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历史|

你现在正在读的这本书是一本与历史有关的书，因此它对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与你所习惯的其他科目、应用领域或专业课程是不一样的。其他大部分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告诉你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学最新的研究和理论、如何利用心理学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以及各专业心理学家的具体执业技能，比如临床心理学家或者健康心理学家的技能。

与之相反，本书要向你讲述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心理学如何发展到今天的故事。从这个角度说，心理学史的内容就如同发展心理学研究人的身心成长过程一样，关注心理学是如何从早期的古代心理学阶段成长为体系更加缜密的现代心理学的。心理学的历史是范围更加广泛的史学领域的一部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把心理学史作为一个分支放在更大的学科背景中。如果我们不了解一个孩子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什么样的基因，不了解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处的家庭和社会背景，就无从了解他的人生；同样地，如果我们不去了解现代心理学从古代心理学关于思维、身体和行为的观点中继承了什么，不了解它是如何被其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塑造的，就无法真正了解心理学的发展路径。此外，我们需要了解在更加基础的领域的史学研究中出现的方法和问题。正如心理学有其独特的方法论和争议，历史学也是如此，我们也应该对其有所了解。本章中，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主题是史学，作为史学子领域的科学史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心理学史属于科学史的一部分。

史学史

史学史涉及历史学领域的方法和问题。就本书而言，我们不必过多关注如何阅读古代文献，如何收集古人信息，如何使用大量的手稿或信件等。这些问题偶尔会出现，我们只需要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具体处理。在这里，我们将重点关注如何解释“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行为”这一经久不衰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将贯穿于本书讨论的所有内容中。心理学家致力于为行为提供解释，但从修昔底德时代（前460—前400）开始，历史学家就这么做了，而且他们有自己的古老方法。

主观动机与客观原因 在历史典籍编纂的过程中，尤其是科学史，史学家容易遇到这样的问题：在解释人类行为时会出现客观原因和主观动机的冲突。这就好比在一起谋杀案的侦破过程中，警察首先要确定导致死亡的客观原因（cause），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找出是什么样的物理过程（比如砒霜中毒）导致了被害人的死亡。然后，刑侦人员必须确定导致受害者被害的主观动机（reason）。他们可能会发现，受害者的丈夫与他的秘书有染，他给自己老婆买了一份保险，还买了两张去里约的机票，这表明丈夫涉嫌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以便和他的情妇过上奢华的生活。任何具体的历史事件都可以通过“原因”或“动机”进行解释，也就是一系列的客观原因和一系列的主观动机。在我们所举的这个例子中，一系列的客观原因就是，砒霜被加入咖啡中，咖啡被受害人喝下，砒霜对受害人神经系统造成损伤。而一系列主观动机是，购买砒霜，将它放进受害者的饮料中，制造不在场证明，并做好逃跑计划。

主观动机和客观原因之争广泛存在于对各种事件的解读中。一个人选择学医，可能是追求济世救人的理想，也可能是想多挣钱，甚至可能只是出于一种希望证明自己和哥哥姐姐一样优秀的潜意识冲动。

在科学史领域，主观动机和客观原因之争同样长期存在。正如我们稍后即将看到的，科学通常被描述为一项理想化的理性事业。科学理论应该仅仅基于理性被提出、检验、接受或拒绝。然而，正如历史学家已经充分证明的那样，科学家们不可能不受决定人类行为的因果力量影响。科学家和其他任何普通人一样，渴望名誉、财富和爱情，他们可能出于个人的内在原因或社会的外在原因选择一个假设而不是另一个，在众多研究中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这样的选择可能是非理性甚至是完全无意识的。在任何情况下，历史学家，包括科学史学家，都必须同时考虑主观动机和客观原因，权衡一种科学观点的理论价值、被提出的原因，及其被接受或否定的理由。

当下主义历史观 传统而言，科学史倾向于高估客观原因，这催生了辉格主义史观[1]和当下主义历史观。历史学的其他分支也有类似的错误倾向，但这一倾向对科学史学家来说最具诱惑力。对于辉格主义者来说，历史是通向我们当下启蒙状态的一系列步骤。因此，辉格主义的科学史观认为，如今的科学方向本质上是正确的，至少优于过去的科学。基于这一历史观，他们讲述了历代杰出科学家建构如今的科学大厦的故事，辉格主义者将错误视为对理性的偏离，认为那些思想跟不上时代的科学家，要么会被忽视，要么会被看作傻瓜。

辉格主义史观刚好迎合了很多科学家的观点，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各种科学教科书中，这些教科书的部分任务就是让学生相信科学的正确性（Brush，1974）。

然而，辉格主义史观是一种童话式的历史观，正逐渐被专业的科学史学家用更为合理的科学历史观取代。不幸的是，新的科学史观由于考虑了科学家的个人因素，同时考虑到科学有时也会受到社会和个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因此被一些应用科学家们看作破坏了他们的科学信条，是一种危险的思想。我本人就是本着新科学史精神写了这本书，我和物理历史学家斯蒂芬·布拉什（Stephen Brush，1974）都相信，一部好的历史著作不仅不会伤害科学，还能帮助年轻的科学家，将他们从辉格主义的教条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更能接受不同寻常甚至激进的思想。类似本书一样的大规模历史调查，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当下主义的印记，也就是要解释心理学是如何演化到如今的体系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就是辉格主义者，认为如今的心理学是最好的，我只是希望人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心理学现状。正如我们在随后的文字中将要了解到的，心理学原本也可以走向其他的方向，不过全面探讨可能的走向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畴。

内在主义-外在主义 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是科学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辉格主义科学史观就是一种内在主义科学史观，认为科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通过对科学方法的合理使用来解决定义明确的问题，不受同时发生的任何社会变化的影响。一部内在主义的科学史会很少提及国王和总统、战争和革命、经济和社会结构。而最新的科学史认识到，虽然科学家都不希望受到社会和社会变化的影响，但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科学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所置身的社会有着特定的需求和目标，科学家是身处不同文化的社会化个体，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追求各自的成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在美国，获得联邦资助对于一个科学家的职业生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以至于科研项目的选择更多的是由项目的“可资助性”而不是科学家的个人喜好决定的。因此，新的科学史倾向于外在主义，认为科学是更大的社会背景的一部分，并在其中发挥作用。本书中，我努力平衡了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倾向，用心理学标准判断理性辩论的同时也把心理学置于更大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中。

问题3

思想还是人 过去的历史学争论，包括主观动机和客观原因之争、辉格主义史观和新科学史观之争、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争等，都可以归结为两种不同的历史观之争：一种认为历史是由伟人创造的（伟人史观），另一种认为历史是由超越人类控制的力量创造的。后者也被称为时代精神历史观，人类则被看作时代精神驱动下的傀儡。

伟人的历史通常是振奋人心的，因为它讲述了个人的奋斗和胜利。在科学领域，伟人的历史就是杰出科学家通过研究和理论揭示自然奥秘的故事。由于伟人的成就总是受到后世的尊崇，我们总是突出强调其理性和成功，而淡化与人类思想和行为相关的文化和社会因素，因而伟人史观通常偏向于辉格主义和内在主义。

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首次提出了与之相对的时代精神历史观：

只有对世界史本身进行研究才能看到它是理性地向前推进的，它代表了普世精神基于理性的必然进程，这种精神的本质是统一的，但这个统一的精神表现在世界的发展进程中……世界历史在精神的领域中向前发展……精神及其发展的过程是历史的本质。

（Hegel，1837/1953，p.12）

时代精神历史观倾向于忽略人类的行为，这一观念相信，人类的命运被一种潜在的力量支配，这种力量通过历史的进程来塑造自己。在黑格尔最初的表述中，隐藏的力量是贯穿人类历史的绝对精神（通常与上帝等同）。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的看法虽然不再流行，但时代精神的历史观依然存在。

由于强调社会进步的必然性，所以从黑格尔的角度看，时代精神的历史是属于辉格主义的。黑格尔等人都把人类历史引向了某种终极目的：绝对精神或上帝的最终实现，或者最终进入社会主义，拥有完美的经济秩序。并且他们都把历史发展视作一个理性的过程。然而，他们的历史观不是内在主义的，因为他们认为历史的决定权是超越人类个体行为的。黑格尔等人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外在主义，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引向了人类行为所在的更大背景，并且发现这个大背景对人类行为的塑造方式，是这些行为实验对象，即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从这个广阔的视角来看，外在主义带来了对历史更深刻的理解。然而，历史并没有明确的方向。世界的历史，或者具体到心理学史，都是可能存在与当下不同的走向的。作为人类，我们的行为受到晦暗交织的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并不受控于什么外部力量。

科学及心理学史学史 关于历史学自身的历史和方法的研究称为史学史。科学史学史（心理学史隶属其中）经历过两个发展阶段（Brush，1974）。在早期阶段，从19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的科学史是由科学家自己编纂的，通常是年纪较大的科学家，它们已不再活跃在研究前沿。这并不奇怪，因为编纂科学史有一个特殊的挑战——编写者必须熟悉科学理论和研究的细节才能讲述相关的科学故事。然而，随着科学史编纂领域的专业化，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模式出现了，科学史的编纂被训练有素的史学家接管，但这些史学家大多有科学背景，这一现象始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开始逐渐流行。

心理学历史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尽管时间稍晚，而且转变得也不够彻底。埃德温·加里格斯·波林（Edwin Garrigues Boring）的权威著作《实验心理学史》（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是“旧”心理学史的经典之作，该书于1929年首次出版，1950年再版。波林是一名心理学家，内省主义者E. B.铁钦纳（E. B. Titchener）的学生。波林所熟悉的心理学正在因为行为主义和应用心理学的兴起而被取代。虽然波林并没有退休，但他转而以一名内在主义者的身份书写他的历史，以辉格派的方式为自己的传统辩护（O’Donnell，1979）。波林的著作在几十年内被当作行业标准，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新的专业心理学史开始取代旧的。1965年，专业杂志《行为科学史》问世，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批准成立一个心理学史学科分类（26）。1967年，在杂志创始人罗伯特·I.华生（Robert I. Watson）的指导下，第一个心理学史研究生项目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创立（Furomoto，1989；Watson，1975）。“新心理学史”的发展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高潮，直到1988年劳雷尔·弗洛墨托（Laurel Furomoto）宣布它完全成熟，并要求将其纳入心理学课程。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转变并不是绝对的。虽然你正在阅读的文字是少数受到新心理学史（Furomoto，1989）影响的内容之一，但我本人却是一个没有接受过专门历史学训练的心理学家。如今，心理学家和史学家的结合成了一种新兴的职业，可以将历史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心理学的问题和方法上（Vaughn-Blount，Rutherford，Baker & Johnson，2009）。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心理学史已经成为心理学史的一部分，由历史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来编纂。

从旧科学史（包括心理学史）到新科学史的转变，不仅仅是编纂者身份的改变这么简单。这一转变与史学界从“旧史学”到“新史学”的转变相对应（Furomoto，1989；Himmelfarb，1987；Lovett，2006）。“旧史学”讲述的是“上层的历史”，主要关注政治、外交和军事等领域，以及与伟大人物相关的事件，这类历史著作通常是以叙事的形式，描述关于国家和人物的故事，主要面向达到平均教育水平的大众，而不是专业历史学家。“新史学”关注的是基于底层的历史，它试图描述甚至重现被旧史学忽略的无名之辈的日常。正如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所言，“当把少女初潮来临的历史看作与君主制历史同等重要时，我们‘新史学家’的时代就来临了”（引自Himmelfarb，1987，p.13）。新史学的形式是分析式而非叙述式的，通常会援引社会学、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统计和分析方法。

下面是弗洛墨托关于新心理学史的描述：

新史学是批判性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是基于社会背景的，而不是简单的思想史。其更具有包容性，超越了对“伟人”研究的局限。新史学重视原始史料和档案资料，避免了轶事和传说等二手信息的以讹传讹。最后，新史学试图用历史同时期的思想去理解当时的问题，而不是用当下的思想生搬硬套，或者基于所研究领域的现状盲目反推历史。

（Furomoto，1989，p.16）

除了呼吁用更大的包容性来研究历史，弗洛墨托对新心理学史的描述实际上同样适用于传统史学领域。

那么，本书是属于新心理学史学还是旧心理学史学呢？的确，我在撰写本书时受到了新心理学史学的影响，并且使用了新史学的研究方法，但本书并不是一本绝对的新心理学史学作品。我对传统思想史有极大的兴趣，通常不会在心理学家的传记中寻找心理学发展的依据。我认为历史学属于人文科学，而不是（社会）科学，当历史学家过分依赖社会科学时，他们的方法论基础并不稳固。我同意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观点：人文学科应该关注已经说过和做过的最好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最后，我认同英国历史学家G. R.埃尔顿（G. R. Elton）的观点，即历史“使人理性”。因此，我尽力在材料允许的情况下，以叙事的方式撰写一部历史，关注心理学思想中的主导思想，旨在让年轻的心理学家们在心理学实践中更加理性。

科学是一个历史过程

从19世纪开始，实证主义者就断言：科学是一种特殊的、超脱于历史的法则。他们认为，科学真理不受历史的束缚。对电子的推测从一开始就没改变过；牛顿的物理定律不会发展也不会改变。它们都超越了历史。所以，科学作为一种法则，似乎是，或者至少应该是超脱于历史的。实证主义者相信，一定存在一种普适性的科学定义或方法，就像电子或重力一样，超越时间和地点。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弄清楚科学方法的本质，这样人们就可以将其应用于任何领域和学科，包括社会（社会学）、人类行为（心理学）和政治（政治学）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证主义者其实是希望终结历史学的，因为一旦找到关于“人”的科学真理，就可以解释一切旧的政治争端。通俗地说，实证主义开创了科学的哲学领域，其目的是寻找关于科学的、形而上的、普遍的和超越历史的真理配方。

科学哲学：对科学的静态定义 实证主义者理解科学的方式基于传统的哲学方法。正如我们随后会看到的，古代的第一个哲学家兼心理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追问：“真理从何而来？”以及“我们如何得知某事是否真实？”这些问题是哲学认识论和心理学认知科学的核心。实证主义者支持基于经验主义的心理学和哲学，认为真理来自对世界的观察，我们之所以知道某事是真实的，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来证明它。实证主义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国。我们将在第11章读到相关内容。但实证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哲学取向，注定是失败的，因为它认为，科学能够且应该放弃对不可观察的实体的引用，比如原子。如同心理学家一样，实证主义者对“观察”的处理极其幼稚。

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提出了另一种科学哲学的方法，他没有用形而上学（讨论未被观察到的概念）或心理学（基于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来定义科学。波普尔既没有追问科学的运作原理，也不关心政治、美学、伦理学或人类思想的任何其他领域，只是问，是什么造就了一个“科学理论”。作为一个年轻人，波普尔生活在欧洲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时代和地方——20世纪早期的维也纳，他接受了各种运动和思想的洗礼，包括包豪斯学派、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实证主义、爱因斯坦尚未证实的相对论，量子物理学的深刻谜题等。波普尔并不关注如何判断哪些理论是正确的，而是追问如何判定一个理论是否科学。这一举措意义重大。“什么是真理”这个问题困扰了人类几千年，所以继续纠结于这个问题毫无意义。此外，他认为，提出一个错误的理论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科学地解释客观世界本来就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在科学史上，错误的假设随处可见。

波普尔认为，与其苦苦寻求新的真理标准，不如建立一套“科学标准”。首先，部分理论，比如包豪斯学派关于建筑设计的新颖想法，并没有吹嘘自己是科学。所以，波普尔把注意力放在了那些声称自己是科学，但未经证实的理论上，比如精神分析和相对论。波普尔开始关注伪科学，就是那些声称自己是科学但超出科学的可接受范围的理论，如占星术（Leahey & Leahey，1983）。如何证明它们不是科学？一个实证主义者会回答：“因为其理论是无法预测和验证的。”但占星家可以随意找出其成功预测的例子。“在我的实践中，”占星家可以说，“很多预测都是准确无误的。上个礼拜我告诉一个男的，周一他有财运，他跑去买强力球（彩票）就中奖了！我还跟另外一个女的说她周五会有桃花运，她果然迎来了一场约会。”

波普尔在1919年5月29日进行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观测，当时发生了一场日食，他的观测检验了相对论。爱因斯坦预言，光在经过大质量物体附近时，比如太阳，会发生扭曲。当日食发生时，波普尔发现可以在太阳圆盘的边缘看到星星，众所周知，在阳光的映衬下这些星星通常是看不见的。天文学家由此得出结论，来自这些恒星的光确实像爱因斯坦预测的那样发生了扭曲，波普尔违反直觉的验证标志着相对论的一次重大胜利。

乍一看，这种证实虽然更加壮观，但似乎与占星家验证对爱情和金钱的预测并没有太大不同。但是波普尔看到了其中的区别。如果一个占星家的预测没有应验，他们会为自己的理论找出许多魔术师称之为“例外”的方法来解释其失败。首先，占星家的预测是模糊的，“财运”可能意味着在街上捡到1美元、丢钱包、还贷款、请朋友吃顿大餐，当然也包括中彩票。其次，占星术有无数的变量，随便找出一个就可以解释完全失败的预测。如果周一什么都没发生，任何事情都和钱扯不上关系，占星家可能会说：“你一定没有告诉我准确的生辰。”或者就算你告诉过他你的准确生辰，他也会说：“你出生证上的日期肯定不准确！”波普尔与类似占星家的精神分析学家们进行过深入的对话，他们会将任何行为、梦境或记忆作为精神分析的依据。

爱因斯坦同样面临着一场理论的冒险，如果经过观察，发现光线没有扭曲，那么相对论就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波普尔颠覆了实证主义。相对论起初并不是一个经过了验证的预测，虽然天文学家可以去验证，但它是一个可证伪的理论，这就意味着这个理论是科学的。我们应该注意到，波普尔正小心翼翼地避免把“真理”作为判断一个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他的划分标准不像实证主义那样依赖于任何特定的关于认知的心理学论题，也不像康德的唯心主义（见第6章）那样致力于任何形而上学。这是一个纯粹的逻辑问题：这个理论是可证伪的吗？他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叫《研究的逻辑》（The Logic of Research）。作为一个逻辑标准，可证伪性似乎也是超脱历史局限的。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只需要问一个决定性的问题：这个理论可以做出可证伪的预测吗？实验是否已经完成，观察是否已经完成，甚至结果如何都不重要。只要一个理论最终是可检验的，它就是科学的，对错并不重要。

然而，波普尔也错了。一个理论的科学地位，取决于它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特别是它如何应对明显的证伪。

库恩之后：动态地定义科学 如果有哪本学术著作配得上“重磅炸弹”的称号，那就是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70）。它彻底颠覆了哲学和科学的历史，其影响力延伸到学术之外的文化领域。就算你没读过库恩的书，你也很可能听过库恩引入的“范式”（paradigm）概念以及“范式转移”（paradigmshift）这个术语。本书后续章节将进一步从不同角度讲解库恩颠覆性的科学理念，此处我们重点关注他的科学观之一：科学哲学中历史的中心地位。

库恩将隶属于上层科学体系和社会结构的理论称为“范式”。一个范式的某些元素是被某个科学家有意识地持有的，其他部分是隐藏的。关于世界的深层背景假设，科学家只是模糊地意识到，或者认为其真实性是理所当然的。有些元素与科学中的共识性方法有关，也与某些特定假设必须被认真对待有关。例如，某个给定的范式可能坚持实验方法和定量理论，而另一个可能更倾向于自然主义的观察和完全避免量化。范式一旦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起来，就会提出有待实践者解决的科学猜想，而这正是库恩的反波普尔历史观的关键之处，因为范式或理论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处理它的猜想，决定了这一范式或理论作为一门科学的成败。

为了完整阐述，我为读者整理了关于学习理论的内容，我们将在第10章和第11章回顾其混乱的发展过程。在18世纪，大卫·休谟（David Hume）等哲学家（见第6章）提出，学习是将一种观念与另一种观念关联起来的行为，并且遵循一定的关联规律。其中的一个主要规律是相似性：如果一个观念的内容与另一个相似，当我们思考其中一个的时候，自然会联想到另一个。举一个看人像的例子：如果你看到的肖像与某个熟人相近，就会想到那个人。另一个主要规律是邻近性：如果两个观念相继出现，就会被我们关联到一起，当一个观念出现时就会想到另一个。所以，如果我认识一对朝夕相处的情侣，某天我看到他们其中一人，就会自然想到另一人。

然而，这些规律虽然直观，却给心理学家带来了不小的难题。两个观念之间到底需要多大的相似性才能关联到一起？休谟没说。两个观念在空间和时间上到底要多接近才能产生关联？休谟也没说。然而，专业人士可以通过对这些小猜想的调查统计，完善哲学联想主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范式，使其成为一个科学理论或研究计划。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等人（见第10章、第11章）完成了这一任务。巴甫洛夫训练一只狗对某个刺激物分泌唾液，比如一个圆，然后给它呈现各种各样的椭圆，结果表明，椭圆的形状越接近正圆，刺激的效果越好。他通过控制中性刺激（比如狗皮肤上的震动）和自然引发唾液分泌的刺激（如食物）之间的时间间隔，发现时间间隔越短，中性刺激引起的唾液分泌就越明显，而且中性刺激先于食物呈现时，效果最好。

这种循序渐进的进程被库恩称为标准的科学揭秘方式。因此，一个科学理论的科学地位，不是通过一次戏剧性的测试，如波普尔对日食的观测，而是通过几年甚至几十年逐步解决问题的过程建立起来的。更有趣的是，与波普尔的界定标准相关的，是那些无法解决的难题，或者与主流理论或范式不一致的观察结果。按照波普尔的说法，这样的观察本身就是对其理论的证伪。但库恩观察到，情况很少如此。

通常，科学家都是非常保守的。他们更喜欢保留和保护那些经过几十年挑战屹立不倒的理论或范式。他们这样做通常是对的，因为偶尔出现的令人不安的发现——库恩称之为“异常”——一般可以与主流范式相协调。有时，异常只是意外或糟糕研究的结果，正如我们稍后将在认知科学的可复制性危机中看到的那样。通常，对现有理论的微小调整就可以适应异常情况。然而，异常有时会抵制这种防御性策略，并可能导致对主流范式的颠覆，这就是库恩书名中的“科学革命”（见图1.2）。科学革命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托勒密对太阳系的描述，他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挑战者哥白尼认为太阳才是中心。科学家可能会抵制革命，但如果一个新的范式能够比旧的范式更好地解释世界，他们就会接受革命。这种保守主义和对激进变革所持开放态度的结合是完全合理的，也是科学作为一种机制成功的重要原因。太多的保守主义会产生僵化的教条，而太少的保守主义会削弱质疑精神，使科学变得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