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佛教与中国文学的交融是多年来被普遍关注的研究热点，本书以《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佛教元素》为题，意在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与志怪小说之间的关系。佛教传入中国，是异域文化与本土固有文化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末儒家正统观念的崩溃和玄学的兴起，再加上长期战乱和社会动荡，为佛教的滋长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佛典得以大量翻译、本土佛教学人的著作纷纷问世、般若学不同学派相继出现，佛教也冲出了此前只在皇室宫廷和上流社会中流传的小天地，逐渐推向民间，得到空前的发展。民间信仰日益高涨，形成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佛教繁盛发展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创作颇有影响，志怪小说的特征、题材、主题等方面无不流露出佛光法影，且当时志怪小说还承担着宣法弘教的重要任务，出现了一批“释氏辅教之书”，宣明奉佛得福、因果报应等释家观念。可以说，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繁盛与佛教和佛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值得深入研究魏晋南北朝佛教与志怪小说的关系，本书力求展示这一时期完整、详尽的志怪小说面貌，进而寻求文学发展与宗教文化之间的深层规律。
一 学术史回顾
佛教的传入对中土社会生活、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兴盛的志怪小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不少志怪小说成了辅教之书。由于历史上对小说研究颇不重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无法与同时期的诗歌、散文等其他文体研究相比；纵观小说发展史，其同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等更为成熟的艺术作品研究亦是无法抗衡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集中在20世纪，主要包括文献的辑佚校正、作品文体与艺术表现研究、对小说史的系统梳理、对小说的历史文化分析和解读等内容。学者对志怪小说文体的探究，开始逐渐呈现出由零散到系统、由表及里的研究轨迹。下面对学术界的志怪小说研究做简要回顾。
（一）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综述
古代也有关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研究材料，如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有甚多零散考据，具有一定研究价值，但只言片语不成体系，尚未构成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真正开启现代学术研究的应当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受到西方学术研究影响，志怪小说研究逐步深入开展。
1.志怪小说的钩稽整理
被学界奉为圭臬之作的是鲁迅先生的《古小说钩沉》，于1909年秋至1911年底完成，对大量散佚并散落在各种文献中的自汉至隋古小说进行系统钩稽爬梳，主要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三志“小说家”为目录，并将未录入史书的也收纳其中，包括当时刚发现的敦煌唐写本类书残卷，共从八十余种古书文献中辑录了三十六种散佚小说、一千四百余则故事，共二十余万字，是近代研究古小说的基础文献。尽管当时研究条件落后，但鲁迅先生对文献的选取仍然十分慎重，注意去伪存真。郑振铎曾评价：“这是乾嘉诸大师用以辑校周秦古籍的方法。而用来辑校古代小说的，却以鲁迅先生为开山祖。而其校辑的周密精详，至今还没有人能追上他。”[1]广泛的搜集考证，使得《古小说钩沉》收录佚文颇为完善，征引广博，历代类书、笔记、训诂等搜罗殆尽。同时，鲁迅先生还注重文字校勘，所辑语义更为精恰流畅。这般系统梳理校勘令散落各处的唐前小说集中起来，基本呈现原书面貌，对于补充小说研究领域的基础资料起到了关键作用，此作一直沿用不衰。
著名目录学家、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系统考辨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讹误，书中涉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有《搜神记》二十卷、《搜神后记》十卷、《异苑》十卷、《还冤志》三卷，共四部，对内容、版本、作者等都做了翔实的考证。书中取材广泛、各家异同比较清晰、考证客观细致，在文学、文献学、历史学等方面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代学者对志怪小说的辑录校注进行了大量的重新整理，汪绍楹校注的《搜神记》（1979）和《搜神后记》（1981），均以清代张海鹏《学津讨原》为底本，进一步考订真伪。汪注《搜神记》录四百六十四条，补辑三十四条，第一次对《搜神记》进行全面梳理，是最为通用的、较为完善的本子，为后出各类本子参校。《搜神后记》录一百一十七条，补辑六条，汪氏在整理中发现不少条目的文字与唐人类书所引不同，反而同宋人著作字句相合，这与前人认为《搜神后记》为唐前古本相去甚远，其筚路蓝缕的开创过程及取得的成果为志怪小说整理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郑晚晴辑注的《幽明录》（1988）以鲁迅《古小说钩沉》为底本，补充若干条作为附录，按事类进行重新排序，并加新标题，便于阅读，同一故事有多种类书引述的则收录情节较为完整的。
郑学弢校注的《列异传等五种》（1988）以《古小说钩沉》为底本，校注了曹丕《列异传》、祖台之《志怪》、荀氏《灵鬼志》、戴祚《甄异传》、祖冲之《述异记》五部古小说，择善选取材料，分别收录五十一条、十五条、二十三条、十七条、九十三条，对作者、历代著录情况做了简介，并对六朝词语、史实、制度等都做了说明。范宁的《博物志校正》（1980）采用清代汪士汉校刻《秘书二十一种》为底本，后书因流传久远字句脱讹较多，范氏多次对全书进行梳理钩沉，校勘正误，是迄今关于《博物志》最完善的校本。范宁点校的《异苑》（1996）采用《津逮秘书》为底本，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加以校勘，共辑十卷三百八十二条，力求展现全书原貌。由于在明代以前官方没有收录《异苑》，今传本子出自万历年间胡震亨收录的《秘册汇函》，学界对《异苑》研究关注较少，仅散见在小说史中，尚未有专著研究，校勘和文学、思想研究不足。齐治平校注的《拾遗记》（1981）以现存最早最完善的明世德堂翻宋本为底本，选取类书参校，择善而从，订讹补阙，注释中标注史实、典故，简明扼要。唐宋时期《冤魂志》尚存，其后亡佚，今所见均为辑本，且书名在流传中多有变化，罗国威的《〈冤魂志〉校注》（2001）从各种典籍中去粗取精，共辑六十条，附六条佚文，并作笺释。三种《观世音应验记》在六朝和隋唐时期影响颇重，其后久佚，20世纪90年代通过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努力才从日本介绍回国，其文学和佛学研究价值颇高、意义重大，而且这部文献保存完整，有助于全面、完善地描绘古小说发展。孙昌武对原文进行过录整理、点校的《观世音应验记（三种）》（1994）使人重见原著面貌。董志翘的《〈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2002）则在文字、训诂等方面对本子进行精校，对中古的俗语词等的理解、断句标点等进行了重新梳理，参校资料更为丰富全面，对深入解读和研究此书做出了进一步贡献。鲁迅曾言《搜神记》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李剑国《新辑搜神记 新辑搜神后记》（2007）对二书作者、版本、文本进行逐条考证，发现存在大量辑入他书内容、正续书误辑或漏辑、校辑资料不全导致的辑文不完备或有误、妄改或误改文字、文字脱衍讹误等诸多问题。李先生重新对南北朝到元明清古籍中的记录进行一一考辨，仔细辑佚，并确定了从早、从众、干书优先三条原则，综合考量，谨慎斟酌，较旧本分别新增四十七条和八条，书后五个附录包括两书新旧本对照表，便于把握新辑本与旧本的异同。对校注也有诸多修改，新辑本资料详尽，考据严谨，其学术价值和水平颇高。此外台湾学者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文献整理工作，相关著作包括王国良《搜神后记研究》（1978）、《神异经研究》（1985）、《续齐谐记研究》（1987）、《六朝志怪小说考论》（1988）、《汉武洞冥记研究》（1989）、《海内十洲记研究》（1993）、《颜之推冤魂志研究》（1995）、《冥祥记研究》（1999），周次吉《神异经研究》（1977）、《六朝志怪小说研究》（1986），唐久庞《博物志校释》（1980）。这些著作多是偏重于对作者、版本、内容的文献和史料的考证，研究全面，资料运用更为广泛和可信。
在总集、选集的编撰和辑注方面亦有基础建设。
总集编撰主要有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五朝小说大观》（1926），全书选取魏、晋、唐、宋、明“五朝”传奇、志怪、志人等笔记杂书四百八十种共四百九十五卷，规模宏大，是明代以前的大型文言小说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吴曾祺编撰的《旧小说》（1933），选取汉至清末二百七十六部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1999），收录汉魏六朝小说二十一部，按照作者生活年代排序，每部作品前有校点说明，介绍作品、作者、版次等内容，编校精良，但概不出校。
选集有徐震堮选注的《汉魏六朝小说选》（1956），精选汉代两部作品，六朝十三部作品，共百余则具有代表性的故事，注重选材的艺术性和文学表现力，各类别小说均有代表作入选。每部作品均设提要，介绍作品、版次等情况，注释明确，便于阅读。刘世德《魏晋南北朝小说选注》（1984），选取了二十二部魏晋南北朝小说，共七十则故事，每部作品下先介绍作品、作者，每篇小说后有说明，为便于理解小说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后附有解释，注释字词。沈伟方和夏启良选注《汉魏六朝小说选》（1982）、蒲戟选注《古小说选》（1984）、罗宗阳选注《历代笔记小说选》（1984）、滕云《汉魏六朝小说选译》（上）（1986）、李继芬和韩海明《汉魏六朝小说选译》（下）（1988）等都是有一定影响的选注本，为普及志怪小说内容和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参考资料。选集多以选家喜好为择取标准，文本选注还有待进一步展开研究。
李剑国的《唐前志怪小说辑释》（1986）以缜密扎实的材料研究为基础，系统梳理唐前志怪小说的创作风貌，辑唐前志怪小说四十四种，按照历史发展编排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三编，考据严谨，材料之前均有叙录，介绍该书时代、作者、版次、著录等情况。凡底本有误的作品，参看其他版本及诸书所引校正，均出校语，文中注释多取原始资料，并标注出处。该书资料准确翔实，观点明确中肯，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唐前志怪小说进行辑佚汇编，取其精华以观志怪之脉络，是研究志怪小说的重要著作。所辑篇章都为代表作，尚有完善选篇之空间。
2.文学史所涉志怪小说研究
早期的文学史编撰中，很少对魏晋南北朝小说有所探讨。黄人（1866～1913）《中国文学史》完成于清末，开始用于东吴大学讲义，1907年出版成书，是以“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拓荒之作，著作中论及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内容较少，选录《拾遗记》25条、《晋事》3条、《博物志》13条、《搜神记》13条、《搜神后记》3条，所选皆为纯正小说，不涉佛道思想，作者做了大篇幅摘抄引录。林传甲（1877～1922）《中国文学史》（1904）是较早的文学史论著，未涉及小说。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918）仅有一章对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进行了简要分析，为志怪小说在文学史著作中留有一席之地。此外还有胡适《白话文学史》（1928），但未涉猎志怪小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是采用附入插图方式的文学史著作，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古代、中世、近代，侧重论述每个文学运动、每种文体或文学流派的兴衰，在第十九章“故事集与笑谈集”中提到了多部志怪小说，总体对唐前小说的发展、特色有所探讨。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41）是中国文学通史中重要的一部著作，全面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文学发展历程，采用文学观念、按照史学方法论述中国文学前后发展的源流关系。第八章中简述了“魏晋的神怪小说”，包括《青史子》《武帝内传》《搜神记》等，第十章中简述了《世说新语》《冥祥记》《拾遗记》等小说在观念形式和艺术表现方面的特征。当代研究中，章培恒和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1997）、袁行霈《中国文学史》（1999）等均有篇章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进行全面梳理，志怪小说在文学史中成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随着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内容和艺术特色关注增多，志怪小说在大文学史背景下地位逐渐提升。
与此同时，志怪小说专史研究开始起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呈现出专业系统的学术研究风貌。例如，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1920）、郭希汾《中国小说史略》（1921）等。后者翻译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的一节，列举了两汉六朝小说作品材料，但研究不够深入。对小说史真正进行深入研究的当数鲁迅先生，其于1923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开了小说史研究先河，书中有两个篇章系统介绍了志怪小说生成原因、作品内容和艺术价值等。1924年在讲义稿件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书。这两部著作系统梳理了中国小说发生、发展的脉络，分析并评价了作品的艺术价值。专门设有六朝志怪小说的研究篇幅，提升了六朝志怪小说在文学史、小说史中的地位，增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价值，为后世的志怪小说研究铺设了基石。此外，胡怀琛《中国小说研究》（1929）是早期影响较大的小说史研究著作，对中国小说在实质、形式、时代三个维度上进行分类和分析，在第四章晋唐小说一节中对六朝小说进行了考证和评价。胡怀琛《中国小说概论》（1934）划分为古代所谓小说、唐人的传奇、宋人的平话、清人传奇平话以外的创作、西洋小说输入后的中国小说等篇章，还原了中国小说发展的一般情况，在“古代所谓小说”一章中对《山海经》《西京杂记》《搜神记》《神仙传》等唐前小说做了重点介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志怪小说专史研究日趋丰富，八九十年代尤为繁荣，受到学术界充分重视。刘叶秋是从事笔记小说研究的学者，其著作《魏晋南北朝小说》（1961）是一部知识性通俗读物，旨在向大众传播关于文化遗产的基本知识，引起他们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兴趣，因此文字浅显通俗。全书系统地介绍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内容与类型、生长环境，梳理了小说发展的来龙去脉，对代表作者和作品进行逐一分析，并指出了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和作用。全书虽篇幅不多，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填补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研究的空白，也为后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的另外一部著作《历代笔记概述》（1980），论述魏晋到清代笔记小说的发展历程、类别和代表作品，对魏晋南北朝笔记做了分类与评析。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1984）是一部学术价值极高的专门史，将志怪小说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三个时期，地理博物体、杂史杂传体、杂记体三种类型，两条线索交错使得庞杂的作品得以系统归纳，该书条理清晰，梳理了唐前志怪小说的流变和发展情况。这部著作资料丰富、旁征博引、考证充分、论证严密，是文言小说研究中具有突破性的代表。从原书到多次修订版，一直是国内外研究关注的热点，是志怪小说研究的扛鼎之作。侯忠义《汉魏六朝小说史》（1989），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分为汉代小说、魏晋小说、南北朝小说三部分，后两个部分均分为志怪小说和逸事小说。从每一时期小说的兴盛原因、内容种类、艺术特征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展现汉魏六朝小说发展轨迹，注重宗教、社会、文化、经济等对小说的影响，揭示小说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小说分类建构了新的模式，这部著作是同时期研究中的代表作。此外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1994）、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1997）、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2007）等著作对魏晋南北朝小说发展现状做了较全面讨论。
3.志怪小说的文化研究
近年来对志怪小说的文化研究成果较多，代表性的有台湾学者王国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1984）。这是一部系统研究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与文化的著作，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为宏观概论，从历史背景、社会文化的视角对志怪小说的产生、发展、价值及影响等方面进行详细探究。中篇为内容分析，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按照主题分为八类，并逐一举例阐述，采用主题学研究方法进一步发掘志怪小说与民俗、宗教、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把握作者创作思想、创作原则和作品的艺术特征，为古小说研究开启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下篇为群书叙录，逐一考订五十五部志怪小说的作者、卷本、内容等，对真伪杂糅详加考辨。纵观全书，既有宏观视野，又有具象剖析，视角不局限于文学解读，更扩展到社会、宗教领域，使得志怪小说成为对魏晋南北朝社会风貌的折射。
李伟昉《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比较研究》（2004），在比较文学视野下平行研究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的异同，分析各自文化传统的本源。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2006），全书采用跨文化的多元视角，考察西域文化对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模式的影响，以及作品在题材内容、情节与形式三部分受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孙芳芳、温成荣《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探微》（2009）分为上下篇，上篇为小说分类和作品评析，探究古小说发展轨迹，下篇侧重对小说主题、艺术表现、审美等方面以专题方式开展研究。谢明勋《六朝志怪小说研究述论》（2011），分为回顾省思和研究举隅两部分，前者对台湾地区六朝志怪小说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后者多角度解读志怪小说文本。刘湘兰《中古叙事文学研究》（2011），采用叙事学理论和比较法研究中古叙事文学，在叙述角度、叙述手法和观念等方面进行考察。阳清《先唐志怪叙事研究》（2015）以唐前八代志怪文本为研究对象，从文献、问题、文学、宗教、文化五方面出发，对志怪叙事文学做了宏观和具象研究。
还包括多篇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魏世民《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嬗变》（2003），以历史发展脉络分三阶段分别阐述先秦两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及隋代小说的发展演变过程，梳理和总结其演变规律。四川大学袁武《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叙述者》（2009），以叙述学理论为工具，在魏晋南北朝小说文本中分析叙述者的叙述行为与社会、政治、民俗、信仰等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台湾“清华大学”苏曼如《六朝志怪中人的生命周期之主题探析》（2011）以六朝志怪中人的生命周期为范围，考察各生命历程阶段的人与异类的纠葛。
4.古代小说工具书的编撰
这一工作集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古代小说的基础研究提供了便利。程毅中著《古小说简目》（1981），收录汉至五代古小说三百余种、魏晋南北朝小说五十余种，编排上以类相从，附有书名和作者索引便于查阅。袁行霈、侯忠义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1981），是第一部文言小说书目，收录先秦至清文言小说两千余种，凡传统目录学中小说类列书，不论存佚，网罗收尽。此外还有侯忠义主编《中国历代小说辞典》（1986），刘世德主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1993），宁稼雨撰《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1996），刘叶秋、朱一玄、张守谦、姜东赋主编《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1998），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编著《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2005）等。
（二）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综述
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从宗教文化视角切入，特别是志怪小说与佛教连接的层面。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土扎根、逐渐扩大影响的重要时期，佛教的发展对中国思想观念、文学与文化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佛教教义的传播要借助文学这一载体，对六朝的文学演变带来重要影响，甚至出现了很多宣佛的“释氏辅教之书”。针对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佛教文学与志怪小说的关系等领域，学界也有诸多研究成果。
梁启超是我国较早研究佛教文学价值的，代表成果《佛学研究十八篇》是从佛学历史与典籍、中国印度佛教交通等方面进行梳理的文集，以现代新学阐释佛理，中西合璧、融古汇今，开拓了佛教研究领域。“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2]，他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是自身与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学与佛教之间的微妙关系不可忽视，为后人研究开拓了新空间。胡适《白话文学史》（1928）中有两个篇章论述佛教的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涉及文体、小说叙事形式、文学想象力等方面。此外还有鲁迅、陈寅恪，这些老一辈学者都是该领域的开拓者，他们的研究内容基本上涉及汉译佛典的文体特征及其对汉语文学的影响，佛经文学对小说的题材、叙事等方面的影响，还有中印文化比较研究，这些开创性研究，阐发了佛教文学的价值及其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确立了佛教与中国文学作为重要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郭立诚、周一良、季羡林、钱锺书等人关于佛教与中国文学之关系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宽，个案研究也较为深入，随后进入几乎停滞的状态。
至80年代，佛教与中国文学研究再度升温，出现了一大批学者以及他们高水平的论著。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1988），从汉译佛典及其文学价值、佛教与中国文人、佛教与中国文学创作、佛教与中国文学思想等方面宏观探讨中国文学在历史流变中受到的影响。第三章“佛教与中国文学创作”中，提及佛教主要在思想内容、艺术构思以及表现方法上对小说产生影响，以多则志怪小说事例进行分析。孙先生的其他著作中，《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1996）阐述了维摩与观音两种信仰在中国与文人居士、文学艺术之间的因缘，《文坛佛影》（2001）辑录关于佛教与古代文学关系的多篇文章，均涉及魏晋南北朝小说。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1990）认为佛经翻译与中国文学思潮是双向互动关系，第二章“志怪小说与佛教故事”中阐述了在历史变易中志怪小说留有佛教诸多痕迹。陈允吉的《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2002）、《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2010）辑录多篇文章，多角度研究佛学对中国文学之影响，但对志怪小说涉猎不多。王晓平的《佛典·志怪·物语》（1990）从翻译学、接受美学等方面对汉译佛典、志怪小说与日本物语进行对比研究。孙逊的《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2000）上篇按照时代脉络论及古小说至宋元讲史各部分与宗教的联系，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部分探究了志怪与古代鬼神崇拜之间的关系。张庆民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通论》（2000），按照宗教信仰分为古代宗教志怪小说、道教志怪小说、佛教志怪小说三类，分别考论宗教发展状况、志怪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志怪观念、小说范型。王青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与神话》（2001）第四章对观世音信仰、《冥祥记》中佛教教义的渗透做了深入探究。普慧的《南朝佛教与文学》（2002）第七章深入讨论了佛教教义、譬喻故事对志怪小说叙事和内容的影响，系统梳理了其内在联系，此外其《中国佛教文学研究》（2012）、《中古佛教文学研究》（2014）均有相关论述。王连儒的《志怪小说与人文宗教》（2001）对历代志怪小说做了全方位综合性研究，分两个篇章对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中的道教养生和佛教惩劝做了分析。龚贤的《佛典与南朝文学》（2008）考察佛典对南朝各种文体的影响，专设有志怪小说一章。
论文方面，蒋述卓的《中古志怪小说与佛教故事》（1989）从志怪小说的故事结构、情节和类型等方面的承袭角度，探究佛教文学对志怪小说的影响。吴维中的《志怪与魏晋南北朝宗教》（1990）透析志怪内容和文体如何反映当时宗教信仰风潮，对道教、佛教等宗教思想在志怪中的渗透方式逐一进行分辨。张跃生的《佛教文化与南朝志怪小说》（1998）以四部志怪小说为蓝本，析理志怪小说和佛教文化的交涉。普慧的《佛教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2002）尝试从佛教教义与志怪小说情节、叙事方式的关系角度进行分析。博士学位论文方面，陕西师范大学刘惠卿的《佛经文学与六朝小说母题》（2006），引入母题研究方法，归纳出三类七种母题，研究佛经与六朝小说之间的流变关系。山东大学李大伟的《佛音缭绕的六朝文学》（2009），第四章对佛教与六朝志怪和志人小说的关联试做分析，并解读了佛学观念对小说的影响。各位前贤以多样视角对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开展研究，多为宏观鸟瞰，涉及志怪小说的部分仅为若干篇章，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全貌之考察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受到学者们持续关注，近年来逐渐成为热点。尽管成果斐然，但就研究数量和深度而言，远没有与志怪小说应有的价值相匹配，学术潜力提升空间很大，还有待学者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
一是文献整理钩沉。目前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文献整理已经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但从整体看仍有很多没有涉足的领域，而且由于志怪小说历史久远、数量庞大、亡佚较多，作品辑佚、校注、考释等还有待整理和完善，从整体看可谓系统工程，还需持续开展整理和整合工作。
二是志怪小说史论研究。现有研究史论的工作相对密集，有断代史研究，也有小说通史中包含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部分，视角、思路、书写等各有所长，但较为零散不成系统，内容也不够详细，仍有继续深入细化研究的空间，对小说发展历史轨迹的追溯尚有新的内容可供充实，以更全面展现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发展面貌和内在属性。
三是志怪小说的跨学科研究。不局限在文学研究领域，从历史、社会、宗教、文化、美学、政治等不同学科和领域开展全新探索，既能援引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为志怪小说所用，又可对志怪小说从不同视角做解读，建构更为系统的志怪小说认知体系，以多元化观照和深层次研究，生发出更多的学术创新点和新的研究方法。
现阶段而言，就佛教与志怪小说的关系做深入具体探讨的还较少；探讨佛教文学对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时，考察题材的较多，剖析观念渗透的较少；以往多选择几部较有代表性的志怪小说集或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全面细致的文本考察还不足。鉴于此，对魏晋南北朝佛教与志怪小说创作、题材、观念的关系探讨，尚有待深入挖掘，尤其是建立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考辨，具有一定学术研究价值。本书在众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拓展研究视野，以志怪小说与佛教的内在联系为研究重点，试图从多维度的研究思路深入探究，进一步拓展和充实志怪小说研究的方向和内容。
二 研究框架
纵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其中多部作品与佛教有密切联系。相比其他文体，小说这种叙事体裁是与民间结合最紧密的，所载内容多为民间“道听途说”的传闻，风格粗狂，内容广阔庞杂，缺少明确的艺术创作目标和精细的艺术打磨，更为真实地描述了民间文化特质，适合社会各阶层以口耳或书面形式相传，小说还有着丰富的想象成分、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能够通俗易懂、生动切实地描述佛教教义和各类灵验神异之事。基于此，本书选择研究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并将之放在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理清其与佛教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究志怪小说在发展历程、题材、精神体现等方面与佛教的关系。
本书由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构成。绪论主要是探讨目的和内容，对学术研究做简要回顾，确定研究方法和基本范围。结语总结全文，阐明受佛教影响，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在文坛的重要价值，并对基本框架和各章的写作思路做简要陈述。
第一章“魏晋南北朝佛教勃兴”，主要梳理魏晋南北朝佛教盛行的若干特征以及佛典翻译过程，阐述佛教东传对中土社会各阶层的深刻影响。佛教东渐借玄学之力在中土发展，令大乘般若学一度成为显学，随着佛典翻译增多和对佛教思想的进一步探索，涌现出各种学派，扩大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范围。佛典翻译经历了从口授、笔录到设立译场，从直译到意译再到两者兼用的发展过程，大量汉译佛典的问世为佛教本土化提供了理论准备。佛典中具有文学意蕴和趣味的佛教文学推动了佛理阐发，促进了佛教观念传播。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帝王皇室、士人文才、百姓民众自上而下地崇佛习法，佛教文化渗透至社会各阶层的精神思想和日常生活中，成为中土社会中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章“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渊源与繁荣”，考察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发展源头和表现特征，探究志怪小说吸纳佛教元素的原因。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是在上古神话传说、巫与鬼神等迷信思想以及先秦两汉志怪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并繁荣起来的。尽管中国古代对小说的评价一直不高，小说仅是史书之附庸，价值不大，处于文坛边缘，但在顽强的生长过程中，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峥嵘奇观，在小说数量、创作队伍、题材内容、艺术表现等方面呈现出全新的特点。究其原因，与佛教的哺育和滋养大有关系，创作者兼修儒释，佛教文学中丰富的佛经故事和真实的佛教信仰满足了志怪小说的发展需求，拓宽了中土文学视野，丰富了文学品类。
第三章“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涉佛题材”，分析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涉佛题材。题材主要有佛经文学演绎、观世音应验、僧尼神通、佛教与中土思想碰撞融合等四种类型。梳理佛经文学演绎类志怪小说的题材渊源和流变情况，对其变异进行分析。对三类题材作品，逐类述之，以窥其与佛经之关联，阐述该类题材的现实意义。
第四章“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释家精神”，论述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展现的释家精神世界，包括三世三界的时空观、因果轮回的报应观、灵魂不灭的地狱观。佛教有着一套与中国本土完全不同的时空观、人生观和道德观，以善恶因果、六道轮回为主体，这些观念在以志怪小说面目出现时，都在向民众传递劝善惩恶的主题，这些作品就成为魏晋南北朝佛教观念世俗化的重要传播渠道。佛教观念在积极渗透的同时也不断调整以适应中土文化，被民众接受，从而出现了一些反映释儒道思想杂糅的作品。
三 研究方法
在写作中，充分搜集占有资料，爬梳有关文学、宗教学、历史学、文献学等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立足于佛典和志怪小说文本，力图通过文史互证、实证与阐释相结合的方法推进研究进程，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对佛教与佛教文学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文本的渗透进行多层面的考察。在解读志怪小说的佛教观念时，注重文本细读、归纳类型及分类梳理，并做深入思考，力求得出较以往研究更加贴近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实际状貌的结论。
[1] 郑振铎：《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人民文学》1949年第1期。
[2] 梁启超撰《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