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是20世纪初第一位尝试理清个人无意识的现实状况，并找到治疗无意识方法的科学家。20世纪30年代初，艾里希·弗洛姆从至今仍有效的发现着手，开始寻找通往社会无意识的路径。他成功揭示了由个人所在的社会状况所导致的某些个人的无意识结构与力量，并据此对社会本身的无意识作出社会心理学的论断。1932年至1935年期间，弗洛姆在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的《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上发表了对分析性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与功能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在整个科学工作中，弗洛姆追求的是揭示个人的社会无意识以及社会实体的无意识这一双重目标。这种尝试很快让他看到了驱动力理论（drive theory）的局限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弗洛伊德正是凭借驱动力理论使其发现更具系统性、更有阐释力。弗洛姆认识到，弗洛伊德驱动力理论决定的性欲理论（libido theory）无法为人性中存在的我们为之奋斗的重要激情提供合理解释。如果说从学习社会学和撰写论文开始，弗洛姆就已经发展出与社会心理相关联的社会决定因素这一观点，而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Frankfurt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即所谓的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将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相结合的讨论又为他提供了重要术语来表述社会心理学理论，那么正是由于在30年代中期与患者相处的经验，尤其是文化人类学见解和对母权制的研究，使他对弗洛伊德的驱动力理论发起了进攻。

1935年，一篇题为《精神分析疗法的社会决定论》（E.弗洛姆，1935a）的论文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上。这篇文章引起了双重反应。在论文中，弗洛姆给了正统的精神分析，尤其是来自德国的、当时受国家社会主义庇护的精神分析一个进一步的理由，使其与既是犹太人又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保持距离。但即使在社会研究所（1934年起设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弗洛姆的攻击也没有得到什么认可，反而引得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他开始疏远，最终导致弗洛姆在1939年被排除在社会研究所之外。然而，弗洛姆确实唤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与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有关的精神分析学家圈子以及以文化人类学为导向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他尤为关注。

从1935年以后出版的著作来看，按照弗洛姆自己的理论发展，我们会发现在1941年他的第一部作品《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出现之前有一段空白期。虽然他给这部作品做了一个简短而非常有意义的补遗，题为《性格与社会过程》，总结了自己关于社会层面的心理结构的理论成果；但从“社会性格”的角度与功能来看，这篇补遗并不能让人认识到他的思想体系，更无法说明在驱动力理论的哪些进步促使其提出了社会性格理论。

弗洛姆从1936年开始创作《逃避自由》。同年夏天，他在墨西哥逗留期间开始写出自己对驱动力理论的看法。这在1936年12月18日写给卡尔·奥古斯特·维特福格尔（Karl August Wittfogel）的一封以前未发表的信中可见端倪。弗洛姆写道：

不幸的是，我已经开始思考并再次书写自己以为已经解决的问题——我对弗洛伊德进行了根本性的重新审视。论证的核心是我试图证明，那些促成社会活动的冲动并不像弗洛伊德所假设的那样，是性本能的升华，而是社会过程的产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人类需要满足其本能的对某些环境的反应。这些冲动——原则上不同于自然因素，即满足饥渴和性欲的驱动力。虽然所有的人和动物都有这些共同点，但除饥渴和性欲之外的，则是人类的特殊产物。心理学和社会学内部的问题是自然和历史因素的辩证交织。弗洛伊德把心理学完全建立在自然因素上，这是错误的。

弗洛姆没有将给维特福格尔的信中阐释的精神分析理论公之于众。直到后来，他才谈及这一基于对人和动物之间差异的反思以及导致差异的自然与历史因素相交错的思考。在《自我的追寻》（Man for Himself）中，他讲到人类的本质是存在论的二元对立；在《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中，他反思了人类生存的具体条件和由此产生的心理需求。在弗洛姆出版的著作中，我们找不到他如何假定冲动不是基于性本能，也不是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样源自力比多的发展；也找不到他为什么认为必须重新构建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观点以公正地对待历史因素，尽管他在上述给维特福格尔的信中提到了相关问题。

其实，弗洛姆在1936年和1937年就写过他所谓的“开创性文章”。这篇文章本来计划与研究所出版物一起发表，在1937年9月7日审稿时，没有得到霍克海默和其他研究所成员的认可。因此，它从来没有发表过，而且长期以来都被认为已经丢失了。在1937年9月10日给霍克海默的信中，弗洛姆写道：“就我关于基本原则的文章而言，你的批评给了我非常多的思考机会。由此我得出的结论是，目前的文章并没有表达出我想要表达的内容，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整改，特别是讨论中提及的观点。我仍然相信我所提出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但确实认识到自己没有能够充分地表述出来。”

弗洛姆的文章于1937年夏天被讨论之后，在社会研究所的记录中没有再被提及。尽管如此，他仍在继续创作，手稿页数从58页激增到83页。也许是为了避免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在出版时可能遇到的困难，也为了保有在其他地方出版的权利，弗洛姆自己着手将这篇文章翻译成英文，并让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乔·斯通（Joe Stone）对译稿进行了重新修改。这篇文章对弗洛姆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为什么它一直没有出版，我们不得而知——可能与他发表魏玛德国工人阶级心理学和社会学调查时的摩擦有关。1937年，弗洛姆正顶着巨大的压力进行这项调查，而这份调查报告也从未被研究所出版。事实上，它只在1980年，即弗洛姆去世的那一年，才由沃尔夫冈·邦斯（Wolfgang Bonss）编辑出版（E.弗洛姆，1980a）。1938年夏天，弗洛姆在瑞士访问时结核病复发。然而他最初被诊断为猩红热，滞留在达沃斯，一直到1939年1月。他不在研究所，再加上霍克海默拒绝再借钱给他，导致他的母亲不能从纳粹德国移民，这些都为他与研究所的决裂埋下了伏笔，至少在个人层面是这样。而在理论层面，他1937年的“开创性文章”已经完成了决裂。

幸运的是，1991年，我在弗洛姆20世纪50年代存放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那部分文学遗产中找到了这篇原本以为已经失传的文章。图书馆保管员曾将这份德文手稿列于“作者不详”类别之下。然而毫无疑问，弗洛姆就是作者，因为这份德文手稿与1937年的“开创性文章”在主题上完全相同。此外，在文学遗产的同一门类里也找到了弗洛姆的英文译本，其中包含斯通博士的全部修改建议。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拥有的译本展示了弗洛姆如何将自己的专业术语翻译成英文的过程，这在他的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

这篇文章的发现和首次发表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篇文章是弗洛姆社会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发展的核心，在我看来它大大促进了对其方法论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它对弗洛姆的学术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文有助于我们理解弗洛姆为什么在精神分析学说中别无选择地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此外它还表明，这种特殊方式并没有失去任何实际意义。另一方面，这篇文章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何身为非专业精神分析学家的研究所成员主要对正统精神分析驱动力理论的意识形态揭露功能感兴趣，而不愿意配合重新制定精神分析理论，也因此与弗洛姆越走越远。

如前文所述，这篇最初用德文写成的文章（顺便说一下，这也是弗洛姆用这门语言写成的最后一篇文章）和弗洛姆所做的英译本，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在弗洛姆的全部著作中，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比本篇更遵循他自己的概念演变。弗洛姆越来越多地用“冲动”来代替“驱动力”；为了回避与“冲动”一词相关的“本能”的意味，他最终倾向于使用“需求”一词。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初写的文章中，他还在谈论“社会的欲望本性”，那么现在他关注的是“社会的典型性格”——在《逃避自由》（1941）中终于产生了“社会性格”。

1937年的文章标题为《对分析心理学的方法与目的的贡献》，但没有包含小标题或小节。为了避免将这篇文章与1932年题为《分析性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与功能》（E.弗洛姆，1932a）一文混淆，我给1937年的文章起了新的标题以及小标题，在此将它与斯通博士当时所进行的语言上的修正一起完整转载。此外，尽管许多段落的文体、语法或词汇肯定可以彻底修改，但我还是决定不再进一步改写。不过，对于语法或词汇中的误导性错误，或者在弗洛姆和斯通的译文中原文意思显得晦涩难懂的地方（尽管从德语原文中可以很容易理解），我们也允许稍作修订。逗号也被酌情添加或省略，以使弗洛姆的德文用法更符合英文的习惯。所有其他非弗洛姆或斯通所做的补充和插入都用方括号［……］表示。

本书第二章以《心理需求与社会》为题，对1937年的文章进行了补充，部分再现了弗洛姆在1956年所做的演讲。正如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1955a）中所阐述的那样，这篇演讲稿将他的驱动力模型视为需求模型，令人格需求与人格之外的社会需求之间的永久冲突得以凸显。这篇题为《人与社会》的报告作为英文文本保存在遗产中，其结构类似于1956年弗洛姆用西班牙文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第二部分，其标题为《精神分析的哲学基础》（Bases filosoficas des psicoanálisis），刊登于《心理学杂志》（Revista Psicologia）（E.弗洛姆，1956 c）。

弗洛姆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新表述产生了深远影响。在1937年的文章中，弗洛姆写道：“社会无非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而个人只能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生活。”认真对待这一见解的人，不仅认为个体无意识主要由社会需求来决定，并用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社会心理，而且必须转变对无意识的理解，从而使精神分析实践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

在弗洛姆发表的作品中，很少有迹象直接表明他的社会心理学方法对治疗实践的影响。但他在1965年退休后确实打算发表此类著作。可是除了在遗著第3卷[《精神分析学的修订》（The Revision of Psychoanalysis），1990a]中的出版内容外，在他的论文中没有找到此类手稿。几十年来，弗洛姆一直从事教学和督导分析师的工作，在纽约和墨西哥培训了几代分析师。他举办了许多讲座和报告，在其中他追问了这些问题。1959年在纽约威廉·阿兰森·怀特研究所（William Alanson White Institute）举办的四场讲座中，有三场作为记录稿保存在他的遗产中，并以《心理治疗实践中对无意识的处理》为题发表在本书中。1959年5月的第一场讲座没有文字整理稿，但在内容上涉及对无意识和社会过滤器的新理解，正如弗洛姆在《精神分析与禅宗》（Psychoanalysis and Zen Buddhism）中所展示的那样（E.弗洛姆，1960a）。1959年的三篇演讲稿展示了弗洛姆与患者的特殊互动以及他在许多方面对精神分析实践完全不同的理解和敏锐洞察力。除了《倾听的艺术》（The Art of Listening）（E.弗洛姆，1991a）所阐述的内容之外，这些讲座还首次系统地给出了弗洛姆在精神分析这一核心应用中的立场。对于许多精通精神分析的人来说，这将是一次真正的发现。本书最后介绍了弗洛姆1975年在洛迦诺举行的关于精神分析对未来的意义的演讲。这篇演讲稿在弗洛姆七十五岁生日当天举行的研讨会上备受瞩目。研讨会的主题是“精神分析的可能性：继往开来——精神分析对心理治疗、伦理、宗教以及社会的意义”。5月24日，弗洛姆本人在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表了这篇主题为《精神分析对未来的意义》的演讲稿，美国心理健康基金会率先将其内容在美国出版。弗洛姆在这篇演讲稿中也首次发展了一些思想理论。在《弗洛伊德思想的伟大与局限》（Greatness and Limitations of Freud's Thought）（E.弗洛姆，1979a）中，弗洛姆又把这些理论部分地放大了。但与其他文献不同的是，这篇1975年的演讲稿通过其直率、批判与个人色彩表达了弗洛姆对精神分析的尊重。

由于弗洛姆用德文即兴发挥了他的演讲，因此有必要在语言和文体上对誊本进行改写，以此作为本篇转载的基础。如同对所有演讲稿和讲座稿的重新加工一样，我也在本讲稿中插入了章节与小标题。与上文类似，我所做的所有遗漏或补充都用方括号［……］表示。

雷纳·芬克

图宾根，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