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军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明政府一度将各种生产资料、货币工具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朱元璋曾不无自豪地说：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这种局面的实现，除与盐政有关外，实现军粮军饷在边区就近解决的屯田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屯田制分为军屯[15]、民屯和商屯。1388年，明政府规定，50%的卫所都卫和王府护卫的军士都要屯田，后来这一比例增加到70%。军屯的重点是九边，这里吸纳屯种的官兵人数最多，垦殖范围最广。其中，山西大同镇有4万多军士，垦种200多万亩土地；甘肃西宁卫1万多名军士，垦种27万亩土地；辽东镇4.5万名军人，屯田253万亩。时至今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性质与此相仿。

因对山西边塞屯务的重视，1395年，明政府又命令山西省内2.6万多名马兵和步兵撤出营地，开往塞北，垦耕自给。甚至山西的晋王和代王两藩府也受命实行军事屯田。

无地少地的贫民也被明政府鼓励迁往人稀地广的地方去屯种。最初从四丁以上的农家抽一人，免其徭役，调往塞外大同等地，编入军屯卫所垦种。仅太原、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两地就被征调10万多人赴边。除强制手段外，许多晋中、晋北缺少土地的农民也积极响应明政府号召，越过长城，进入军政建制的山西行都司的地域垦种。

山西中南部的被迁之人都会集到洪洞县大槐树下待命。树旁的广济寺里驻扎着钦命官员，负责给移民登记造册，办理迁移手续，发放勘合（凭照）和盘费。由户部委派的官员将所迁之民编入目的地的里甲，然后由后军都督府派军士押解上路，一直送到接收地，予以安置。[16]史载，张其明、冯冕、袁嘉盛等原来生活在洪洞县的居民，就在迁出的过程中走上从商之路。

作为军屯、民屯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屯让“耕者趋利，边地尽垦”得以实现（桂萼语），也逐渐成为永乐以后九边军饷供应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7]商屯的来源分为被迁徙的大户和自觉商人两大块。其中，从外省迁徙而来的商人融入了晋商的历史洪流之中。

朝廷迁徙大户实边在朱棣时达到一个高潮。实边在古代并不鲜见，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曾把各国12万户富豪迁徙到咸阳和巴蜀等地。[18]在明朝实边中，山东寿光人冯盛被迁往山西代州，他的孙子冯天禄生于1516年，曾“从祖父贸迁秦梁间”，后“商淮浙间”，成为巨商。

冯天禄生有四个儿子，长子冯忠、三子冯惠继续从事盐业生意，二子冯恩、四子冯愈以儒学为业，发展成儒商家族。冯忠的商业才能曾得到大司马吴翁的赏识，令他驰骋齐鲁、淮浙盐场十余年。[19]另外，平阳首富亢氏，以及后来出任国民党要员的孔祥熙的先辈，都是被迁往山西的山东人。

不失敏感的商人也加入这一队伍。他们自筹资金，在长期固定开中的地点，就地雇人种粮以换盐引。[20]许多山西富商大贾出没于辽东、延绥（今陕西省榆林市）等各边镇，一些新的村落在屯边中形成。

除大同、宣府外，山西商人也是最早进入山西偏头关（今山西省忻州市偏关县境内）、雁门关（今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境内）、倒马关（今河北省保定市唐县境内）等处进行商屯的商人。史载，在边关“凡戮力于南亩者，皆山右（山西）之佣，秋去春来，如北塞之雁”。这样，雁门关外，屯堡相望，塞上田禾广袤无际，而东北官员向朝廷上奏称：“辽东千里，晋人商屯其间，各为城堡……商人争出财力……边储大裕”。

1429年，开中纳粮扩展到宁夏。为路途遥远而能吸引客商到来，政府对陕西、山西商人予以政策优惠，他们每引盐仅须纳米麦四斗，当地人则须五斗五升。

秦晋之好，早在春秋时就已传为佳话。明清以来，官府文书和社会舆论都习惯把山西和陕西商人合称“山陕商人”。从明中后期到清朝，山陕商人迈着共同的节拍，在共同到达的地域，建起象征两省商人友谊和协作的会馆：山陕会馆，彰显了地缘好合的两省商人抱团打天下的意识。

以盐做介质的纳粮中盐、移民以及商屯，对山西人的牵引不仅仅在于生存或者销盐有利可图。在这个过程中，山西人四海为家的情怀被触动乃至激发，让山西人见识多、视野广、信息灵，便于在长途贩运中发现不同区域之间，除了盐利的种种商业机会。

随着山陕商人的到来，“缎绢、绫绸、纱罗、梭布、花绵、巾帕、履袜、南货及诸铜铁木竹器、纸劄”[21]等，也都贩运到了宁夏，并成为政府纳税商品。山西人范世逵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祖上三辈以农商为业，少年时即走四方。对于政府的输粮换引政策，他认为“奇货可居”，就亲赴关陇（今函谷关以西、陇山以东一带），至皋兰（今甘肃省兰州市），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等地，了解地理交通。此后，他便在这一带专门经营粮、草生意，数年内大获其利。河西都御史和边防将校都愿意与他交往，并对他礼敬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