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约束军费开支

1935年，德国悍然撕毁《凡尔赛和约》，开始重整军备，引入普遍征兵制，并通过《纽伦堡法案》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在东亚，争夺中国控制权的斗争愈演愈烈。苏联与日本达成了一份令人不安的协议，承认后者对中国东北地区南满铁路的控制，而苏联则控制中东铁路。[24]在中国，国民政府已经实际承认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军事控制，但中国共产党则号召建立统一战线抗击日本。在日本，日益激进和失控的军队派系发动政变，继续海外侵略，并试图刺杀反对他们的日本政客。

高桥是清对重掌财政大权犹豫不决：他知道军部拥有实际的内阁否决权。他长期反对激进的军部，也知道这样做的危险性。1931年，他曾威胁说，如果日本军队按计划进攻中国东北的锦州市，他就辞职。第二年，他又成功阻止了军部准备将日元作为伪满洲国货币的计划，主张伪满洲国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还反对日本军队在伪满洲国的军费开支，理由是这会挤出与其他国家更重要的贸易往来。日本军队一开始侵占中国东北，高桥是清就呼吁陆军大臣撤回军队，这令军部愤怒不已。军事极端分子给高桥是清贴上“日本帝国的敌人”这一标签。

高桥是清一直希望他的财政扩张政策是临时性的。1934年，他终止了萧条救助基金，但限制军费开支则非常困难。他给陆军和海军提供的经费一直低于他们的要求，这让内阁中的将军们大为恼火，有时演变成公开对峙。1933年底，英美两国提高了对日本商品的关税，高桥是清将此部分归因于日本军事集团对苏联和美国的威胁。

1933年初，预算编制审批过程对所有人来说都特别艰难。高桥是清当时已78岁高龄且疾病缠身，他对整个预算程序极不满意，考虑再次辞职，但是首相斋藤实鉴于他的实力、知识和声望，极力挽留，他又一次同意了。他再次试图改革预算制度，限制大臣们为自己争取利益并夸大自己的诉求。高桥是清希望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预算程序，首先确定国家优先事项，然后其他初级大臣再参与进来。但是，他从未得到支持。事实上，由于军部此时任命了执行强硬路线的军官担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局势进一步恶化。

1934年中，斋藤实内阁因腐败指控而倒台，起因是“帝人事件”[25]，政府被指控救助了失败的企业家，造成投资人获得不义之财，后来证明所谓的指控是右翼军部人士捏造的。高桥是清的几位同事遭到逮捕和判刑，其实真正的目标可能就是高桥是清本人，但他并没有被吓倒。他的增长政策依然受到广泛的支持，包括大小企业、中间派官员、政党政客和温和的工会联盟等。但军部和某些右翼分子主张建立一个更强势的专制政府、更强大的军队以及向海外扩张。时任海军大臣冈田启介被任命为新首相。冈田启介要求高桥是清继续留任，但后者深受“帝人事件”的伤害没有答应，而是推荐他的副手接任。但这位继任者经过四个月的紧张工作后就去世了。1934年11月，80岁且身体状况持续不佳的高桥是清又被召回，担任他的第七任也是最后一任大藏大臣职务。

高桥是清的1934—1935年预算以不得不拨付更多军费而结束，这个结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军费开支与前几年相比大幅增长，已几乎占到政府支出的一半。程序几近失控，名义上的文官政府已经被军部大臣绑架。但至少经济增长得更快，为缩减债券发行规模和提高公司所得税率提供了空间，尽管后者被证明是不受欢迎的。军部政客和激进分子通过政治宣传及刺杀手段，继续恐吓对手。他们对美国的贸易政策及美国对待日本移民的态度感到愤怒，对列强批评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感到愤怒，对《伦敦海军条约》和《华盛顿海军条约》感到愤怒，对中国的抵抗运动感到愤怒，以及对大萧条造成的经济损失感到愤怒。

到了1935—1936年预算年度，高桥是清致力于回归平衡预算，此时经济增长已经改善，通货膨胀正在抬头，债务也在增加。他经常说，财政刺激措施必须被视为暂时性措施。

日本对中国东北军事控制的关键在于铁路网，军队想对铁路网进行扩建。1935年，高桥是清是唯一一位反对南满铁路公司扩张计划的资深大臣，在他看来，这是在助长日本军国主义。他似乎比军部更清楚地预见到，军队离不开西方的技术和关键原材料，如航空燃油。

由于预算需要全体大臣（包括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的一致同意，在不断升级的困难气氛中，高桥是清在其任内最后的四次预算编制中均与军部发生了公开的冲突。这一次，军部再次反对高桥是清提出的预算方案，以非常对抗的方式增加不切实际的军费开支要求。高桥是清中断了预算谈判，并公开批评大臣们没有诚意。他将日本经济与西方经济进行比较，指出美国的人均收入几乎是日本的10倍，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日本无法像西方大国那样花钱。军队以最强硬的语言指责他，“我们的领导人必须彻底改变和撤换”（Smethurst, 2007，第291页）。

在高桥是清最后的几张照片中，有一张拍摄于1935年末，照片中的他面带困惑的微笑，正在喧闹的帝国议会预算辩论中读书。他读的书是费比安·西德尼和贝特丽丝·韦伯合著的《苏维埃共产主义》。很显然，高桥是清安排一家大报社发表这张照片有故意和挑衅的成分，因为该书宣扬共产主义已经被日本政府审查机构禁售。高桥是清意识到自己面临的风险，告诉其他人自己可能是被刺杀的对象，但他除了坚持下去，别无选择。

陆军大臣最终同意了年度预算，但为时已晚。军方开始分裂：一个强大的派系坚决反对军费受到任何限制，他们绝不妥协。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政府召开了冗长而繁复的预算会议，试图打破僵局。在长达20个小时的会议之后，高桥是清对外发出达成协议的信号，得到了新闻媒体的称赞，称他为82岁的“创造奇迹的达摩”。[26]

1936年初，日本获悉意大利公然入侵阿比西尼亚。高桥是清直言不讳地对此进行了批评，指出这种殖民主义侵略行径的危险性。军部将高桥是清的言论解释为，这也许实际上是对他们占领中国东北行动的新一轮批评。2月20日有一场大选，高桥是清的立场获得了公众的支持，但此时他的生命安全正受到右翼分子的直接威胁。

日本帝国军队有派系化抗议的传统。“青年军官”发起了一场运动，他们认为国家已偏离正确的方向。他们抱怨天皇被“围绕君主的邪恶法师”误导（在他们心目中高桥是首要目标）。青年军官们要求清除西方思想，恢复国家的传统纯洁理念。这场运动规模不大，但在总参谋部和皇室中有一批很有影响力的支持者，并在1934年的军事学院事件和一年后刺杀一位著名的保守派陆军将领的行动中展示了他们的力量。

刺杀和起义是在“国体”[27]的旗帜下进行的，这是一种超国粹主义的日本文化。1935年底，青年军官运动制订了一份新的秘密计划：在一份题为“起义宣言”的机密文件中，他们谴责官僚、政客和其他危害国家政体的人，并计划为国家消灭这些反民族主义的敌人。一批军官将率领一支特遣分队刺杀“国体”的主要敌人，控制首都，并向天皇提交请愿书，他们相信天皇会同情他们的动机。他们列出了一份六个人的刺杀名单，首相名列其中，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大藏大臣高桥是清，他的罪名是“卷入政党政治，图谋削弱军队，继续维持现有经济结构”。

由于生命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些特别预防措施来保护高桥是清的安全：他接受了如何在汽车中躲避刺杀的训练，他的办公室装有特别的安保设施，他的家配备了特殊门锁、隐蔽出口、警卫和秘密逃生室。高桥是清很清楚他的危险处境，他说，“我再次加入政府，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为国家服务，我已做好死亡的准备了”（Smethurst, 2017，第295页）。

1936年2月25日晚上，疲惫不堪的高桥是清从马拉松式的预算工作中抽身，比平常稍早一些回家，看望回娘家来的已婚女儿。全家人一起吃完晚饭后，感到疲惫的高桥是清早早就上床休息了。

那一夜，由25名军官率领大约1 500名士兵准备政变。他们给自己起名为“新义勇军”，口号是“拥护天皇，消灭叛徒”。他们在东京市中心的三个营区集结。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一直在下雪。第二天凌晨5时，在凛冽的寒风中，陆军步兵中尉中桥基明和陆军工兵少尉中岛莞尔率领帝国第三禁卫军的120名士兵，向距离军营只有500米的一个带有围墙的旧式风格花园住宅进发。那是高桥是清的住宅。一半的士兵在住宅外停下并形成一个防御圈，另一半则推开门卫闯入住宅。门卫设法打电话给大藏副大臣，警告他这里发生的事情。但是他阻止不了士兵们冲破大门、闯入住宅并涌进高桥是清的卧室。高桥是清被噪声吵醒，困惑地坐起身来，要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中桥基明对他大喊：“天罚！”他拔出军刀砍向高桥是清，几乎砍断了他的手臂。中岛莞尔大叫“叛徒”，并向高桥是清的胸部和腹部连开数枪。高桥是清倒床而亡。大藏副大臣津岛寿一赶到并勇敢地试图干预，但为时已晚。高桥是清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睡衣上沾满鲜血，他死了。

刺杀者的狂热目的达到了，他们从住宅中撤出，加入其他政变军人的队伍，向皇宫进发。狂热分子当晚继续暴力狂欢：他们又成功地刺杀了一位前首相和另一位保守派大臣。

在一系列刺杀后，反叛士兵占领了东京市中心的一座大楼，要求成立军政府。但经过几天的犹豫，天皇拒绝宽恕刺杀者，下令平息叛乱，叛军此时意识到他们失败了。军部起初不愿意介入并惩罚误入歧途的军官，但最终颁布了戒严令，反叛士兵被逮捕并接受审判，尽管这一结果姗姗来迟。

“二二六事件”以新义勇军的失败而告终。经过非公开审判，19名军官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多人被监禁。但是，该事件也终结了高桥是清一直倡导的许多思想，包括建设现代经济、国际经济合作、民主内阁控制和限制军费开支等。虽然军事政变未遂并被镇压，但这一事件标志着文官政府对军队控制的结束。日本内阁辞职，即将接任的新首相被迫屈从于军部的许多要求，其中包括只有在职军官可以担任战争大臣和海军大臣的新要求。这意味着，如果内阁不同意军部的资金要求，军部的指挥官可以命令他们辞职，从而拖延预算审批，导致政府倒台。

高桥是清的严格预算程序已经不复存在。军部增加了军费开支。第二年，日本军队全面入侵中国沿海地区，正式发动战争，开启了让世界陷入战争的恐怖时期。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受限制的军费开支主导了日本政府的预算，远远超出日本经济的承受能力，即使加上日本军队掠夺的殖民地资源也入不敷出。债务迅速攀升，通货膨胀率起初跃升到10%，而后达到了天文数字般的水平。

东京处于戒严令控制之下，最初的一个月，军部不允许高桥是清的家属为他举行葬礼。最后举行葬礼时，由于担心引发骚乱也不允许发布任何公告。但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在社会上传开。得知葬礼消息，成百上千的民众沿街而立等待送葬队伍，向这位勇敢的老人致敬。当时的皇后无视军部意见，也送上了花圈。在街上，人们向一位英雄的去世表达哀伤和敬意，也是向一个时代的结束致敬。

高桥是清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政治家，一位了解人民的人。由于身材矮胖，他的昵称就是“达摩”，基于菩提达摩形象的日本传统木偶，通常是矮胖的、留着胡须的男人，被视为坚韧不拔和好运的象征。木偶的形状类似鸡蛋，重量在其底部，因而被推倒后可以重新站立起来。达摩通常与一句著名的日本谚语连在一起，即“七転び八起き”，翻译成中文就是“摔倒七次，起来八次”（含义如同中文的“百折不挠”）。高桥曾七次担任大藏大臣，但即使是他也未能重新站立起来。

[1]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是日本的中央银行，成立于1882年。——译者注

[2]白芝浩（Walter Bagehot, 1826—1877）,1826年出生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总编。以他名字命名的白芝浩原则是指，在金融危机时，因为信贷紧缩，市场面临流动性困境，各家商业银行尤其是小型银行，都缺乏现金。这时，中央银行必须对商业银行放贷。等金融危机过去，商业银行再慢慢归还中央银行的贷款。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从一场流动性紧缩发展为普遍的金融危机。——译者注

[3]雅各布·希夫（Jacob Hirsch Schiff, 1847—1920），是一位出生在德国的犹太裔美国银行家及著名金融战略家，库恩雷波公司高级合伙人。在1880—1920年间，他创办了许多新的公司，包括纽约国家城市银行、公平人寿保险协会、富国银行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出于想要报复俄国虐待犹太人的目的，他曾经提供巨额贷款资助日本军队击败沙皇俄国。——译者注

[4]原文为亚瑟港（Port Arthur），即旅顺口。——译者注

[5]1905年俄国革命是指1905—1907年间，发生于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境内的一连串范围广泛、以反政府为目的，或没有目标的社会动乱事件，诸如恐怖袭击、罢工、农民抗争、暴动等，导致尼古拉二世政府于1906年制定等同于宪法的基本法，成立国家杜马与施行多党制。沙皇指挥不力，导致军队在日俄战争中惨败，是革命最直接的导火索。——译者注

[6]原文为2万亿日元（￥2 000 billion），但估计是笔误，从上下文来看，20亿日元（￥2 000 million）比较合适。——译者注

[7]立宪政友会，简称“政友会”。1900年由伊藤博文创立。代表日本封建地主和财阀及具有这种背景的政客利益，并受三井财阀的直接支持。先后组织多届内阁。1940年解散。——译者注

[8]“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秘密条款。日本帝国主义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机，于1915年1月18日由日本驻华公使向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文件，企图将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译者注

[9]华盛顿会议是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九个国家。华盛顿会议的议程主要有两项：一是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二是太平洋和远东问题。为此组成两个委员会：“限制军备委员会”由英、美、日、法、意五个海军大国参加；“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则由九国代表参加，两个委员会分别进行讨论。该会议的主要成果包括三个重要条约：四国公约、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九国公约。这三个公约统称为“华盛顿公约”。——译者注

[10]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震后发行的“震灾善后处理公债”及其他应付票据因难以兑付，几次延期，1927年春为最后清理期，日本各界民众对于金融界能否兑付感到惶惶不安，由此引发信用危机。1927年3月14日，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的大藏大臣片冈直温在议会上谈及“整顿震区票据”时，随口说出“渡边银行或将停止付款”，这引起群众到各银行挤兑，使东京、横滨许多二流银行歇业。23日，日本议会决定发行公债以救济震区票据持有者，日本银行又放出3亿多日元贷款，才使金融风潮暂时缓和，但这次风潮的余波仍冲击全日本各地银行及工商业。4月20日，日本若槻内阁宣布倒台。至4月21日，日本各地歇业银行达30家，许多工业部门倒闭，金融混乱达到极点。根据天皇诏令，由日本立宪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于4月20日组成新内阁。——译者注

[11]帝国特惠制度（Imperial Preference System），是指英国和其他英联邦成员国之间相互提供贸易优惠的关税制度，1932年在渥太华大英帝国会议上制定。主要内容是：对成员国之间的进口商品，相互降低税率或免税；对成员国以外的进口商品，则征高额关税，以阻止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势力渗入英联邦市场。——译者注

[12]“十月事件”，也称为“锦旗革命事件”，是日本极右组织樱会策划的一次未遂政变。樱会首领是日本陆军的一些中级军官，他们反对当时日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扩大战线的做法，密谋通过武装政变建立军人专政。他们在民间右翼势力的协助下，预定于1931年10月21日出动近卫师团的12个步兵中队和陆海军的16架飞机袭击首相官邸和警视厅，刺杀首相等政府高官，颁布戒严令，建立军人法西斯政权。后计划泄露，政变未遂。——译者注

[13]“长刀之夜”行动，也称为“长剑之夜”（德语为Nacht der langen Messer）或“蜂鸟行动”（Operation Hummingbird），是发生在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的一次表面上针对纳粹冲锋队头子罗姆的清算行动。希特勒通过该行动，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处决，除掉反对他的政敌，并加强了德国军队对他的支持。——译者注

[14]即今天的埃塞俄比亚。——译者注

[15]原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译者注

[16]“血盟团事件”是指，日本民间右翼激进组织血盟团于1932年2月9日至3月5日执行的一系列暗杀活动，接连刺杀了银行家井上准之助（前大藏大臣）等人的事件。——译者注

[17]“五一五事件”是指，1932年5月15日以日本海军少壮派军人为主举行的政变。政变者袭击了首相官邸、警视厅、内大臣邸宅、三菱银行、政友会总部以及东京周围的变电所，首相犬养毅被杀。由于政变规模小，缺乏建立政权的具体计划，未达目的，以政变者自首而结束。“五一五事件”是日本政治史上的一个大事件。随着首相犬养毅被暗杀，政党政治也随之终止。——译者注

[18]即“九一八”事变。——译者注

[19]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英国经济学家，当代经济学创始人，现代微观经济学体系的奠基人，剑桥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译者注

[20]前田正名（1850—1921），明治时期的日本官僚、男爵，是明治政府制定和实践殖产兴业政策的中心人物。——译者注

[21]天野为之（Tameyuki Amano），日本早期经济学家，著有《经济原论》等著作。——译者注

[22]理查德·卡恩（Richard F. Kahn），英国当代经济学家。——译者注

[23]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 1867—1947），美国经济学家、数学家，经济计量学的先驱者，是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1929年与熊彼特、丁伯根等发起并成立计量经济学会，1931—1933年任该学会会长。——译者注

[24]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方铁路”（China Eastern Railway）的简称，亦称作“东清铁路”“东省铁路”，是沙皇俄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攫取中国东北资源，称霸远东地区而修建的一条“T”字形铁路。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只保留了满洲里至绥芬河的铁路支线（中东铁路）的管理权，而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则归日本人控制。1935年3月，苏联又把中苏共同经营的中东铁路北段（北满铁路）以1.4亿日元卖给了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译者注

[25]帝人的全称为“帝人株式会社”，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化学纤维生产商，现在仍是日本化学行业的巨头。——译者注

[26]“达摩”，也称为“达磨”，原意是佛教祖师或高僧；在日本有一种基于菩提达摩形象的传统木偶也称为“达摩”，有点类似于中国的不倒翁。——译者注

[27]日本的超国粹主义文化。当时日本军部内有一个“国体原理派”。——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