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与“外族”

11世纪发生的一系列危机一再打断了英格兰或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帝国统一的进程。1016年，来自丹麦的克努特(Knud II den Store， 995—1035)成为英格兰国王，威塞克斯家族的统治中断；1066年，威塞克斯最后一位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二世(Harold Ⅱ)在黑斯廷斯战役中身亡，极具特色的威塞克斯王国灭亡。这两件大事使英格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成了一个联盟或大型“帝国”的组成部分，其统治者变为来自其他国家的“外国人”。

11世纪初期丹麦人对英格兰的统治也只是昙花一现，维持了不过两代人而已。甚至克努特仍在世时，其统治领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裂迹象。1034年前后，挪威在奥拉夫二世(King Olaf)之子马格努斯(Magnus)的带领下实现独立。1035年克努特去世之后，瓦解进程加快，克努特与艾尔佛基弗(Ælfgifu)的儿子哈罗德一世(Harold Ⅰ)继承了英格兰，另一个儿子哈德克努特(Harthacnut)则继承了丹麦，英格兰得以脱离丹麦。哈罗德去世后，弟弟哈德克努特继位，丹麦和英格兰再次统一，但哈德克努特去世后，两国再次分崩离析，再也没有实现统一。诺曼征服前的二十年，英格兰再次回到了威塞克斯家族的统治之下。

诺曼征服给英国带来的影响比以往更大更持久。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英格兰与诺曼底的关系比与丹麦的关系近得多，至少国王只需要穿越海峡就可以统治和管理两个地区。而还有一个原因是相对于此前其他外族的入侵，发生在1066年的诺曼征服对英格兰的入侵更加全面，诺曼人对英格兰进行统治的时间更长。诺曼征服后，英格兰本土势力仍未停止反抗，1070年前后，“征服者”威廉逐渐剥夺了英格兰旧贵族的土地，重新分封给了自己的部下。英格兰贵族阶层重新洗牌，全新的贵族阶层在海峡两岸都拥有土地，正是他们将两岸统治紧紧联系在了一起。1087—1135年，威廉的两个儿子争夺权势，英格兰与诺曼底一度分裂，也是靠贵族阶级才实现了两地的再次统一。对于贵族而言，只有如此才能避免面对一臣侍二主的难题。此外，英格兰教会的“诺曼化”也拉近了英格兰与诺曼底的关系，英格兰的教会组织变为依附于诺曼底主教堂的机构。还有人建议将英格兰变为诺曼人的殖民地，虽然英格兰究竟是否沦为殖民地还有待商榷，但此时的英格兰确实也体现出一些殖民社会的特征。

在极短的时间内，诺曼人的到来对英国传统文化价值造成了冲击。英语地位下降，法语成为上流社会用语，拉丁语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承担着政府用语的角色。在英格兰某些大教堂和修道院中，新任职的诺曼教士挑战了早期英格兰圣徒的神圣性，例如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兰弗朗克(Lanfranc)从教会年历中删除了一些英国圣徒。但是近年来有证据表明，早在11世纪80年代，人们的态度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诺曼人开始吸收英格兰文化，并与之融为一体。这种转变最早是通过对诺曼征服前的英国教派的尊重体现出来的，例如兰弗朗克恢复了英国圣徒的地位，他的继任者安瑟伦(Anselm)则更加积极地鼓励英格兰教派发展。英格兰的厄尔沃尔瑟夫(Earl Waltheof)虽被处死，但他的教派在克洛兰得到了修道院院长杰弗里(Crowland Abbot Geoffrey)的支持。英格兰圣徒的圣物移至坎特伯雷大教堂、达勒姆大教堂和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等盎格鲁—诺曼教堂，并得到了相应的重视。人们普遍认同英格兰圣徒同样具有保护教会、抵御侵略者的力量。同一时期，英国人和诺曼人还推动了圣徒传记的发展。人们记录或改写英国古代圣徒的生平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在诺曼征服之前便来到英国的佛兰德修士、圣贝尔唐修道院的哥斯连(Goscelin of St Bertin)为威尔顿的修女们撰写了伊迪斯(Edith)的生平，为伦敦主教撰写了沃尔夫希尔德(Wulfhilda)的生平。伍斯特(Worcester)主教沃夫斯坦去世后不久，英国人科尔曼(Coleman)便动笔记述了他的一生。坎特伯雷基督教堂的两个英国人—艾德玛(Eadmer)和奥斯本(Osbern)也一直保持着大教堂长期记录圣徒传记的传统。从越来越多的圣徒传记开始使用拉丁语书写能够看出，传记读者既有诺曼人也有英国人。这一点体现出了时代的变迁。

诺曼人对英格兰的过去的关注度与日俱增，极大地促进了文化融合。或许是由于政权尚不稳固，又或许是出于定居英格兰的需求，诺曼人很快便将英格兰此前的经历融入自身历史之中，奥德里克·维塔利斯(Orderic Vitalis)等该时期的主要编年史作家都意识到他们的传承受到了诺曼底和英格兰双方的共同影响。诺曼人杰弗里·盖玛(Geoffrey Gaimar)在12世纪30年代为林肯郡一位小领主的妻子撰写了一部历史作品，将诺曼征服之前的英格兰史纳入了诺曼史中。同样，许多著名的英格兰作家也对诺曼史表现出兴趣，例如里沃兹修道院院长艾尔雷德(Ailred of Rievaulx)在描述1138年的圣旗之战(battle of the Standard)时，引用了沃尔特·埃斯佩克(Walter Espec)讲述诺曼人背井离乡在西西里岛和卡拉布里亚地区英勇作战的演讲作为序言。至12世纪，还有几位作家对不列颠史表现出兴趣，例如：亨廷顿的亨利(Henry of Huntingdon)向读者介绍了亚瑟王的一生，热情洋溢地讲述了亚瑟王经历的战役；同时代作者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则描写了不列颠神话，展现出异国风情。杰弗里的作品主要是娱乐读物，向新兴的盎格鲁—诺曼精英阶层展现了他们一直渴望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过去，满足了这一阶层的精神需求。此外，杰弗里的作品还向统治者们展现出了不列颠历代先辈比法国国王们更加辉煌、不可思议的过去。

至12世纪中叶，英格兰再次被塑造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虽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贵族和佃农仍然使用着不同语言，但人们已经倾向于将各种不同背景的人都称为英格兰人，且这种倾向性越来越强。在统一初期，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人们对此持消极态度。英格兰人认为，与居住在西面的凯尔特邻居相比，自己与众不同，因此有一定优越性。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在12世纪50年代写道，威尔士人“粗鲁无礼，像野兽一样生活；虽然名义上他们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但从生活方式来看，他们并未能像基督徒一样生活”。威尔士的杰拉德(Gerald de Barri)在描述爱尔兰人时同样措辞严厉，他写道：“他们如此野蛮，所以我们根本无法说他们具有任何文化……他们像野兽一样生活，依然过着草原上的原始生活，同野人一般。”英格兰人之所以具有这种优越感，可能是因为他们一直认为英格兰经济更为发达。至12世纪中叶，英格兰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确远高于凯尔特地区。英格兰人的生活水平相较于凯尔特人而言也更高，他们的饮食更好，农作物收成也更好。英格兰人心知自己的生活环境更加富有、更为文明，他们之所以愿意说法语，是因为法语当时正在成为全欧洲共同使用的通用语言。只有在面对国王是法国人而他们是法国国王的臣民这一事实时，英格兰人才会感到自卑。去过法国的英格兰人经常感叹法国人是多么幸福，臣民与国王之间的关系是多么融洽，正如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所写的那样：“越过大海，我似乎感觉连风都(比英格兰的)更加轻柔了；我发现法国之富庶，各方面物质之充足，令人满心欢喜。法国人民怡然自得。”此前法国从未令约翰感到自卑，他曾自豪地写道：“法国人对我们的国王既恨又怕。”但此时的法国，巴黎学校蓬勃发展，大教堂纷纷落成，约翰认识到了法国的成就，身处卡佩王朝治下的法国，他明白这才是文明之地。

约翰所处的时期，欧洲各国的国家身份尚在形成阶段，“国家身份”的概念还比较模糊。政权界限与民众交往界限并不重合，人们对领主和领土的忠诚度一样高。各国形成明确的国家身份的速度并不一致，就英格兰而言，在约翰统治初期，因失去位于法兰西的大部分领地，这一进程得以大大加速。1204年，诺曼底重新为法兰西王国所有，英格兰与自己在欧洲大陆最亲密的伙伴决裂。社会政治变得独立自主，盎格鲁—诺曼贵族经“英国化”，实际上也变成了英国贵族。这一转变在政治用语中也有所体现：贵族和骑士阶级不再像以前那样谈及半封建社会下的话语，如“继承”“自由权”等，他们谈论得更多的是国家和群体。1258年，贵族和骑士阶级在给亨利三世的请愿书中要求将城堡分给“英格兰王国本土的忠诚的人”；并且在相关文件中，他们要求女性不得嫁与“不属于英格兰王国的人”。1258年危机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人们抗议亨利三世王廷偏爱其他国家出身的大臣。从某方面来看，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对声音，表层原因是英国民族情感日益发展，但其实暗含的原因来自国王宠臣与不受宠大臣之间的派系斗争。亨利三世的宠臣主要是来自吕西尼昂家族(the Lusignans)的他同母异父的弟弟们，由于他们来自法国，所以属于“外族人”，这就成了反对派用于驱逐他们的攻击点。此时人们对于“外族人”的抱怨是否应该按字面意思理解还有待商榷，毕竟吕西尼昂家族成员威廉·德·瓦朗斯(William de Valence)的扈从大多还是英国人，但“外族”问题的确已经在政界引起了大家的讨论，这具有重要意义。此前的种族区分已经为新的划分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