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例与制度的缺陷

此外，太平天国那些存于理想之中、未能实践的制度，也有很严重的问题。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后颁布过一道《待百姓条例》。它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息，全归天王，每年大口给米一石，小口减半，以作养生。所生男女，亦选择归天王。铺店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如此则魂得升天，否则即是邪心，为妖魔，魂不得升天，其罪极大。 33

这份《待百姓条例》出自洪秀全之手。时间约为咸丰三年（1853）阴历二三月间。当时，杨秀清离开南京征赴镇江，洪秀全未与杨商议，贸然颁布《条例》，结果引起南京城内外民众的大恐慌，造成严重的社会混乱。文件还流入清军之手，成了清军借以攻击太平天国的重要资料。杨秀清回到南京后，不得不在阴历五月颁布了《安抚四民告谕》，向民众承诺会保护他们的产业，“圣兵不犯秋毫”，希望“士农工商各力其业”，不要惊慌。 34

《待百姓条例》被废除后数月，1853年秋冬之际，太平天国又颁布了著名的《天朝田亩制度》。这份文件换了一种表述，不再如《待百姓条例》那般直接宣称各种财富都归天王所有，转而强调对“无人不饱暖”的追求。

要如何做到“无人不饱暖”？按照《制度》的设计，第一步是先平分天下耕地。也就是将天下之田，按照每户人家的人口多少（不论男女）来平均分配，“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总之，要做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第二步是由天国来分配民众耕作的全部产出。具体办法是：到了收获的时候，天国会指派“两司马”（管五名伍长的乡官）去监督“伍长”（管五户百姓的乡官）进行粮食分配，民众可以留足“每人所食可接新谷”的粮食（具体多少算足，民众说了不算），其余全部交给天国。“麦、豆、芋、麻、布、帛、鸡、犬”乃至“银钱”，都用这种方法来分配。

为什么要这样做？《制度》的解释是：这天下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的，众人不藏私，把产出全交给公正的“上主”，由“上主”来分配使用，天下自然处处平均，自然“人人饱暖”。 35

显而易见，《天朝田亩制度》与《待百姓条例》措辞虽然不同，本质却是一样的。一个要将天下耕地收归“天王”所有，一个将要天下耕地收归“天国”所有。一个要把民众所有的产出收归“天王”，由“天王”按标准再平均分发口粮；一个要把民众所有的产出收归“上主”，只允许民众留下“每人所食可接新谷”的份额。只不过，在具体的话术上，《条例》显得赤裸而暴力，《制度》则显出一种隐晦与粉饰。尤其是《制度》中的“余则归国库”这几个字，较之《条例》里的“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等字句，莫名让强取民脂民膏的行为多了一份宽容体贴；“处处平匀，人人饱暖”这样的词句，也为征敛与汲取套上了一件温情脉脉的理想主义外衣。

因连年战乱，洪秀全未能腾出手来，将《天朝田亩制度》真正付诸实施。但这并非历史的遗憾。倘若文件的政策真的被付诸实施，可能必造就更大悲剧。道理不难明白：民众对劳作所产缺乏支配权，其劳作热情必然骤减；当民众开始在土地上磨洋工，仅满足于生产其必需口粮时，必然与天国的征粮系统发生严重冲突。在缺乏民意制衡机制的时代，官僚征粮系统毫无意外将在面对普通民众时拥有绝对优势。事情如此这般发展下去，结局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