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代重庆的官立牙行——数量变动与所涉纠纷类型

清代重庆的官立牙行存在时间长、涉及商业门类广，其发展情况殊难以简短篇幅概括，因此本节选择牙帖为主要的观察线索。作为官府授予牙人的经营许可和纳税凭证，牙帖最直观地反映了官立牙行数量和经营范围的变化；另外，在“定额牙帖制”[9]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府均主张对牙帖实行严格监管，所以保存下来的资料和数据相对比较翔实。

关于清代重庆牙帖的数量和种类，目前保留下来的比较确切的记载分属乾隆、嘉庆和光绪三个时期，具体内容见表2-1。

表2-1 乾隆、嘉庆、光绪时期重庆牙帖数量及种类统计

表2-1 乾隆、嘉庆、光绪时期重庆牙帖数量及种类统计-续表

从表2-1可以看出，在这150多年中，重庆牙帖的总数和种类都大幅减少。到光绪年间，保留下来的牙帖大多属长距离大宗贸易，包括从外地输入的大宗商品（如棉花等），以及大量输出的本地商品（如药材、笋子、靛等）。一些生产和销售范围主要限于本地市场的商品（如锅铁、酒、猪、纸），则不再领取官授牙帖。值得注意的是，在牙帖总数和种类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仍有一些商品的牙帖数量明显增加。如棉花，乾隆年间并无专帖，嘉庆年间已有牙帖12张，光绪年间更增至17张；又如药材，乾隆年间只有牙帖8张，嘉庆年间增至11张，光绪年间则增至24张。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重庆牙帖的变动趋势是：总体减少，局部增加；针对短途贸易的减少，针对长距离大宗贸易的增加。但是在清代重庆商品贸易持续拓展的情况下，官立牙行的数量和经营门类为什么反而大幅度减少？在清代中央政府严格限制牙帖变动的情况下，重庆官立牙行的构成又因何发生如此明显的变化呢？[10]从下文对乾隆至道光时期三类中介贸易纠纷的考察中，或可略见端倪。

本章所使用的中介贸易纠纷案例共51个，详情参见附录B。这些案件根据情节可分为三大类，分别是牙行拖欠或侵吞财物类纠纷、货不投行类纠纷、支应差务类纠纷。根据涉案双方的不同可分为七大类，分别是牙行与地方官府、牙行与外地客商、牙行与本地铺户、牙行与行帮、牙行与牙行、牙行与其他、私牙与其主顾。下面首先根据第二种分类，将51个案例列入表2-2，再根据第一种分类，进行具体的分析。

表2-2 乾隆至道光时期重庆中介贸易纠纷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