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882年，您离开了维勒讷夫迁往巴黎，然后……
不，不，不，没有那么快。离开维勒讷夫之后，我先去了巴勒迪克[1]，我在当地的中学里待了很长时间。接着，我的父亲被任命为房地产抵押登记官，又从巴勒迪克调到了诺让苏塞纳[2]。正是在那里，我得到了一位优秀老师的教导，他叫科林。他是个记者，兼职当老师，但他确实拥有教书育人的使命感。在三年间，说真的，他为我的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教会我拉丁语、拼写法以及算术，用一种绝对扎实的方式令我受益终身，这全都有赖于他拥有优秀的教学法，他因材施教，想尽办法让我们对学习产生兴趣。
这三年时光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他会时不时给我们念一些让我感觉非常奇妙的东西，比如阿里斯托芬[3]的作品选段，当然不是全文，还有《罗兰之歌》《列那狐传说》[4]等，总之是一些通常不会念给儿童听的文本，让我姐姐和我都感觉欣喜若狂。
因此，这让您在进入路易大帝中学[5]之后适应起来很不轻松。
后来我还在瓦西[6]的一间小学校里待过一阵，班里只有六七个人，那里同样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再后来，家里发生了一场大变故。当时，姐姐感觉到自己想要做一位大艺术家的志向（很不幸这是真的），当她发现了黏土这种材料之后，便开始做一些小雕塑，它们打动了雕塑家阿尔弗雷德·布歇[7]先生。我姐姐意志极其坚定，成功地把全家人都引到了巴黎，她想要做雕塑，而我呢，当时似乎也萌生了当作家的志愿，我另一个姐姐则想当音乐家……最后，全家一分为二：父亲留在瓦西，我们则搬到了巴黎，在蒙帕纳斯大道安了家。对我来说，这是我人生中的一次灾难，因为我所有的生活都被撕成了两半。
我进了路易大帝中学，但完全没准备好，因为我以前一直习惯于独立自主地生活，现在却必须和班上四五十个同学相处，这真的不容易：而且我的父母早就习惯了我在六人小班里拿第一名，这根本不是什么难事，而我到了五六十人的大班里，他们还老老实实地期待我拿第一。
您总归不是吊车尾！
什么？
您不会是所谓“吊车尾”的差生吧？
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拿到了第一名。不过在其他时间，只有两种东西、两门学科我取得了好成绩：我成绩好不是出于个人兴趣，而是这两门课的老师都非常凶，他们不愿相信我对科学毫无天分，于是，无论我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他们都成功地把课程内容塞进了我的脑袋里。这两门课程，一门是光学，一门是自然史。
其中一位老师后来的职业生涯成果丰硕，成了一位名人。他叫曼甘[8]。正是这位曼甘先生完全不考虑我的个人喜好，把我的脑袋按在课桌上，强迫我对自然史产生兴趣：我确实做到了，而且把这方面的兴趣保持了下来。
我相信他在这方面给您帮了大忙。
啊，是的！这尤其说明，如果我可以给父母们提些建议的话，当孩子们说自己对什么东西不感兴趣的时候，当耳旁风就行了：这种所谓的缺乏兴趣往往只是在掩饰他的懒惰。
所以您认为在教育领域使用一些专断的方法是有好处的吗？
一切都取决于孩子的个性，不过，对于那些不特别笨的孩子来说，我认为专断是有必要的。尤其是数学：孩子们其实没有理由不喜欢数学。一切都是教育问题。数学在公立学校里很难教好。我认为需要教师与儿童之间一对一的接触，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不过我们扯远了。
这种教师与您之间一对一的接触，您在路易大帝中学期间没有经历过吗？
好吧，我必须说，对于那些路易大帝中学的老师，我一直怀着极高的敬意。大学教育[9]有一种巨大的缺陷，就是它重视教书，忽视育人，而后者原本应该是其主要职能。儿童不仅是一个被人往脑袋里塞进各种事物观念的生灵，他也有性格需要养成，他也有一颗心，而这些东西，至少在我那个时代的大学教育里是完全不管的。
我想，当一个班里有四五十或者六十个学生时，是很难处理这些问题的！
没错……另外，在我家里，全家人之间即便和平相处也要全副武装，每个人都关在自己的城堡里，只想着防备别人。所以我也得不到什么教育，只能自己培养自己，纯属碰运气……这么做当然犯了不少错误，也吃了不少苦头。
在您的高中同学里，您还记得哪些人？
好吧，在低年级我没找到什么伙伴。直到我进了哲学班[10]，才认识了一些，马塞尔·施沃布居首，以及莱昂·都德，大汉学家沙畹，还有西韦顿[11]，你应该听人谈到过……
政治事件[12]中的那个西韦顿……
政治事件，是的。还有……我的上帝，还有其他几个人吧。
当时您还不认识菲利普·贝特洛[13]吗，是后来才认识的吗？
那是很久之后了。哲学班的经历对我影响巨大……我遇到了一位非常卓越的老师，名叫布尔多[14]，巴雷斯[15]在作品里对他进行过在我看来极不公正的描写……
《无根者》。
就是在他那本《无根者》里。布尔多的外貌给人一种古希腊爱奥尼亚[16]哲学家的印象。他脸色苍白，一把漂亮的黑胡子，还有一副令人印象深刻的好嗓子。刚好他的一部分课程就是讲解那些古希腊早期的伟大哲学家。他的课程在这方面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有传言说您从一开始就对布尔多、对他的教学深恶痛绝。
不，不，关于布尔多，这绝对是误传！我不仅不厌恶布尔多，还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传言中只有一点是真的，就是布尔多的那套康德理论，我从来都忍受不了。
所以说您厌恶的是那些理论……
是那些理论……
而非其人？
不是这个人。
很好，我非常高兴您趁此机会开诚布公地对此予以澄清。
恰恰相反，我非常乐意在此向布尔多致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教育家，作为一位老师，我非常崇敬他，不过他那些理论我完全听不进去，它们没有渗透进来。
现在您可以为我们回忆一下那场1883年著名的颁奖礼吗，似乎是欧内斯特·勒南[17]亲手给您颁的奖？
完全正确。我感觉是高二，具体年份需要去查查资料，大概是1882年或者1884年吧。
1883年。
是1883年，好吧！我应该在读高二，勒南当时做了一场演讲，直到现在依然很有名，他滔滔不绝……大家自然对他恭维了一番，一位平时负责社交场合的老师歌颂了这位大人物，勒南回答说：“是的，年轻人，你们刚刚听到了一些献给我的溢美之词，你们听人说过，我是个大人物，带来了很多真理与光明。但我并不抱幻想，谁知道在你们中间日后会不会有人说：勒南，这棵大毒草，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攻讦……”
好吧，他早就猜到了：您当时就站在那里，这正是您后来说的话！（笑）而且您现在依然这么认为。
我现在依然这么认为，我甚至可以说：只多不少！
只多不少……您有没有参加雨果[18]的那场压台大戏？雨果的葬礼在您的少年时代留下了什么印象？
那时候我已经大多了。
两年以后。
必须谈一谈我和雨果的关联。童年时代，在我最初的记忆中，我非常着迷于雨果的小说，它们当时都是分册出版的，还配有很多插图，那些插画家如今已经去世了，比如达尼埃尔·维埃尔热[19]等。
是艾特泽尔丛书[20]吗？
艾特泽尔，对，没错。
就是这个系列。
我特别喜欢《九三年》；我还看过雨果的一些画作，也非常喜欢。不得不说，也许是气质使然，或许是性格因素，雨果的诗歌从来都不令我中意。我从来都读不进去：亚历山大体[21]是一种与我的天性格格不入的顿挫与节奏。至于雨果那些细枝末节的八卦故事也让我感觉颇为无聊。比如《世纪传说集》[22]中的一些故事里，可以看到一个游侠为了营救一位动人的美丽姑娘，抓住叛徒的脚跟，再把他的头往墙上猛撞！即便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这种故事也显得傻气了。
请原谅我打断您刚刚说的话：事实上，我的问题具有一种相当粗鄙的八卦意味。主要涉及雨果的整个神化过程，那场压台大戏，出殡，国葬，对一个像您那么大的男孩来说，到底可以造成什么印象？
我目睹了整场葬礼，在我看来和路易—菲利普时代[23]那些小说里关于“库尔蒂耶速降”[24]的描写十分相似。可以这么说，那是一种完全放荡无耻的东西，令人厌恶，是一次油腻星期二[25]的嘉年华游行。留给我的就是这种印象，让我比较反感。尽管我当时认为而且如今依旧认为雨果是一位大诗人，但这种“库尔蒂耶速降”般的葬礼实在让我非常惊愕。
您在布鲁塞尔当大使的时候，曾经宣读过一篇向雨果致敬的精彩演说，后来在《文学新闻》上发表了，我记得很清楚。这篇致敬令我特别触动，不是因为我感觉您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而是因为在那篇讲稿里，已经清楚地看出您对于散文作者雨果，对于他的虚构小说，尤其是对于《海上劳工》的推崇，提到它时，您用了这样的词……
尤其是对于《笑面人》的推崇……我极其欣赏《笑面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把它当成雨果的代表作。这是一本几乎不为人知的小说，大家都不读……
也就是说，以前大家让孩子们去看雨果几乎所有的小说，如今我不知道还会不会这么做。
雨果要感谢那些插画师。他找了一大批插画师：泰奥菲尔·舒勒、比达、达尼埃尔·维埃尔热，他们确实非常适合雨果的作品，为他的作品增色良多。
您在高中时读些什么书？
我最开始读的是……这看起来很稀奇！我最开始读的是歌德的《浮士德》，让我印象深刻。但很快我就对它厌倦了，于是在一段时间里，有好几年时间，我的每日食粮就是波德莱尔、勒孔特·德·李勒和福楼拜[26]，当然，我对他们的崇敬之情如今所剩无几了。
除了波德莱尔。
喔！波德莱尔，也缩减了很多！不过我终归还是保留了自己对波德莱尔的欣赏，不过对于勒孔特·德·李勒和福楼拜就真的微乎其微了。
对福楼拜也是这样吗？
喔，是的！好吧……除了《圣安东的诱惑》[27]。
除了《圣安东的诱惑》。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古希腊和拉丁经典的呢？
啊！我们进入了另一个时期。不过，先讲完我皈依之前的阶段吧。我在高中过得极其不幸，因为教育的缺失，因为缺少自己急需的精神食粮，我深受其苦。当时我对死亡充满恐惧，而死亡历历在目，这个孩子感觉完全被抛弃了，没有任何引导，不知何去何从……可以说，那段时间我在精神上吃了很多苦，痛苦至极。而且巴黎的生活也不让我中意，我缺少可以推心置腹的人，缺少可以出谋划策的人，完全没有这样的人，只有最彻底的孤独，唯有自力更生：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出出主意。
但是您从未抱怨过这种孤独。您还写到过，您深切地体会到这种孤独感对您来说必不可少。
一体两面吧。
总之，您深受其苦……
是的，不过，后来我体会到这些苦是必要的。但我必须要说，这些苦在好几年时间里几乎难以忍受。说到底，我也只是一个和别人一样的小孩而已，我需要形成一种关于人生的概念，形成一种关于人类命运的概念。这些问题大人小孩都在问，很多问题都带着某种急迫性与残酷性，而且我可以说，比成年人问得更加激烈，起码对我自己来说是这样。
当时您难道没有想过去寻找宗教的庇护吗？
完全没有！
总之，您童年时代参与过的各种宗教实践完全没有深入您的内心吗？
不仅没有，而且我可以说，那时候对这些东西真的很反感。说真的，是我的姐姐，我的姐姐卡米耶把我们与宗教彻底隔开了。《耶稣的一生》[28]偶然间落到了她手上。我当时也读了《耶稣的一生》，觉得宗教问题彻底解决了。
勒南的那本《耶稣的一生》吗？
对，《耶稣的一生》，就是它成为我中断宗教思考的基础，不过我必须说，那些宗教思考当时在我身上并不根深蒂固。
在那段时间您仅仅是不信教吗？还是变成了一个咄咄逼人的无信仰者呢？您当时仇视宗教事务吗？
对，相当仇视。那时候我大概十四五岁。你知道那个年纪的小孩是什么模样：我当时从头到脚都明摆着是反宗教的。
那您的同学呢？
同学们也一样。宗教在布尔多的课堂里根本不存在。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还多少存在某种宗教感，而在布尔多的班上，要是有人当众承认自己是天主教徒，全班同学都会哄堂大笑，当时我的表现也和其他人一模一样。
所以当时宗教信仰不但遭到厌弃，甚至还受到嘲讽？
话不能这么说。总之，这些都是调侃，毕竟没有恶意，只是比较幼稚罢了。你很清楚当时在文学里、报纸上，到处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什么思想精神[29]。
是的，那是自然主义的氛围，您曾经描绘过……
自然主义[30]与贡布主义[31]。不能叫贡布主义，应该是前贡布主义。
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正是在那个时候，随着我对兰波的发现，我皈依的曙光出现了。我至今依然记得1886年的那个5月，我翻开了第一册开始连载《彩图集》的《风行》杂志[32]。
那么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下次继续聊这个话题。
注释
[1]巴勒迪克：法国东北部的市镇，位于维勒讷夫东南约一百五十千米。
[2]诺让苏塞纳：法国东北部的市镇，位于巴勒迪克西南约一百五十千米。法语原名“Nogent-sur-Seine”，意为“塞纳河上的诺让”。
[3]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前448——前380）：古希腊著名喜剧作家，作品辛辣诙谐。
[4]《罗兰之歌》是中世纪的法国史诗和武功歌，用古法语写成，描写了查理大帝的英雄事迹。《列那狐传说》则是中世纪用古法语写成的动物寓言故事。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古法语是颇有难度的挑战。
[5]路易大帝中学：巴黎市中心的著名学府，1882年至1885年克洛岱尔在这里完成了高中学业。
[6]瓦西：法国西北部市镇，位于巴黎西北约二百五十千米。
[7]阿尔弗雷德·布歇（Alfred Boucher，1850—1934）：法国雕塑家，卡米耶·克洛岱尔的老师。
[8]路易·曼甘（Louis Mangin，1852—1937）：法国植物学家，年轻时曾在路易大帝中学任教，在植物学方面建树颇丰，1909年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919年出任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
[9]在十九世纪末的法国，高中被认为是大学的初级阶段、预备阶段，因此，克洛岱尔口中的“大学教育”（l’éducation universitaire）其实是指现在的高中教育。
[10]哲学班：一种法国特有的课程制度，法国高校分两类：一种是大学，面向全民，只需要高考通过就可以入学；另一种是精英学院，比如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需要参加专门的选拔考试，各个高中专门针对这种选拔考试成立了预科班，安排的课程包括哲学、修辞等，巴黎路易大帝中学和亨利四世中学的预科班最为知名，班上学生考取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概率极高。
[11]马塞尔·施沃布（Marcel Schwob，1867—1905）和莱昂·都德（Léon Daudet，1867—1942）均为法国作家，后者是著名作家阿尔丰斯·都德的儿子。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是法国著名汉学家，翻译过《史记》。加布里埃尔·西韦顿（Gabriel Syveton，1864—1904）则是法国政治人物。
[12]1904年，由于法国政坛盛行的反犹情绪，政府开始在军队中建立政治与宗教档案，遭到以西韦顿等左翼政党的尖锐批评，最终爆发了“卡片门事件”。当年11月4日，西韦顿在自家书房中神秘窒息死亡，警方认为是自杀，但舆论普遍认为是谋杀，轰动一时。
[13]菲利普·贝特洛（Philipe Berthelot，1866—1934）：法国外交界重要人物，克洛岱尔的好友，1902年至1904年和克洛岱尔一起在中国的法国领事馆工作，之后长期担任法国外交部高官，为克洛岱尔的任职升迁行过很多方便。
[14]奥古斯特·布尔多（Auguste Burdeau，1851—1894）：法国哲学家，曾在南锡中学教书，之后在路易大帝中学担任哲学教师，把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引进了法国学界。
[15]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1862—1923）：法国作家、政治家，右翼民族主义者。在南锡中学上学时接受过奥古斯特·布尔多的教育，但十分不以为然，在1897年出版的小说《无根者》中，巴雷斯创作了善于钻营的野心家布特耶尔这一形象，对布尔多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16]爱奥尼亚学派由古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创立，力求探寻世界的本质，是古希腊的著名思想流派。
[17]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法国著名实证主义哲学家。
[18]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十九世纪法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1885年，雨果在巴黎去世时举行了国葬，超过两百万人参加了葬礼游行，最终葬入先贤祠。
[19]达尼埃尔·维埃尔热（Daniel Vierge，1851—1904）：西班牙插画家，长期在法国生活，曾经为雨果的《海上劳工》《笑面人》等作品绘制过插图。
[20]艾特泽尔丛书：法国出版商皮埃尔—于勒·艾特泽尔（Pierre-Jules Hetzel，1814—1886）创立的图书系列，以精美的插图闻名。
[21]亚历山大体：一种传统法语诗歌中常用的十二音步格律系统，是雨果最常用的格律之一。
[22]《世纪传说集》：雨果从1855年到1883年间陆续撰写完成的一部诗集，以《圣经》故事、古代神话与民间传说为题材，描绘了人性的历史演变。
[23]即七月王朝时期，从1830年至1848年，当时的国王是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Philippe I^(er)，1773—1850）。
[24]“库尔蒂耶速降”：巴黎狂欢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库尔蒂耶位于巴黎东北角，地势较高，当时巴黎的中下层市民经常去那里消遣作乐，每年狂欢节时游行队伍会从库尔蒂耶一路下坡走向巴黎市中心，因此被称为“库尔蒂耶速降”，出现在许多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中，雨果在《悲惨世界》也描写了1833年的巴黎狂欢节，1841年，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创作了乐曲《库尔蒂耶速降》。
[25]油腻星期二：也称为“忏悔星期二”，是圣灰星期三的前一天，在许多地方人们习惯于以狂欢节和化装游行的方式庆祝这个节日。由于第二天需要斋戒，这一天往往要吃得油腻一些，由此得名。
[26]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勒孔特·德·李勒（Leconte de Lisle，1818—1894）和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都是十九世纪中叶法国文坛极具代表性的诗人或作家，是克洛岱尔这一代人青年时代的主要阅读对象。波德莱尔以《恶之花》与《巴黎的忧郁》引领了法国诗坛的现代风气。李勒是帕尔纳斯诗派的领袖人物。福楼拜则以全新的方式进行了一系列小说创作，包括《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圣安东的诱惑》《萨朗波》等。
[27]《圣安东的诱惑》：福楼拜1874年出版的作品，取材自圣徒故事，描绘了圣安东在某天夜里产生的各种精神幻象，最终走向新生。
[28]《耶稣的一生》：勒南出版于1863年的一部风靡一时的历史学著作，是其《基督教起源史》的第一卷。在书中勒南将耶稣还原成了一个具有极高道德情操的普通人，舍弃了所有的神性因素与超自然能力。
[29]在十九世纪末的法国文坛，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以及科学精神、进步观念盛极一时。
[30]自然主义：十九世纪末的法国诞生的一种文学创作倾向，以左拉为代表，追求绝对客观，要求作家使用科学的方法，强调对生活世界进行事无巨细的描摹。
[31]贡布主义：法国政治家埃米尔·贡布（Émile Combes，1835—1921）宣扬的理念。他在1902年至1905年间作为法国总理推行了一系列与政教分离相关的反宗教法案，代表世俗化的政治思想。
[32]《风行》：十九世纪末在法国出版的一份文学杂志，法国象征诗派的主要阵地之一。1886年4月创刊，收入了兰波、魏尔伦、马拉美、拉弗格等人的诗作。1886年5月至6月间，在《风行》的第五期到第九期里连载了《彩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