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俄战争研究的现状
过往的研究动向
日俄战争于1904年2月6日爆发,一直持续至次年9月5日。当时日俄两国的矛盾是可调和的吗?日俄战争又是可以避免的吗?关于这个问题,过往的不少研究成果都认为,日俄开战是能够避免的。然而日俄战争爆发前,日、韩、俄三国的立场可谓迥异。日本希望在韩国(4)建立排他性的支配地位,韩国政府希望在俄国的援助下实现本国的中立化,已将“满洲”收入囊中的俄国也对韩国政府的中立化提案表示了支持。经过战前长达半年的外交谈判,日俄两国最终围绕着在朝鲜半岛设立中立地带的问题僵持不下。从这一点出发考虑,笔者认为当时日俄战争的爆发大概率是难以避免的。
此前,日本学者认为,甲午战争是日本以实力逼迫清朝承认朝鲜“独立”的战争,亦即日本为了在朝鲜确立支配权的战争。而日俄战争则是日本以实力逼迫俄国承认“满洲开放”的战争,亦即日本为了在“满洲”确立支配权的战争。换言之,日本学者此前一直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视为日本在大陆扩张的两个阶段。近年随着俄方保存的日俄战争相关史料的公开,俄国学界对于日俄战争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参考俄国方面的最新研究,我们会发现在日俄开战之前一段时期,两国外交谈判的核心一直集中在韩国问题上。
战前的社会状况
想必不少人心中对日俄战争前的日本社会状况都抱着这样一种印象:因三国干涉而愤怒不已的日本国民,在“卧薪尝胆”的口号下为日俄战争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然而,如果我们阅读一下1904年2月12日的 《原敬日记》,便会发现情况似乎并非如此26。
如今,大多数国民都不希望战争爆发。政府当初之所以让七博士(5)在舆论中宣传武力讨俄论,其后又着手组织对俄同志会等反复宣传对俄强硬论,最初是为了以舆论为武器向俄国施压,以此推动日俄协商的成立,避免战争的爆发。(中略)如今国民大众当中,以实业家团体最为厌战。然而在强硬的舆论氛围下,如今已经无人敢公开反战。时间长了,舆论民心逐渐也就习惯这种战争氛围了。
“卧薪尝胆”的故事之所以广为人知,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俄战争胜利后德富苏峰编纂的 《公爵桂太郎传》(1917年)和 《公爵山县有朋传》(1933年)的影响。实际上,这两部传记的刊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彰显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所谓将日本推上世界八大国地位的政治人物,其内容未必符合历史事实。
日俄开战前的反战气氛
迄今为止,日本学界中关于日俄战争有着极为丰富且优秀的研究积累。其中,坂野润治可谓日俄战争实证研究新潮流的开拓者27。他在研究中分析指出:“很大一部分的日本国民以及部分国家领导者,到日俄开战为止都抱着厌战的态度。”在日俄战争前的1903年3月举行的第八次众议院总选举当中,对开战抱消极态度的政友会获得了过半数的193席,而宪政本党只获得了91席。从这个选举结果来看,至少地主和实业家阶层并不赞成对俄开战(6).此外,关于1902年缔结的日英同盟,原敬在日记中写道:“应当反对加征地租,同时反对以地租为财源的海军军备扩张计划。当前借缔结日英同盟之机,暂缓军备扩张的脚步,无疑是一个合理的选择。”28
此外,三谷太一郎在对日俄战争前的政界状况进行分析后指出29,开战前,以元老为首的政界高层中有不少人都倾向于非战论(至少是潜在的非战论)。在分析过程中,三谷格外重视1903年末的财政紧急敕令案的审议问题。1903年12月28日,在预想日俄即将开战的前提下,为了筹集军费,政府编订了一系列紧急财政政策,并希望以紧急敕令(7)的形式来公布这些财政政策。然而,这一紧急敕令案在枢密院(8)审议的过程中却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以此为依据,三谷判断当时政府高层中不少人对开战其实都抱着消极的态度。1904年2月5日,即日俄开战的前一天,原敬在日记30中写道:
昨日来,时局逐渐紧迫,俄国业已决定开战的消息频传,刊发相关号外的报纸也不在少数。不得不说,关于时局演化的种种问题,日本政府所持的保密策略实有过度之嫌。这导致广大国民大多不明时局之真相。事实上,日俄两国虽然最初是围绕着满洲问题进行争论,但此后争论焦点逐渐变化。时至今日,日俄两国之间的争议无非只是关于朝鲜半岛的中立地带到底要划多大的问题。虽说一旦对俄开战,国民仍然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不得不说眼下多数国民心中仍然渴望和平,只是在当下舆论环境中无人能公开表达而已。即便是元老们,亦是如此。全国上下,除了少数论客之外,大多数人内心都不希望发生战争。然而即便如此,战争的脚步似乎还是在逐渐迫近。
“如果最终妥协案能够送达,日俄战争便不会发生”
新锐外交史学者千叶功在其著作 《旧外交的形成》中,对日俄战争的开战过程做了实证性的解读31,对1903年7月至1904年2月间日俄外交谈判中的各项议题和论点,以及元老会议议题的变化过程,做了非常细致的总结和探讨。在此基础上千叶得出结论,日本政界高层实际上很晚才做出了对俄开战的决定;无论是被视为主战派的山县有朋、桂太郎、小村寿太郎等人,还是主和派的代表伊藤博文,都认为“满洲问题和韩国问题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对俄外交的过程中,应当同时就这两个问题进行谈判”.针对“满韩不可分”这一点,上述两派的观点其实并无不同。1903年12月21日,山县有朋在写给桂太郎首相的信函 (藏于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中说道:
芳翰已拜读。关于16日会议之重点问题,正如老兄所知,老生一直主张应趁当下之时机向俄方提出满韩交换之主张。然而,16日会议最终决定在现阶段采用外相提出的谈判方案。对此,我向外相表示,国家之政略自当由政府当局负责人来制定,老生不会固执己见对政府事务横加干涉。不过,关于贵谕当中的第二点问题,即采取断然之手段对俄开战之论,老生实难认同 (后略)。
信中所提及的1903年12月16日召开的元老会议的出席者,除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松方正义、大山岩各元老外,还有桂太郎首相、寺内正毅陆相、山本权兵卫海相以及小村寿太郎外相等阁僚。山县在这封信中想表达的核心是,在16日的元老会议上,他本人虽然对“为了解决朝鲜问题不惜与俄国一战”的政府方针表示了认可,但并不同意因“满洲”问题与俄国开战。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日俄开战两个月之前,决策者们仍未就是否对俄开战达成一致。
日俄战争结束后,《大阪每日新闻》曾在1907年1月10—18日连载了俄国远东特别委员会保存的日俄战前对日谈判的相关资料。日俄战争前担任俄国陆军大臣的库罗帕特金 (Aleksei NikoG laevich Kuropatkin)也曾在笔记中引用这份资料。千叶功在参考该资料的基础上表示,日俄战争爆发前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已经决定对日妥协,并曾下令向日本送交承认日本占领韩国全境的最终妥协案。然而在这份妥协案送达日本之前,日军已然先发制人地对俄军展开攻击,挑起了战争。千叶认为,如果俄国的这份最终妥协案能够早些送达日本,那么日俄战争大概率是可以避免的。
俄国史领域的研究潮流
上文中,笔者就日俄战争前日本国内的反战氛围,以及直到日俄开战前夕日本决策层仍未就对俄开战问题达成一致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近年随着俄国方面史料的公开,俄国史领域关于日俄战争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便是和田春树32与卢科雅诺夫的一系列著作。此外,加纳格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极大推进了日俄战争研究史的发展33。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最新研究成果的划时代意义,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一领域最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司马辽太郎的小说 《坂上之云》34。关于日俄开战前俄国内部的政治动向,司马在小说中描写道:日俄开战前,俄国的财政大臣维特 (Sergei Yul'jevich Witte)倾向于回避战争,但沙皇尼古拉二世由于受到别佐布拉佐夫 (Aleksandr Mikhailovich Bezobrazov)一派的影响,开始倾向于带有冒险主义色彩的朝鲜领有论,日渐沉迷于对外侵略扩张。而以库罗帕特金为首的俄国军人,也大多轻视日本的军事实力,认为一旦日俄开战,俄国可以轻易获得胜利。
和田春树指出,司马的上述描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维特回忆录的影响。而司马对于库罗帕特金的认识,基本上也是基于库罗帕特金在战争中出于逃避责任的目的向沙皇提交的 《战争的总结》这份文件的内容。一旦不加分析和批判地相信以上这些战争当事人的回忆录,自然就会得出所谓俄国国内没有主战派、俄国上层都不想开战之类的结论。
日俄战争后,俄国总参谋部编纂了十卷本的官方战史。其中负责第一卷第一章编写工作的西曼斯基少将,对开战前俄国国内的状况进行了还原。在编写战史的过程中,他于1910年留下了大量的询问调查资料。和田春树指出,这些询问调查资料是关于日俄开战过程最为翔实的史料。而这些资料所呈现的日俄开战的史实状况,与司马小说中的描写全然不同。例如,此前一直被认为是对日强硬派的别佐布拉佐夫,在1904年1月10日 (俄历1903年12月28日),即日俄战争爆发前一个月,甚至还起草了一份主张缔结俄日同盟的意见书。其中约定,俄国不会吞并“满洲”,作为交换,日本也维持朝鲜的独立。在此基础上,俄日两国可以建立政策性质的开发企业,分别对“满洲”和朝鲜的天然资源进行开发。
加纳格在沙皇尼古拉二世遗留的档案中也发现了别佐布拉佐夫起草的这份俄日同盟意见书。原本俄方高层希望劝说沙皇尼古拉二世与明治天皇取得联系,由两国君主出面直接商谈俄日同盟案,但沙皇最终并没有批准这份提案。时任驻俄公使的栗野慎一郎对这份俄日同盟案似乎也非常感兴趣,甚至还专程就该提案给小村寿太郎外相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进行汇报。这封电报本应在1月15日送达日本,然而时任俄国外交大臣的拉姆斯多夫 (VladG imir Nikolayevich Lamsdorf)却对栗野公使说,别佐布拉佐夫不过是“一介狂夫”,“和他进行谈判有害无益”,表示无意就别佐布拉佐夫提出的俄日同盟案与日方展开谈判。2月3日,拉姆斯多夫通过电报向驻旅顺的俄国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 (Yevgeni Ivanovich Alekseyev)传达了沙皇的对日回复案。在该提案中,俄方坚持要求在朝鲜半岛北纬39度线划设中立地带,哪怕是通过签订秘密条约的方式亦无不可。而这是当时的日本高层无法接受的。
通过和田春树的研究可知,在战争爆发前的日俄外交谈判中,朝鲜问题才是两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俄方坚持要求在朝鲜划设中立地带,并要求日本承诺不将朝鲜用作战略前进基地。对此,日本屡次表示拒绝。持续半年之久的日俄谈判基本就是围绕着这一问题的拉锯战。
此外,韩国高宗皇帝在1903年8月15日寄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密信中表示,一旦日俄开战,韩国将站在俄国一方,他还希望日俄两国承认韩国的战时中立地位。从俄国外交档案的记载来看,当时俄方对高宗的这一要求给予了正面的反馈。
俄国学者的最新研究
在日俄战争研究领域,俄国前沿学者卢科雅诺夫阅读了大量俄方保留的一手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对别佐布拉佐夫一派的政策主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别佐布拉佐夫一派在1903年获得了尼古拉二世的信任,对当时俄国远东政策的制定有着非常大的发言权。卢科雅诺夫在分析后指出35,当时别佐布拉佐夫一派在远东政策方面的主张主要有两点:一是俄军应从“满洲”北部撤退,同时向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和大连增兵;二是建议加强对邻近日本势力圈的鸭绿江两岸地域的开发,积极扩展俄国在朝鲜半岛北部的势力范围。
在1903年8月12日开始的日俄谈判中,日本当局乐观地认为,如果在“满洲”问题上对俄让步,仅就朝鲜问题和俄国谈判的话,两国想必可以很快达成一致。但在阅读卢科雅诺夫的研究著作时,笔者不禁怀疑,按照日本当局的谈判方案,日俄两国真的能够达成妥协吗?正如前文所述,当时对俄国远东政策具有决定性发言权的别佐布拉佐夫一派主张积极在朝鲜半岛扩大俄国的势力范围。在此背景下,日俄两国想要就朝鲜问题达成一致可谓困难重重。换言之,重视朝鲜半岛权益的别佐布拉佐夫一派,与对俄国远东政策缺乏自觉认识,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在“满洲”问题上对俄让步,就可以换来俄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对日让步的日本当局之间,对于日俄谈判的预期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日方之所以对俄国的远东政策缺乏理解,与日本自身对国际局势的认知不无关系。当时日方认为,如果只是因为韩国问题和俄国爆发冲突,是很难获得英、美两国的支持的。受到这种认知的束缚,日方自然倾向于以“满洲门户开放”为大义名分对俄开战,认为这样便能够在国际上获得英美的支持。此外不得不说,当时俄国也没有清醒地认识到韩国问题在日本国家安全领域的重要意义。
结语
1902年日军先发制人挑起了日俄战争。然而,如今关于这场战争,日本坊间却广泛流传着一种戏说性质的历史认识,即日俄战争是“日本为了替中国保卫满洲地区而进行的战争。日本是为了中国才和俄国开战的”.实际上,日俄战争是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希望在朝鲜半岛建立排他性支配的日本,与不愿看到日本独霸朝鲜的俄国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在日俄开战前的十多年里,俄国在财政大臣维特的主导下,以辽东半岛为终点进行了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当时在俄国国内,针对维特的铁路建设计划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特别是在日俄开战前的数年里,作为沙皇侧近的别佐布拉佐夫一派开始倾向于认为,与其在辽东半岛投入巨额预算进行开发建设,不如设法拓展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这样才能更加合理且经济地保护旅顺军港和大连商港的安全。在俄国远东战略的重心逐渐转向朝鲜半岛的同时,日本国内却对俄国战略的变化缺乏了解,因此才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以满韩利权交换论为基础与俄国进行谈判,就能够和俄国达成一致。以上问题可以说是理解日俄战争开战过程的难点所在。
所谓“日俄战争是为了保卫满洲的战争”之类的说法,本是源于日本政府在对俄开战之时,为获得英美支持进行的宣传。为了将战争正当化,日本刻意将日俄战争粉饰成“为了维护满洲的门户开放的战争”.甚至诸如吉野作造、朝河贯一等一流知识分子,也纷纷在美化战争的言论场上粉墨登场。例如,吉野作造在《征俄之目的》(征露の目的)36一文中说道:“吾等并没有反对俄国扩张领土之理由。而吾等之所以被迫行使自卫权与俄国相对抗,实是因为在俄国扩张领土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最为野蛮的排斥他国贸易的行为。”37
日俄战争明明是一场因韩国问题爆发的战争,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逐渐被粉饰成了维护“满洲门户开放”的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在国际联盟的会议上阐述本国立场时便表示,日本曾经为了守卫“满洲”“付出了数十万生命,背负了二十亿的债务”.关于1904年日俄战争的历史记忆,经过恣意篡改之后,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成了日本在国际舞台上论述自身立场的武器。
正如本章所述,日本与清朝、俄国之间走向开战的实际过程,与社会上广为人知的各类说法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然而,笔者近来越发感到,“日清战争 (甲午战争——译者注)是为了将朝鲜从宗主国清朝的支配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日本是为了让朝鲜实现独立才与清朝开战的”,“日俄战争是为了维护满洲门户开放,替中国夺回被俄国占领的满洲而进行的战争”之类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谬论,在当今日本社会中仍然对国民有着难以忽视的影响力。
在此类谬论蔓延于世之际,我希望拥有灵活思辨能力的各位读者能够多去阅读类似 《日本外交文书》之类的一手史料,通过自身的努力去了解历史的真相。如今 《日本外交文书》的绝大部分已经在外务省的主页上全文公开。最后,我想引用一段李顿的话。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理事会派遣了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前往日本、中国调查具体情况。在访日之时,李顿对时任日本外相内田康哉讲了一段话38。虽然这段讲话全文较长,但其内容可以说是针对序言中所引用的松冈洋右外相关于“这个国家的形态”的发言的有力反驳。我希望大家能仔细地品味解读这段发言的内容。
日本方面一直表示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对于这条生命线日方一直十分敏感,不允许任何人质疑日本在满洲的立场。对于日本的这一立场,我等愿意予以尊重与承认。(中略)然而我想对日本说,正如日本对满洲抱有强烈感情一样,世界各国国民也都有自己在意和敏感的事情,也都有自己的自尊与骄傲。欧洲大战之际,各国举国奋战,甚至有些国家拼至一无所有。日本总说自己为了满洲耗费了十亿元。然而在欧洲大战中,参战各国的花费比这要多得多。有些国家的国民甚至子孙数代都要背负战争造成的债务。日本说自己为了满洲牺牲了二十万人的生命,然而欧洲大战中各国的牺牲人数何止百万。在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付出了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国际联盟这个旨在维持和平、不让各国重蹈战争覆辙的合作机构。
在这里,我将日本人和日本这个国家的记忆形容为“这个国家的形态”.在我们思考日本“这个国家的形态”时,一定不要忘记一个既定的基本事实,那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及其国民的心中,也都存在着各自所认知的“这个国家的形态”.39
(1) 由于明治宪法体制下,首相无权罢免各省大臣,因此当时为了将松冈洋右排除出内阁,近卫选择通过内阁总辞职再重新组阁的方式来实现对松冈外相实质上的罢免。
(2) 按照当时的 《兵役法》,旧制大学、高等学校、专门学校的学生可以享受延迟服兵役的特权。此后,随着战线扩大,日军出现了兵力不足的情况。1943年东条内阁时,废除了高校文科以及农学等部分理科学生的免役特权,不少在校学生因此被征召入伍,这便是所谓的“学徒出阵”.
(3) 日本海军开发的特攻兵器。在对九三式鱼类进行改造的基础上,使其内部能够容纳一名士兵对鱼雷的航向进行操纵。
(4) 本节中“朝鲜”和“韩国”两个概念接连出现。李氏朝鲜在1897年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因此本节中,指代国家时,作者大多使用“韩国”这一称呼,而指代地理概念时,则大多使用“朝鲜”这一表达。
(5) 指日俄战争前的1903年6月,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户水宽人、小野塚喜平次、富井政章、高桥作卫、金井延、寺尾亨以及学习院教授中村进午向时任首相桂太郎、外相小村寿太郎提交主张对俄动武的意见书一事。七博士意见书可谓日俄战前日本社会主战论的代表。
(6) 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当时日本的选举制度设有较高的财产和收入门槛,一般认为这一时期的选举代表的是地主和企业家的意见走向。
(7) 所谓紧急敕令,是指明治宪法体制下,在帝国议会闭会期间出于紧急需要颁布的具有等同法律效力的敕令。
(8) 明治宪法体制下,直属天皇的最高咨询机关,负责立法、条约、紧急敕令和皇室制度相关问题的咨询与审议。此时的枢密院议长正是伊藤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