的输入量虽然一度相当可观，但是最终面临国产棉纱严峻的竞争。由此可见，在清代的重庆棉货市场上，价格机制和当地居民的消费习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洋货的输入，致使这个市场的结构尚没有经历急剧的突变。
（三）土特产贸易
土特产是清代重庆最大宗的贸易输出品，主要包括药材和山货两个大类。“山货”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含义。[120]根据《四川省之山货》一书对清代四川山货种类的记述，[121]笔者认为，清代重庆市场上的“山货”应该是指重庆及其周边地区所出产的畜产品和林产品，这些商品的生产大多依赖山地独特的气候和生态条件，销售时往往不经过加工或只经过比较粗糙的加工。而在本书所考察的时段，药材和山货的贸易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
国内贸易主要是通过“本地贩运商—牙行—外地收购商”的运销渠道完成的。乾隆十六年（1751），重庆共有山货牙帖55张，药材牙帖8张，占全城牙帖总数的39%。[122]嘉庆六年（1801），重庆共有山货牙帖38张，药材牙帖11张，占全城牙帖总数的45%。据此推测，在清代中前期，山货和药材是重庆市场上的大宗贸易商品，而且在这段时期，其贸易量很可能呈上升之势。
然而在光绪时期的重庆牙行验帖记录中，却未再看到山货行的记录。原本由山货行经营的商品，有的已经独立成行（如笋子、干菜），[123]有的则逐渐被药材行抢夺（如枳壳等）。[124]与此同时，药材行的贸易量却出现了明显的攀升。光绪二十五年至三十一年，重庆药材行的数量一直保持在23～24家，[125]相当于嘉庆初年的两倍有余。宣统元年，药材和干菜两行向县衙缴纳的更换商业执照费用就高达白银8000两。[126]除药材牙行之外，当时的重庆还出现了许多药材栈房和私人经纪，在同治十二年（1873），据说就已达到“经纪数千，老少万计”的规模。由此可见，在清代中后期，重庆的药材贸易和山货贸易有逐渐合并的趋向，而且在整个城市商业中的重要性也随之提升。
除此之外，用作染料的蓝靛也是土特产贸易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乾隆十六年和嘉庆六年，重庆靛行的数量一直保持在8家。乾隆至道光时期的重庆还形成了一个由靛行和贩靛客商共同组成的“九河靛帮”。道光九年（1829），该帮公产数额已达到“计抽厘金三千余金，合前收厘金约有六千余两”。[127]可见，当时重庆城的蓝靛贸易量是非常可观的。光绪时期，重庆的蓝靛贸易似乎有所衰退，从光绪二十五年至三十一年，重庆靛行的数量一直保持在3家，但这项贸易仍然是当时重庆土特产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
重庆大规模出口土特产始于光绪十七年（1891）重庆开埠之后。其所出口的商品包括“普通商品”和“鸦片”两个大类。但是根据重庆海关1891～1898年的贸易统计数据，当时重庆市场上每年输出的普通土特产商品总值远远不及洋货进口总值。具体情况见表1-4。
表1-4 1891～1898年重庆普通土特产出口总值与洋货进口总值之比较
从表1-4可以看出，从1891年至1898年，重庆普通土特产年出口总值一直远远低于洋货年进口总值，差距最小的年份是1894年，大约为39.5万英镑，差距较大的年份为1892年、1897年、1898年，都在100万英镑以上。
那么，出口与进口之间如此巨大的差额由什么来弥补呢？答案就是鸦片。在重庆开埠之前，英国人即断言：“食盐和鸦片是四川两大宗最重要的出产”，“（鸦片）销场已大为增广，其扩展希望几乎无限”。[128]而在重庆开埠之后，重庆市场上鸦片的出口货值总体上几乎呈飙升之势。请参见图1-3。
图1-3 1891～1898年重庆鸦片出口货值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重庆海关1891～1898年年度报告，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第79～95、164～289页。
从图1-3可以看出，从1891年至1895年，重庆市场的鸦片出口货值增长了20多倍。尤其是在1895年，其出口货值达到478410英镑。在此之后，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总体上保持30万英镑左右的年输出货值。
那么，鸦片输出贸易是否能够填补重庆市场上巨大的贸易逆差呢？请看图1-4。
图1-4 1891～1898年重庆鸦片出口货值和贸易逆差值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重庆海关1891～1898年年度报告，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第79～95、164～289页。
图1-4可以清晰地反映出，1891～1898年重庆市场每年输出的鸦片货值远远比不上进出口贸易逆差值。1894年以前，鸦片出口货值虽然一路飙升，但与贸易逆差值远不在一个数量级；在1894年和1895年，这两个数值曾一度比较接近；但是在1895年以后，进出口贸易逆差值又逐年攀升，与鸦片出口货值之间很快拉开了巨大的差距。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鸦片输出从总体上说还是无法填补这个市场巨额的进出口贸易逆差。
在1898年之后，没有系统的土特产出口贸易数据，但是1908年重庆海关年度报告中提到：在1904年至1908年，各项土特产出口贸易的增长幅度都十分明显，与1894年至1903年相比，增长幅度分别为“皮货265%，木耳250%，山羊皮235%，药材72%，野丝63%，大黄62%，绵羊毛45%，废茧19%，药土17%，猪鬃15%，鸡鸭毛15%，五倍子10%，大麻7%，乱丝头4%”。[129]这说明重庆市场仍然在不断增加土特产商品的输出量，以弥补进出口贸易的差额。
然而也正是从1908年开始，川督赵尔巽通饬各属，厉行禁烟。[130]从此以后，重庆市场不得不输出更多的普通土特产。如1909年鸡鸭毛出口量创最高纪录，比1908年增加了12%；[131]1910年，生黄丝出口从4970担增加到6395担；[132]1911年，“官府和商人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填补川省过去的大宗产品——土药消失引起的空白”。[133]然而效果似乎不容乐观。正如英国人的观察：“尽管一般出口贸易逐年增长，无法找到能够填补烟土空缺的突然而巨大的发展。”[134]
综上所述，清代重庆的土特产输出贸易是一个既针对国内市场，又针对国际市场的贸易门类。相比而言，国内贸易发展得比较平稳。尽管内部结构的调整幅度很大，但始终在国内市场上保持明显的优势，而在国际贸易方面则显得相当被动。为了填补这个市场巨额的进出口贸易逆差，一度形成了鸦片与普通商品并驾齐驱的贸易结构。但即便如此，仍然无法使这个市场的进出口贸易实现平衡，反而使土特产输出越来越受制于国际市场。
从本节的论述可以看出，除粮食贸易之外，清代重庆最主要的贸易门类都逐渐分化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两个层面。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棉货输入还是土特产输出，都体现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竞争或共存。在棉货贸易方面，竞争的动力来自国内市场不断提高的生产能力。在土特产贸易方面，共存的前提是四川省土特产品的传统优势。因此，尽管清代重庆的商品贸易面临国际市场的严峻挑战，但胜负仍然未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