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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德国小说家和绘画艺术家君特·格拉斯[13]得知我生于一九二二年时，对我说：“在欧洲已经遇不到可以聊天的同龄男人了。”在基尔戈·特劳特和我参战的年月，他同埃利·韦瑟尔、杰赛·柯辛斯基和米洛斯·福尔曼[14]等许多人一样，还只是个孩子。我算是幸运的，出生在美国而不是欧洲，来自一个白人血统的中产阶级大家庭，我呱呱坠地的屋子满是书籍和图画。这个大家庭现已不复存在。

今年夏天我参加了诗人罗伯特·平斯基[15]的朗诵会，在会上他带着说教意味对自己这一辈子的生活比常人优渥表示歉意。我也应该这么做。

至少我在今年五月抓住了在巴特勒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言的机会，对我的出生地表示感谢。我说：“如果再让我活一次，我仍然选择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医院出生。我仍选择离这儿大约十条马路的北伊利诺大街四三六五号度过我的童年，仍然甘愿成为这座城市公立学校的学生。

“我仍然将在巴特勒大学的暑期学校选修细菌学和定性分析。

“西方文明最好的和最坏的部分，一切都曾向我敞开，也都向你们敞开。如果你们留心注意，就会发现这一切：音乐、金融、政治、建筑、法律、雕塑与绘画、历史、医学、体育、各种各样的科学门类，还有书本、书本、书本，还有老师和楷模。

“人会如此精明，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愚蠢，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善良，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卑鄙，真是难以置信。”

我也教诲别人。我说：“我的叔叔亚历克斯·冯内古特教给了我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他是个哈佛大学毕业的人寿保险商人，曾住在北宾夕法尼亚大街五○三三号。他说如果非常美妙的事情出现，我们就一定要捕捉到这样的时刻。

“他指的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成就，而是普通的片刻：也许是赤日炎炎的午后在树荫下喝柠檬水，或者是闻到附近面包房飘出的醇香，或者是悠然垂钓但并不在意是否有鱼上钩，或者是听到邻家屋子有人熟练地独自弹奏钢琴，乐声悠悠。

“亚历克斯叔叔让我在遇到这种心灵感受时大声喊出来：‘如果这不算美事一桩，还有何事可言!’”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也很幸运：在我一生的前三十三年，用笔墨在纸上讲故事是美国的主要行业之一。虽然我那时已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我做了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决定：辞掉有医疗保险和退休待遇的通用电气公司公关员这一工作。我把小说卖给《星期六晚邮报》和《科利尔》，能赚到更多的钱。这两本周刊充斥着广告，每期刊登五篇短篇小说和悬念很强的连载故事。

这两家刊物是给我的产品出价最高的买家。还有许多杂志急需小说，因此短篇小说市场就像一部弹球机。把一篇小说寄给我的代理人后，我心里明白，尽管它可能一次又一次被退稿，但最终总会有人愿意付钱购买，或多或少。

但在我们一家从纽约的斯克内克塔迪搬迁到科德角不久，电视的出现使我靠玩小说弹球机谋生成了过时的老把戏，因为对广告商人而言，投资电视比杂志要划算得多。

我乘车往来于科德角和波士顿之间，为一家工业广告代理商工作，然后又代销萨博(Saab)汽车，再后又去一所专为那些糟糕透顶的纨绔子弟开设的私立中学教英语。

我的儿子马克·冯内古特医生写过一本书，内容是有关他自己在六十年代发疯的经历，书写得出类拔萃。然后他从哈佛医学院毕业。今年夏天，他在马萨诸塞州的米尔顿举办了他的个人水彩画展。一个记者问他，在一个名人家庭长大滋味如何？

马克回答说：“我长大的时候，我父亲是个汽车代理商，就连到科德角专科学校找个教书匠的工作，也没能耐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