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的勇气：
做出最艰难的选择

我抓着地铁扶手，对面车门玻璃上映出模糊的自己。单肩背着一个棕色的、磨旧了的皮质双肩包，背微驼，口罩下的脸看不出表情，但我知道，我的眼神是游移的。现在说口罩，大家司空见惯，但在2017年的深秋，我戴口罩单纯是为了躲在口罩后面。或者说，虽然我的灵魂已经跟过去告别，但是身体依旧诚实。可见，告别一种旧的生活方式，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

下午车厢人不多，靠车门的一个大姐正嘎嘣嘎嘣地剪着指甲，指甲屑有节奏地弹射出去，没了踪影。她剪得过于专注，完全没看到旁边的小伙子。那个穿着熨烫平整的白衬衫的小伙子，盯着大姐看了几眼，然后用力闭起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我无法猜测他的内心是厌恶、愤怒，还是无可奈何，或许都有。

内观自己，外观世界，是我数十年做记者留下的职业病。在这趟开往未知世界的地铁里，我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身处的状况，反倒对他人的世界观察得还挺起劲。当我缓过神来，忽然觉得自己无比可笑：明明都火烧眉毛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情去琢磨人家呢。是啊，在记者这个工作岗位上干得太久了，要想放弃，无异于放弃一种融化在血脉里的习性。实际上，哪怕在七八年后的今天，我的内心一直念念不忘的自我，可能始终还是一个记者——一个作记之人。

而此刻身在地铁里的那个人是出来找工作的，她和其他行色匆匆的求职者几乎没有区别，甚至更加艰难。因为她是一位离开职场3年、44岁的大龄求职者，而且过去的职业生涯只会让她在那一刻更加举步维艰。可能会有人讥讽说，好好的央视，是你自己不待，你为什么要辞掉那个媒体人心目中的金饭碗？而且，你总归是有一些可以拿得出手的成绩的，你又为什么把自己逼到这番田地？

这个问题一直到7年后的2022年底都有人在问，在好奇，甚至在编造谣言。辞职这件事非常简单，但是，我因为辞职所承受的舆论压力高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各种谣言中隐含的那些最令人作呕的观念和意识，让我无从解释——你要和人性的无数枪口去对抗，不仅于事无补，还会空惹一身骚。所以相比之下，2022年底这场所谓“被开除”的谣言真是小儿科。“前央视”“女性”“自谋生路”这些我身上闪亮的槽点，成了无良自媒体、评论区狂欢的祭品。但就凭几句捕风捉影的谣言能伤到我吗？辞职之后的李小萌，无时无刻不在变成一个新的李小萌，虽然我的人格并没有变成一个全新的“刺儿头”，但是，我已经向过去那个逆来顺受的李小萌说了再见。

在央视工作的20年里，“金话筒奖”“金鹰奖”“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都成为我工作品质的注解，但我还是在2015年提出了辞职。我的辞职其实并不是个例，同一年离开央视的，还有大家熟悉的张泉灵、赵普、郎永淳，以及更多的幕后同事。对几位老同事辞职的真正原因，我无法一一知晓，但是，我们四个人的年龄、资历相仿，都是70年代初的中青派，辞职时也都处在事业的上升期。如果要归纳其中的共性，我只能说他们三位是有了更高的事业追求：张泉灵成为当红的投资人，郎永淳去了当时非常火热的B2B电子商务网站做高管，而赵普全力以赴地奔赴了非遗和传统文化事业。

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猜测我为什么辞职，真实的原因听起来非常另类且毫无追求——回家带孩子。其实，直到现在我也从未认为因为照顾孩子而辞职是没有追求，事实上，我一直引以为傲。女儿健康成长，和我之间心灵相通，我的付出有了回馈，在这段过程中，并非只是女儿受益，我自己更是受益匪浅。

即便如此，当我如实地跟领导说我要回归家庭、照顾孩子时，她万分震惊，反复跟我确认：“你不是去商业公司担任高管，也不是要创业，而是回家？回家带孩子？真的假的？你就是不想干了啊？！”不理解，不相信，这几乎是当时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无数人以为我要去大公司、大平台担任高管，或者有了宏伟的创业计划，更有甚者传言我嫁入豪门，回家做全职太太，锦衣玉食，清闲自在……五花八门的猜测满天飞，但没有一个猜对。

那段时间，我所在的新闻频道正在改革，朝着以滚动新闻为主干内容的方向发展。我之前做的访谈类节目《新闻会客厅》改版成了新闻播报类节目《24小时》，每晚11点到12点播出。后来，我又去了晚上8点播出的《东方时空》，那时的《东方时空》也从一个家喻户晓的专题类节目改版成了整点新闻。这种调整意味着习惯自主性主持风格的我，将会长期陷入一种机械性的工作节奏中。

那时，我每天的工作流程就是，穿过长安街，走进办公室，开始按部就班地准备工作。在女主持人里，我化妆属于最省事的那种——不粘假睫毛，不贴双眼皮，不戴美瞳，头发吹一吹，20分钟搞定。不是因为天生丽质，而是因为我做记者时经常素颜出镜，观众知道我本色什么样，我怕捯饬狠了，内外差别太大。化好妆，就过稿子，大部分内容是定好的，不容发挥，主持人即便再怎么认真准备，也花不了太多时间。然后就去直播了——前后过程最多两三个小时，还没来回路上折腾的时间长。而且，因为是和其他主持人轮班，一个月只有一周或两周可以出镜。

相比之前的状态，这种工作称得上“安逸”。以前我做的大多是访谈节目和现场报道，过程中充斥着不确定性，但也让我兴致高昂，通过事前大量的案头工作、高强度的思考，我的见识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为了采访一个人物，我常常要在短时间内读完与其相关的三五本书，要穷尽网上有关他的报道，从而找到与众不同的视角，或者离真相更近一步。如果说播音的产出投入比是1∶2，那么我之前的节目连1∶20也达不到。我越是心心念念那些“不划算”的采访工作，越是无法从眼下的工作中找到原来那种兴致勃勃的劲头。可能是忙惯了，可能是承受压力也有快感，一下子安逸起来反倒让我不太适应。我虽然是播音系出身，但从1996年毕业进央视，到2015年，整整20年间我一直做记者、主持人的工作，当播音员的时间少得可怜。一开始，我也竭力去适应这种新的工作方式，因为我是个弹性非常大的人，就是很容易过得去，也容易过不去，讲究得起，也将就得了。但是时间一长，我发现我不能胜任读提词器播音的工作，这绝不是看不起这个工作，是我真的很难优秀地完成播报。相比于前辈那种游刃有余的工作状态，我常常感到挫败，甚至很多时候因为出错而觉得无地自容。以己之短而搏人之长，这种挫败感让我心生退意。后来水均益、敬一丹等好多同事、前辈说：“小萌，你还是更适合外景，你在外景多灵动啊。”我也试图找外景或者主持的工作，但是那种有趣、多变、长见识、可持续进步的栏目，似乎消失了。

我曾无数次寻找自己在新闻主播这个新岗位上的成就感和价值感。起初，节目允许主播脱稿，当上千字的文稿被我用自己的语言清晰、简练、零口误地播报出来，当别人说“这家伙记忆力太强了，拿到稿子都不用背就播”时，我也由衷地感到骄傲。然而，“不许脱稿、必须念提词器”的规定一出，我就经常看着别人写好的稿子发呆。按照新闻工作的原则，我必须按照稿子讲，但是，很多话都不是自己的话，说起来总归别扭。

我那会儿跟如今的新闻主持扛把子康辉合作，每次看到他拿到稿件后能迅速消化并顺畅地播报出来，看到他云淡风轻、一切尽在掌握的状态，我心生羡慕，羡慕他在这种状态下的愉悦感和成就感。我也努力想找到这种感觉，但是越努力越挫败。我曾经也有过那种状态，那是身为记者、身处现场、跟人面对面交流给予我的正向反馈，让我始终为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感到荣耀。然而，这种荣耀感被一点一点地从我的身体里抽离走了。哪怕我全身心地想要抓住它，但它就如手中沙，抓得越紧，越不受控制，终于在某一天，我的手里、我的心中空空如也。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甚至需要用回忆让自己有动力去台里上班。回想20年的职业生涯，从进央视的第一天起，我就在尝试不同主题、不同形式的电视节目，但共同点都少不了跟人面对面的交流和碰撞。不管是像《东方之子》这种一对一的人物访谈、《新闻会客厅》这种多人谈话类节目，还是去往酒泉神舟发射基地、攀登海拔5000米的珠峰大本营、深入北川地震灾区腹地做大型直播报道，抑或是探访科索沃等联合国维和任务区的“小萌探维和”、探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小萌探军营”、小萌探访阅兵村等这类个人化色彩十足的特别报道，那种追寻、挖掘和倾听，那种或火热或刺骨的现场空气，都让我又紧张又兴奋。这样的工作可以充分调动我的理性和感性，理性在于选择、分析、判断内容，感性在于我是一个需要环境支持才能焕发神采的出镜人员。

我知道，这一切鲜活的、有温度的感受再也难回来了。因为在演播室内、提词器前，这种鲜活荡然无存，或者说，我的理性不再被需要，我的感性也无以为继。

我试图奋力逃离这种状态，四处去寻求一个属于我的机会。在无数个夜晚，面对漆黑的窗外，我叩问自己的内心：我还能做什么节目呢？在现实面前，我找不到任何答案。

那些年我所看重的、感兴趣的节目形式，都尝试过了。不客气地说，无论再做什么节目，除了内容的区别，形式基本是在复制过去。当新闻中心副主任问我，如果不想出镜，想不想转做幕后，我笑着摇了摇头。我是个不甘平静的人，在那种安稳的环境下，我能做出什么像样的新闻节目吗？而如果无法遵从内心的理念呈现节目，徒劳的努力又有意义吗？说心里话，我至今仍特别感谢主任对我的体谅和关照，也谢谢她邀请我常回去看看。只是谁也没有想到，那一别，我竟然真的再没迈进央视的大门，一晃也七八年了。

很多年后，再回看当时的新闻人辞职，似乎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张泉灵、郎永淳、赵普等新闻人的辞职，可能不仅仅是因为有了全新的事业规划，而是新闻节目的发展来到了一个重要拐点。很清楚的是，我主观上并非受一种在别人看来可以被称作“情怀”的新闻理想所引领而辞职，我只是碰巧选择了回归家庭。但是回望那段时间，媒体人仿佛暗自相约般纷纷辞职转行，不是投身互联网公司做起了公关、自媒体，就是转行从政，或者是到大学当起了老师。尤其是调查记者的式微，犹如无法遏制的连荫，绝非三三两两的个案，几乎堪称那个年代的一种若隐若现的注解。

就拿当年冲到汶川地震一线的调查记者来说，根据媒体的报道，《南方日报》第一批进入震区的记者赵佳月，2010年去了阿里巴巴，负责公关；《南方周末》汶川专题报道的策划人之一郭光东，2015年加盟饿了么，担任公关副总裁；郭光东的同事、徒步走到映秀镇的记者曹筠武，去了阿里巴巴，成了淘宝公关总监；写出著名报道《回家》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林天宏，去了万达做内刊，后又跳槽到阿里影业；写出《围剿地沟油》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蒋昕捷也在2016年加盟阿里。《京华时报》《21世纪经济报道》《冰点周刊》等一批经验丰富的主编、记者离开媒体业，走进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大厂，有的成为公关总监，有的做了市场部负责人，有的直接进入公司高层。

很多读者可能会说，你们自己跑去赚钱，做自媒体的做自媒体，带货的带货，难道就那么在乎钱吗？就不能为了新闻理想再拼一拼吗？说实话，一边是万儿八千的工资，一边是动辄年薪百万的待遇，至少我无法要求他们为了理想放弃更好的生活。而且，另一方面，今天的新闻平台，算法推送大行其道，他们即使留下，能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吗？做一篇深度调查报道的观看量比不上网红小哥哥、小姐姐们的几个动作，大家也只能心照不宣地接受调查记者的崩塌。如果现在，你还能偶尔看到一些有深度的调查报道，我想大概离不开10年前那些坚持下来、苦苦挣扎的“傻子”们。

但是这种残酷的真相，整个社会并不能感同身受。以至于从那往后，重大新闻现场的调查记者可以说寥寥无几，我印象中只有《三联生活周刊》《人物》《财新周刊》等少数几个媒体，保留了小部分调查记者，在重大新闻事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保住了深度报道的一点儿体面。当前，不仅新闻审核标准越来越严格，公众组成的媒体环境也越来越不适合深度调查记者生存。千辛万苦的调查，可能敌不过评论区一句终极质问“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跟进的事件突生转折，评论区又会被阴谋论充斥，令人挫败不已。今天我们在诸多重大新闻事件面前，抱怨为什么没有新闻记者去深入调查、探寻真相，为什么看不到哪怕一篇专业的相关报道时，才明白也许这些“为什么”早在8年前就已经定好了答案。

2022年东航事件发生后，我在短视频平台分享了两位调查记者的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无数人为之感动。当然也有人质疑我凭什么转述遇难者家属的自述，似乎我的转述是在往伤口上撒盐，是在吃人血馒头。实际上，新闻报道就是要抓住有限的窗口期替民众发声。事到如今，此事中的家属还能见诸媒体吗？不可能的，他们已经消失在新闻媒体的板块中了。很多自媒体拿着教科书里的新闻伦理，大批特批记者的“冷血无情”，没人知道自媒体坐在电脑前坐而论道，而记者们在前方生死未卜。我想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的是，新闻是走出来的，真相是调查出来的，靠骂、靠标题党断章取义赚取流量，永远无法触及新闻的真谛。很多人问我，你还想回去做记者吗？我当然想，但已经回不去了。如果非要追问一个原因，可能是一个我们都知道但又不便讲出来的答案。时代的变化，让我们当初的想法已经不合时宜。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在自媒体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成了记者。想想看疫情期间，你有多少信息是从一条条非专业拍摄的视频中获取的，记者回归的必要性就有多么小。

我仍然记得20多年前《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关于北川地震灾区的那条作品《路遇》，就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永远停留在了2008年，只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才会被人们翻起。2022年的5月12日，当一些个人和机构的视频账号再次发出《路遇》，大量的老观众向我发来问候。一条评论让我内心五味杂陈，他说：“原来当时的新闻还能那么做。”

说回我自己，2015年的时候，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我就算离开央视也应该是开公司、进大厂，回家算怎么回事？“你怀孕生孩子都没辞职，现在孩子3岁了，反倒要回去带孩子？”顶着无数人的质疑，我做出了这个决定。

我38岁生下女儿本本，属于高龄、高危产妇。从一怀孕，我就母爱爆棚，整个孕期都沉浸在宁静美好的情绪中。当把我的小宝贝真真切切抱在怀里的那一刻，更是觉得她因我而来，我一定要对得起她的到来和无条件的托付。本来只打算母乳喂养6个月，但女儿对乳房的依恋超乎想象，一次次地跟她商量，推迟到一岁、一岁半、两岁，但每次看到她声嘶力竭地要吃奶，又一次次地心软。直到2014年底，我要去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参加G20峰会的报道，才提前一个月给女儿断了奶，那时她已经两岁十个月了。20天后我回到家，两岁多的小丫头竟然会赌气不理我，我讨好了老半天，她才扑进我怀里大哭起来，我心里的滋味真是又愧疚又心疼又想笑。孩子的确对我的心力牵扯极大，并且越来越大。再加上台里节目的改革，有一天我脑袋里闪过一个念头：也许我可以选择全身心陪孩子，做一个全心全意的全职妈妈。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那一瞬间，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工作20年来，“在这里干到退休”从来都是无可争议、理所应当的默认选项，我们新闻评论部有句玩笑话：“生是评论部的人，死是评论部的死人。”我从没想过以退休之外的原因离开中央电视台。

虽然显得冲动，但认真考虑起来，倒也不是不可行。一方面，孩子的爸爸跟我说：“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因为我而后悔辞职，你就踏踏实实地陪孩子。”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不是一无所有、未经世事、完全依靠别人过活的人，哪怕回家做全职太太，也不会被爱人看低、被别人矮化。因此，辞职这事儿对我没什么风险。

于是，我就真的启动了辞职流程。

同事、朋友知道后，没有一个赞成的。我闺蜜拉着我的手，泪眼婆娑地说：“小萌，你知道你工作的时候是多么闪亮吗？你不能这么选！”我爸说：“你能有现在的影响力，自己付出了多少你自己最清楚，要是辞职，没有回头路。”我妈说：“虽说你的收入没有你老公多，但女人总是要有属于自己的收入。”还有一个反对声音来自我女儿。3岁大的小不点儿明确地在家里宣布：“我不想让妈妈辞职！”

她问：“妈妈你真要辞职吗？”我说对。

“那我要去你单位看一看。”又小又坚决。

于是我带她来了趟“台里一日游”。我们先去了化妆间，化妆老师在她脸上扫了两个小红脸蛋，又梳了两个特别好看的马尾辫。播出区有武警站岗，不让随意进出，她就只探了探头。我们又去食堂吃饭，还吃了个冰激凌。最后，走出大厅的时候，女儿说：“妈妈，我真觉得这儿挺好的，你别辞职了。”

我把她抱起来，贴着她的小脸儿说：“妈妈觉得，这个阶段我的心更想多和你在一起，或者找一找自己还有什么想干的事。妈妈跟你保证，不会永远待在家里，等找到了想做的事，我还是会去工作。”

辞职回家后一晃就是三年，想做的事情一直没找到，但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账户上没钱了。虽然我自己有一套房子，但手上现金不多，眼看着要给女儿交学费、续保险，颇有些头疼。在《你好，小孩》里我说过，我不能允许自己变成一个伸手要钱的人。虽然收到过承诺，但是当真的需要伸手要钱时，我自己都接受不了。所以，我必须快速地找回属于我的独立的经济来源，而且要能够独立支持自己和家人的未来生活。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财务危机”，也是我需要面对的内心世界的一次危机。

回顾前半生，无论是告别央视，还是告别全职太太，我都异常地决绝。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勇气，但是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不得不做的选择。我并非想要给大家展现一个雷厉风行的形象，而是我确定要做的事，就会努力去做。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基调——去完成自己定好的事，也是我一直未变的一种“认死理”哲学。我不知道它是否正确，但在重大的人生选择上，我全靠这种坚定和勇气，支撑着自己在随遇而安的世界里，始终保留那么一份不安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