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苏醒

时钟嘀嘀嗒嗒，报时的音乐响起。他眼皮动了动，随后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着，浑身汗臭，被绑在一大块木板上。他的大脑一片茫然，隔了好几秒钟，他才想起自己身在何方，又为何在此。腿部的疼痛直往上窜，他本来很能忍痛，但实在太痛了，他只能四下张望，想办法分散注意力。壁炉在几英尺之外，柴火已经快烧完了，余烬还闪着红光。他周围空无一人。是被捕了吗？若是这样，他的下场想必会很惨。但逮住他的那些人呢？模模糊糊中，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人：父亲、母亲，以及妻子——应该是前妻。他隐隐约约想起离婚的事情，过了好一阵儿才想起前妻写给他的信。他仿佛又回到那个场景，看见自己坐在训练基地的床上读那封信。他过往的生活瞬间在眼前浮现，但马上又坠入无底深渊。他拼命回想当前的事情，想知道自己在哪里。他回想起有一双手贴在他身上的感觉，以及被拖着走的感觉——但那只是一种感觉，而不是具体可以掌握的记忆。他仿佛可以体会到那一刻，甚至可以闻到那气味，或触摸到那种感受，但就是看不见画面。他想要从躺着的这块不知是什么的板子上起身，但他做不到，只好又跌回木板上。他的眼皮好像有千斤重，只来得及瞥了房间一眼，就又闭上了，回到能带来一丝安慰的睡梦里。

她醒来的时候，白昼的天光已经消失，傍晚降临了。她在床上坐起来，许久没进食的肚子咕噜直叫。手臂、肩膀和背部的肌肉硬得像龟壳。她把手伸到肩膀顶端的骨头与肌肉连接处，用力按摩，希望能消除疼痛。起居室的门微微开着几英寸，从门缝里她看见男人还躺在那里。她一动也不动地坐着，竖耳倾听，但什么声音也没听见。除了屋外林间的风声，没有丝毫动静。尽管很不想动，但她还是掀开被子下床，走向衣柜，套上了一件样式简单的灰色洋装。冰冷的地板让她的脚冷得刺痛，她迅速套上厚羊毛袜，再穿上拖鞋。

她一小步一小步地慢慢走出去。家里现在有个陌生人。她首先看见他的腿，以及她绑在他双腿两侧的夹板。他没动，眼睛也依旧闭着。

“你好，先生，”她用英语轻声说，“你醒了吗？”

什么反应都没有。

她深吸一口气，想让狂跳的心脏缓和下来。她掌心冒汗。他褐色的头发沾满泥巴，雪水也还没全干；没刮胡子的脸被刮伤了，沾着许多脏东西。看来他一直没有动。她摸摸他的脉搏，心跳很稳定。他应该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她从厨房端来一杯水，滴了一些到他嘴里。还是和之前一样，他喝进了一点儿，但接着就咳起来，把水吐了出来。

她跪在他身边，手伸到雪橇下面，解开绑在他身上的绳子。她想过要直接割开绳子，但还是没这么做，万一他不肯合作，这些绳子还可以派得上用场。解开的绳子滑落到雪橇旁边，她拿开降落伞，想解开他肩上的降落伞背带，但这背带很难取下来。究竟该拿这降落伞怎么办也是个大难题。藏匿降落伞是破坏分子的行为，会被抓进监狱，甚至还有更惨的下场。但若是烧掉，又会产生有毒的浓烟。眼下她只能把它叠得整整齐齐的，摆在后门附近。

他需要卧床休息。虽然雪橇把屋外的泥土带了进来，只要一移动就会在地板上留下污迹，但目前还是挪动他最好的工具。她跪下来，把雪橇转了个方向，朝向空房间。那是她和弗雷迪小时候在夏天睡的地方，已经空置好几年了。她把雪橇推进房间里，这男人还是一动不动，任她摆布。门已经打开，床也铺好，房间非常整洁，一尘不染。她回想上一个睡在这房间里的人是谁。应该是她自己，甚至可能是弗雷迪。她可以想象父亲带弗雷迪进来的情景，但那已经是战争爆发之前好几年的事了——是父亲无力独自照顾弗雷迪之前的事情。她抹去回忆，就像抹去挡风玻璃上的污渍一样，然后努力将精神集中在手头的工作上。她回到起居室，拿来他的背包。干净的便服整齐叠放在背包底部，但是没有让他可以穿着睡觉的衣服。她当然不能让他只穿内衣待在她家里，她父亲的旧衣服或许能合他的身。不到几分钟，她就找到一套旧睡衣和一件酒红色的睡袍。她回到房间里，把睡衣丢到床上，但怀里还搂着那件睡袍，用手指感受那布料的光滑柔软。这里充满昔日的回忆，她无所遁逃。

这人浑身泥土，脏兮兮的，非常需要好好洗个澡，这得趁他还昏迷不醒的时候比较容易进行。她伸手摸摸为他固定双腿所做的临时夹板，这其实也该换掉。但把他送进医院或去找医生都有风险，并不值得一试。她谁都信不过。

而他就值得信任吗？她在收音机播报的新闻里听过对同盟国的报道，尽管纳粹说美国人都是没教养的杂种、英国人都是卑鄙小人，但她知道这些说法根本靠不住。然而，她从未见过同盟国的军人。而且过去这些年看过的无数新闻影片、听说的无数故事，也让她逐渐接受了纳粹对盟军的看法。尽管不信任政府，也知道新闻媒体都被当局控制，但她要完全摆脱她的所见所闻是不可能的。她见过盟军对德国人所做的事。他们轰炸住满平民的城市，毫无怜悯。无论她对盟军怀抱多大的期望，都很难把他们当成救星。

他的嘴唇抽动了一下，在闭着的眼皮底下，眼球如弹珠转动。她心一惊，往后退开，以为他就要张开眼睛了。她始终没曾想过，万一他醒来，要对他说什么。还好，他又恢复了此前的平静，困境暂时解除了，但问题仍未解决。

芙兰卡走进厨房。屋里很冷。不管这男人是葛拉夫先生还是什么人，都可以先等她生好火再说。她从炉子里清出灰烬，用早在她出生之前就已来到她家服务的拨火棒，拨出烧成焦炭的木柴。她划亮一根火柴，火光照亮了厨房。生火总是让她很开心。她往后站，看着火炉里的柴薪开始烧了起来。她满意地走向橱柜。家里食粮不多，只有一些摆了好久的罐头汤。她之前购置的存粮差不多都吃完了。通往镇上的路已经好几天不通了，她的车子一点儿都派不上用场。她走向药柜，找到一瓶阿司匹林，瓶里还有九颗药丸，大概能让他撑十二个小时。他需要更多甚至药效更强的止痛药，特别是万一她不得不再次调整他腿部断骨的话。她把药瓶装进口袋，药丸在瓶里咔啦咔啦响，很像某种小孩玩具。

她从房间正中央的旧餐桌旁拉来一把木椅。这个应该可以。她把椅子高举过头，用力砸在地上。但什么结果也没有，椅子完好无缺。她摇摇头，兀自笑了起来。她走到水槽前，找出榔头以及好几把大小不一的螺丝起子。几分钟之后，她就有了好几根结实的木条，可以用来重新固定他骨折的腿部，让他在得到正规治疗之前，可以暂时撑一段时间。

她走进卧房，男人还是没有动静。她以前处理过更棘手的状况，但那是在医院里。要是不打上石膏，他的腿骨怎么可能愈合？取得石膏，由她亲自动手处理，这都不是最大的问题。她最担心的是买这些材料可能引起的怀疑。要是够小心，她或许可以悄悄买到石膏、食品以及派得上用场的吗啡。但如何到镇上去仍然无解。她决定暂时搁下这些问题。

她解开绳子，取下暂时充当夹板的树枝，摆到一旁准备当柴火烧。下一个步骤对男人来说会很难受，不管他是清醒还是昏迷。首先必须脱掉他身上肮脏的裤子和靴子。她动手解开他的鞋带，并不时抬眼看他的脸，她知道自己的哪些动作会让他蹙起眉头。她解开鞋带，轻轻施力，从他脚上脱掉靴子。他的腿骨动了一下，哀叫一声。看见他惨叫实在很怪，仿佛看见被丢在地上的木偶出声大叫一样。她停下动作，以为他会醒来，结果并没有。脱掉靴子，她又伸手摸索他的骨头。骨头略微移位，但并不严重，所以她又重新调整好骨头的位置，让它们复归原位。他的右靴“砰”的一声掉在薄薄的地毯上。她深呼吸，硬起心肠，开始处理另一条腿。她不想剪断鞋带，因为靴子是珍贵的资产。她又花了五分钟才脱掉第二只鞋。有了处理第一条腿的经验，这一次的任务完成得更加顺利。她慢慢脱下他的袜子，露出瘀青肿胀的脚，她又用从起居室拿来的剪刀，剪开他的长裤。不一会儿，他就只穿着内裤躺在雪橇上。

她用从椅子上拆下来的木条做成合适的夹板，把他的腿稳稳地固定好。接着脱掉他的空军制服外套，丢到房间墙角，衬衫也同样被轻松脱掉。他已经准备好，可以把他移到床上了。她走到他头部后方，把他从雪橇上拉起来。还好床很低。她先把他的身体拉到床上，再把他的四肢也移到干净的床单上。虽然他还满身泥土，但终于躺到床上了。她站起来，有点得意。看着这个陌生男人躺在她以前睡过的旧床上，在她父亲位于深山的这幢夏日小屋里，她有些恍惚。

趁他昏迷不醒的时候帮他洗澡最好。这并不是她第一次帮病人洗澡，但这是她头一回帮昏迷的陌生人洗澡，而且不是在医院里。这项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把握时间，她最不想碰到的情况是，洗到一半，他突然醒来。那就太尴尬了。

“洗澡时间到了，亲爱的。”她微笑着说，“你今天过得好吗？你一定不相信，我从医院回家的时候碰上什么事了。”她刻意说得很小声，以免真的吵醒他。万一他醒来，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她把一盆热水搬到床边，然后用毛巾拧水滴在他脸上，让结块的干土溶解成泥，再用力替他擦洗干净。“我发现一个人——一个男人——躺在雪地上，身上穿的是德国空军的军服。真的，不骗你。”她已经好几天没和任何人说话了。能把心里的话说出来，真好。就算对象是个昏迷不醒的陌生人也好。“不，亲爱的，我是说真的。你也知道，在我们说话的这个时候，英勇的德国官兵正冒着生命危险，在苏联前线为国家光荣的未来而奋斗，善良的德国太太是不应该和丈夫随便开玩笑的。”她一手贴在他已经洗干净的脸上，“什么？你想听收音机？嗯，身为好妻子，我会服从你的每一个命令。”她走到起居室，打开靠电池供电的收音机。一如既往，德国电台节目充斥着对己方有利的新闻和宣传。收音机是由政府配给的，也只能收听政府批准的电台。然而，大部分人都知道如何改装，以便收听外国频道。所以她把收音机转到一家瑞士电台，收听汤米·多西[1]大乐团的最新流行歌曲。大乐团的摇摆乐旋律马上在小屋里回荡起来。音乐让手里还拿着毛巾的她怔了一下。在其他地方，还有人在演奏这样的音乐，还有人在听音乐、跳舞、享受生活。她顿时觉得再次与自己早已放弃的那个世界重新取得了联系。

她默默替男人擦洗，让音乐在自己身上流淌。

“都洗干净了。”她说。她把阿司匹林和一杯水摆在床头柜上，替他盖好被子，把几个热水瓶塞在他脚边。他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在这里？她该怎么把他藏在家里六个星期，直到他骨折痊愈？他一旦醒来会有什么反应？

她站在门口，盯着他看了好几分钟，音乐依旧在屋内回荡。最后，她终于抵挡不住肚子的咕噜叫声。“明天，”她大声说，“明天我会搞清楚你是谁。”她走出门外，拿钥匙锁上房门。

她肚子很饿，压过了她想洗澡的渴望，所以她走进厨房，从柜子里拿出罐头汤，要是再有些面包就太棒了。但剩下的最后一点面包，她昨天晚上已经配奶酪吃掉了。那原本应该是她此生的最后一餐。汤在炉子上加热，她在餐桌旁坐下，茫然瞪着前方。她在心里默默列出清单，想着如果自己要和卧房里的那个男人撑过冬天还可能需要什么东西。她得想办法到弗赖堡去弄食物、纱布、熟石膏、阿司匹林和吗啡回来。到弗赖堡的路单程大约十英里，在正常的情况下她会开车去，但由于天气原因，这个简单的办法难以实行。她站起来，走到靠后门的柜子旁。她以前穿乡越野用的滑雪屐还摆在里面，塞在旧大衣和这些年累积的杂物后面。她有十多年没用过滑雪屐了，上次用的时候应该才十几岁吧。那时她母亲还在世，他们每年冬天都到山上来。她拿起滑雪屐，掂掂重量。似乎也别无选择了。她把滑雪屐夹在腋下，带回厨房。汤已热好，她把汤倒进碗里，不到几秒钟就喝个精光。但吃下的这一点食物反而唤醒了她的饥饿。她又热了一罐汤，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到弗赖堡补货。

第二碗汤让她有点饱足，但身上汗臭依旧。想到要再烧一缸热水洗澡，她觉得好累，但身上的臭味让她不得不动手。她把水壶和两个大汤锅摆到炉上，坐下来等水烧热。知道家里有个陌生男人——尽管他无法动弹，又昏迷不醒——她换衣服时还是关上了房门。她换上浴袍，走进浴室，关上浴室门。烛光营造出一种轻松的氛围，但水量不足却让气氛大打折扣。她没能像想象中那样在满缸热水里泡一个舒服的澡，只能坐在半满的浴缸里，泼水搓搓身体。

她走出浴室，身上还滴着水，小木屋的寒气迎面扑来。她忙抓起毛巾，用力擦拭身体，想要借着摩擦让身体热起来。擦干之后，她穿着浴袍走到镜子前面。她已经好几天没照镜子了。她看到自己一头长及肩膀的金发乱糟糟地沾在脖子上；蓝色的眼睛布满血丝，眼眶周围一圈大大的黑眼圈。她梳着头发，但一梳到打结的地方就痛得让她皱起脸。

她想起贝克尔先生，想起他的儿子，那个有着迷人魅力的希特勒青年团[2]成员。当年爱上他的时候，她还是纳粹女青年组织德国少女联盟的成员。所有的人都知道她加入了。那是某种入门仪式，没加入的青少年会被认为软弱怯懦、傲慢自负或逃避责任，甚至会成为众所鄙夷的贱民。

她突然心生怀疑。她怎么知道贝克尔先生没看见他们？说不定他看见他们并且已经向盖世太保举报了。虽然这不太可能，但是在人人皆不可信的时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夜幕低垂，她点亮厨房和卧房的蜡烛，并点亮起居室的油灯。她探头看看那个男人，发现他还在睡。她回到自己的卧房，虽然已经很困了，但她不能睡。现在还不能。盖世太保随时会来。他会被曝光。就算把他藏进柜子里，也只能拖延个几秒钟不被发现。而他伤得太重，在这么冷的冬夜，也不能把他藏到户外去。她在脑海里想象着一幕幕梦魇似的画面，但每一幕都是曾经上演过的真实场景。她回到他躺卧的房间，被她丢开的德军制服还皱成一团堆在墙角。尽管概率不大，但万一他真是德国空军，她还得把衣服还给他。概率比较大的情况是，他是英国或美国人。倘若如此，他就只有一个下场：被以间谍罪处决。她得把他藏起来。但要藏在哪里？

她跺了跺脚，却听见地板下传来空洞的声音。她从厨房拿来工具箱，到他的房间里，掀开薄铺毯，露出一条条木板钉成的地板。要是她撬开地板木条，就可以弄个藏身的空间。但她得先移开床才行。她走到床边，用力把床推到房间另一头。男人还是安稳地睡在床上没有醒。

她把榔头的尖嘴插进地板木条尾端的间隙，用力向上撬。经过几分钟的努力，顽固的木条终于屈服。她戴着手套，把费力撬起来的这块木板摆在墙边，地上露出约两英尺见方的空间，里面飘出臭味。空气冰寒，但只要打扫一下，加上几条毯子应该就行了。她继续撬起旁边的木条，思忖着究竟要弄出多大的空间才够。撬掉的地板越少越好，因为一切必须看起来尽量如常。

床上突如其来的咳嗽声让专心工作的她吓了一跳，榔头掉进她挖出来的洞里。她站起来，看见男人睁开了眼睛，坐了起来，整张脸扭曲成可怕的表情。他闭紧眼睛，然后又睁开，转头看她。她吓呆了，一动也不动地站着。他的眼神里满是痛楚与困惑。

“你是谁？你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他用字正腔圆的德语问。

注释

[1]汤米·多西（Tommy Dorsey，1905—1956），美国知名爵士乐手与作曲家。——本书注释如无特殊说明，皆为译者注。下同。

[2]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纳粹于德国成立的准军事组织，按年龄与性别分为德国少年团（十至十四岁）、希特勒青年团（十四至十八岁）、少女联盟（十至十四岁）、德国少女联盟（十四至十八岁）。据统计，该组织人数最多时高达八百多万，占德国青年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