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至暗时刻
新朝第一大案
何桂清被押上刑场是在同治元年冬，公历1862年12月21日。
此时，北京已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时节。这一年的气候有些反常，入冬以来，南方数省连降大雪，北京却连一个雪片也没见到。何桂清被押上囚车时，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尽管北风裹挟着阵阵寒意扑面而来，但这丝毫不影响围观百姓的兴致。菜市口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刑场，如同赶集和庙会一般，人头攒动，人声鼎沸。
这桩案子前后拖了两年多，何桂清曾多方活动，原以为可免于一死，最终却未能如愿。他曾是一个幸运儿，家世贫寒，但科场得意。道光十五年（1835年），这个年仅十九岁的穷书生从云南昆明走出来考中了进士，此后入翰林院，不断升迁，历任太仆寺少卿、太常寺卿、内阁学士、兵部右侍郎，先后督学山东、江苏。太平军兴后，何桂清以江苏学政身份疏陈军事，抨击时弊，持论尖锐，无所顾忌。咸丰帝惊其才华，调其为浙江巡抚。这是咸丰四年（1854年），他刚满三十八岁，在各地封疆大吏中无疑是最年轻的一个。
出任浙抚两年后，由于济饷有功，何桂清再次受到朝廷嘉奖。咸丰七年（1857年），他因病去职，就在回昆明老家的路上，朝廷的谕旨从天而降，命他破格以二品官衔署理两江总督，后又加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衔。此时的何桂清圣眷优隆，踌躇满志。
然而，就在他仕途得意之时，东南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军一破江南、江北大营，朝廷任命和春接替兵败自杀的向荣，出掌江南大营。两年之后，和春借太平天国内讧、太平军元气大伤之机，调集八万重兵，连营一百三十余座，挖沟筑壕，与此同时又在江中用舢板构筑水营，星罗棋布，环环相扣，把天京[1]周围百余里围得水泄不通。
为解天京之围，太平天国实施“围魏救赵”之计，四处出击，先后在浙、闽、鄂、皖、赣等地攻城拔寨，多方袭扰，诱敌分兵。其实，太平军用的并不是什么新战略，不过是几年前一破江南、江北大营时的老套路。当时和春的前任向荣就中了太平军的分兵之策，最后被太平军一举击败。然而，奇怪的是，和春居然没有接受教训。他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意识不到危险，实际上就是最大的危险。
果然，和春开始迭出昏招，一步步走进了太平军设下的圈套。他先是派兵援浙，后又派兵援闽。但太平军并不恋战，打了就走。他们神出鬼没，多点开花，湖北、江西、安徽也先后闻警。和春就像一个消防队长，忙不迭地四处扑火，随着太平军的指挥棒团团乱转。
就在和春四处分兵之时，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两大名将突然挥师南下，三克扬州，二破江北大营。和春闻报，急派江南提督张国梁率部驰援，但太平军并不恋战，虚晃一枪，很快撤出。直到这时，和春还没有真正识破太平军的意图，相反，局部的胜利倒使他忘乎所以，放松了警惕。
1860年春，正在皖境作战的李秀成突然率部斜刺里杀入浙江，并迅速向省城杭州发起猛攻。警报传来，和春急派主力张玉良部驰援杭州。可是，还没等张玉良部逼近杭州时，李秀成突然一个漂亮的回马枪，剑锋直指天京城下。据史料记载，李秀成是3月19日进攻杭州的，24日——仅仅五天之后，便撤了出来。但他诱使江南大营分兵来援的目的却圆满达到了。
致命的打击终于降临。李秀成撤离杭州后，迅速北上，一路过关斩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下高淳、溧阳、句容、秣陵关，直逼天京。与此同时，太平天国的另一主将陈玉成也率部自安徽全椒挥师东进。两路大军，“十道并进”，猛扑天京外围的江南大营。直到这时，和春才明白自己上当了，但悔之晚矣。5月6日，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所谓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转瞬之间，和春苦心经营的数百里长围顿时土崩瓦解，化为乌有。
太平军乘胜扩大战果，发起著名的西征。忠王李秀成挥师南下，英王陈玉成进军苏北。太平军四处开花，清军战局急转直下。此时驻守常州的何桂清早已成了惊弓之鸟。4月间，围困天京的清军节节败退，和春曾向何桂清求援。按理，何桂清作为总督两省的大员绝不能坐视不管，但他却以苏、常防卫要紧为由，拒不出兵。朝廷屡次催促，他却“九檄而不至”。在给朝廷的上奏中，他还振振有词，声称“丹阳以上军务，和春、张国梁主之，常州军务，臣与张玉良主之”。
天京之围溃败后，和春退往丹阳，一边收拾残部，一边从镇江急调江南提督张国梁部前往助阵。但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不久，忠王李秀成便率辅王杨辅青、侍王李世贤等主力攻克丹阳，张国梁跳河自溺，提督王浚、总兵熊天喜等阵亡，和春轻骑逃往常州。
丹阳之战是1860年最具决定性的一战。此战过后，江南大营七万之众溃不成军，只剩广西提督张玉良一支驻守常州，尚得保全。败报传来，何桂清惊恐万状，尽管他手中还有张玉良这支部队，加上地方守军共计数万之众，完全可以坚守常州，就像他先前给朝廷的奏折中说的“常州军务，臣与张玉良主之”，然而，丹阳战败使他完全丧失了信心。恰在这时，他的老部下、前按察使查文经看出了他的心意，便撺掇江宁布政使薛焕等人联名上禀，请求何桂清退守苏州，以保饷源重地——实际上是给他一个开溜的借口。何桂清接到禀牍后，求之不得，遂决定退往苏州。
为了顺利出逃，在这之前，他先派亲兵将其家眷护送至通州，并下令加强防卫，严禁迁徙，摆出一副与城共存亡的姿态。尽管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但何桂清要走的消息还是传了出来，于是，常州的绅民耆老纷纷涌向督署进行请愿，请求何桂清不要弃城而走。请愿民众或顶香跪拜，涕泪哀告，或情绪激愤，气势汹汹，人数多达数千之众。何桂清闭门不出，令亲兵列队把守，不准绅民进入。此时，如果何桂清改变主意，顺从民意，他的命运或许是另外一个结局。然而，何桂清没有这样做。他一边向朝廷奏报，说和春已退至常州，军务仍归他督办，臣即驻守苏州，筹饷接济，一边做好了出逃的准备。
5月21日拂晓，何桂清开始出走，但围在督署门外的民众却彻夜未离。尽管亲兵挥鞭驱赶，人们仍驱之不散。情急之下，何桂清下令开枪轰击，亲兵当场打死打伤跪留绅民十九人[2]。这一举动立时引发众怒。更为严重的是，他一跑，城内人心大乱。大小官吏纷纷弃城而逃，各军纵火劫杀。驻守城外的提督张玉良部还以防御为由，下令焚毁周边村庄。常州百姓身陷水火，苦不堪言。
据《太平天国全史》记载，亲兵开枪后，何桂清乘乱微服由小道走脱，步行至东门上马，并由卫队护送出城。慌乱中，遇到正在城外巡查的知府平翰，失魂落魄的何桂清竟以为是来追他回去，遂拔枪相向，差点闹出误会。其仓皇狼狈之态，让人大跌眼镜。何桂清平时好以书生自居。事发之后，他在为自己辩解时，仍口口声声自称书生。朝廷大为恼怒，谕旨斥其“可叹可恨”，“殊有愧书生二字”。
5月23日，何桂清逃至苏州城下，江苏巡抚徐有壬怒其不争，闭门拒纳，并上书对其弹劾。何桂清在苏州城外逗留多时却无法进城，又气又恼，无奈之下，只好转而逃向苏州西北浒墅关。不久，和春也率十二骑赶到。5月26日，李秀成攻陷常州，和春中弹负伤，在浒墅关呕血而死[3]。至此，江南大营彻底崩溃。面对如此局面，如果何桂清效法和春一死，仍可保持体面，但他又一次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竟以向洋人借兵为由，一路逃窜，躲进了上海租界。
6月2日，苏州失守，江苏巡抚徐有壬死于巷战。东南大局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不久，徐有壬的遗疏传至北京。在遗疏中，徐有壬泣血上陈，要求严办何桂清，并历数其弃城丧师、纵兵焚劫、祸国殃民等罪行数条。朝廷大为震怒，下令将何革职，拿解来京审问。
然而，这时的何桂清却躲在上海，迟迟不肯归案。他的老部下浙江巡抚王有龄、新任江苏巡抚薛焕[4]极力为其活动。他们联名上书，请求朝廷让何戴罪立功，薛焕还以前军将士的名义，请求准许何桂清前往督师，俟苏州克复后，再赴京伏罪，但朝廷震怒，一概不准，谕令何桂清立即到案。此时何桂清已无法推托，恰在这时，北方局势发生骤变，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咸丰帝避难热河。乱局之下，何案一时无人过问。于是，在薛焕等人的庇护下，何桂清便一直赖在上海。就这样，又拖了两年，直到北方局势平定，新皇登基他才不得已到部下狱。
1862年4月，何桂清一案进入审判程序。言官纷纷上疏要求严判，苏、常绅民尤为激愤。负责审判的刑部郎中余光保乃常州人氏，由于痛恨何桂清祸害桑梓，定罪时提出加重处罚。他在定案报告中称，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按清例处斩监候，秋后处决，但何犯击杀请愿父老，“恶心害理，罪当加重”，提议斩立决，即不等秋后，立即执行。
但朝廷认为，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员，用刑宜慎，于是召集廷臣会议，征求意见。不少枢臣上书为何桂清求情，大学士、礼部尚书祁嶲藻亦为之转圜。祁的奏疏云，以前仁宗睿皇帝说过，刑部议狱不得有“加重”字样，此不合法度。尽管为何桂清说话的人不少，但反对的同样不少。主张杀何的意见认为，失地当斩，刑赏大政，不可为谬议所扰。今欲平寇，而先庇逃帅，何以振作军心？刑部尚书赵光亦称：“不杀何桂清，何以谢江南百万战难生灵？”
就在两派意见相持不下之时，为了求生的何桂清也竭力为自己辩解。他说，自己弃常就苏，不是逃跑，而是听从部下的请求，欲保饷源重地，此事有薛焕等人的禀牍为佐证——言下之意，弃常之举不是逃跑，而是战略转移。如果这一说法得到认可，此案的性质将完全改变。
可是，让何桂清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苦心辩解非但没有挽救他的性命，反倒加速了他的死亡。原因就在于曾国藩的“落井下石”。
催命符
曾国藩是晚清赫赫有名的人物，湖南人，进士出身，曾任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不过，咸丰十年（1860年），在江南大营二次溃败之前，他的地位远没有后来那么显赫，他所领导的湘军也不过是一支民团性质的非正规部队。然而，江南、江北大营的先后溃败，却使他和他所领导的湘军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1853年，自太平天国定鼎天京之后，清军调集重兵加以围困。钦差大臣向荣结营于朝阳门外，是为江南大营；同时，另一钦差大臣琦善结营于扬州，是为江北大营。两大营相互对峙，不仅对天京形成包围，而且使江苏大部分地区得以屏障。然而，1856年和1860年两次兵溃，特别是1860年江南大营的二次溃败，使清政府对一向所依恃的绿营兵完全失去了信赖。
清王朝的军事力量始于“八旗”，这是努尔哈赤打江山时所创立的组织。八旗军向以勇武善战而扬名于世，骑射功夫尤其了得。清军入关前后，八旗军逐步扩大，先后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共为二十四旗，不过习惯上仍称之为“八旗”。但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加之承平日久，八旗兵养尊处优，日渐腐败，几乎不能打仗。这样，绿营兵便起而代之。
绿营兵，又叫绿旗兵，是由汉人编练的部队，由于使用绿旗，故有“绿营”或“绿旗”之称。早期的绿营兵在平定边乱、扩展疆土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具有很强的作战能力，可到了雍正时代同样陷入了腐败的怪圈。这种状况到咸丰朝已是愈演愈烈，不可救药。表面看，绿营兵倒还像是一支军队，实际上却是纸糊的老虎，不堪一击。和平时期尚可摆摆样子，太平军一起，绿营兵的无能便暴露无遗。当初洪秀全金田起义时，力量还很小，只有数千人，可绿营兵的数万、数十万人马硬是拿他们没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太平军一路攻城拔寨打到江宁[5]。原来，绿营兵的战法是只追不堵，就像稻田里轰鸟一样，跟在屁股后边咣咣地敲锣，鸟儿一飞走，便算大功告成。所谓收复失地，不过是等太平军撤走后捡个便宜。当然，功劳还是要照报不误，至于斩获的“长毛首级”多少多少，更是令人生疑。据说，许多无辜百姓成了刀下之鬼，被拿来充数，成了绿营兵将升官发财的资本。
绿营兵的腐朽无能使大局日益糜烂。太平军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眼瞅着绿营兵无力保护地方，一些汉族地主士绅为了自身的利益，开始办团练以图自保。刚刚继承大统的咸丰皇帝为了抵御太平军，也积极支持各地兴办团练，先后任命团练大臣四十余人。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个。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丁忧回籍。丁忧是古制，时间一般为三年，亦可视情而定。曾国藩母亲去世后，他便遵制回乡。恰逢太平军打到湖南，他便投袂而起，创建了湘军。说白了，湘军是国家“体制外”的一支“四无”军队，即无编、无权、无饷、无印[6]。所有的经费，包括兵饷、粮糈、武器、服装等，国家概不负责，全要自己筹措。用今天的话说，属于“自收自支”性质。即国家给你一个名头，其他的便要你自己想办法了。
然而，相对于全额拨款[7]的绿营兵来说，自收自支的湘军虽然不拿工资却比拿工资的绿营兵更争气、更管用，不久便渐渐打出了名气。尽管如此，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前，湘军始终处于配角地位。当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京时，湘军却在安徽、江西、湖北等地进行外围作战。
不过，这种局面在咸丰十年发生了改变。由于江南大营一溃再溃，清廷对绿营兵的无能表现失望至极，为了挽救局面，不得不转而倚重各地团练。湘军也由此迎来了一个重要转折。五月初八，朝中重臣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奏云：
伏维用兵之道，饷糈为要。今天下用兵十年，饷几竭矣，而迄无成效，不得不作改弦易辙之计，不用兵，而用民。用民之法，总宜深得民心，民心既得，则不必全资国帑，并可协济军粮，此目前北数省固守封圻以遏贼势之第一要务也。[8]
这份奏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朝廷要“舍兵用民”了。出此“改弦易辙”之计，一方面是因为绿营兵实在无能，不足以信赖；另一方面，十年用兵，国库空虚，依靠国家财政全额拨款来供养军队已力不从心，所以只能另辟蹊径，即“不用兵，而用民”。用民的好处是，不必国家拨款，便可协济军粮。因此，两位亲王认为这是当前改变战局的“第一要务”。其实，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不过，早在朝廷决定“舍兵用民”之前，湘军的将领们便看到了这一趋势。1860年4月，湘军的重要人物陆续来到了安徽宿松。他们中有胡林翼、曾国荃、李元度、左宗棠等。此外还有两个皖籍的重要人物，即李家二兄弟——李瀚章和李鸿章。
宿松是当时曾国藩的湘军大营所在地。这些重要人物云集宿松，会商的一个重要议题便是江南大营溃败后的江南局势。应该说，这是湘军由配角转型为主角的一次重要会议，史称“宿松之会”。在这次会上，湘军的将领们志在吴越，跃跃欲试，大多数人都认为，江浙为仓庾根本，京师性命所系。如今，南京溃败，丹阳继陷，苏州岌岌可危，仓庾之本，吴越精华，荡然无存，湘军在这种时候应该站出来。胡林翼干脆提出，两江总督也应由湘人担任，当然他所指的就是曾国藩了。
胡林翼是湘军名将，只因早逝，名气反倒不如左宗棠、李鸿章响亮了。其实就地位而言——曾、胡、左、李——胡列第二，仅次于曾国藩。胡林翼不仅是个军事家，还是一个战略家，其洞察力敏锐过人，具有超前意识，在某些事情上甚至超过了曾国藩。在宿松会议前后，胡林翼多次阐明自己的观点，即江南大营溃败后，湘军的当务之急是向江南转移，接手江南防务，不能再唱配角了。他分析说，江南财富甲天下，控制了江南就控制了江南的赋税。因此，接手江南防务不仅是政治战略上的考虑，更是经济上的考虑。作为“自收自支”的单位，保证饷源至关重要，所以这一见解很具煽动性，湘军众将们听了之后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但是，一向稳重的曾国藩却持谨慎的态度。插手苏南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它意味着湘军的势力将进一步扩张。作为一个在籍侍郎，一个非正规军的统帅，这样做会不会导致朝廷的猜忌呢？他不能不慎重考虑。最高层的态度当时尚不明朗。汉人统兵向为满人所忌，尽管不断有消息从北京传来，说是朝臣中已有多人上疏重用湘军，以挽颓势，但朝廷却迟迟没有表态。
曾国藩的谨慎除了顾忌朝廷的态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担心插手江浙可能引起何桂清的反对。何桂清于咸丰四年（1854年）出任浙江巡抚，后又升任两江总督，在江浙经营数年，党羽众多，其势力盘根错节。在他得势之时，别说曾国藩了，就连和春也不在他的眼里。曾国藩对何桂清的张狂相当反感。早在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困守南昌急需援助，可与江西毗邻的浙江却支持不力，当时担任浙江巡抚的就是何桂清。后来，何桂清升任两江总督，双方更是摩擦不断，明争暗斗。不过，当时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尚未形成气候，不得不对何桂清有所忍让。然而，形势的发展急转直下，就在曾国藩还在小心观望之时，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随着江南大营的溃败和局势不断恶化，朝廷不能再犹豫了。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他们只能依靠湘军，依靠曾国藩了，尽管心存顾忌，可除此别无选择。
1860年6月8日，在常州失陷后，朝廷将何桂清革职，谕令曾国藩署理（代理）两江总督。8月10日，在太平军攻克苏州、松江不久，朝廷又迫不及待地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江南水陆各军均归节制。
据说，在这件事上肃顺起了重要作用。肃顺系晚清宗室，郑献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深得咸丰帝倚重，先后历任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要职。一日，肃府馆师高心夔告知肃顺，京中流传“朝廷若以东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原来此话出自胡林翼之口，肃顺以为然。次日上朝，便上奏力主重用汉臣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于是，朝廷决心乃定。事后，肃顺还对高氏戏称：“事成矣，何以谢保人？”
由于肃顺等人的力挺，湘军终于完成了转型，由一个地方性的团练部队完全取代了国家正规军的地位，曾国藩也由一个在籍侍郎成为执掌东南半壁军政大权的最有权势的人物。这样的局面，何桂清做梦也不会想到。所谓三十年河东转河西，现在，何桂清要为他的愚蠢和错误付出代价了。
何案发生后，高层在处理此案时一直举棋不定。谕令曾国藩查复何桂清弃常就苏有无禀牍时，也反映了朝廷矛盾的心态。其实，苏、常失陷，卷宗早已毁于战火，尽管薛焕等人确有禀牍在先，但已无从查找。此时，曾国藩如有心保全，只要据实覆奏即可，但他却没有这样做。
苏、常失陷，卷宗无存，司道请移之禀，无庸深究。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当以僚属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9]
这是曾国藩洋洋数百言的覆奏中最为关键的一段话，意为疆吏以城守为大节，禀牍有无并不重要，而以有无禀牍作为定罪的依据，更为不妥。这样的回复无疑是一道催命符，作为一个手握重兵的统兵大员，他的意见之分量可想而知。
1862年12月12日，上意始决，谕旨将何桂清着即处斩。这一年他还不满五十岁，二十七年的仕途就此走向终结。何桂清一案轰动一时，加之历时两年，颇费周折，被时人称为同治朝“第一大案”，何桂清也成了太平军兴十二三年来，被砍头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一品大员。即便新皇登基，大赦天下，亦未能赦免，可见不同寻常。
何桂清一案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作为总督苏浙两省的地方大员，他必须为东南溃败承担责任。苏、常失守后，太平军席卷吴中，横扫江浙，直逼上海，整个东南半壁几乎完全葬送。这样糟糕的局面，全部怪罪于何桂清显然也不公平，但和春死了，徐有壬、王有龄也死了，总得有人买单。这个人除了何桂清，还能是谁呢？
真正的对手
道光十五年（1835年），就在何桂清考中进士的这一年，在偏远的广西藤县大黎里新旺村，一个出身贫苦的十二岁的少年正在忍饥挨饿。这个少年原名叫李以文。据他后来回忆，家中贫寒，父母养他兄弟二人，十分艰难。“家中之苦，度日不能”，他很小便以“种山帮工为食”；八岁至十岁间，曾随舅父读书，后因家贫中辍，不得不随父母“寻食度日”。这种缺衣少食、一贫如洗的生活注定了这个少年日后要走上一条与何桂清截然不同的道路。果然，二十年后，这个名叫李以文的少年成了何桂清的噩梦。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李以文已是二十四岁的青年。这一年，洪秀全从广东来到广西，在桂平一带建立了拜上帝会。两年后，李以文加入了该会。咸丰元年（1851年），拜上帝会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发动了金田起义，建立了太平军。路过大黎乡时，太平军传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害怕，更不要畏逃，大家有食同享，有难同当。李以文后来供述加入太平军的经过时说，“我家苦寒，有食不逃”，并且他还一把火烧毁了房屋，兄弟俩一起加入了太平军。
李以文加入太平军是1851年的9月，起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圣兵”，但在数年的征战中，脱颖而出。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首义五王或死或走，精英尽失，太平天国遭受了严重的危机。正是在这当口，他和陈玉成等年轻将领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成为太平天国后期最著名的统帅之一。
1859年12月，李以文被封为忠王，天王洪秀全还用黄缎子亲书“万古忠义”四字相赐。不过，此时的李以文已不叫李以文，而改名为李秀成了。
李秀成初登领导岗位时，就很少打败仗，显示出了极高的军事天赋。1856年，太平军一破江南、江北大营，本来局势一片大好，可偏在这时，天京发生内讧，元气大伤。清军借此调集重兵，卷土重来，把天京团团围住。为了挽救危机，太平军发起东征，横扫江浙，六解京围。在这一系列的作战中，李秀成转战南北，居功至伟。他和英王陈玉成所向披靡，令清军闻风丧胆。
1860年，他率部二破江南大营，席卷江浙，江南提督张国梁、钦差大臣和春、江苏巡抚徐有壬、浙江巡抚王有龄，以及杭州将军瑞昌等高官名将都先后败在他的手下，一个个凄惨而终，虽然两江总督何桂清跑得快，但最终仍难逃一死。然而，尽管李秀成在江浙取得节节胜利，但东南的局势并不乐观。江南大营二度溃败之后，曾国藩受命于危难，接掌了江南军务。李秀成开始碰上真正的对手了。
1851年，李秀成加入太平军时，曾国藩已官至礼部右侍郎兼兵部右侍郎。这一年，李秀成二十八岁，而曾国藩已年届不惑。单从年资、阅历和学识来看，李秀成就明显处于下风。有史家认为，曾国藩的才干，太平天国诸将中无人能及，除了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洪仁玕自幼喜读经史，兼及天文历数，涉猎甚广；后至香港，留心西学，眼界大开。1859年他辗转来到天京，受到洪秀全的重用，命其总理朝政，加封为“开朝精忠军机顶天扶朝纲干王”。在天朝各级官员将领中，洪仁玕无疑是最有学识和眼界的，他所编著的《资政新篇》令人耳目一新，其中许多超前的先进理念，直到今天，仍令史学家们赞不绝口。
不过，从严格的意义来说，洪仁玕只是一个理论家，不是一个实干家。他的许多先进理念只是停留于纸面上，从未得以实施。而且，由于他一到天京，身无寸功，便得到累累加封，这也引起了以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诸将不满，虽有天王宠信，但他的计划却常常受到牵制阻挠，根本无法实现。
有后人评说，如果李秀成能与洪仁玕联手，以李的带兵能力和洪的战略眼光，完全可与曾国藩相匹敌，并使咸同年间的战局发生重大改变。但这种假设已无现实意义。李秀成与洪仁玕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李秀成看不起洪仁玕，也不屑看他写的书。李秀成以战功起家，在天朝最困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可他进封忠王却迟于洪仁玕将近八个月。天王的亲疏远近让他颇感不快。后来他在供述中抱怨道，咸丰九年（1859年），军情紧急，他守浦口日久，“内无军饷，外又无救兵”，天王疑他有变，甚至将他母亲和妻子押为人质。后又传说他有投清之意，“恐我有变，封我忠王，乐我之心，防我之变”。言下之意，封他忠王并非天王心甘情愿，而是情势所迫。
以战功而论，洪仁玕的确难与李秀成比肩，但以眼界而论，前者却远胜于后者，可惜的是李秀成看不到这一点。
1860年的局势，由于江南大营的崩溃而变得错综复杂。太平军横扫江浙，南方岌岌可危，而临危受命的曾国藩面对乱局，并没有慌乱。当各方都认为应该迅速出兵江浙时，他却把目光紧紧地锁定了长江岸边的古城安庆。应该说，这正是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曾氏看来，扭转战局，重在上游。用他的话说，即“固上游以规下游，防三省以图吴会”。这是他对当时总体局势的一个最重要的判断。
所谓上游，即指长江上游，其中包括武汉、九江和安庆。有人曾形象地比喻说，长江好比是一条长蛇，武汉为头，安庆为身，而天京则为尾。固上游，就是要先夺武汉、安庆，进而攻占天京；防三省，则指防住湖北、江西和安徽，之后江苏可图。为了实现这一意图，湘军先是力克武昌，三进三出，最后得手。此后，又倾其主力杀向安庆。
安庆，又名宜城，是长江中游的一个重镇，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东接皖南，北连皖东；南靠长江，与九江相连；西连湖北，与黄梅、蕲春、英山三县交界。自康熙六年（1667年）安徽设省后，安庆一直是省城所在地。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安庆的战略地位变得极为重要。由于位于宁汉长江黄金水道之要津，它既是连接武汉和天京的纽带，又是天京的西大门。因此曾国藩认为，欲破天京，必克安庆。按照他的计划，第一步克武汉，第二步夺九江，第三步便是进军安庆。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拿下安庆。安庆乃武汉、九江之门户，夺取安庆，就像扎下一根钉子，不仅切断了天京的饷糈供给，而且也隔断了江淮各贼与天京的联络。因此，1860年春夏之交，在武汉、九江得手之后，曾国藩便指挥湘军主力全力包围安庆。应该说，这一部署立足全局，高屋建瓴，是解决时局的关键所在。可是，江南大营溃败后，朝廷急于挽救东南，连电湘军援吴，这就给曾国藩的部署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5月21日，就在何桂清逃至苏州当天，朝廷谕旨，令曾国藩酌度情形，相机东下。6月8日，在常、苏失陷后，朝廷令曾国藩代理两江总督，并统率所部兵勇，取道宁国、广德、建平，径赴苏州，以保东南。这一道道谕令让曾国藩颇感为难。当时，湘军主力只有万余人，另有各地勇营万余人，兵力十分有限。如果率兵援吴，就必须放弃安庆，这是曾国藩极不情愿的。
对于曾国藩的想法，在湘军内部也有很多人感到不解。他们认为江苏比安徽更重要，无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说都是如此。胡林翼就劝说曾国藩，江浙不能不救，否则两省之民抱怨不说，“其毁誉，其悲悯之怀，与吴越人仰望之苦”，也不能不考虑。但他也知道，以现有兵力支援江苏，不仅于苏无补，而先损湖北。因此，他向曾国藩建议，大胆放手，破格请将，放胆添勇，倾湘中之农夫以为兵，秋冬之际，即可陆续成军，援吴计划而后可行。李续宜也提出用船运兵，直下镇江，可出其不意，直捣苏、常。可曾国藩不以为然，一再强调说：“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10]之张本。”说到底一句话，就是安庆太重要了，非拿下不可。
常、苏失守之后，6月21日，他上疏朝廷，声称安庆城围不可遽撤。他在奏疏中说，苏、常未失，即宜提兵赴援，冀保完善之区。苏、常既失，则须通筹各路全局，择下手之要着，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策，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
曾国藩所说的“要着”和“根本”就是要全力拿下安庆。他在奏折中解释道：“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先克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然而，朝廷并不接受他的想法，一再要求他设法挽救东南。7月间，李秀成大军攻克松江，直逼上海，形势更加危迫。8月21日，朝廷有谕，令曾国藩体察情形，进兵苏、常。25日再次催促，令其由徽州、严州转战而东，保全浙省，再图江苏。这让曾国藩颇感棘手。尽管谕旨急如星火，但曾国藩却坚持既定方针，一边应付朝廷，一边继续全力攻打安庆。好在此时北方大乱。英法联军攻占天津，两宫西狩热河。朝廷忙于议和，一时间无法东顾，这就给了曾国藩回旋余地。此后将近一年时间，曾国藩专注于上游，死死地咬住安庆。
这一来，太平军坐不住了。安庆的重要性，曾国藩知道，太平军同样知道。对于天京来说，除了战略位置重要之外，安庆对天京的意义还在于，这里是太平军兵源、饷源的重要供应基地。在江南、江北大营长围天京的那段日子里，要是没有来自安庆的供应，天京早就支撑不住了。因此，太平军十分看重安庆。自1853年攻克安庆后，就一直牢牢死守。太平军惯于流动作战，许多城市前脚打下，后脚撤出，并不重视地方政权的建设。除了天京之外，很少在其他城市长久立足，但安庆是一个例外。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就说过，“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实乃精辟之语。
面对湘军死磕安庆，天京高层极度不安。为了解救安庆，在天王的主持下，洪仁玕制定了五路救皖战略。尽管安庆陷入重围，但太平天国高层对局势仍持相当乐观的态度，甚至认为，这次救皖计划会是二破江南大营的重演，并“立志在本年夏间尽驱去长江一带诸妖”。干王出征前，天王及幼主还在金殿上亲赐金笔、龙袍、靴帽，以壮行色。所谓赐金笔，便含有出师得胜，施用金笔，吟诗祝捷之意，而在出师的路上，洪仁玕的心情也的确不错，一路上写下了不少诗文。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志顶江山心欲奋，
胸罗宇宙气潜吞。
吊民伐罪归来日，
草木咸歌雨露恩。[11]
诗中充满豪气，并对胜利充满信心。在他看来，这次救皖计划，太平天国倾其主力，志在必得，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救援计划竟以惨败而告终。究其原因，不是计划不周密，而是思想不统一，并在执行上出了问题。
决战安庆
救皖计划是在1860年9月下旬正式提出的。当时太平军攻克苏、常等江苏重镇之后，开始进军上海。根据原定计划，太平军的战略目标是先夺取长江下游苏杭沪地区，巩固后方，消除后顾之忧，然后再乘胜向上游进发，会攻武汉。
这个计划是5月间在天京军事会议上制订的。洪仁玕和李秀成都支持这个计划。据洪仁玕回忆，5月21日，他登朝庆贺，且议进取良策。英王意在救安省，侍王意取闽浙，独忠王从吾所意。但是，这一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却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先是李秀成在攻克苏州之后，向上海进发，却遭到洋人的干预，不得不改变计划，转而进攻浙江嘉兴等地。
9月25日，英王陈玉成赶到苏州与忠王会面，商讨下一步战略。会上，陈玉成重提救皖计划，并与李秀成发生了分歧。陈玉成认为，安庆被清军围攻，万分危急，必须派兵驰援，但李秀成认为，进攻杭州，实比救援安庆更为迫切。在他看来，苏、杭好比鸟之两翼，光有一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
陈玉成是太平军年轻的少帅，十四岁参军，二十一岁时赐封英王。虽然他比李秀成小十几岁，但战功丝毫不弱于后者，加封英王也早于李秀成半年。陈玉成作战凶悍，令人生畏。清军骂他“四眼狗”[12]，对其极尽妖魔化。直到陈玉成被捕之后，他的敌人才发现原来他是个美男子。“貌甚秀美，绝无杀气”，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就曾这样描述他。
其实，英王的外貌与他性格相差很大，一名见过陈玉成的外国记者在报道中这样写道：“英王穿黄袍，戴风帽，身材矮小，声弱如女子，貌似无能而不堪负大责者。”而实际上这个貌似柔弱的年轻人却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他“头脑清晰，聪明智慧，行为坦白”。在太平天国后期，他曾威震四方，叱咤风云，令清军闻风胆寒。
陈玉成主张救援安庆，本身并没错。安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李秀成的看法是，安庆重要，苏杭同样重要。这其实也没有错。有人认为，陈玉成和李秀成两人都有私心。对于陈玉成来说，安庆守将叶芸来是他的部下，他不能见死不救。而李秀成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攻占苏、常之后，他便一心想在苏、浙扩展地盘，发展实力，因而救援安庆对他毫无吸引力。
这样的揣测是否有道理，姑且不论，但二王的分歧导致了太平军战略计划的重大改变，却是事实。据李秀成的说法，八月[13]中旬，“天王严旨颁到，命我赴上游”，领军扫北。这就是说，在忠王与英王的分歧中，天王站在了后者的一边。
天王的态度与干王洪仁玕有极大关系。干王原来是主张先夺取长江下游苏杭沪地区，巩固后方，然后再乘胜向上游进发，会攻武汉，但鉴于安庆局势危急，他改变了原定的主张，同意放弃下游转而进攻上游。这就使太平军5月间制订的战略计划完全发生改变。
对于这样的改变，李秀成内心是有抵触的，但在天王的严旨之下，他只能执行。太平军新的战略即远袭武汉，援救安庆。其要点是，乘湘军重兵云集安庆，武汉空虚之时，集中优势兵力奔袭武汉，迫使湘军回援，以解安庆之围。会议一结束，太平军立即行动，杀向湖北。这就是太平天国史上著名的第二次西征。
西征行动与太平军对付江南大营的办法如出一辙，虽然仍是老套路，却击中了湘军的要害。陈玉成大军经由苏北、六安等地杀向湖北，李秀成大军则由皖南插入江西。太平军来势凶猛。从12月至次年3月间，曾国藩大营几度遇险。尤其是12月底，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三路会攻祁门，身陷绝境的曾国藩甚至写下遗书，情形万分危急。如果太平军全力会攻，取胜必定无疑，可李秀成却没有这样做。他虚晃一枪，便撤围而去。有分析认为李秀成是害怕湘军悍将鲍超。因为在12月初，李秀成曾在休宁柏庄岭被鲍超击败，损折四千余人。还有分析认为，李秀成此次出兵的目的“并非欲争此处，实上湖北招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二次西征”始终不感兴趣，更多的是注意保存自身的实力，故而丧失大好战机，使曾国藩绝处逢生。
1861年3月，就在李秀成部转战皖赣之间时，陈玉成大军一路过关斩将，攻克湖北黄州，距汉口仅百里之遥。此时武昌的守军仅有三千余人，而湖北巡抚胡林翼则远在安徽作战。群龙无首，实力悬殊，武昌城内乱成一团。
消息传来，许多人都主张立即救援武汉，但曾国藩坚持不为所动。因为他早就看出了太平军的意图。如果分兵救援，正好中了太平军的计谋。事后，他在家书中写道：“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之外”，“贼之善于用兵，更狡更悍”。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就在武昌空虚，势难再保之时，太平军突然屯兵不前了。一般认为，这是洋人干涉所致。确实，英国参赞巴夏礼赶到了黄州，当面要求太平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他的理由是，太平军攻打武汉会损害列强的贸易，破坏他们的商业利益，因为事涉外交，陈玉成只得停止行动，并向天京请示。
其实，洋人干涉只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李秀成行动迟缓，从而导致了计划被迫中止。按照原定的方案，太平军两路大军，一路由陈玉成统率，一路由李秀成指挥，两军会师湖北之后再向武汉发起进攻。然而，当陈玉成的大军兵临武汉城下时，李秀成的部队却迟迟不见踪影，按照预定计划发起的攻击亦无法进行。
李秀成进军迟缓，后来广受诟病。有史家认为，他是阳奉阴违，有意对抗“中央”，这里不予置评。客观事实是，李秀成比陈玉成晚了三个月，才率部进抵湖北鄂城。而此时安庆已危在旦夕，陈玉成不得不回师直接救援安庆。这就导致了太平军的作战计划再次发生改变。
如果陈玉成不回援安庆，而是与李秀成合攻武汉，那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但历史不容假设。等到李秀成赶到湖北时，见陈玉成业已回师，便也退回江西，旋即返回浙江。至此，西征计划完全没有达到目的。
1861年4月，陈玉成三万大军进入集贤关。集贤关是安庆陆路通向外界的唯一通道，湘军在这里集结了重兵。在武汉危急之时，很多人都劝说曾国藩，让他分兵救援武汉。可曾国藩丝毫不为所动，认为安庆得失关系战争全局之成败，除了胡林翼紧急调兵赴援外，围攻安庆的湘军主力丝毫未减。他指示其九弟曾国荃等围攻安庆的湘军将领，“勿弛安庆围，须坚守”，甚至说出了“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的话来。
曾国藩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咬定青山，不惜代价，务必拿下安庆。为此，他要求围城部队，坚守不动，不攻坚，不出战，与此同时，隔断城中与外界的一切联络，使其粮草断绝，最终失守。曾国藩如此坚决，一方面，是对安庆志在必得；另一方面，他也识破了太平军的意图。自古成大事者，皆有一股狠劲，曾国藩就是如此。在长达一年多的战事中，他始终咬住安庆不放，以不变应万变。实际上，在这场较量中，谁能挺到最后，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但与曾国藩相比，太平军的计划却一变再变，最终导致了重大失利。
从5月开始，安庆大战进入了白热化。双方不断调兵遣将，投入了大量兵力。为了增援安庆，干王洪仁玕亲自赶赴桐城，坐镇指挥。从各处调集的两万多天国精锐，分别进至安庆北面的新安渡、横山铺、练潭一带，与陈玉成大军声气相连。这是曾国藩愿意看到的。因为湘军的主力全部集中在安庆一带，正好可以吸引太平军进行决战。为了确保集中优势兵力，他又先后调集鲍超部、胡林翼部等部精锐，以增援围困安庆的湘军。
安庆决战极为惨烈，前后持续数月，直到9月间才见出分晓。太平军伤亡惨重，而安庆城内弹尽粮绝。1861年9月5日，安庆在坚守一年之后，终于失守了。平西主将吴定彩及叶芸来等二万多将士全部阵亡。
安庆失守对太平天国来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它使西线太平军主力丧失殆尽，而天京也失去屏障，危在旦夕。有史家认为，安庆之失是太平天国走向最后灭亡的重要转折。为此，主持朝政的干王洪仁玕十分痛惜，他严厉批评李秀成，认为他消极参战，不顾大局，先是不能如约与英王陈玉成会师武汉，致使戎机一误再误；此后，又不执行五路救皖战略，由湖北回师江西，竟不救皖而入浙，致使安庆不守。他在信中说，不要以为手握苏杭两省，便可高枕无忧。“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而殿下之言，非吾所敢共闻也。”但是，李秀成似乎并不买账。他回复称：“特识高见，读之心惊神恐，但今敌无可败之势，如食果未及其时，其味必苦，后当凛遵。”
在李秀成看来，敌势未消，与其决战，并非上策，而剑走偏锋，直取苏杭，倒可出奇制胜。其实这一想法也有合理成分，但他打乱了太平天国的整个部署，因而饱受质疑。不过，从客观效果看，李秀成的行动也给曾国藩造成了极大的麻烦。12月间，就在湘军攻克安庆之后不到三个月，李秀成便率部夺取杭州，之后挥师上海。如果一切顺利，东南半壁将尽归太平军之手。尤其是夺取上海，至关重要。此处是江南最富庶之地，一旦得手，“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局面将为之改观，足以抵消失去安庆的重大损失。但让曾国藩感到庆幸的是，李秀成的计划却在进攻上海时遭受重大挫折。
历史在这里又一次发生了根本转折。
[1] 指南京，太平天国在此定都后将其改名为天京。
[2] 一说十一人，另有一死十三伤之说。
[3] 一说自缢；又云以烧酒吞服大烟而亡。
[4] 接替战死的徐有壬。
[5] 江宁，南京旧称之一。
[6] 只刻临时木质关防。
[7] 清代文件称“全资国帑”。
[8] 《淮军志》，王尔敏，中华书局，1987年。
[9] 《太平天国全史》，简又文，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62年。
[10] 金陵，南京的古称。
[11] 《太平天国全史》，简又文，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62年。
[12] 据传陈玉成眼下有两块黑斑。
[13] 旧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