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军百万：一个古老的趋势
1368年，欧洲大陆和中国都笼罩在战争的硝烟中。英法两个冤家断续116年（1337—1453年）的战争，尚未进入中场，而在中国，农民揭竿而起，颠覆旧朝代，拥立朱元璋为新主人。
朱元璋眼看元朝残部盘踞在山西、陕西、甘肃、辽东等地，无一日不思而剿之。扩廓帖木儿的大本营尚设在太原，对明政权构成近在咫尺的威胁。1369年，明朝开国名将徐达大破扩廓帖木儿，折损其兵力4万，令其仓皇从太原逃向甘肃。再一年，甘肃与陕西一并被明朝收复。
尽管明朝对北元军队采取强击之势且有所胜利，但北部边区仍存在20万北元骑兵，时刻威胁着明朝安全。1372年的一场大战，明军大败，由此拉开明朝以修整长城为屏障的内敛守势的序幕。
明朝百废待兴，持续用兵，财政力有不逮。朱元璋自圆其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1]
他告诫后世子孙，不要“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2]，并特别嘱咐，要永不征伐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国（曾存在于琉球群岛的封建政权名，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安南国（今越南）、暹罗国（今泰国）、爪哇国（古代东南亚古国，其境主要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带）等15个国家。
从更长时空来看，中国北部边境的安防问题比长城的历史更为久远。从春秋时各国在形势险要之地筑城防御，到秦始皇为北御匈奴，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筑起绵延万余里的长城；从汉武帝重新修缮秦时边塞，到北魏为防御柔然，北齐、北周为防御突厥，隋代为防御突厥、契丹，都不约而同修筑长城，如影随形的都是同样的命题。
但长城千年的修筑、修缮史并没有成功破解华夏民族来自北边的安全问题。《剑桥中国史》至少在辽西夏金元史和明史中两次提到这一命题。
中国北部“从来就不存在一条连续不断的防御线或经过划定的边界。倒是有一连串设防的边疆州和县，战略要地筑有少量要塞，一些屯田、军马场、烽火台和警戒哨所散布各处”。这一东西走向的防御体系，“其中坚力量由灵州、太原、大同和北京等地强大的藩镇军队所组成”[3]。
“自从拓跋魏兴起以来，一个接一个的中央集权政权，都是以北部边疆的失控地区为根据地，由那些边疆军事大员们所创建”[4]，这是一个古老趋势的延续。[5]
北宋初年，宋朝曾两度对辽用兵，企图把契丹势力驱逐到长城以北，结局是全然失败。1004年，在交战获胜的情况下，北宋拱手而与契丹签订“澶渊之盟”。
1044年，再签城下之盟。对此，黄仁宇评论道：“它（赵宋）的军旗从未在北方草原地带展开过，更用不着说向东北或西北角延伸到中亚的腹地里去了。”他的结论是，“全宋朝319年的记录，无非是军事的挫败和退却，所有的例外则是以‘岁币’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购得的和平”。[6]
尽管告诫后世要与四邻择善从之，但朱元璋也不无警示地说，“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1371年，朱元璋曾表明心迹，“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7]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耿昇看来，“明王朝是东亚没有竞争对手的大国，其周围的许多小国，都需要向中国学习并向它纳贡。当时俄罗斯帝国还是一个政治侏儒，萨法威王朝的波斯与莫卧儿王朝的印度尚在襁褓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胁迫中国，只有北部的蒙古人或瓦剌人对明王朝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威胁。”[8]
长城与连绵的群山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而长城北面，地域一马平川或微有波澜，虽有大量的山峦耸立其间，却并不具有连贯性，明王朝只在事实上管理着万里长城沿线和辽东柳条边以南的北疆区域。尽管奴儿干（今东北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地方）、归化（今呼和浩特）、河套相继归属明朝，但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或沙漠，“只是以一系列自永乐时期起已经熄灭的烽火台作为标志，仅仅由中国的骑兵巡逻”。[9]
以这些烽火台为依托，明朝相继在北边建起九边镇（九个关口），大同镇（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宣府镇（治所在今河北宣化）和山西镇（也称太原镇，治所在今山西宁武），承东启西，位于中枢地段，隶属山西行省管辖。当时山西行省远较现在山西省广阔，包括今河北张家口、承德，内蒙古多伦、正蓝旗、赤峰、奈曼旗等地，居于明朝北部边界线的位置。
明朝叛将赵全曾对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说：明朝官兵主要保卫宣府、大同，蓟州一带防御甚固，兵多将广；山西一带兵弱，亭障稀疏，备御薄弱。大同的防御设施远不如宣府可靠。尽管此处骑兵较强，但难改其一直是山西边境危险地段的局面。
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1449年，蒙古瓦剌部大肆赴边而来，23岁的明英宗朱祁镇亲自出征，结果被蒙古人生擒，酿成“土木堡之变”。
为防御，朱元璋曾在北边布置100万军人，这几乎是明初军队的总和。朱棣在位时，九边重镇集结86万士兵，配备34万多马匹（部分边镇内含驴、骡、驼、牛等）。[10]如此规模的军人驻扎在北边，如何提供后勤保障是一个棘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