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首席开国功臣

李渊起义的队伍从太原开出后不久，在霍邑（今山西霍州）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回师太原还是进攻霍邑，这是一场比眼光、比胸怀、比意志的重大行动。李渊的军中出现了两派意见，一派是以李世民为代表的主战派，主张坚决前进；一派是以裴寂为代表的主退派，主张撤回太原。面对进退两难的抉择，李渊还是决定回师。就在李渊已经下令撤退、部队开始掉头回撤的那天晚上，李世民在父亲的军帐前大哭不止。

李世民这样悲伤恸哭究竟是为哪般？他是拿这支部队做赌注，还是真的具有夺取天下的战略眼光和稳操胜券的局势分析？李渊因为李世民的“军帐夜哭”而冷静地重新思考，改变了主意。唐朝开国战争中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因此被扭转。李世民在唐朝建立后被封为首席开国功臣，难道就是因为他这一哭而挽救了起义的队伍吗？

其实，李世民不仅是太原起兵过程中的敢死队长，也是起义谋划过程中的核心谋士。

一、上阵父子兵

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凡是靠造反起家的，其造反的骨干力量，要么是同僚，如刘邦与萧何、曹参；要么是儿时的伙伴，如朱元璋与徐达、汤和；还有就是兄弟联手，如赵匡胤与赵光义，也就是宋太祖和宋太宗。而李渊造反起兵，则很特别，他依靠的主要是自己的三个儿子，是父子一起运筹谋划的。

李渊在太原经营的时间并不长，从大业十一年（615）四月担任河东抚慰大使算起，到大业十三年（617）五月正式起兵，只有两年的时间。如果从他担任太原留守时算起，也就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是如何组织起一支造反的队伍来的呢？

李渊起兵，最核心的谋划之人并不多，也就只有他的三个儿子，还有隋朝的晋阳宫监裴寂、晋阳县令刘文静等少数几人。

李渊对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很看重。起兵过程中，他还对儿子们说起：“然晋阳从我，可谓同心之人，俱非致命之士。汉初，有萧、曹，而无尔辈，今我有尔辈，而无萧、曹。天道平分，乃复如是。行矣自爱，吾知尔怀。”[1]李渊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像刘邦手下萧何、曹参那样的谋士，却有三个出色的儿子，这是刘邦比不上的。这也说明，李渊起兵的家族色彩很重，有明显的父子兵特点。

李渊去太原上任的时候，只有二儿子李世民跟随，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都留在河东（今山西永济西）。所以，最初的谋划是李渊同李世民商量作出的。刚到太原时，李渊所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2]的一段计划起兵造反的话，就是对李世民说的。马邑失守后，李渊被拘押，应急的一系列谋划也是李渊同李世民商量作出的。隋炀帝派出的使臣到达太原，李渊得到赦免后，才通知长子李建成，要他照看好弟弟李元吉，在河东暗中结交一些英雄豪杰，尽快来太原会合；同时也要李世民在太原当地“密招豪友”。

李渊的第三个女儿是和窦氏生的，唐朝建立后封为平阳公主。由于历史上没有留下她的名字，我们只好称之为平阳公主了，尽管当时她还不是公主。当李渊在太原谋划起兵的时候，平阳公主和她的丈夫柴绍还在长安。李渊秘密派人要把他们接到太原，他们夫妇商量后决定，为了避免暴露起兵的计划，平阳公主留在长安，柴绍偷偷地来到太原会合。所以说，李渊在太原起兵的谋士中，还有自己的女婿。

父子兵是李渊起兵的基干力量，但并不是说李渊就没有其他的谋臣猛将。李渊在太原起兵，可以说是筹划周详、组织严密、准备充分、队伍齐整。可是，人们印象中好像李渊只是一个孤家寡人，整个起兵的计划都是由李世民作出的，甚至唐朝的天下都是李世民带领一批英雄豪杰打下的。

这主要是因为，唐朝建立后，李渊用人坚守关陇贵族的固有立场，以勋贵之人为核心组建政权，而参与谋划和组织太原起兵的多数人，都出身不高，唐朝建立后大都在军队系统任职，在权力中枢的地位不是很显赫。那些出身勋贵的隋朝官僚，大都是在唐朝建国后不断来投的，并不是太原起兵的元从功臣。而且，唐建立后的统一战争，主要是由秦王李世民指挥的，显赫于世、著称于史的隋唐之际的许多英雄人物，都归入了李世民的帐下。

二、誓师起兵

大业十三年（617）春，李渊认为取代隋朝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起兵。起兵就要有军队，恰巧这时在马邑起兵的刘武周勾结突厥南下，进据汾阳宫，李渊就借机以防备刘武周为名，下令募集军队，由李世民掌握。

李渊在正式起兵之前，还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一是除掉隋炀帝安排监督他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李渊通过裴寂认识了当地的土豪、晋阳乡长刘世龙，而刘世龙与高君雅关系很近，李渊因此掌握了他们的动静。

大业十三年（617）五月十五日，李渊与王威、高君雅一起升堂办公，刘文静把早已安排好的一个府兵军官刘政会带入，刘政会称有机密要汇报。李渊看完报告后，宣布王威、高君雅勾结突厥，引兵南下。这时，王、高与李渊发生了激烈争执，但李世民早已控制住了局势，王威、高君雅被逮捕。次日，有突厥兵几万人进攻太原，李渊乘机杀掉了王威、高君雅，去除了起兵的心腹之患。

起兵之前的第二件大事，是派刘文静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取得了突厥的支持，解除了后顾之忧。

起兵之前的第三件大事，是派其子李建成和李世民率兵，打败反对自己的属下西河（治今山西汾阳）郡丞高德儒，攻取西河郡，为南下进入关中扫除第一个障碍。

七月，李渊在太原发兵南下，以四子李元吉留守太原，自己和另外两个儿子带领三万人南下。改易旗帜，杂用绛白，白以示突厥，表示与隋划清界限；绛以示隋的官僚贵族，表示自己仍然是隋朝的一员。同时致书李密，卑辞推奖，表示将来拥立李密做皇帝。

李渊决定从太原南下入关，也是抓住了一个很好的时机，这就是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正在河南迅速发展，有力地牵制住了东都洛阳的隋军。

而在都城长安周边，事先也作了严密的布局。长安周围的许多城镇，都已为李渊的亲属所招降的义军占领。关中的地主官僚与李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李渊的从弟李神通，在长安西南的鄠县（今陕西西安鄠邑区）一带，发展到一万多人，自称关中道行军总管，其属下有京师大侠史万宝、隋朝乐城（今安徽亳州东南）县长令狐德棻等。

后来被李渊封为平阳公主的女儿，在其夫柴绍前往太原参与谋划起兵之后，自己回到了长安郊区的鄠县（今陕西西安鄠邑区），募集了一支由当地亡命山泽的人组成的队伍，在东起鄠县，西到郿县，包括今陕西咸阳西部的兴平、武功、周至一带，聚集了七万余人，打退了驻守长安隋军的多次进攻。这支号称“娘子军”的队伍，后来在渭水北岸与李世民会合，为李渊打下长安作出了很大贡献。

李渊的另一个女婿段伦，在长安东南的蓝田（今陕西蓝田）一带，也聚集了一万余人，响应从太原南下的李渊大军。

李渊在太原起兵后，“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县长吏，豪族兄弟，老幼相携，来者如市”[3]。他很快获得了官僚贵族的广泛支持，当时身在各个武装集团的官僚士大夫，也都心向李渊，把重建统一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李渊起兵后能够迅速南下，西渡黄河进入关中，是有着许多方面原因的，他的战略部署也很高明。但是，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在攻打霍邑（今山西霍州）时一个重大决策的改变，是由于李世民的一场大哭而作出的。有时候，细节就决定了成败。

三、军帐夜哭

起义的队伍从太原出发十天后，来到了霍邑北边五十余里的贾胡堡。此时，长安的隋朝政权已经开始部署对李渊的围剿，代王杨侑派遣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屯守霍邑，派遣左武候大将军屈突通率领骁果数万屯河东（今山西永济），对李渊形成夹击之势。局势非常明显，李渊西进关中，会受到隋朝方面的有效遏制。当时又正遇上北方的雨季，李渊的军队无法前行，只得就地等待天气好转。考虑到可能要等待一些时日，李渊派人率领一支由老弱兵士组成的队伍回太原去搬运一个月的粮食来。

这年的秋天，山西的雨一直下个不停，部队被困在贾胡堡。派去联络突厥的刘文静又迟迟没有消息。刘文静出使突厥，名义上是向突厥借兵，实际上是为了稳住突厥，解除刘武周联合突厥、威胁太原的后顾之忧。李渊一直在等待刘文静的消息，尤其是被洪涝困住以后，他更加急切地盼着刘文静回来，好做出决定。但李渊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刘文静的消息才能做决定呢？

因为，如果刘文静出使突厥成功，说明突厥已经接受了李渊想联合的诚意，不会和李渊作对，李渊就可以放心地攻打霍邑了。可是，李渊还没等来刘文静，让他最担忧的事情却要发生了：传闻说，在马邑（今山西朔州）起兵的刘武周得到突厥的支持，正准备进攻太原。

屋漏偏逢连阴雨。秋雨绵绵延延，不见停止，军中粮食也出现了危机。

那么，是进，还是退呢？是继续进攻霍邑，还是回救太原？李渊也拿不定主意，不知该怎么办好。于是，他紧急召集部下，当然也包括他的两个儿子李建成和李世民，要商议出一个万全之策来。众人感觉到事态的严重，但是两种意见都有，一种是主张先救太原，一种是主张进攻霍邑，双方争论得很激烈。

李渊的谋臣密友裴寂，他主张先救太原。他的理由是：宋老生和屈突通联兵据险，一时难以攻下，一旦开战，就可能纠缠很长时间，不得脱身，迁延日久，又会乏粮；李密虽说与我们联合，实则狡诈难测；突厥贪婪不讲信用，唯利是图；刘武周称臣于突厥，兵势正强，而太原是一都之会，位置重要，且义兵的家属都在那里。

裴寂这番话，杀伤力是蛮大的，况且他分析得也很有道理。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站在了裴寂这一边，主张回救太原。

可是，这时候李世民站了出来，他根据裴寂所说的理由一一给予反驳：现在正是粮食收获的季节，何必担忧粮食缺乏？宋老生轻浮急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洛阳附近的地盘和粮仓，不会进攻关中；刘武周与突厥表面上勾结在一起，内实互相猜忌；我们大唐起兵，本为行大义于天下，理应奋不顾身以拯救天下苍生，一定要抢先拿下长安，才能号令天下，现在遇到一股小敌就要退兵，恐怕起义兵众，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那是反贼，不是义师。若安于做贼，终不可长久，那样将如何自全？李世民说得也有道理。

李世民的大哥李建成是坚决支持他的，他也说：“万万不可后退。无论是从形势上、道义上，都要前进，这才是号令天下的出路。”

两派意见众说纷纭，争得很厉害。

可能李渊的心里也存在着裴寂那样的担忧，所以，尽管李世民兄弟俩据理力争，但李渊还是传令下去，决定班师回太原。李世民还想劝说李渊，但他已经回帐睡下了。

当天晚上，因为心情郁闷，李渊翻来覆去睡不着。偏偏这时候又听到有人在军帐外面号哭，就更加烦躁了。便问：“谁在外面号哭？”卫兵支支吾吾。李渊就更生气了：“带进来！”一看，是自己的儿子李世民。李渊虽然很恼火，但是看到儿子眼睛中的忧虑，他也不由得怀疑起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于是，他不无怜爱地问道：“何以如此？”

李世民就说：“我们起兵，就是为了一个‘义’字，气可鼓不可泄啊。我们这支队伍，您都称呼大家为义士，这还没带大家取得点成绩，才遭受一点挫折就放弃，那还叫什么义士？一旦后撤，很快就会人心涣散。军士们散于前，四周这么多敌人乘于后。到时候，身死兵败，天地之间，无以援救，后悔都来不及啊！怎么能不悲伤？”

这支队伍是李世民负责招募起来的，他很了解其中的微妙。

李渊听了，一时顿悟。因为自己有和裴寂他们一样的担忧，忧思太深，所以其他的意见都听不进去了，差点铸成难以挽回的大错。但是，班师的军令已经传达下去了，军队也已经开始撤退，所以李渊当时就有些为难和慌乱。

李世民倒是很理智，他说：“右军还没有动，左军虽然出发了，但还没走远，让我去追。”

李渊如释重负地笑了笑说：“我们的成败，都看你的了。你就好好处理吧。”[4]

于是，李世民和李建成分道追回了左军，李渊也改变了回师太原的决定，进兵霍邑。

十来天后，回太原运粮的人马到了，下了二十多天的秋雨也停了。准备充分以后，李渊在霍邑城东五六里的地方，按照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建议，由他本人先挑阵引出宋老生，并率军与之正面对阵，稍战诈退，李世民率骑兵掩袭其后。交战正酣时，混战中听到欢呼：“宋老生已被抓获！”宋老生军中士兵不知是诈，一时军心动摇，如潮水般溃败。宋老生逃回城下，被刘弘基一刀砍过去，身首异处。李渊大获全胜。

接着，李渊经临汾，下绛郡（治今山西新绛），收用了隋朝绛郡通守陈叔达。不久打到了龙门。这时，刘文静引领着康鞘利等突厥兵五百人、马两千匹赶了上来。李渊借助突厥兵以张声势，同时也解除了突厥和刘武周联合进攻太原的后顾之忧。

九月，李渊军主力从河东顺利渡过黄河，南下进入关中。

李渊入关后，坐镇洛河上游的长春宫（今陕西大荔东旧朝邑境内），指挥围攻长安的战斗。李建成率东路军，进驻潼关，防备河东屈突通指挥的隋军。李世民率西路军，从长安的北部和西部形成包围。

于是，前面提到的关中地区支持李渊的力量，将近十万人众，先后都加入了李世民的队伍。进攻长安之前的李世民部，已经发展到十三万人。

十一月，攻克长安。年底，占领巴蜀。为全国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切都在李世民的计划中，李渊也不得不佩服起自己儿子的军事才能来。

四、首席功臣

武德元年（618）的五月二十日，李渊在长安正式登基称帝。八月六日，唐高祖李渊下诏，要求有关部门汇总上报后确立一份开国功臣的名单。在这份诏令中，李渊钦定李世民和裴寂为首席功臣。

根据《唐会要》的记载，武德元年八月六日，唐高祖李渊下诏曰：

朕起义晋阳，遂登皇极，经纶天下，实仗群材。尚书令秦王、右仆射裴寂，或合契元谋，或同心运始。并蹈义轻生，捐家殉节。艰辛备履，金石不移。论此忠勤，理宜优异。官爵之荣，抑惟旧典；勋贤之议，宜有别恩。其罪非叛逆，可听恕一死。其太原元谋勋效者，宜以名闻。[5]

李渊在诏书中点名表彰的，只有李世民和裴寂二人。表彰李世民的话是“合契元谋”，也就是说，他是最初与李渊一起谋划起兵的人，而且在起兵反隋这一点上，父子二人是一拍即合，这是李世民最大的功劳。表彰裴寂的话是“同心运始”，这是说裴寂从一开始就参与到起兵的谋划之中，而且与李渊是同心同德。

看来，在李渊的心目中，只有李世民和裴寂是他太原起兵最亲密的谋划者，李世民是太原起兵也是唐朝开国的首席功臣。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李渊只提李世民而不提李建成？二是为什么与裴寂发挥了同等作用的刘文静也被李渊忽略了？

关于第一个问题，答案其实很简单。一来因为最初的起兵谋划李建成并未参与，当时他还在河东，没有随着李渊来到太原。二来李建成在这个时候已经被立为太子，而太子就是储君，与大臣之间有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是君与臣的分别。李世民被李渊目为首席功臣，那他就是臣，是李渊的臣，也是未来皇帝李建成的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说李渊很早就动过念头要立李世民为太子，那完全是李世民自己后来编造出来的谎言。

关于第二个问题，原因在于裴寂与刘文静在李渊心目中的地位其实是不一样的。在李渊看来，裴寂不仅是最初参与起兵谋划的功臣，更是与自己气类相投的贵族子弟，而且还是一起干过坏事的铁哥们；而刘文静当时只是晋阳县令，地位与李渊相距甚远，且与李渊没有什么密切的交往，在起兵过程中基本上也是与李世民保持密切联系，属于起兵谋划过程中的另外一条线。正因为如此，刘文静后来会感到不平，对裴寂的怨愤也许在这个诏书下发后就萌生了。

不过，李渊的诏书并不是最终的决定，他只是特意提出了李世民和裴寂二人，给予特殊的表彰，具体需要表彰的功臣名单，则要有关部门提出来，所谓“其太原元谋勋效者，宜以名闻”，就是把可以列入太原起兵第一等功臣“太原元谋勋效”的人，提交一份名单上来。

有关部门上报的名单，最后是这样的：

尚书右仆射裴寂、纳言刘文静，加恕二死。

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都水监赵文恪、右屯卫大将军窦琮、卫尉少卿刘政会、鸿胪卿刘世龙、吏部侍郎殷开山、左翊卫大将军柴绍、内史侍郎唐俭、库部郎中武士彟、骠骑将军张平高、左骁卫长史许世绪、李思行、李高迁等，并恕一死。[6]

这个名单除了列出了所有的“太原元谋勋效”之外，与李渊在前一道诏书中说的，有三点出入：一是尚书令秦王李世民不在这个名单中，这也许是有关部门觉得把李世民与一班大臣放在功臣名单里不合适，毕竟李世民的身份比所有功臣都要特殊；二是原来说李世民和裴寂这样的功臣可以“恕一死”，即犯一次死罪可以恕免，现在改为第一个级别的功臣如裴寂可以“恕二死”；三是刘文静被列为与裴寂同等地位的第一个级别的功臣。[7]

注释

[1]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第21页。

[2]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第2—3页。

[3]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第33页。

[4]《资治通鉴》卷一八四，第5744—5745页。

[5]《唐会要》卷四五《功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35页。

[6]《唐会要》卷四五《功臣》，第935页。

[7]参见张耐冬《太原功臣与唐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56—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