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共产主义的影子

政变策划一方的共产党观

在这里,笔者希望略微对有马赖宁总结的三月事件的第一个特征,即策划发动政变的人群当中有不少共产主义者这一说法作进一步的发掘与验证。上文提及的海军军官藤井齐,曾经主导民间右翼、国家主义团体以及陆海军军人等群体之间的联合与协作工作。他还在1928年3月联合海军军官中的志同道合者创建了“王师会”62。从藤井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在有意识地接近共产党。1931年2月5日藤井在日记中写道:“傍晚,拜访东君 (东昇中尉),与其一起策划种种事宜。据东君所言,他眼下正在连队内组织读书会,指导参会者阅读研究左、右两派的各类书籍。”63由此可以一瞥当时东昇中尉在驻长崎县大村的步兵第46连队内组织读书会的状况。在2月12日的日记64中,藤井又写道:“本日从东中尉处借来了记载共产党战术的 ‘参情报密’.”65

对于共产主义者,藤井在日记中评论说:“从大众化、组织化以及充分利用言论机关等角度来看,共产主义者的运动模式颇有可圈可点之处。”66 2月14日的日记中还写道:“本日阅读 《所有与社会主义》一书67。(中略)之后全文抄写了苏维埃联邦的共产革命纲领。”68 2月23日的日记中又说:“眼下投身于无产运动的共产党员中不乏有为之士,应对其加以利用。”69《所有与社会主义》一书的作者,乃是担任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员的“俄国通”岛野三郎。作为一名运动家,岛野在1918(大正7)年加入了以满川龟太郎为后台的国家主义团体“老壮会”70,其后还参加了1919年北一辉创立的“犹存社”和1925年大川周明创建的“行地社”。

共产主义者与军人的关系

前面笔者以藤井齐为例,简要介绍了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等恐怖袭击、政变活动策划方的共产党观。接下来,希望对海军军官滨勇治和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召开时的军令部长加藤宽治之间的关系略作探讨。值得注意的是,滨勇治长期和共产主义者有着密切往来,其个人思想也非常倾向于共产主义。

这里笔者希望引用一段小笠原长生的日记。小笠原长生一直以来都是东乡平八郎的左膀右臂,而东乡本人曾任东宫御学问所(22)总裁,并在1913年获得了元帅头衔。根据1932年小笠原日记的记载,同年5月20日召开的军事参议官(23)会议闭会后,与会者们坐下来闲谈。其间,有两个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警觉:一是刚刚发生的“五一五”事件中有共产主义者参与,二是前海军军令部长、时任军事参议官的加藤宽治也与共产主义者有所往来71。加藤宽治可谓海军中的“俄国通”,在日俄战争之前,曾担任海军驻圣彼得堡的特派员。其间,他还和广濑武夫一起去波罗的海沿岸刺探俄国的军港情报72。

加藤宽治在5月20日的日记中并没有记录当日军事参议官会议的具体情形,但他在7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召开军事参议官会议。(中略)会议一直开到下午,会上做了关于 ‘五一五’事件的报告。山田的态度十分轻率。”73这里所提及的山田,推测指的是海军法务局长山田三郎74。在1931年10月19日的加藤日记中,山田也曾登场。当时正值十月事件的内幕曝光,山田找到加藤,针对海军军人与陆军青年军官之间的相互往来状况进行了调查75。而小笠原长生在日记中所说的,与加藤宽治有所往来的共产主义者,很可能指的就是滨勇治。加藤宽治在1932年2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外语中文科滨勇治大尉上午来访,报告了西田税和北一辉的不法行为。听了我的话后,滨倍感愤慨,对彼等大加责难之后告辞。”76加藤在日记中专门记载滨勇治隶属于“外语中文科”.事实上,在1929年11月至1930年12月间,滨勇治隶属于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从1931年4月起作为海军大学校乙种学生进入外国语学校中国语科进修学习77。从滨勇治的履历可以想见,他的中文水平应该很不错。

此外,滨勇治还是藤井齐创立的“王师会”的成员之一。藤井在1931年8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本日滨勇治来访。(中略)滨与共产党似乎有所联络。”78 10月23日,藤井又写道:“晚上,把滨勇治叫来水交社(24),同他聊到很晚。(中略)迄今为止滨心中的种种疑问至此烟消云散。他发誓今后将听我的指示,帮忙刺探中央的机密情报,同时还会帮忙处理各种通信联络工作。”79当时,滨勇治作为海军大学校委派至外国语学校进修的学生,其身份非常适合在东京从事改造运动的联络工作。在1932年的血盟团事件中,滨勇治因涉嫌隐匿小沼正用来暗杀前藏相井上准之助的手枪,并在菱沼五郎暗杀三井合名理事长团琢磨的过程中向其提供凶器,于同年3月9日被海军省法务局逮捕80,并于3月12日起被关押在横须贺海军监狱。主持对滨勇治进行审讯的木内曾益检察官撰写的“滨勇治审讯材料”中,也明确记载当时滨乃是“海军各同志之间的联络管道”81。

滨勇治出生于长野县诹访。1933年2月4日,诹访地区曾经发生所谓的“教员赤化事件”.该事件中,当地的不少学校教员因涉嫌违反 《治安维持法》而被逮捕。虽然被捕的教员大多实际上并非共产党员,但其中许多人还是以涉嫌违反 《治安维持法》“目的遂行罪”(25)被起诉。所谓滨勇治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联系,大概指的就是他在诹访当地的这一层关系吧。

当时的日本共产党

藤井齐曾长期关注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当时东京帝大学生田中清玄82和自莫斯科留学归国的佐野博等所谓极左派把持了日本共产党的领导权83。据田中清玄的回忆,在他担任日共总书记期间,日共树立了武装革命的方针84。此外,田中也曾在回忆录和采访中表示,他在就读旧制弘前高校时就认识了大川周明、矶部浅一以及村中孝次(26)等人。虽然田中的这些回忆的可信度尚需进一步验证,但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奉行武装革命方针时期的日共与军队内的青年军官之间其实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

如今我们很难对当时处在政府严厉镇压取缔下的日共运动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过,通过一些史料我们可以一窥当年共产国际究竟是如何看待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这对我们了解日共运动的状况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1932年12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局会议。会上,共产国际方面认为:“日本共产党无疑在强化军队内部工作方面取得了成功。如果说1930年是煽动、宣传之年的话,那么1931年对日本共产党来说便是组织之年85。在这一年中,日本共产党在军队工作领域,特别是培养军队内部细胞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进入1932年后,军中士兵开始积极开展各类行动。这可以说是1932年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特征。”86

此外,当时的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局会议报告还写道:“众所周知,在上海出现了日本士兵公然抗命的现象。此外,日本的军用飞机还在上海空投了不少共产主义传单。”87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最初见于日本共产党军事部创办的面向士兵的报纸 《兵士之友》(兵士の友)创刊号上88。由于该报当时被送到了莫斯科,因此报上刊登的内容便引起了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局的注意,最终将其写入了会议报告。

西园寺公望眼中的社会情势

这一时期,元老西园寺公望也开始怀疑军队内部与共产党之间存在联系。当时西园寺手中汇集了上到警视总监报告,下到各种国家主义团体的怪文书等各个渠道的情报。那么在西园寺眼中,当时日本的社会情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1931年10月6日,西园寺对原田熊雄这样说道:

通过观察近来陆军年轻军官们的结社状况,同时对汇集到我手中的各种情报加以分析,可以发现,近来日本社会当中出现了一些巧妙的、过去不曾有过的现象。在我看来,陆军里大概是混入了一些红色分子。综观世界历史,每当帝制覆亡之际,都会出现类似的现象。从这个角度看,这种现象可以说是颠覆帝制、开展革命的前提手段。(中略)近来陆军的在乡军人(27)纷纷宣传说,陛下的幕僚长——参谋总长或陆军大臣在面见陛下时,陛下总是摆出一副不耐烦的面孔抱怨说,“你怎么又来了”.此外,每当陆军内部有结社活动,这些人也总会宣传说某某皇族对本次结社表示赞成,甚至签下了所谓的血判状云云。这类流言大多是从陆军那边传出来的,由此可见,陆军内部怕是有极左势力在活动。89

“综观世界历史”一语,乃是西园寺此段述怀的重中之重。西园寺自1871年起留学法国长达10年,其间,他耳濡目染地受到了巴黎社会氛围的熏陶。在伊藤博文赴欧洲调查宪法制度之际,西园寺也参与了对欧洲王室法的调查工作。其后,他还历任日本驻奥地利、德国、比利时公使。提起“王室”“革命”“极左”这些词汇,当时全日本能在脑海中描绘出最为具体形象的人,想必就是西园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