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流变中的文人地位[1]

中国自古以来，第一流的文人大都是国家之栋梁，是君王身边的人，帮助君王管理天下，“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不仅屈原如此，东方朔、司马相如亦如此；曹操父子既是政治领袖，又是建安文学的主将；魏晋七贤中，嵇康、阮籍、刘伶、山涛，哪个不是卷入国家政治激流中的角色？陶渊明例外，他要远离政治，过他的“桃花源”般的生活。苏轼年纪轻轻就是大学士了，做过杭州通判、湖州太守、密州太守等，在朝廷做过中书舍人、知制诰、吏部尚书。吏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参与国家重大的人事任免。唐代的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哪个没在皇帝身边待过？南宋的陆游、辛弃疾本来就是王朝里的大员。只是到元代之后，文人地位下降，市井化之气日盛，成了所谓的“下九流”。南宋遗民郑所南记：“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文革”中所谓的“臭老九”，其出处大约就来自于此。文人与政治圈子渐相背离，戏剧家关汉卿、王实甫、白朴渐趋平民化、市井化，与国家政治的关涉少了许多。明清之际的小说，真成了小说家言，不管是曹雪芹还是施耐庵，罗贯中抑或吴承恩，论其出身和阅历，无有进入国家政治中心者。于是，我们至今都有点搞不清《红楼梦》的作者，这恰是文人地位低下、易被忽略之表征。这一趋向，在晚清和民国初年有了些许改变。

民国时期，由于传统旧制日渐溃败，新生政权还未能及时有效地掌控所有区域，民间思想活跃，各派各家竞相立言，文学艺术百花纷呈。一些文学大家，与政治的关联度日趋密切，参与政治的热情高涨。新锐先锋作家，如蒋光慈、殷夫、冯雪峰、周扬、夏衍等，就直接上阵成为革命者，有的成为职业革命家。鲁迅、茅盾也很深地掺入到政治的漩涡里，也在或浅或深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郭沫若被称为狂飙突进的五四精神的旗手之一，他在北伐时期就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抗战时期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政府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领导全国进步文化人士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其他人物，比如胡适之，任驻美大使、北大校长，也是左右社会舆情的人物。何其芳、丁玲等，就直接投奔了延安，成为新的政治力量的骨干。

其后，文人的地位下滑，当然有政治原因，比如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但除此之外，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也促使文人从众星捧月一般的位置，变身为百业之一，各行各业也都分享了文人曾有的光辉。比如，科学家、工程师、教师、医生、干部、企业家等，他们也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已经与文人有了决然不同的分界。社会真正地处于百业分流的时代，且这个百业的地位与文人越来越平等，甚至许多职业的位置如科学家、企业家等，大大超越文人而处于上位。文人曾有的那种自豪渐趋消失，一去难返了。曹丕曾自豪地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现在看来，真是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文人还在，文人中的佼佼者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大众，但有一个显在的事实是，文人的边界正在模糊。因为，会写文章的人实在太多了。在一个百分之七十的适龄青年都能读大学的时代，在一个人人都会在网络、微信上发表感言的时代，文人渐渐消泯于大众之中，成为一个普通公民，再也回不到那种显赫的位置上去。而作为一个公民，文人想要与众不同，在海量的文字喧哗中，讲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识见，且用让人眼前一亮的文字来讲，那须付出多大的辛劳和努力？！难哪，文人！

[1] 原载于《西安晚报》2016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