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人人皆输的“囚徒困境”

生活中处处充满着纳什所说的隐藏逻辑陷阱，将我们引入各种社会困境。“社会困境”这个听来乏味的词，是由博弈论理论学者所创，讲的就是类似“公地悲剧”这种情形。虽然大家都知道团结力量大，但又都挡不住自私的欲望，总想在合作的时候动点手脚，占点便宜。而等到每个人都动了点手脚，最后共同的下场就可能凄惨无比，就像普契尼歌剧《托斯卡》里的主角一样，陷进了今日博弈论学者所谓的“囚徒困境”。

剧中的女主角托斯卡遇到一个令她无比苦恼的问题：男朋友卡瓦拉多西被邪恶的警督斯卡皮亚定成死罪。她和斯卡皮亚独处一室时，斯卡皮亚表示，他可以大发慈悲，叫手下在行刑的时候改用空包弹，救卡瓦拉多西一命，但条件是她得提供些“特别的服务”。托斯卡该怎么办？

她瞄到桌上放着一把刀，想到了两全其美的办法：先答应斯卡皮亚的要求，等他吩咐完手下后，一靠近就把他刺死！但不幸的是，斯卡皮亚也想好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托斯卡答应之后，他并没有真的叫行刑队改用空包弹！结局就是斯卡皮亚被托斯卡一刀捅死，卡瓦拉多西被一枪毙命。等托斯卡发现这样的结局，也从城堡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同其他歌剧中常见的情节，最后人人都是输家。

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囚徒困境，常常也都是人人皆输的局面。

20世纪50年代早期，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教授阿尔伯特·塔克就用了这么一个故事，向一群心理学者解释这个问题。

这个故事的版本众说纷纭，其中一个版本是讲警察逮捕了两个小偷（姑且借用“水门事件”的两名共犯名字，称他们为伯纳德和弗兰克），但检察官手上的证据只能证明他们非法持有及藏匿枪械，判处两年徒刑，而无法证明他们结伙抢劫，判处十年的重刑。这种情况下，如果两人都辩称无罪，就只能各判两年徒刑，但检察官想出一个妙法，让他们俯首认罪。

检察官先到伯纳德的羁押房，表示如果弗兰克认罪，而他不认罪，弗兰克能得到减刑，只判4年刑期，但他会被判最高刑期10年。这样一来，如果他相信弗兰克会认罪，自己最好也认罪，判4年总比10年来得好。检察官又说：“但我可以开个条件，如果你认罪，而弗兰克不认罪，你就可以因为这个不利于共犯的证词无罪释放！”

这样看来，不论弗兰克做何决定，似乎认罪都是伯纳德最好的选择，这逻辑看来可真是完美无比。但问题就在于，检察官后来也去拜访了弗兰克，提出同样的建议，而弗兰克也得到同样的结论。最后两人都认罪，也都被判4年徒刑；而相较之下，如果两人死不认罪，其实都只会被判两年。

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特别像美国的认罪协商制度，还真是一点都没错！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认为认罪协商根本不合理。故事点出的这种逻辑悖论，在我们生活中影响深远，从结婚到战争，无所不在，甚至还成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因为，虽然我们总试着要团结合作，过和谐的生活，但又会被这种逻辑悖论影响而起争执。

我和弟弟就深受其害。我们偷吃妈妈做的蛋糕，大快朵颐了一番。原本神不知鬼不觉，只要我们保密，把错都推给我家小狗就成了。但我想，出卖弟弟让他顶罪应该比较安全，偏偏他也这么想。这下两个人都被禁足，肚子胀得难受，屁股还疼得要命。

在我即将20岁时，我们又被“囚徒困境”这可恶的逻辑悖论摆了一道。我们喜欢上同一个女生，她全家刚搬到我家附近，和我们去同一个教堂做礼拜。这个美女让附近的少男眼睛一亮，追求者远远不止我们两个。弟弟和我都急着出卖对方丢人的小秘密，好在她心中抢得一席之地，最终却落得两败俱伤，只能看着她没多久就和别的男生出门约会去了。

囚徒困境其实无所不在。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英国在2002—2003年暴发口蹄疫之后，许多乳牛遭捕杀，而超市营业者则趁机联合哄抬乳品价格。

当时四大连锁超市调涨了鲜乳、奶油和起司的价格，表示它们要付给酪农更高的价钱，以免酪农活不下去。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至少其中两家都只是把价差拿来中饱私囊。公平交易委员会调查后，指控这两家超市勾结牟利。这两家起初也认了罪，但在认罪后，又把另外两家原本否认联合操纵价格的超市给供了出来。如果另外两家最后被定罪，罚款金额将颇为可观，相较之下，认罪的两家靠着出卖他人，付的罚款就低多了。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死海古卷，这些古本出土于死海西北岸的库姆兰（Qumran）。首批古卷是一群当地的贝都因（Bedouin）牧羊人在洞穴遗迹中发现的，而且考古学者愿意出高价向他们购买，从此之后牧羊人开始积极寻找古卷，又找到一些残片。但他们也发现，哪怕只是一小片，考古学者还是愿意付钱买，于是牧羊人开始把找到的古卷撕碎，再一片一片拿去卖。

考古学者如果只对大片完整的古卷付出高价，就能避免这种情形，否则，牧羊人当然会把古卷撕成小片。双方都陷入了囚徒困境，而遭殃的是珍贵的文物。

囚徒困境点出了一个逻辑上的难题，这个难题也正是世界上许多重大问题的核心。例如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军备竞赛，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方式，就是合作禁核，把钱省下来用于其他建设；然而，如果其他国家都还在不断发展核武，而你的国家单方面销毁核武器，恐怕并非明智之举。

近年来在对抗全球变暖的努力上，也受限于同样的逻辑悖论。许多国家都想，如果其他国家的污染没改善，我又为什么要自己先限制碳排放量呢？

长期而言，这种问题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走入囚徒困境，顶多也只能带来短期的效益，真正的改进之道，在于了解我们自己。因此，我从科学研究中腾出一些时间来研究哲学，希望能找到答案。但到头来又回到了科学：在伦理学的领域中，讲的是遵守原则，好创造一个稳定而公正的社会，但总是出现诸如囚徒困境等种种社会困境，而困境的根源正在于逻辑和数学。我自己很喜欢一头栽进数学和形式逻辑里，但是，如果一般人只是想知道这些问题究竟从何而来，又有何影响，倒是犯不着涉足这两个领域。

对于社会困境的了解，在1949年有了相当大的突破：纳什发现，其实各种困境都来自同样的基本逻辑陷阱。现在大家讲到纳什，想到的多半是电影《美丽心灵》中那位不太正常的主角，但其实电影几乎只沉浸于他的精神疾病，对于他荣获诺贝尔奖的发现却是轻描淡写，也没说明这项重大的发现如何让我们更了解关于合作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纳什年仅21岁时就提出了这项重大发现，当时他尚未罹患纠缠他大半辈子的精神分裂症。某次访谈中，他甚至还能拿自己的精神疾病开玩笑，他说：“整体而言，数学家的精神还算正常，学逻辑的人脑袋才有问题。”他在1948年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数学硕士学位，申请时的教授推荐函言简意赅，只有一句：“这个人是天才。”

短短18个月内，他便证明了自己确实是个天才。他先是用当时刚发明的博弈论发现了这个逻辑陷阱，也就是现在所称的“纳什均衡”，接着又证明了他惊人的论点（命题）：在任何竞争或冲突中，如果各方不愿或无法沟通，就至少会有一个纳什陷阱等着请君入瓮。

纳什均衡背后的观点看来似乎相当简单（参见方框1.1）。在纳什均衡的情形下，双方均已选定一种策略，任意一方独自改变策略，就会使情形恶化。就像在狭窄的通道上，两个人必须各靠一边，才能勉强错身而过，而这就是纳什均衡。任何一个人改变心意闪向另一边，两个人就会迎面相遇，然后就像非常有默契地跳起了双人舞，一起向左、向右踏，却怎样都过不去，这种经历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过。

纳什将这种状态称为“均衡”，因为这是社会情境中的一个平衡点，其中任何一方独自偏离了这个平衡点，只会造成损失。在这里，“独自”是个关键词，只要我们独自行事，各自追求自身利益，就永远逃不出纳什均衡所设下的种种社会困境。

举例而言，如果两人在狭窄的人行道上碰面，各自又都不想走靠水沟的那一边，以免驶过的车把水溅到身上，这种情形下，必须有一人退让，否则他们就只能僵在那里动弹不得。

要解决这种处境，秘诀在于双方要设法协调行动，而且不能有一方改变心意。我有个朋友看过一个有趣的例子，当时他正在意大利的山路上开着车。有一段道路缩减到只剩一条车道，双向来车必须有默契地谦让才能轮流通行，但正好碰上两位互不相让的驾驶员，就这么卡在狭窄的路中间，彼此大按喇叭，想要对方后退。两个人坚持不退让，后方很快形成长长的车龙，喇叭声此起彼落，怒火交加。后来，警察花了三天才疏解了这场塞车问题。

这件事的症结在于双方都站在自己的立场思考，希望对自己最有利。我们也常常如此，并因此困在纳什陷阱之中，既像是托斯卡和斯卡皮亚，也像弗兰克和伯纳德。让纳什荣获诺贝尔奖的论文，可能是诺贝尔奖有史以来最短的一篇，在论文中他同时使用了符号逻辑和高等数学，证明在不合作的情境中，纳什陷阱无所不在！（所谓的“不合作”情境，就是双方不愿或无法互相沟通。）

在纳什发表这篇论文之前，在讨论合作为何失败、无法共谋利益时，通常都是从个人的心理学、道德观角度切入。虽然这两者也的确很重要，但纳什指出，这些问题的核心都深埋着一个逻辑问题，而且这常常才是主因。这个逻辑问题用我们的自身利益作饵，不断让我们放弃最适当的合作策略，而陷入长远利益受损的局面。

读报纸或八卦杂志时常能看到纳什所说的这种逻辑。夫妻大闹离婚，通常只要双方妥协，就能好好收场，但如果一方拒绝妥协，另一方的退让也就毫无意义。结果双方坐困纳什陷阱，不仅得付给律师大笔金钱，过程中还必须承受情绪上的压力。

在此必须强调，双方之所以困在这个矛盾的逻辑循环中，是因为他们不愿或不能通过沟通来采取合作的策略。

不幸的是，这件事说来轻松，做起来很难。常常双方同意沟通协调，达成协议后却有一方反悔。问题在于：如果合作达成的解决方案（协议）并非纳什均衡，其中一方改变心意，就的确可能得到更好的结果。一般而言，要达成合作有两项重大挑战：第一是找到方式达成协议，第二是找到方式让每个人不改变心意。后者必须完善到足以令双方相信对方会遵守，而且还能维持到结果正式出炉。

这本书就是要告诉各位如何寻找以上两项挑战的答案，答案既涉及个人层面，也涉及人类共同重大议题层面。我发现主要的解决方式有三种，每种方式都有来自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拥护者。

•改变态度：例如，如果我们都认为在合作中作弊是不道德的，就能避免许多社会困境。

•诉诸善意的权威人士：由外部的权威人士来促成合作并守护公平。

•能够自行运作的策略：开发出能够自行运作的策略，如此一来，只要合作一开始，就不会有作弊的机会。

下面我会一一审视这三种解决方式，而且我认为，只有第三种方式可以长久，而博弈论的新观点，可以协助我们在许多情况中运用这种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