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护理员前来找我谈话的那天，我没有去儿子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的学校，而是如同子宫里的胎儿，蜷缩着身子躺在他的床上，脸紧紧地贴着他的床单。房间里飘散着的淡淡的蜡笔、创可贴、橡皮泥、棒球皮套的味道，成了我赖以为生的氧气。我闭紧双眼，一幕幕过往从脑海中快速闪过，如一帧帧画面从他的View-Master[1]中快速掠过，每个画面里都是他：

骑马的克里斯托弗——他骑在马术治疗[2]的马背上，张开双臂，头向后仰，肆意大笑，炫耀他的“骑术”；

藏宝的克里斯托弗——他抱着搜罗来的石头和贝壳——一个7岁男孩的宝藏，小心翼翼地藏在床底下；

看书的克里斯托弗——他躺在床上依偎着我，看我用手语给他读故事……

“故事，还要。”他会打手语向我撒娇，一只手的指尖轻敲另一只手的掌心，接着两手分开来，仿佛在撕一只包装袋，要拿出里面的太妃糖。这时，我会笑一笑，明知这是他逃避睡觉的“小诡计”，却还是纵容地从头再讲一遍。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们去了玫瑰碗跳蚤市场，就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市，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在市场上闲逛时，我们几乎同时看中一张床，一眼就爱上了它古色古香的松木床头，上面印着马鞍和马刺图案，随着时间的流逝，色彩已经褪却。后来，它被我买回家，成了克里斯托弗的床。有时，他会穿着蓝色的睡衣，衣服上印着彗星的图案，舒服地躺在它的怀抱里，慢慢地滑入梦乡，头上还戴着他心爱的红色牛仔帽——忘了摘。曾经，这张床是他的骏马、他的火箭飞船；如今，它是我死死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

那是寒假结束后的第一天，天色灰蒙蒙的，太阳躲在云层后，不愿露面。在24千米外伯班克的乔治·华盛顿小学，我的朋友凯西·鲁乔内（Kathy Ruccione），也是克里斯托弗好朋友的母亲，正站在他就读的一年级教室门口。她曾是儿童肿瘤病房的护士，笑容灿烂，声音温暖，透着一股安定人心的力量。

我能想象她一边说话一边做手语的样子——班上有许多孩子和克里斯托弗一样是聋哑人，她的孩子也是。克里斯托弗4岁时，我辞去《西雅图邮报》（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简称P-I）的工作，搬到帕萨迪纳市，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让他上这所学校。这里有着口语和手语同步教学的传统，听得见但不会说话的孩子学手语，听不见但会说话的孩子学唇语和发音，一举两得。手语和唇语的无缝衔接，构成了这些孩子的童言童语。后来，我问了凯西那天的情况。

孩子们穿着红蓝相间的校服，局促不安地坐在椅子上，一群家长站在墙壁边。在这个玩耍和学习的地方，突然出现这么多家长的面孔，他们一定觉得很奇怪。除了凯西，教室里还有校长、与凯西来自同一家医院的心理治疗师、许多孩子前一年上过的学前班的班主任、红着眼眶的手语和唇语老师。克里斯托弗的小木桌摆在教室中央，空荡荡的，孤零零的。

治疗师是孩子们不曾见过的一个男人，他将一只布娃娃安迪[3]举得高高的。凯西问孩子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纷纷伸出小手，指着它的红色头发、三角鼻子、水手帽、爱心刺绣布贴。然后，男人将布娃娃藏到了孩子们看不到的身后。

“现在安迪不在了，你们还能记得它的故事吗？”凯西问。

孩子们一下子兴奋了起来，纷纷凭记忆喊出了布娃娃安和安迪的各种冒险故事。然后，凯西不记得是谁了，只记得一位家长走到前面来，说出了那个消息。他说：“我要告诉大家一件很伤心的事。”孩子们全都安静了下来。“克里斯托弗生病了，不能再来学校了。医生也帮不了他。”

“克里斯托弗去世了。”

身下的床仿佛变成了一只小船，在海上颠簸摇晃。我紧紧抱住顶在胸前的膝盖，忍住胃里的不适。“克里斯托弗去世了。”不管我怎么想，也想不通这句话的意思。每当我用力去想，它就会破裂成一堆无法辨识的碎片，像孩子散落在地上的字母拼块，怎么也拼凑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克里斯托弗活着的那7年，我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最害怕听见这句话。克里斯托弗还未出生时，就查出了一个发育缺陷，导致尿路堵塞，肾功能受损。看似微小的一个缺陷，却引发了一连串让人难以招架的蝴蝶效应，以及难以摆脱的后遗症。

尽管困难重重，可他顽强地活了下来，挺过了接二连三的医疗危机，却没能躲过最后这一次。7岁那年的圣诞节假期，他和父亲一起去看望爷爷奶奶，却突发肠道梗阻，意外去世。我无法原谅自己的疏忽。我还活着，他却死了。

他走的时候，我不在他身边。

他刚去世的时候，悲伤欲绝的我一直生活在恍惚迷离之中，几乎无法独自走出家门，无法亲口对任何人说出这个消息。凯西主动接过我的担子，替我通知克里斯托弗的同学。她对孩子们说，虽然克里斯托弗不在了，但是大家想念他的时候，可以说说他万圣节穿的狮子王衣服，他枫糖般的金棕色眼睛，他有多喜欢火车……她还请全班同学写下他们与克里斯托弗的故事。

几周后，我收到一本小小的回忆册，带横线的纸上写着一些话，全是用英文大写字母写的，笔画歪歪扭扭的，像蚯蚓一样在纸上乱爬，旁边还画着爱心、五角星、几个手掌大到不成比例的小人。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其中一页写道，“我们经常一起玩绳球。”

“我摔破膝盖时，他给了我一个创可贴。”另一页写道。

有些是用聋哑儿童的独特语法写的，充满了天真与童心。“小克天堂去了。”在某些孩子的画中，克里斯托弗飞上了湛蓝明亮的天空，像天使一样飘浮在画的右上角。

我很羡慕他们能编织一些自我安慰的小故事，因为我找不到语言，也找不到文字，去编织任何聊以慰藉的故事。哪怕是一句最平铺直叙的陈述句，也会沦为自欺欺人的谎言。“我有一个儿子”——可我的克里斯托弗在哪儿？“我曾有一个儿子”——可我怎么忍心让我的克里斯托弗成为过去？无论哪一句，我都无法将它变成真的。我既无法将他找回，也无法接受他离去。失去他之后，我的心破了一个无底洞，像两颗星星之间无法填补的空虚。

当人们想描述悲伤时，字典似乎也爱莫能助。你找不到一个名词，去指代“深不见底的悲伤”，指代“永不可能得到回应的祈祷”。你能在英语字典里找到“orphan”，指“失去父母的孤儿”，找到“widow”，指“失去丈夫的妻子”，却找不到一个名词，指“失去孩子的父母”。梵语有“vilomah”，字面意思是“违反自然规律”，特指“孩子比自己先死的父母”，即白发人送黑发人。葡萄牙语有“saudade”，一个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词的名词，指的是“对逝去之人的深深思念”。西班牙语有“madrugada”，指的是“午夜与黎明之间无尽的黑暗”。可它们对我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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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刚去世的那阵子，人们纷纷向我伸出援手。报社的一位老同事主动替我写了克里斯托弗的讣告，因为他知道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提起笔来，写出这么残忍的事实。朋友们建议我搬回西雅图，住得离亲人近一点，好有个照应。可搬家意味着要收拾他的房间，我不舍得处理掉他的任何一样东西。克里斯托弗还小的时候，准备出门或上班的我偶尔会发现手表不见了。后来，我找到了那块表，它被他塞进了自己的秘密抽屉里，里头还藏着他从学校里带回来的宝贝。要是心理学家见了，应该会将那块表称为“依恋物”——孩子用来安抚分离焦虑的物品。

现在轮到我需要一个依恋物了。有哪一样东西能将克里斯托弗带回我身边，仿佛他不曾离开过？他的发条恐龙、弹簧圈、蝙蝠侠创可贴、红色腰包、蓝色哮喘药物吸入器，还有他最心爱的View Master。那些他曾爱不释手的小物件，每一样都被我牢牢揣在身上。

我没有将他的东西收起来，全部装进箱子里，而是像他每次放假去找他父亲那样，简单地打扫了他的房间。我扔掉干涸的水彩笔，放好画笔颜料，收好一个7岁男孩的生活剪贴簿，将他穿不了的衣服和幼儿时期的玩具装进箱子里，送到回收站。我把他的衣服叠好放进衣柜里，把日历翻到最新的一天，把作业本高高地堆成一摞，把他的拼图物归原位，然后拿起他许久不玩的小东西，放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这是我一个人的祭奠仪式，纪念他经历过的每个成长阶段。

整个房间收拾好了，我的心却更乱了。我渴望看到的不是一个干净整洁的房间，而是他像龙卷风一样，兴冲冲地跑回家，将房间翻得乱七八糟。我想念他每晚在地板上搭建的“营地”，宁愿像小探险家一样席地而睡，也不肯躺到柔软舒服的床上。我想念他堆积如山的衣服，想念他乐此不疲地改变玩具火车的轨道，一会儿往这边摆，一会儿往那边放，整个房间都是火车跑过的轨迹。他的房间被我收拾成原样，仿佛什么也没有变，却冷冷清清的，无情地拆穿我的徒劳，残忍地提醒我，他是真的不在了。

起初，我一刻也离不开这里。后来，我一秒也不敢待下去。

这就是失去亲人后的矛盾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