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明清时期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个历久弥新的史学研究课题
揭示明清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变迁,是海内外几代中国研究者不懈的追求。在中国,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1]到50年代至80年代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2]再到近年来对于传统经济的再评价;[3]在日本明清史学界,从二战前的“中国社会停滞论”,到近五十年来对于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生产、乡绅阶层、基层社会共同体、地域社会等问题的探讨;[4]在欧美汉学界,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中心观”的提出,[5]到80年代以来基于“公共领域”范式对于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6]再到近年来“加州学派”对于明清社会经济的重新评价。[7]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正经历巨大的变迁,这种变迁的表征、程度和性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和呈现。本书就是在一个清代城市——重庆的历史时空之中,从商品经济的视角,探究其间一百五十余年的经济和社会变迁。
(一)商品经济——揭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重要线索
从20世纪中叶至今,中外学界已经取得的对于明清经济和社会的新认识,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对商品经济的研究。回顾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明清商品经济研究大致沿着三条路径演进,每一条路径都发散出许多独特的研究领域,揭示出经济和社会变迁历程中不同层面的问题。
第一条研究路径由傅衣凌所开辟。一方面细致地描述各地市场的实况,尤其关注商业市镇;另一方面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特别关注商业活动中的人,探讨其流动过程、行为方式、组织方式、社会参与及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等。[8]在这一视角下,商业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而是一种既萌生于已有的社会结构,又引发种种社会变动的力量。由此生发出对商业市镇与商业社会的研究,反映出各重要市场节点的发育状况,以及商业化过程中社会的调适与躁动;对地域性商人集团(如徽商、晋商、闽浙海商等)的研究,反映出明清时期许多新的社会群体正依托商业崛起,它们数量可观,活动范围超越了传统的农村社区;对商人社会活动的研究,反映出商人正在积极地融入社会,而社会也非常需要商人的参与;对商人生活方式的研究,表明商人的生活绝不仅仅是“私人的”,而是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消费时尚、文化品位、娱乐方式和思想观念。
第二条研究路径由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所开辟,特点是借鉴地理学、人类学的方法将“中国”划分为以市场为纽带的九个大区,每个大区的基础是众多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就生活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与市场发生密切的联系。[9]循着这条思路,研究者们对于明清时期的中国市场进行了分区考察,每个区域内又细分为集镇、市镇、城市等不同的层级。横向上,各个不同层级的市场是怎样组织的?纵向上,各个不同的市场层级是怎样联系的?商品、资金、人力资源是如何流动的?目前,江南、华南、华北、西北、西南、华中等各个区域市场都有了相当数量的专题研究。另外,近年来十分引人瞩目的华北民间会社研究及华南庙宇、宗族、族群等研究都充分地考虑了商业和市场的因素,显示出商业和市场如何改变人们的身份,重塑社区的权力关系和交往方式。
第三条研究路径由吴承明所开辟,特点是借鉴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对中国市场进行理论性解说,着重探讨市场的宏观模式、局部运行机制,并结合计量方法勾勒重要的市场区域、关键商品的运销情况和市场的周期性变化。[10]在这一思路的影响下,近三十年来的商品经济研究特别关注大宗民生日用品(米、棉布、白银、商品性农作物等)的长距离贩运,透析出各级市场的容量、构成和变动趋势;对于新型商业运作方式(借贷、抵押、合伙、中介、行会等)的研究,体现出商业运作的复杂程度和商业制度的弹性与灵活性;而将商业放在宏观经济机制(如价格、经济周期、货币制度、赋税制度、国际贸易格局等)中进行观察,则使人们更充分地意识到商业作为一种经济因素,不仅植根于整个经济环境之中,同时也具有影响明清中国经济整体走势的能量。
由此可见,由于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将更广大的地理空间、更多的社会阶层、更复杂的商业运作包含在内,因此它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线索。不加分析地美化和夸大商品经济的作用固然是危险的,但若能排除成见,全面地占有资料,谨慎地得出结论,应该可以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获取更多有关社会经济变迁的信息。
(二)清代重庆——城市商品经济研究的独特个案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国内外学界越来越重视从城市的视角观察清代中国的商品经济。[11]这些研究总体上表明,清代的城市容纳了更大的工业生产力,聚集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商品,承载了数量可观的工商业人口,也给地方行政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城市研究可以说为认识清代中国商品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而清代重庆由于其独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因此在这一类研究中体现出如下的个案意义。
第一,研究重庆的商业有助于完善学界对于清代国内市场体系的整体认识。近二十年来关于清代国内市场的研究认为,随着交通(尤其是河流运输)条件的改善,18世纪中国的市场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整合。[12]重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的一座流通枢纽城市,它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拥有西南地区最便利的航运条件。沿长江东下可沟通华中地区和江浙地区,沿嘉陵江北上可连接陕西、甘肃等西部地区,在本书所考察的历史时段内,它已经发展成为长江上游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商品贸易中心。[13]然而,目前对于清代重庆商业和市场的研究无论是数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整体水平,都远不及对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的研究。这个区域市场是怎样组织的?它通过哪些商品、哪些运销渠道、哪些商人群体与外部市场取得联系?外部市场(尤其是长江沿线市场)的变化如何影响到这个市场的运行?这一系列问题都尚未得到清晰的解答。本书研究的重心虽然是市场运作而不是市场本身,但也希望通过特定视角的观察去检视既有的研究和思考未来可能的研究路径。
第二,在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段内,商业是重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体。在这个城市中,最重要的经济职能是商品运销,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是商人团体,[14]地方官府的财政开支越来越依赖商人上缴的税款和厘金,[15]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的生计都与商业直接或间接相关(如商品零售、货物搬运、船运、贸易中介、手工业、服务业等)。[16]透过商业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各色各样的人物粉墨登场,体会到他们之间的合作、冲突和竞争,整个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变迁也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来。
第三,清代的重庆是一个商业职能和政治职能并重的城市。它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商品贸易中心,也是川东道、重庆府、巴县三级行政机构的驻节地,同时还是长江上游至关重要的军事驻防地。[17]在这样的城市之中,商业是否与地方行政机构的日常运作和军事需求产生某种程度的关联?商人群体与政治权力之间会形成一种怎样的关系?与汉口、佛山等行政层级较低,政治、军事职能相对弱化的商业城市相比,清代重庆的商业是否经历了一个不同的发展轨迹?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四,作为一个新兴的移民城市,清代重庆的社会变迁有其特殊性。此前的研究认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最晚持续到嘉庆年间。[18]然而,重庆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嘉庆以后,仍有大量的工商业移民进入这个城市,包括商人、随客货船只到来的纤夫与水手,以及周边市镇、乡村甚至滇黔等地来重庆谋生的人。这就使得清代重庆的人口流动十分频繁,人口构成相当复杂,不同来源的移民必然会形成不同的社会组织,体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和文化背景。在商业运行的大背景中,他们各自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为了谋求共存,他们怎样相互协调?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另外,作为一个清代初年刚刚兴起的城市,它没有根深蒂固的地方势力,也缺乏众所公认的惯例和习俗,权力的生成、社会的重建和商业的发展几乎同时进行。所以权力如何介入市场?新型的市场如何参与塑造一个新生的区域社会?都是这个特殊的城市向历史研究者提出的问题。
第五,《巴县档案》为研究清代重庆的商业与社会提供了非常翔实的资料。[19]《巴县档案》是一部保存相当完整的清代县级地方历史档案,共11.3万卷,从乾隆十七年(1752)延伸到宣统三年(1911),包括大量的政府文告、诉讼案卷、行帮规程、商业契约、民间会社资料等,折射出的信息涉及商业运作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大量的诉讼案卷,约有88%为全宗资料,其中保留了原被告的姓名、籍贯、年龄、事件始末,许多案卷还有详细的口供、调解人的禀状、原被告的结状、地方官的判词等。从这些案卷中,研究者可以清楚地捕捉商业运作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以及具体事件和人际关系对于制度安排的微妙影响。另外,《巴县档案》还具有很强的连贯性,自乾隆十七年之后,每个时期都可以找到相当数量的案卷,尤以光绪朝最为丰富。有些案件持续数年之久;有时同一个人、同一个商铺会出现在不同时期、不同缘由的案卷中,年代较晚的案卷有时也会援引年代较早的案卷。这样一来,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线索,由此谨慎地复原一个发展变动的过程。
总而言之,清代的重庆就好像是一个“城市实验室”,而《巴县档案》则是由这个实验室生成的大量翔实的“实验数据”。本书即借助这些“实验数据”,探讨其市场、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这些机制或许是时代赋予的,或许是源于区域的个性,又或者时代的脉络和区域的经验根本不能截然两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