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古希腊的遗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历史是人性的表达|

进化适应时代

历史应该从哪个时间节点开始纪年？传统上，学者们把历史分为历史学和史前学两个阶段，历史学阶段有关于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书面记录作为依据，史前学则通过考古来阐明。然而，这种区分方法已经不再可行（Smail，2008；Shryock & Smail，2011）。首先，考古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的相关研究如今已经侵入了历史学领域，时常会挑战其传统观点（Renfrew，2009）。更加重要也显而易见的另一个原因是，历史是人类创造的，人类的天性早在文字出现之前就已经形成，这一点对于心理学来说尤其重要。因此，正如心理学创始人威廉·冯特所说，历史是人性的表达，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关注进化心理学家（Buss，2011；Cosmides & Tooby，1992）提出的“进化适应时代”（era of evolutionary adaptation），了解斯梅尔（Smail，2008）所说的深度历史（deep history）。最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看来，智人最重要的进化适应不是身体上的（直立姿势和能够使用工具的精确抓握），而是心理上的，也就是民间心理学的发展（Dunbar，2014）。人类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物种（Buss，2011），因此个体生存既取决于合作——孤独的人是可怜的猎人，也取决于竞争——生殖的成功取决于如何智取他人。能摸清别人的想法和计划，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欺骗别人（和自己），这是很重要的适应能力。由此看来，民间心理学似乎是人类心灵与生俱来的（Gangestad & Simpson，2007）。思考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哲学和科学的反思对象，从而产生了心理学这门学科。

过去是另一个国家

几年前，我参观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考大学的时候，我狭隘地选择了心理学而不是考古学作为专业，实际上我对博物馆中展出的那些古代宝藏更加好奇。在大英博物馆的展品中，最伟大的是埃尔金大理石雕（Elgin Marbles），以埃尔金（Elgin）勋爵的名字命名，埃尔金勋爵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希腊物品爱好者，他将这些大理石雕带回英国保存。埃尔金大理石雕属于大型平板石刻，是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顶部装饰性庙楣的一部分。在博物馆里，它们被隆重地安置在专属的大厅里，安装在墙壁四周，给观众营造一些窥见原貌的体验。埃尔金大理石雕是不可思议的艺术作品，但我却对博物馆对石雕的标签描述感到失望。标签上的内容谈到了大理石的纯粹形式和美学特性，指出例如一个大理石上的数字如何与另一个大理石上的形式在空间里相呼应。但标签并没有说明这些图形和形式意味着什么，作品上的人、神和动物在做什么。起初，我以为这种表达形式只是反映了考古学在欧洲是作为艺术史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因此强调审美欣赏，而考古学在美国是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因而强调文化解释。对其他文物的描述似乎印证了我的假设。

帕特农神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它是在苏格拉底（Socrates）和柏拉图时代的伯里克利（Pericles）统治下建立的，表达了一个帝国文明在其权力顶峰时的自信。西方文明的世俗思想史是从希腊开始的。心理学始于希腊格言“了解你自己”（Know yourself）。

资料来源：Library of Congress.

然而，随后，我了解到情况并非那么简单：没有人真正知道埃尔金大理石雕背后的故事。传统的说法是，石雕展示了泛雅典人节的游行。雅典的领导人和公民每年都会在帕特农神庙举行盛大的游行，以纪念他们城邦的守护神雅典娜。然而，传统的故事受到了挑战（Biers，1987），一些学者认为石雕是为了纪念一位母亲为获得雅典军事胜利而牺牲的两个女儿的传奇故事。如果她生了儿子，也一定会战死沙场，于是她用自己的两个女儿来代替。由于帕特农神庙并不是特别古老，所以石雕之谜尤其令人惊讶。帕特农神庙建于“希腊荣耀”时代的全盛时期，在伯里克利（前495—前429）治下，由伟大的雕塑家菲迪亚斯（Phidias，前500—前432）指导，作为被波斯侵略者摧毁的建筑的替代品。当时希腊人正在发明哲学、科学和历史，但我们却没有讨论帕特农神庙庙楣的意义。人们很少记录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知识加油站2.1 “展望”过去

从外部观察人类，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有趣问题：起初，人类在同一种环境中进化，即非洲东部大草原上的小型自由主义社会圈，但是之后，人类一直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和社会结构中。进化后的人性与后来的人类环境很匹配吗？很明显，并不那么匹配。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大部分时候食物是稀缺的，所以我们进化成了只要有食物就吃。当食物不再稀缺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停地吃，于是肥胖症就流行起来了。关于心理学，像科林·麦吉恩（Colin McGinn，2000）这样的哲学家认为，人类心智的进化只是为了解决特定时期的问题，而理解本身并不在其中。也许只有外星人才能理解我们的思维。

另外，晚期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新兴生活方式，无论你怎么称呼，它在很多方面看起来都和“进化适应时代”的生活相似。当然，早期智人没有iPad和iPhone，相似之处在于社会结构。在“进化适应时代”，人们在小群体中生活，夫妻关系混乱，为了照顾弱小婴儿形成了短期的父母关系。人们四处奔波，寻找食物和安全的环境，自给自足，随身携带一些小工具或者在有需要时就地取材。然而，农业改变了这一切，人们定居下来务农，积累资本，尤其是土地，这些资本可以传给后人，这样，短期的父母关系就变成了长期的一夫一妻制，男性尤其担心妻子通奸。雅典的妇女通常足不出户，由家奴出去跑腿。人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四处游荡，而是待在一个地方耕种，建造家园，国家由此得以形成，并且越来越强大，有组织的宗教也应运而生。

如今，农民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更多的人不停地换工作，来去自由。正如《犯罪现场调查：纽约》（CSI: New York）中的一个角色所言，“手机不只是手机，它是你的一生”［《冲破天际》（Out of the Sky）；2010年10月22日］。整个图书馆都可以被装进Kindle或iPad，无论手机、平板电脑还是笔记本电脑都可以随时上网。你不必像过去石器时代的制造者那样，固定在一个地方工作，你可以通过各种应用程序完成工作。对婚姻的忠贞要求也不像过去那样严格，离婚也更容易。在农业时代，配偶带不走属于自己的那份资产，如今只需要带上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就行了。在进化适应时代，妇女的工作是采集食物，男人通过打猎谋生；在农业时代，妇女开始依靠男人来承担农业和战争的重负；如今，工作很少涉及繁重的劳动，甚至军队的很多部门也是如此，女性也再次变得独立。可能正如进化理论家所说的，人性是天然适应后现代生活方式的。

在准备开始我们的历史之旅前，不要忘记埃尔金大理石雕带来的教训。任何历史学家的工作都是描述过去，让历史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鲜活起来，以他们的视角看待世界。然而，正如一本书的标题所言：《过去是另一个国家》（The Past Is Another Country）（Foster，1988）。通常，我们对历史的考证并不严谨，因为很多日常细节早已随风而逝。我们将试着像希腊人或19世纪的德国知识分子那样思考，像旅行一样回顾历史。对历史的探究值得努力，但我们永远也做不到彻底的理解。

对于思想史而言，其难以解读之处还在于，前现代的作家（大致延续到科学革命），并不总是像大多数现代作家那样写他们实际相信的东西。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写得晦涩难懂，用公开的（开放性）语言掩盖秘密（深奥）的教义，意在欺骗公众，同时给更有知识的人留下关于他们真实信仰的线索（Strauss，1988；Kennedy，2010）。以深奥-开放的风格写作有许多动机（Melzer，2007，2014）。包括苏格拉底在内的许多古代教师则完全回避写作，认为智慧不能简单地传授，而是必须通过与有智慧的老师对话来获得。后来的哲学家，包括柏拉图，确实亲自写过内容，但是也会试图引导读者挖掘文字背后的深意，让阅读更像是对话。

对于包括心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说，精英主义的影响更加深刻。柏拉图和许多其他社会思想家认为，只有少部分人能够掌握关于世界、人性以及社会应该如何组织及运行的真理，这种信念带来了若干后果。首先，它带来了遭受迫害的威胁：当普通人的既定想法受到挑战时，他们可能会愤怒，并对批评者进行危险的抨击。柏拉图亲眼看到他敬爱的老师苏格拉底被指控蛊惑雅典青年而受到希腊民主的审判和谴责。事实上，这一指控并非毫无根据，因为苏格拉底的确试图让他的学生摆脱传统的信仰。其次，哲学家们可能会担心，如果他们的想法被普遍知晓，这些思想可能会破坏现有社会的稳定。17世纪，当笛卡儿开始怀疑一切，并寻找一个恒久的真理时，他决心不在公共场合冒犯传统信仰。到了18世纪，康德（Kant）将理性的使用限制在私人领域，告诉教授和传教士们，他们有义务在公共场合宣扬传统信仰，无论受众是否相信。在现代，人类学家不会挑战他们研究的文化的传统信条，因为害怕摧毁它们。

社会科学中精英主义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在20世纪发挥作用的，当时社会科学开始成为公共政策的基础。正如在第1章中提到的（在第14章中还将继续探讨），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人与物理对象有着深刻的差异。科学家发表的关于原子和行星的文章对原子和行星的运行没有任何影响。然而，科学家发表的关于人类的文章，却可以影响人们做什么，以及人们认为自己应该做什么。社会科学知识是否应该与大众分享？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持肯定意见，他们写了很多有关公共政策和励志的书籍来分享他们的见解。但也有人延续了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中表达的态度：对人性真相的普遍了解可能会摧毁社会，削弱科学家为了人类自身利益而控制人类的能力（Thaler & Sunstein，2008）。

所有这一切，使得哲学史、科学史和心理学史的复杂性，不仅限于贫乏的史料和不甚明确的古老的预设前提。一些最重要的前现代思想家们隐藏了他们真实的想法。如果仅按照字面理解，我们就有可能误解他们；如果我们试图用开放性的语言解读其深奥的信仰，可能会造成误读；即便我们提出的是正确的解释，也没有确定的方法能够证实。最后，一个思想家的历史影响，可能更多地来源于他的公开发言，而不是他深奥的思想。过去不仅仅是另一个国度——它有时试图隐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