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的哥哥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最后一次坐在我们中间的那一天是一七六七年六月十五日。我记得很清楚，事情好像就发生在今天一样。大家坐在翁布罗萨我家别墅的餐室里，几扇窗户都嵌满了花园里那棵高大的圣栎树的繁茂枝条。时间正当中午，我们全家人按照老规矩在这个时候坐到餐桌边，虽然那时从不习惯早起的法国宫廷传来的下午吃正餐的时尚已在贵族之中风行。我记得有风从海上吹来，树叶抖动。柯希莫说着：“我说过不要，我就是不要！”推开那盘蜗牛。他往常可从来没有闹得这么凶。

在首席上端坐着我们的父亲——阿米尼奥·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男爵，他头上戴着路易十四式的垂至耳下的长假发，这像他的许多东西一样已经过时了。在我和哥哥中间坐着福施拉弗勒尔神父——我家的食客和我们兄弟俩的家庭教师。对面坐着我们的母亲——女将军科拉迪娜·迪·隆多，和我们的姐姐巴蒂斯塔——住家的修女。在桌子的另一头，与父亲面对面坐着的是土耳其式着装的律师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骑士——我们家庄园的总管和水利工程师，而且他作为父亲的非婚生兄弟，是我们的亲叔叔。

几个月前，柯希莫满了十二岁，我八岁，我们才刚被允许上父母的餐桌。也就是说，我沾了我哥哥的光，随他一起提前升级，因为他们不想让我一个人单独在一边吃饭。我说沾光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无论对柯希莫还是对我来说，欢乐的日子结束了，我们怀念在自己小房间里的进餐，只有我们两个和福施拉弗勒尔神父。神父是一个满脸皱纹的干瘪老头，人们说他是冉森教派[1]信徒，实际上他是从故乡德菲纳托逃跑出来的，为了躲避宗教裁判所的审讯。但是，他那时常为众人所称道的严谨性格，对己对人的苛刻要求，不断地被他的冷漠的天性和与世无争的态度所代替，仿佛他茫然地眨动眼睛所做的长久的沉思默想只是使他进入了万念俱灰的境地。他将一切困难，哪怕是很微小的，都看成他不想反抗的厄运的征兆。我们在神父陪伴下的进餐在长时间的祷告之后才开始，一勺勺规规矩矩，合乎礼仪，一声不响地进行。如果谁从盘子上抬起眼来，或者喝汤时发出了轻微的响声，那可不得了。但是，神父在喝完汤时就已经厌倦了，他茫然地呆望着，每啜饮一口酒就咂咂舌头，好像只顾品味这短暂而浅表的感觉。上主菜时我们就可以开始用手抓起来吃了，吃完饭时互相掷梨核玩，而神父不时懒洋洋地说一声：“够了！安静些！（法语）”

而如今呢，同全家人一起坐在餐桌边，家庭里的积怨显形了，这是童年中不幸的篇章。父母不停地对我们唠叨，要用刀叉吃鸡啦，身体要坐直啦，胳膊肘不要靠在桌子上啦，简直没完没了！还有我们那位讨厌的姐姐巴蒂斯塔。一系列的叫嚷、气恼、处罚、踹腿、踢脚开始了，直至柯希莫拒绝吃蜗牛并决定把他的命运同我们断开的那天为止。

这种家人之间的怨恨的累积我后来才明白。当时我八岁，觉得全都是在做一场游戏，顶撞大人是所有孩子的脾性，我不明白我的哥哥表现出的执拗劲头中蕴藏着更深厚的东西。

我们的父亲男爵是一个讨厌的人，这是肯定的，尽管他并不坏。他讨人厌是因为他的生活由不合时宜的思想主宰，这在新旧时代交替的时期是常见的事情。时局的动荡让某些人也蠢蠢欲动，但却是完全背道而驰：我们的父亲在那锅中沸水一般的形势之下，竟妄想获得翁布罗萨公爵的爵位，他一心考虑的只是家谱、继承权以及同远近的权贵们的争斗和联合。

因此，在我们家里过日子总像是在进行应邀上访朝廷的大演习，我不知道是奥地利女皇的宫廷还是路易国王的皇宫或者都灵的那些山民的宫殿。一只火鸡端上桌，父亲就紧盯着我们，看我们是否按照宫廷里的规矩切割和剔骨，而神父连味道也不敢尝，以免当场出乖露丑，他还得在父亲训斥我们时帮腔。后来，我们发现了律师卡雷加骑士弄虚作假的底细：他将整条火鸡腿藏入他那土耳其式长袍的下襟里，以便过后躲在葡萄园里随心所欲地撕啃享用。我们敢发誓说（虽然我们从来没能当场捉住他，他的动作太机敏了），他来吃饭时就带了一满兜已经剔好的碎骨，用来放进他的盘子里，代替那几块整个消失了的火鸡肉。我们的母亲女将军不管这一套，因为她在进餐时也使用生硬的军人方式：“就是这样，还有一点！好！（德语）”我们谁也不觉得好笑。她对我们不太讲究那些繁文缛节，但讲究纪律，她用练兵场上的口令助男爵一臂之力：“擦脸！（德语）擦鼻子！”唯一能够怡然自乐的是住家的修女巴蒂斯塔，她用她独有的外科大夫手术刀式的一些锋利的小刀，孜孜不倦地将鸡肉从骨头上一丝一丝地剔净。男爵本应将她树为我们的楷模，却不敢朝她看，因为她那在浆过的女宽边帽之下瞪大的眼睛，她那黄瘦的耗子般的小脸上咬紧的牙齿，也令他害怕。由此可以懂得，饭桌成了暴露我们之间的一切对立和矛盾的场所，也是显示我们的一切愚蠢和虚伪的地方。正是在饭桌上发生了柯希莫的造反行动，所以我才费了一些笔墨来描述它，可以放心的是，像这样盛大筵席似的餐桌在我哥哥的生活中再也看不到了。

这也是我们同大人们见面的唯一时机。在一天的其余时间里，母亲撤退到自己的房间里编织、刺绣和纺线，因为这位女将军其实只会做这些传统的女红，也只有在这些活计上她才倾注着自己尚武的热情。那通常是一些做成地图样的编织物和绣品。母亲在上面插上大头针和小旗帜，标明王位继承战争的作战部署，她对那些战斗了如指掌。她或者绣大炮，绣出各种从炮口射出的炮弹轨迹，各式交叉射击，不同角度的射击，因为她对弹道学非常在行，并且翻遍她的当将军的父亲的藏书室，找出军事艺术论著、射击图解和地图。我们的母亲过去姓冯·库特维茨，名康拉丁娜，是康拉德·冯·库特维茨将军的女儿，这位将军在二十年前率领奥地利的马利亚·黛莱莎的军队占领我们的土地。她幼年丧母，将军将她带在身边四处征战，无甚浪漫刺激可言，他们在旅途上装备充足，夜宿最好的城堡，带着一群仆从，她成天靠在大沙发的垫子上以编织度日。人们说她也骑马参战，这纯属无稽之谈。就像我们记忆中的那样，她一直是一个肌肤粉红、鼻子微翘的娇嫩的女人，但是身上保留了她父亲对军事的爱好，也许是为了对她的丈夫表示抗议。

我们的父亲在那场战争中是本地贵族中站在帝国军队一边的少数派。他热烈地将冯·库特维茨将军迎进自己的庄园，把自己的仆从让给将军差遣。为了更好地显示自己对帝国事业的忠心，他娶了康拉丁娜。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公爵爵位。像往常一样，那次他也没有如愿以偿，因为帝国军队很快就开拔了，而热那亚的执政者们课他的重税。但是那次他赚得一个好妻子、女将军。自从她父亲在进军普罗旺斯的征途中亡故，马利亚·黛莱莎寄给她一件衬垫在锦缎上的金颈饰之后，人们就这么称呼她。他对她几乎总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尽管她由于在军营中长大，一心梦想的是军队和打仗，抱怨他只不过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

但是归根到底，他们两人同属于王位继承战争时代的遗老。她满脑子里想的是大炮，他念念不忘的是家谱、世系；她梦想我们这些儿子将来能在不论什么军队里得到军衔，他则希望我们能娶某位有选帝资格的公爵家的小姐……这一切表明他们是了不起的家长。但是他们又是那样地漫不经心，仿佛我们兄弟两个放任自流便可平步青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谁又说得清呢。柯希莫的生活是那样的超凡脱俗，我的一生是如此循规蹈矩、平庸无奇。但是我们的童年是一起度过的，我们两个都无视大人们的恼怒，寻找与人们设计好的轨迹不同的出路。

我们爬树（如今在我的记忆里这些早年无心的游戏被蒙上了一种启蒙的光辉，是一种预兆。但在当时谁又曾想得到呢？），我们在河里逆流而上，从一块礁石跳到另一块上，我们在海边寻找岩洞，我们沿着别墅楼梯上的玉石栏杆往下滑。这样的滑行有一次成为柯希莫同家长激烈顶撞的原因，他受到惩罚，很不公正，他认为。从那时起，他在心里产生出对家庭（抑或对社会？抑或对整个世界？）的一种怨恨，后来表现为他在六月十五日的决定。

说实话，关于在楼梯的玉石栏杆上滑行一事，我们事先已得到警告。不是由于害怕我们会摔伤大腿或胳臂，我们的双亲大人从不为此担忧，而是由于我们人长大了，体重增加了，可能会把父亲叫人安放在每段楼梯两端支柱上的祖先塑像碰掉。实际上，柯希莫已经有一次将一位戴着高帽、身穿全副道袍的主教模样的高祖像摔碎了，他挨了处罚。从那时起他学会了在滑到一段的末尾时停一下，在离塑像恰好还有一丝儿距离时跳下来。我也学会了。因为我总是事事处处学他的样，只是我一向比他胆小而谨慎，我滑在半道上就跳下来，或者断断续续地分小段滑完。有一天，他像箭似的沿扶手往下滑。这时，福施拉弗勒尔神父正慢悠悠地走上楼来，捧着打开的日课经，目光茫然像只母鸡。要是他像平时一样睡意蒙眬就好了。可惜他处于偶尔那种对一切事物都极端注意和紧张的时刻。他看见柯希莫，就想到：扶手、塑像，马上就要撞上了，一会儿他们就会对我也大叫大嚷（因为每当我们淘气时，他也由于对我们监督不善而遭训斥）。他扑到扶手上去截住我哥哥。柯希莫撞到神父身上，撞得他顺着扶手直往下冲去（他是一个皮包骨的小老头），刹也刹不住，以双倍的冲击力撞倒了我们的祖先，为圣地而战的十字军勇士卡恰圭拉·皮奥瓦斯科，三个一起倒在了楼梯脚下，十字军勇士粉身碎骨（他是石膏的）。结果是没完没了的责骂、鞭打、额外作业、只给面包冷汤的禁闭。而柯希莫呢，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因为过错不在他，而是神父造成的，他那样深恶痛绝地反击：“我才不在乎您的列祖列宗哩，父亲大人！”这已经预告了他的反叛天性。

在本质上，我们的姐姐是一个样。尽管她在梅拉侯爵少爷的事件之后，被父亲强逼着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她也始终是一个孤独的造反者。侯爵少爷的事到底怎么样，谁也说不清。他是与我们敌对的家族中的孩子，如何混进我家的呢？为什么而来呢？为了引诱，甚至是为了强奸我们的姐姐，在此后两家的长期争吵中，人们这么说。其实，我们从来都难以想象那个生雀斑的笨蛋会是一个诱奸者，更不可能对我们的姐姐下手，她肯定比他力气大，她同马倌们扳腕子是出了名的。还有：为什么是他叫喊起来？为什么随同父亲一起闻讯赶来的仆人们看到他的裤子成了碎片，好像被一只母老虎的爪子撕扯过？梅拉的家长从不承认他们的儿子破了巴蒂斯塔的贞操，不肯同意嫁娶。于是姐姐的青春就被埋葬在家里。她身着修女的袍子，可是她既没有立为主献身的誓愿，也没有声明过要当第三级会友。因为她未必有这样的心愿。

她的恶劣心绪，在烹饪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她在烹饪方面是极为出色的，因为她既不缺乏勤劳，也不缺乏想象力，这些是每一位厨娘起码的品质，但是一经她的手，就不知道会把什么难以料想的东西给我们端上来。有一次她做了一些夹馅烤面包片，说实话真的很精致，等我们吃起来并且觉得味道不错时，她才告诉我们，是用老鼠肝做的馅；更不要提用蚱蜢的腿，嵌在一个大蛋糕上拼成花样；还有烤得像蛋糕圈的猪尾巴。那一次她叫人煮熟一只整的豪猪，谁也不知为什么那只猪身上带着全部的箭，大概只是为了在揭开盖子时让我们吓一跳，因为连她也不想品尝其味了，尽管那是一只乳豪猪，粉红粉红的，一定很鲜嫩，而本来对自己做的每样东西她都是照吃不误的。实际上，她的这些吓人的手艺主要只是在外观上下功夫，其次才是为了让我们与她一起品尝这些怪味食品的乐趣。巴蒂斯塔的这些菜是用动物或植物精心搭配而成的杰作：用菜花做成的羊头，插上兔子耳朵，放在一圈羊毛领子上；或者是一个猪头，好像伸出舌头似的从猪嘴里爬出一只鲜红的龙虾，而龙虾的钳爪正抓着猪的舌头，仿佛是它把猪舌给揪掉了。然后就是蜗牛了。我不知道她斩断了多少只蜗牛的脑袋，那些蜗牛脑袋，我想她是用牙签插进软绵绵的甜食上去的，每一块甜馅饼上放一个，好像一群极细小的天鹅飞到了餐桌上。那些美味佳肴的外观令人惊奇。想想巴蒂斯塔制作时当然是费尽心思，您可以想象当她肢解那些动物的小小躯体时，她的那双手该是何等的灵巧。

姐姐用蜗牛表现她那可怕的想象力，促使我们——我的哥哥和我，进行一次捣乱。那是对可怜的受摧残的动物们的同情，是对煮熟的蜗牛的味道的厌恶，也是对一切事和一切人的反抗，以至于倘若说柯希莫是因为此事将他的行动和此后的一切酝酿成熟，也不足为怪。

我们事先设计好一个方案。律师骑士带回家来满满一篮子食用蜗牛，这些蜗牛被盛在一只木桶内放在地窖里，让它们空着肚肠，或只吃些秕糠，使体腔内变得洁净一些。当我们掀开桶上的木盖时，一种地狱般的景象出现在眼前，蜗牛正在残余的秕糠、凝固的半透明涎液和干屎的混合物中沿着桶壁慢慢往上爬，已经奄奄一息了。各色的粪便是它们在野外的美好时光和吃青草的纪念品。它们有的完全露出壳外，探着头、张着角。有的完全缩在硬壳里，只露出警觉的触角。有些像饶舌的女人一样聚在一起围成圈，有些缩成一团昏昏入睡，死掉的那些则壳儿翻底了。为了使蜗牛免遭那个女厨子的毒手，为了使我们自己免用她的美食，我们在桶底凿了一个洞，用切碎的青草和蜂蜜，在地窖里的酒桶和其他杂物中间铺出一条尽可能隐蔽的路，以便将蜗牛引上逃亡之路，一直爬到窗口，那外面是一座荒芜的荆棘丛生的花坛。

第二天，我们走下地窖察看效果，在烛光下往墙壁和过道上搜索。“这里有一只！……那里又有一只！”“……你看，这只爬到那儿啦！”在木桶到窗子之间的地板与墙壁上已经出现了蜗牛按我们画的线排成的一条断断续续的长队。

我们看到小动物们慢吞吞地爬行，遇见酒渣、酒石、霉菌的吸引时，不免晕头转向，在粗糙的墙壁上胡乱地转圈，就忍不住对它们说：“快，小蜗牛！快些爬，快逃命呀！”可是地窖里又黑又乱，道路并不平坦畅通，我们希望没有人发现它们，以便它们来得及全部逃走。

巴蒂斯塔姐姐是个不安分的人，夜里窜遍整座房子捉老鼠，举着一个烛台，腋下夹着一支猎枪。那天夜里她跑进地窖，烛光照见天花板上一只离群的蜗牛，拖着一道银白色的涎迹。她打响一枪。我们大家都从床上惊跳起来，但又立即一头倒在枕头上，因为我们对住家修女的夜间狩猎活动已习以为常了。可是巴蒂斯塔，用那毫无理性的一枪打死了那只蜗牛，并在打掉了一块灰泥之后，开始尖声怪气地呼喊起来：“都跑啦！”仆人们半裸着身子跑来，我们的父亲抄起一把军刀，神父没戴假发，而律师骑士还没弄明白是什么事情，就嫌麻烦地躲到屋外，钻到干草房里睡觉去了。

在火把照耀下，众人开始在地窖里捉起蜗牛来，虽然谁都不热心此事，但是他们已经被弄醒，碍于面子，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平白无故地被打搅了。他们发现了木桶上的窟窿，马上猜出是我们干的。父亲跑过来在床上逮住我们，用马夫的鞭子抽打。最后我们背脊上、屁股上和腿上布满一道道青紫色的鞭痕，被关进那间阴森森的小房间，它是我们的牢房。

他们把我们在那里面关了三天，只给面包、水、生菜、牛皮和冷的肉汤（幸亏还有肉汤，这是我们爱吃的）。后来，第一次重新同家人共餐时，好像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过似的。大家准时到来，这就是那个六月十五日的中午。我们的姐姐巴蒂斯塔，这位膳食总管，预备了什么东西呀？蜗牛汤和蜗牛做的主菜。柯希莫连蜗牛壳也不愿碰。“你们要么吃下去，要么马上再关进小房间！”我屈从了，开始吞咽那些软体动物。（这是我的一次颇为软弱的表现，它使得我的哥哥觉得更加孤独了，因此他抛弃我们的行动中也有着对我的抗议，因为我让他失望了。但是我那时只有八岁，何况我的意志力，而且是我幼年的意志力怎么能够同我哥哥与生俱来的那种超人的顽强相比呢？）

“怎么样？”我们的父亲问柯希莫。

“不吃，还是不吃！”柯希莫回答，并推开盘子。

“从饭桌上滚开！”

而柯希莫已经转过身去，背向着我们大家，正要走出餐室。

“你去哪里？”

我们从玻璃门里望见他正在门廊里取他的三角帽和佩剑。

“我知道！”他朝花园跑去。

我们从窗子里看见他很快爬上那棵圣栎树。他穿戴和打扮得非常整齐，他是按照父亲的要求弄妥帖后来吃饭的，尽管他只有十二岁。头发扑上粉，用带子扎起辫子，三角帽，针织领带，绿色燕尾服，浅紫色的短裤，佩剑，白皮长护腿套，护套只包半截，这是唯一的让步措施，使得穿着方式更符合我们的乡间生活。（而我，由于只有八岁，免除了在头发上扑粉，只有在盛大宴会时才要扑，也免挂佩剑，虽然我喜欢佩戴也不行。）他就这副模样往那棵多结的树上爬，手脚并用，以我们长期在一起练就的准确而迅速的动作在树枝上攀登。

我已经说过我们在树上度过许多时光，不是像许多孩子那样图实惠，他们爬上去只是为了找果子或掏鸟窝，而我们是为了爬树的乐趣：越过树干上险恶的蜂巢和树杈，爬到人上得去的最高处，找舒适的地方坐下来观看下面的世界，对着从树下走过的人们呼喊或捉弄他们。因此我认为柯希莫面对那种不公正的强逼，首先想到的是爬上我们熟悉的那棵圣栎树，这是很自然的。圣栎树的树枝向上伸到与餐室窗户相同的高度，使得全家人都看见他的委屈和愤慨。

“小心！小心！（德语）会摔下来呀，可怜的孩子！”母亲焦急地喊道，倘若她看见我们在炮火中冲锋一定满心欢喜，可是，她却为我们的这种游戏而忧惧交加。

柯希莫爬到一条粗枝的分叉处，他在那里可以待得舒适一些。他坐下来，双腿悬垂着，两臂交叉，手掌塞进腋下，脑袋缩进双肩里，三角帽低压在前额上。

我们的父亲从窗口探出身对他喊道：“你在那里待腻了就会改主意的！”

“我决不会改变主意。”我的哥哥在树冠上说。

“只要你下来，我就叫你好看！”

“我决不下树！”他说到做到。

注释

[1]冉森（1585—1638）：荷兰天主教神学家，其学说被教皇定为异端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