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有一百个赫德”

有流传的说法称，“英国人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基本上杜绝了贪腐，是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败的衙门”。 20 完全没有贪污腐败，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不过，自19世纪60年代起，晚清海关确实长期对外维持着廉洁的形象。

聘用洋人管理海关的来龙去脉，已如前文所述。这当中其实也包括对清廉的期待。具体执行此事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曾对英国代表威妥玛如此说道：“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他还拿上海道台薛焕举例，指责他“近三年来根本没有报过一篇（上海海关的）账”。 21

文祥的指责不是虚言。在聘用洋人管理海关之前，关税是“承包”给地方的，地方只管缴足中央的定额，定额之外横征暴敛的数额，从来无人知晓。时人估计，中央拿到的定额，不到地方实际横征暴敛总额的十分之一。洋人入主海关之后，降低了税率，砍掉了大量不合理税目，关税收入却跃居中央财政收入的第二位。1910年的年税收入总额高达3450余万两海关银，而在1861年，这个数字只有区区500万两。收入的激增，与机构的廉洁机制有极大关系。

洋人执掌海关后，对华人员工多有歧视。比如以洋员垄断管理层，同职级洋员薪资远高于华员，洋员职级晋升速度也比华员快很多……1900年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些歧视政策屡遭舆论批评，海关内部华员也多次发起有组织的抗争。但在清廉这个问题上，当时内外舆论基本上都是认可的，比如1933年《申报月刊》刊文抨击海关歧视华员，却也承认：“海关为客卿管理之最大成绩，即税收确实奉公，人员廉洁自持，几鲜营私舞弊之恶习。” 22 受歧视的华员，也留有多种口述回忆资料。这些资料显示，他们“（虽然）经历了自主前后的海关，却对外人代管并无恶感，并一致认为海关优良制度的建立，系因吸收了各国精华……同时这些早一两代的人士，常撇开行政权的归属不谈，从效率和纪律着眼，认为洋人掌权的时代，优于国人（指国民政府时代）当家”。 23

海关档案也是一个佐证。据统计，1854年至1870年，内班职员181名，有81人因考核不合格而去职，其中涉及贪腐者，仅1人而已。 24

简言之，自晚清到民国，洋人管理下的中国海关，在廉洁方面确实有着很好的口碑。这种廉洁口碑，是由英国人赫德在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半个世纪（1863—1908）里实现的。

其实，赫德维系中国海关廉洁的办法并不复杂。说白了不过两条：一是独立的监督机制；二是人性化的薪酬福利体系。

独立的监督机制，包含了如下内容：

一，架构上，海关独立于清廷其他部门，与腐败的清廷官场隔离。总税务司赫德向清帝国高层直接汇报，海关内部只听赫德之命。各海关的主要管理职位不用华人，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洋人不怕清廷地方官的干预和施压。

二，海关内部引入独立的监察制度。赫德抛弃传统的中式记账法，引入英国当时最先进的会计、审计、统计制度。这套制度，当时在英国也才实行了十年左右。这个制度引进之后，在海关内部做假账就变得很困难了。

三，海关外部存在独立的“监督力量”。清廷的权力部门（包括中央朝廷与各省督抚）与列强在华使领馆（按条约，海关部分收入需用来偿还对列强的赔款），都对海关关税的收入与去向密切关注。1900年之后，民族危机加重，民族主义日益高涨，民间舆论将洋人执掌中国海关视为耻辱，也时刻盯着海关有无丑闻。 25

人性化的薪酬福利体系，包含了如下内容：

一，引入细致的考核制度。以年终考绩为例，各栏目分类很细，如“品行”一栏分为“才能、诚信、机敏、勤勉、服从、指挥能力、智力、干练、能否得人尊敬、性情、礼貌”等项。各海关主管调换频繁，而考绩表严禁主管留底。若有主管不如实填写，总税务司署只需参照其他主管历年的考核情形，即可发现端倪。考绩优异者将获得1—6个月不等的额外薪金。

二，拟定了合理的职级晋升制度。海关职位级别很多，职级晋升以资历为主要参照标准（另有两成空缺供择优提拔），与薪酬密切相关；服务到一定年限，还将获得额外的年薪。如此，员工可以清晰地预估自己的收入和职业前景。对未来拥有正向预期，可以大幅削弱人违法贪腐的欲望。

三，高薪酬和丰厚的养老金。自晚清到民国，海关职员的薪俸水平，可以说是政府机关当中最高的，至少是同级别政府职员薪俸的两倍以上。非但如此，赫德还引入中国最早的养老金制度。这是一笔非常丰厚的报酬，与职员的操守直接挂钩，若被发现有渎职、贪污行为，将被开除，养老金一分也拿不到。这种高薪，使海关经费占到海关税收的10%左右（同期英美各国约为4%—5%）。对优厚福利待遇的珍惜，也可以大幅削弱人违法贪腐的欲望。 26

赫德曾对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解释，自己之所以设计这样的廉洁机制，是因为他不相信中国人所说的“人性本善”。他觉得人性本恶，所以有必要提升职员贪腐的风险和成本。

有些文章与著作在谈到近代海关的廉洁时，也会提到赫德本人的操守，认为赫德起到了重要的表率作用。其实，海关的廉洁机制对赫德的约束力很有限。他是海关的最高权力，内部监察不了他，外部（如清廷）也没有监察他的专业能力。所以也存在另一种声音，对赫德及其亲信秘书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是否清廉提出质疑。比如有学者发现，1878年，赫德去巴黎出差和度假，委托金登干找了一栋带花园的洋房，半年租金高达5万法郎，相当于清政府驻伦敦使馆1年7个月的房租。金登干有故意抬高房价，从中拿回扣的嫌疑；金登干在中国海关任职期间，曾违规收取佣金，且致信赫德商议“如何用公事方式花费掉”。也有资料称，赫德在中国工作期间积攒了100万英镑的资产，年收入10万—17万两白银，已远超出他的工资收入，“这么大的数字不贪污是挣不来的”。 27

不过，上述质疑尚难成为定论。

其实，赫德个人是否贪腐不是关键。他治下的晚清海关之所以能长期维持廉洁的名声，主要是制度的力量，而非赫德个人的道德感召。可惜的是，面对革新吏治的建议，恭亲王当年的回应却是：

如果我们有一百个赫德，我们就采纳。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