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芳蒂娜
第一卷
善人
一 米里埃先生
一八一五年，夏尔——弗朗索瓦——比安维尼·米里埃先生在迪涅[1]任主教。这是个七十五岁的老人。自一八〇六年起，他就是迪涅的主教了。
当他赴任迪涅主教时，对他有些传闻。尽管这个细节与我们要叙述的故事并无实质的关系，但在这里有必要提一提，哪怕是为了精确和全面。大凡传闻，不管是真是假，不仅同被传者所做的事有关，而且常涉及到他们的生活，尤其是他们的命运。米里埃先生的父亲是埃克斯[2]法院的参事，一位穿袍贵族。他父亲为让他继承父业，在他十八或二十岁那年，就早早给他娶了亲。这在穿袍贵族中是较为流行的做法。米里埃先生虽已成婚，据说仍不绝绯闻。他身材不高，却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才智横溢。他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是在社交界蹉跎岁月，混迹于女人中间。大革命[3]爆发了，事态迅猛发展，穿袍贵族惨遭杀戮，他们被逐出家园，走投无路，四下逃亡。革命一爆发，夏尔·米里埃先生便逃亡意大利。他妻子罹肺病已久，客死异国他乡。他们无儿无女。此后，米里埃先生的命运如何呢？法国旧制度分崩离析，他个人家破人亡，九三年悲剧[4]层出不穷，而这些可怖的悲剧，在流亡异国的法国人远远看来，更是面目狰狞，令人倍感恐怖：这一切是不是使他萌生了弃尘绝世的念头？国家的灾难可能影响到个人的生命和财产，但不会使人心灰意冷，可有时，某些神秘而可怕的打击，却会使人心力交瘁，万念俱灰；米里埃先生有生以来只有欢乐和温情，他是不是也遭到了这样的打击而变得心灰意冷了呢？关于这一切，谁也说不清楚。大家只知道，他从意大利回来时，就是神甫了。
一八〇四年，米里埃先生在B镇（布里尼奥尔镇）当本堂神甫。他年事已高，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就在拿破仑即将加冕前，米里埃先生为了教区的一件不知什么小事去了趟巴黎。他代表教民，去拜见一些达官贵人，其中有费什红衣主教[5]。一天，令人尊敬的米里埃神甫在会客室里等待红衣主教接见，恰遇皇上来探望舅父。拿破仑见这位老人好奇地注视自己，便转过脸来，突然问道：
“盯着我看的这位老头是谁？”
“陛下，”米里埃先生说，“您在看一个老头，而我在看一个伟人。彼此都受益。”
当晚，皇帝向红衣主教问明神甫的姓名，不久，米里埃先生便被任命为迪涅的主教，他得此消息，深感惊讶。
再说，有关米里埃先生早年生活的流言蜚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无人知晓。熟悉米里埃一家大革命前情况的人家很少。
任何人初到一个人多口杂、缺乏头脑的小城，总会引来许多谣传。米里埃先生只得忍受那些飞短流长。他必须忍受，尽管他是主教，而且恰恰因为他是主教。说到底，关于他的那些闲话，也许仅仅是闲话而已，因为这些话不外乎是一些传闻、废话、闲言碎语，甚至连闲言碎语也算不上，照语汇丰富的南方人的说法，只是不经之谈罢了。
不管怎样，他在迪涅居住和任主教九个年头后，所有这些流言蜚语，这些始为小城百姓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题材，已被人们彻底遗忘，无人再敢提起，甚至无人再敢想起。
米里埃先生来迪涅时，带来了一位老姑娘巴蒂斯蒂娜小姐。那是他的妹妹，比他小十岁。
他们只有一个女用人，马格卢瓦太太，与巴蒂斯蒂娜小姐同岁。马格卢瓦太太起初是“本堂神甫的女用人”，现在身兼二职：小姐的女仆和大人的管家。
巴蒂斯蒂娜小姐身材瘦长，面容苍白，性情温和。她是“可敬”二字的理想化身，但不能说可敬可佩，因为一个女人可敬可佩，似乎必须先为人母。她从没漂亮过。她一生都替教会行善，最终，连她的身体也披上了一层洁白和光辉，年迈时，就有了一种所谓的“慈祥之美”。年轻时的清癯，到了中年，就成了清澈透明，使她看上去有如天使。与其说她是一个有躯体的处女，毋宁说是一个灵魂。她的躯体仿如影子，几乎一无女性的特征，仅有些许透着微光的物质，大眼睛总是低垂着，她不过是一个灵魂存在于人间的借口。
马格卢瓦太太是个又矮又白又胖的老妇，成天忙忙碌碌，总是气喘吁吁，一则因为忙不及履，二则因为有哮喘病。
米里埃先生到任后，根据帝国法令的规定，被恭恭敬敬地安顿在主教府内。因为帝国法令规定，主教的待遇仅次于旅长。市长和法院院长对他进行了初次拜访，他也初次拜会了将军和省长。
安顿停当，全城对主教行动拭目以待了。
二 米里埃先生变成比安维尼大人
迪涅的主教府与医院毗邻。这是座石头建筑，屋宇轩昂，美轮美奂，由亨利·皮热大人建于上世纪初。亨利·皮热是巴黎大学神学博士、西莫修道院院长，一七一二年，他是迪涅的主教。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领主宅第。那些套房、客厅和卧室，那个无比宽敞的院落以及供人散步的古佛罗伦萨风格的曲折拱廊，那些树木苍翠的花园，都显得无比气派。饭厅在楼下，朝向花园，是一条富丽堂皇的长廊。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亨利·皮热主教大人在这里款宴过几位贵宾，他们是：安布伦亲王兼主教夏尔·布吕拉·德·让利大人、格拉斯的主教嘉布遣会修士安托万·德·梅格里尼大人、莱兰隐修院院长和法兰西隐修院院长菲利普·德·旺多姆大人、万斯男爵兼主教弗朗索瓦·德·贝通·德·克里翁大人、格朗代夫的主教塞扎尔·德·萨布兰·德·福卡基埃大人、御前日常讲道师祈祷室神甫塞内兹的主教让·索南大人。这七位德高望重人物的肖像给这个大厅锦上添花，而“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用金字镌刻在一张白大理石桌上。
医院是一座又窄又矮的两层楼房，有一个小花园。
到任三天后，米里埃主教参观了医院。参观结束，他把医院院长请到家里。
“院长先生，”他对他说，“现在贵院有多少病人？”
“二十六个，大人。”
“这正是我所数到的。”主教说。
“床挨床，挤得很。”院长说。
“这正是我所注意到的。”
“病房就像是卧室，空气很不流通。”
“这正是我所感觉到的。”
“还有，花园太小，当有阳光时，容纳不了康复期的病人。”
“这正是我所想到的。”
“瘟疫蔓延时，比如今年是斑疹伤寒，两年前是粟粒热，有时，病人多达百来个，遇到这种情况，就招架不住了。”
“这正是我所考虑到的。”
“有什么办法呢，大人？”院长说，“只好将就了。”
这场谈话是在主教府楼下那间长廊式饭厅里进行的。主教沉默片刻，蓦然转向医院院长。
“先生，”他说，“您看，这间饭厅能放多少张床？”
“大人的饭厅？”院长瞠目结舌，大声说。
主教环视大厅，仿佛在用目光进行测量和计算。
“足可放二十张！”他像是自言自语。接着，他又提高嗓门：“听我说，院长先生，我谈谈我的看法。这显然是个错误。你们有二十六个病人，却只有五六间小病房。我们只有三个人，却占了五六十人的地方。我告诉您，这是个错误。您到我这里来，我住到您那里去。把我的房子还给我。这里是您的医院。”
翌日，二十六个穷人便在主教府中安顿下来，主教则搬进了医院。
米里埃先生一无所有，他家的财产被那场革命毁于一旦。他妹妹领取五百法郎的终身年金，这刚够她在本堂神甫家里的个人开销。米里埃先生作为主教，从国家领取一万五千法郎的年薪。就在他迁居医院的那天，他对这笔钱做了一劳永逸的分配。我们把他亲拟的一张清单抄录如下：
米里埃先生任迪涅主教期间，几乎都是这样来安排他的收入的。如上所见，他把这称作“家用支出”。
对这样的安排，巴蒂斯蒂娜小姐绝对服从。对于这位圣女，迪涅的主教先生既是兄长又是主教；从自然的角度说，他是她的朋友，按教会的角度讲，他是她的上司。很简单，她热爱他，崇拜他。他讲话时，她俯首恭听；他行动时，她涉足其间。只有女仆马格卢瓦太太偶尔嘀咕几句。刚才已看到，主教先生只留给自己一千利弗，加上巴蒂斯蒂娜小姐的年金，每年不过一千五百法郎。这两个老妇和一个老头就靠这一千五百法郎清苦度日。
而且，若有乡村本堂神甫来迪涅，主教先生还有办法招待他们。那是多亏了马格卢瓦太太省吃俭用和巴蒂斯蒂娜小姐精打细算。
一天，——他到迪涅快三个月了——主教说：
“就这点钱，太拮据了。”
“就是嘛！”马格卢瓦太太大声说，“大人在城里办事，到教区巡视，省里应给车马补贴，大人从没申请过。这在从前的主教可是惯例。”
“对，”主教说，“您言之有理，马格卢瓦太太。”
他提出了申请。
不久，省议会研究他的申请，投票通过每年给他补助三千法郎，立项为：主教先生马车、驿车和教区巡视补贴。
当地资产阶级对此议论纷纷。一位帝国元老院[6]议员，曾赞成雾月十八政变[7]，并在迪涅城郊领取优厚年俸的原五百人院[8]议员，给司祭比戈·德·普雷阿纳先生写了封措词激烈的密函。我们将原文节录如下：
“车马补贴？在一个不到四千人的城市里，要它干什么？驿车和巡视补贴？首先，有必要巡视吗？其次，山区如何跑驿车？连路都没有，只能骑马。阿努堡迪朗斯河上的那座桥，勉强能过牛车。这些神甫都是一路货，又贪又啬。这一个起初装得像个正人君子。现在和其他人没有两样了。他要马车，要驿车。他和从前的主教一样，要过奢侈的生活。啊！这帮狗神甫！伯爵先生，只有等皇上给我们肃清了这些狗神甫，事情才能做好。打倒教皇！（当时和罗马正在闹矛盾。[9]）至于我，我只拥护皇帝一人……”
可是，这件事使马格卢瓦太太高兴不已。“这下好了，”她对巴蒂斯蒂娜说，“大人以前只为别人考虑。最后是该考虑一下自己了。该施舍的全施舍了。这三千利弗总算可以归我们了！”
当天晚上，主教写了张清单交给他妹妹。内容如下：
这就是米里埃先生给那笔钱做的预算。
至于主教不固定的额外收入：结婚公告、特免费、简略洗礼费、布道费、教堂或小教堂祝圣费、婚礼费，等等，因为是用来施舍穷人的，主教便向富人狠狠收取。
不久，捐款接踵而来。有钱的和没钱的都来叩米里埃先生的门，前者来捐款，后者来寻求施舍。不到一年，主教便成了一切善行的司库和一切救济款的出纳。一笔笔巨款都由他经手，但这丝毫没能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只保证基本需要，从不增添多余东西。
不仅如此。因为底层的贫困总是多于上层的博爱，捐款尚未收进便已支出，不啻雨水落在旱地上；尽管他常有钱收进，却总是没有钱。于是，他就省吃俭用。
按照惯例，主教们在写训谕和书信时，总喜欢把自己的教名写在头上。因此，出于一种本能，当地的穷人在米里埃主教的一连串名字中，深情地选择了他们认为有意义的名字，只叫他比安维尼[10]大人。我们也一样，必要时也这样称呼他。况且，主教也很喜欢这个称呼。他说：“我喜欢这个名字。‘比安维尼’修正了‘大人’。”
我们不敢说这里所做的描绘完全真实，只能说大致相像。
三 好主教遇到穷教区
主教先生的马车变成了施舍，但他对辖区的巡视并没减少。迪涅教区的工作是很艰苦的。平原少，山地多，几乎没有公路，这一点，刚才已提到了。三十二个本堂区，四十一个副本堂区，二百八十五个附属教堂。巡视起来绝非易事。主教先生却做到了。若在附近巡视，他就步行，平原上就坐马车，山区就骑驴子。那两个老妪陪他一同前往。如果路途过于艰难，他就一个人去。一天，他骑着毛驴，来到塞内兹。这个城市，从前是主教府所在地。那时候，米里埃主教囊空如洗，除了驴子，不可能有别的装备。塞内兹市长来到主教府门口相迎，见他从驴背上下来，便用气愤的目光看着他。还有几个市民也围着他哄笑。“市长先生，”主教说，“各位市民先生，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气愤。你们觉得，一个穷教士骑驴是出于自负，因为那是耶稣——基督的坐骑。我向你们保证，我骑驴是迫不得已，并不是为图虚荣。”
在巡视中，他待人宽容而温和，很少说教，只是同人交谈。他从不把任何品德放到不可攀登的高度，也从不舍近即远，去寻找论据和榜样。对一乡的人，常以他们的邻乡为榜样。有些地方对穷人漠不关心，他就说：“瞧人家布里昂松人！他们优待穷人和孤儿寡母，让他们比别人提前三天开镰刈草。那些人的房屋塌了，就无偿给他们重盖。因此，他们受到上帝的保佑。整整一个世纪，那里没有发生过一起凶杀案。”
有些村庄的人贪心不足，斤斤计较，他便说：“瞧人家昂布伦人！收获季节，谁家的儿子在军队服兵役，女儿在城里帮佣，父亲生病干不了活，本堂神甫就在布道时，托大家帮帮忙。星期天，做完弥撒，全村不分男女老少，都跑到田里，帮那位可怜的人收割，然后把麦粒和麦秸搬进他家的谷仓里。”遇到因金钱和遗产问题四分五裂的家庭，他说：“瞧瞧德沃尼的山民吧！那地方穷乡僻壤，五十年不闻莺声。可是，不管谁家死了父亲，男孩子们便出外谋生，把家产留给女孩子，好让她们能找到丈夫。”有些乡镇的人爱打官司，农民们为打官司倾家荡产，他便对他们说：“你们瞧瞧凯拉谷的农民！他们安分守己。三千人住在那山谷里。上帝！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共和国。他们不知道法官，也不知道庭丁。镇长包办一切。他分摊捐税，抽税合情合理。他裁决纠纷、分配遗产和进行判决时，分文不取。大家对他服服帖帖，因为他公正无私，而他周围的农民忠厚老实。”若遇到没有教师的乡村，他仍举凯拉谷的人为例：“你们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吗？”他说：“一个十二或十五户的小村一般供不起教师，便由乡里聘请一些教师供全乡使用。他们一个个村庄奔跑，这里八天，那里十天，巡回施教。这些教师去集市买东西，我在那里遇见过他们。他们帽子的饰带上插着鹅毛笔，一看便知是干什么的。教语文的只插一支，教语文和算术的插两支，既教语文和算术，还教拉丁语的插三支。那些人是大学问家。不识字太丢人了！学一学凯拉谷人的做法吧。”
他这样讲着，既严肃又慈祥，缺少实例时，就创造些比喻，言简意赅，形象丰富，开门见山。真可谓具有耶稣——基督的口才，不仅自己确信无疑，而且令人心悦诚服。
四 言行一致
他的言谈亲切而愉快。他说的话，两位和他一起生活的老妇都能听懂。他笑的样子，就像个小学生。马格卢瓦太太通常称他“大人”。一天，他从安乐椅上起来，到书架上去找一本书。那书放在上面一层搁板上。主教个子比较小，够不着。“马格卢瓦太太，”他说，“给我搬张椅子来。本大人够不着这块搁板。”
他有个远房亲戚德·洛伯爵夫人。这位夫人一有机会，便要如数家珍般地在他面前列举她三个儿子所谓“有希望继承的遗产”。她有几位尊亲，年事已高，行将就木，她的三个儿子顺理成章成了他们的继承人。最小的儿子可望从一位姨婆那里继承整整十万利弗的年金，老二被指定继承舅父的公爵头衔，老大则继承外祖父的贵族爵位。通常，主教总是静静地听她炫耀，做母亲的这种炫耀无伤大雅，也情有可原。可是，有一天，德·洛夫人又唠叨开了这些遗产和“希望”，主教似乎比平时更加若有所思。她不耐烦地停住话头，问道：“上帝！您在想什么，我的表兄？”主教说：“我在想一句奇怪的话，我想是圣奥古斯丁说的：‘把你的希望寄托在绝不可能继承的人身上。’”
还有一次，他收到当地一位贵族的讣告。看到长长一页纸上，除了写着死者的各种头衔外，还罗列了所有亲属的所有封号和爵位，便嚷了起来：“死人的脊背多么结实啊！让他轻松愉快地背那么多头衔！人真够聪明的，竟用坟墓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遇到合适的机会，他会说一两句意味严肃的俏皮话。一次封斋节，有个年轻的副本堂神甫来到迪涅，在大教堂里布道。他颇有口才。他讲的主题是施舍。他劝说富人要接济穷人，以便将来不下地狱，而进天堂。他尽量把地狱说得可怕之极，将天堂描绘得妙不可言，令人神往。在听众中，有一个歇业的富商，有时放放高利贷。此人名叫热博朗先生，他做粗呢、哔叽、斜纹呢和加斯盖呢生意，赚了五十万。热博朗先生一辈子没施舍过一个穷人。那次布道后，人们发现，每个星期日，他都给在大教堂门口行乞的几个老妪一个铜板。六个叫花子分一个铜板。一天，主教见他在施舍，便笑着对他妹妹说：“热博朗先生在买一个铜板的天堂哩。”
只要是慈善方面的事，即便碰到钉子，他也不气馁，总能说出一些发人深省的话。一天，他在市里的一个贵族沙龙里为穷人募捐。在座的有尚泰西埃侯爵。此人年事已高，家财万贯，但十分吝啬。他本事很大，既是极端保王派，又是极端的伏尔泰信徒。这种人不是绝无仅有。主教走到他跟前，碰了碰他的胳膊：“侯爵先生，您得给我捐点什么吧。”侯爵转过脸，冷冰冰地回答：“大人，我有我自己的穷人。”主教说：“那就把他们捐给我吧。”
一天，他在大教堂布道：
“敬爱的弟兄们，善良的朋友们，在法国，有一百三十二万所农舍只开三个口，一百八十一万七千所开两个口，一个门，一扇窗，还有三十四万六千所棚屋只开一个口，那就是门。这都是所谓的门窗税造成的。让穷人、老妇和小孩住进这种陋屋，不发烧不生病才怪呢！唉！上帝把空气赐给每个人，法律却要让他们用钱买。我不指责法律，但我赞美上帝。在伊泽尔省、瓦尔省、上下阿尔卑斯山省，农民连独轮车都没有，运肥靠人的肩膀。他们没有蜡烛，用松枝和蘸有树脂的绳子点火照明。在多菲内省的整个山区都是这样。他们做一次面包，吃六个月，是用干牛粪烤熟的。冬天，他们用斧子把面包劈开，在水中浸泡二十四小时后才能吃。弟兄们，发发慈悲吧！瞧瞧你们周围，多少人在遭罪！”
他是普罗旺斯人，毫不费力就学会了南部地区的各种方言。他学下朗格多克人说：“Eh bé,moussu,sès sagé?”[11]学下阿尔卑斯山人说：“Onté anaras passa?”[12]学上多菲内人说：“Puerte un bouen moutou embe un bouen froumage grase.”[13]百姓听了非常高兴，这为他接近各种人提供了方便。他走进茅屋，来到山区，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他善于用最粗俗的方言，讲最伟大的事。他讲各种方言的时候，也就进入了所有人的心灵。
此外，他对上流社会的人和平民百姓一视同仁。
他从不匆匆忙忙不顾实际情况地乱加批评。他常说：“我们来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正如他常常戏称的那样，他是一个“前罪人”，绝不唱严守清规的高调。他大声宣讲一种教义，但不像那些冷酷的卫道士们双眉颦蹙。他的教义大致可归结为：
“人的肉体既是重负，又是诱惑。人拖着它，屈服于它。”
“人应该监督、约束、抑制自己的肉体，不到最后关头决不服从。即使这样，人仍可能犯错误，但这种错误是可以宽恕的。这是一种失足，但这是跪着的，可用祈祷来赎罪。”
“做一个圣人，是例外；做一个善人，是规定。可以徘徊、失责、犯错误，但要做一个善人。”
“尽量少犯罪，这是人的戒律；绝对不犯罪，这是天使的梦想。尘世间的一切都有罪。罪恶好比是引力。”
当看到大家吵吵嚷嚷，怒形于色，他就笑吟吟地说：“哟！哟！这显然是人人都会犯的大罪。这种惊慌失措，急于抗议，恰恰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伪善。”
他对妇女和穷人特别宽容，因为他们受到人类社会的压迫。他说：“妻子、孩子、仆人、弱者、穷人和无知者犯错误，是丈夫、父亲、主人、强者、富人和有学问的人造成的。”
他还说：“对于没有知识的人，你们应尽量教给他们知识。社会不办义务教育是有罪的。是社会制造了黑暗，它应对此负责。人的心灵充满黑暗就会犯罪。真正有罪的，并非是犯罪的人，而是造成他心灵黑暗的人。”
正如我们所见，主教判断事物的方式与众不同。我猜想，他是从福音书里学来的。
一天，在一家沙龙里，他听到人们议论一件刑事诉讼案。那案子正在调查中，不久就要对簿公堂。一个穷人，为了他深爱的一个女人和他们的一个孩子，走投无路，铸造了假币。那时候，铸假币乃是死罪。那女人第一次使用他制造的假币，就被发现了。警方把她拘留了，但只掌握她的犯罪证据。只有她能够指控她的情人，她一招供，他就完了。她矢口否认。人们反复逼问。她依然矢口否认。检察官心生一计。他伪造了情夫不忠的证据，巧妙地出示了一些情书的片段，终于使那不幸的女人相信她有一个情敌，那个男人是个负心郎。于是，嫉妒激起了她无比的愤怒，她终于告发了情夫，供认了一切，证实了一切。那男人彻底完了。不久，他将和他的同谋一起在埃克斯市受审。大家议论着这件事，无不称赞法官聪明能干，说他善于利用嫉妒之心，以激起愤怒，查明真相，利用复仇情绪，来伸张正义。主教默默听完大家议论，便问：
“这一对男女在哪里受审？”
“在重罪法庭。”
他又问：“那么，检察官又在哪里受审呢？”
迪涅发生了一起惨案。一名男子因杀人被判死刑。那不幸的人并非真正的读书人，但也不是一点文化都没有。他曾在集市上卖卖艺，代人写写信。此案引起了全城的极大关注。行刑前一天，监狱的指导神甫病了。得有个神甫帮助受刑人度过最后时刻。人们去找本堂神甫。他拒绝了，好像还说：“这不关我的事。我对这件苦差事和这个江湖骗子不屑一顾。我自己也病了。况且，这不是我管的事。”此话传到了主教耳朵里。主教说：“本堂神甫先生说得对。这不是他管的事，而是我的事。”
他马上去监狱，来到“江湖骗子”的黑牢里。他喊他的名字，握住他的手，同他说话。他在犯人身边整整待了一天一夜，忘了吃饭和睡眠，替犯人的灵魂向上帝祈祷，恳求犯人为自己的灵魂祷告。他同他讲了许多最简单也是最正确的道理。他是父亲、兄长和朋友，只在祝圣时才是主教。他教育他，宽慰他，安抚他。那人就要绝望地死去。死对于他犹如万丈深渊。他站在阴森森的悬崖边，浑身颤抖，恐惧得直往后退。他还没无知到对死麻木不仁的程度。被判处死刑对他是强烈的震动，仿佛把他周围那堵将我们同神秘世界隔开的所谓生命之墙震得到处是缺口。他不停地从这些不祥的缺口里，瞧一眼人间外面的世界，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黑暗。现在，主教让他看到了一线光明。
翌日，人们来提犯人，主教仍在那里。他随犯人离开牢房。他身披紫斗篷，颈上挂着主教十字架，同那五花大绑的犯人并肩出现在人群面前。
他同他一起上了囚车，一起上了断头台。那受刑者昨天还愁眉苦脸，垂头丧气，现在却容光焕发，精神饱满。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已获宽恕，他期待上帝的出现。主教拥抱他。当铡刀快要落下时，他对他说：“被人杀死的，上帝会使他复活。被兄弟们赶走的，将回到上帝身边。祈祷吧，相信上帝吧！进入永生吧！上帝就在这里。”他走下断头台时，他的目光让民众望而肃立。最令人起敬的，不知道是他苍白的面容，还是安详的神态。他回到他笑称为他的“宫殿”的陋居，对他妹妹说：“刚才，我以主教身份举行了一场祈祷仪式。”
大凡最高尚的事，往往最难被人理解，因此，城里有人对主教的举动说三道四，说他是装模作样。不过，那仅是贵族沙龙里的闲言碎语。民众却感动不已，赞叹不绝。对于神圣的行为，人民向来不会从坏的方面去理解。
至于主教本人，他因为目睹了断头刑罚，受到深深的打击，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的确，断头台，只要它矗立在那里，就会使人产生幻觉。尚未亲眼看见断头刑时，我们对死刑多少可以无动于衷，不置可否。但是，只要看见过一次，就会受到强烈的震撼，不得不做出决定，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人赞不绝口，如迈斯特尔[14]，另一些人则厌恶之至，如贝卡里亚[15]。断头刑是法律的具体化，它叫“制裁”，它不是中立的，也不让人中立。谁看见它，都会浑身颤栗。那是一种最神秘的颤栗。一切社会问题，都围绕那把铡刀提出疑问。断头台不是一个构架。断头台不是一部机器。断头台不是由木头、铁和绳索构成的无生命的机械。它似乎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创造性。这个构架好像看得见，这部机器好像听得见，这个机械似乎有意识，这些木头、铁和绳索仿佛有愿望。断头台的存在会使人噩梦丛生，它显得狰狞可怖，同它的所作所为混为一体。断头台是刽子手的同谋；它一口把人吞进；它食人肉，喝人血。断头台是法官和木匠制造的怪物，是靠制造死亡来维持自己可怕生活的幽灵。
因此，那次断头刑给主教的印象极其可怕而深刻，以至于行刑的第二天，乃至以后许多天，他看上去依然郁郁不乐。他在那一刻显示出来的极其安详的神态，现已荡然无存，社会正义的幽灵对他纠缠不放。平时，他每次办完事回来，总是心满意足，神采飞扬，可这次，他似乎深感内疚。他常常自言自语，嘟囔着凄恻的独白。一天晚上，他妹妹听到他说了一段话，记录了下来：“我没想到会如此可怕。我不该只埋头于神的法律，而不关心人的法律。人有什么权利过问未知世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印象淡薄了，可能已然消失。可是人们发现，主教后来一直避而不从那刑场经过。
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把米里埃先生叫到病人和临终者的床边。他知道这是他最崇高的责任和工作。孤儿寡母的家庭毋庸请他，他自己会去。他会坐在失去爱妻的丈夫，失去孩子的母亲身边，默默待上好几个小时。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沉默，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说话。啊！可敬的人，多么善解人意！他不想用忘却来消除痛苦，而是用希望来使痛苦变得高尚和可敬。他说：“你转身去看死者时，要注意方式。不要去想他们会腐烂，而是要目光专注。你会看到，你死去的亲人正在天上发出生命之光。”他知道，信仰能使人身心健康。对于绝望的人，他总是设法给予劝告和安抚，让他们看安于命运的人，使他们把俯视墓穴的痛苦，变成仰望星星的痛苦。
五 比安维尼大人舍不得换新教袍
米里埃先生的家庭生活和公众生活一样，都受同样的思想支配。有机会就近观察的人，看到迪涅的主教先生甘于清贫的生活，会感到那是庄严而动人的一幕。
同所有的老人及大部分思想家一样，他睡眠很少。时间虽少，却睡得很沉。早晨，他先默祷一小时，然后做弥撒，或在大教堂，或在他的祈祷室里。做完弥撒，他就用早餐。一片蘸着牛奶的黑面包，奶是自家的牛产的。吃完就开始工作。
做主教的是个大忙人。每天都要接见主教区的教务秘书，通常是一个议事司铎，此外，几乎每天都要接见助理主教。他要监督修会，授予特权，审查一系列教会图书：祈祷书、教理问答、日课经等等；还要写训谕，批准讲道申请，协调本堂神甫和镇长的关系，还要处理教务和行政方面的信函，一边是国家，一边是罗马教廷。总之，他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
在他日理万机，应付完祈祷和日课经之后，剩下的时间首先给予穷人、病人和痛苦的人。再有空闲，他就用来劳动。时而在园子里锄锄土，时而读一读，写一写。对于这两种劳动，他只用一个词来称呼，把这叫作“从事园艺”。“精神是一块园地。”他如是说。
十二点，他用午餐。午餐和早餐一样简单。
下午两点，如果天气好，便走出去散散步，或在乡间，或在城里，常常走进穷人的破屋里。只见他独自漫步，低头沉思，拄着长长的拐杖，身上穿着又软又暖的紫棉袍，脚上穿着紫色长袜和笨重的鞋子，头上戴着主教平顶帽，三只角上分别垂着一束菠菜籽形的金色流苏。
他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有欢乐，仿佛他经过时，带来了温暖和光明。孩童和老叟来到门口迎接他，有如在迎接太阳。他为大家祝福，大家也为他祝福。谁需要帮助，人们就给他指主教的住所。
他随处停留，同小男孩和小女孩交谈，向他们的母亲微笑。他有钱时，便去看望穷人，没钱时，就去拜访富人。
他舍不得换新教袍，又不想让人发现自己捉襟见肘，每次外出，总要套上那件紫棉袍。这在夏天就够他受了。
晚上八点半，他和他妹妹共进晚餐，马格卢瓦太太站在后面侍候。再没有比这顿饭更简单的了。不过，遇到主教请某个本堂神甫吃饭，马格卢瓦太太便乘机为主教大人做些美味可口的湖鱼或山里的野味。不管哪个本堂神甫，都是做好菜的借口，主教也不干涉。除此以外，他平时的晚饭，一般只有水煮蔬菜和素油汤。因此，城里有人说：“主教不吃本堂神甫菜的时候，吃得和苦修教士一样。”
晚饭后，他同巴蒂斯蒂娜小姐和马格卢瓦太太聊半小时，然后回房去写一写，有时写在活页纸上，有时则写在书的页边。他很有文学修养，学识相当渊博。他留下了五六部相当珍贵的手稿，其中有一篇论文，研究《创世记》第一章第一节中的一句话：“起初，上帝的灵漂浮在水上。”他比较了三种译文：阿拉伯文本是“上帝的风吹来”，弗拉维尤斯·约瑟夫[16]写成“天上一阵风吹向大地”，翁克洛斯的迦勒底译文是“来自上帝的一阵风在水面上吹过”。在另一篇论文中，他研究托勒密的主教雨果的神学著作，该雨果是本书作者的曾叔父。米里埃先生的研究证实，上个世纪，不少以巴雷库的笔名出版的小册子，均出自雨果主教之手。
他在阅读的时候，不管读的是什么书，常常会突然陷入沉思，沉思完毕，总要在书的页边写几行字。他写的内容往往和那本书毫无关系。我们手头就有他写的一条注释，写在一部四开本书的页边，书名为《日耳曼勋爵和克林顿将军、科恩沃里斯将军及美洲驻地海军上将的书信集》，凡尔赛普安索出版社，巴黎奥古斯丁沿河马路皮索出版社。
其注如下：
“啊！永生的您啊！
“《传道书》称您为万能，《马加比传》称您为造物主，《以弗所书》称您为自由，《巴录书》称您为无限，《诗篇》称您为智慧和真理，《约翰福音》称您为光明，《列王纪》称您为天主，《出埃及记》叫您为天公，《利未记》叫您为神圣，《以斯帖记》叫您为正义，《创世记》称您为上帝，人类称您为天父，但是，所罗门称您为慈悲，在您所有的名称中，这是最美的一个。”
将近晚上九点，两个女人上楼回她们各自的房间休息，让主教独自在楼下待到天明。
这里，我们有必要如实介绍一下迪涅主教先生的住所。
六 他让谁看守屋子
前面说过，主教的住宅分上下两层。楼上楼下各三间，还有一个顶楼。屋后有一个七公亩左右大小的园子。两位老妇住楼上，主教住楼下。楼下第一间临街，用作饭厅，第二间为主教的卧室，还有一间是他的祈祷室。从祈祷室里出来，得经过卧室，而从卧室里出来，得经过饭厅。祈祷室靠里面的地方，有一个关闭的凹室，里面放着一张床，用来待客。乡下的本堂神甫因私事或堂区公事来迪涅，主教先生就让他们睡这张床。
原来医院的药房，是从正屋延伸到园子的一座小屋，现改成厨房和食物贮藏室。
此外，园子里有一个牛棚，从前是医院的厨房，主教在里面养了两头奶牛。不管产多少奶，每天早晨，都要分一半给医院的病人。他说：“这是我缴的什一税。”
他的卧室很大，寒冬腊月很难烧暖和。迪涅的木材很贵，他便想了个主意，在牛棚里用板隔出一个小间，隆冬季节，他就在那里度过夜晚。他称之为“冬斋”。
这冬斋和饭厅一样，只有一张白木方桌和四张麦秸坐垫的椅子。但在饭厅里，还陈设着一个涂有淡红胶画颜料的旧碗柜。还有一个与这一模一样的碗柜，恰到好处地铺了块小桌布，再加了些假花边，主教把它放到祈祷室里当祭台用了。
前来忏悔的有钱妇女和迪涅的女圣徒，常常凑些钱，让主教大人在祈祷室里安一个漂亮的新祭台。他每次收下钱，全部送给了穷人。“最漂亮的祭台，莫过于因受安慰而感谢上帝的苦难灵魂。”主教如是说。
在祈祷室里，有两张麦秸垫的祷告椅，在卧室里，有一张也是麦秸坐垫的安乐椅。偶尔，主教同时要接待七八个客人，省长，或将军，或驻军参谋人员，或小修院的几个学生，就得把冬斋里的椅子、祈祷室里的祷告椅或卧室里的安乐椅拿过来。这样，最多可以收集到十一张椅子。每次有客人来，总要把一间屋子搬空。
有时来了十二个人。为掩饰窘境，若是冬天，主教就站在壁炉前，若是夏天，他就建议到园子里去转一转。
在关闭的凹室里，还有张椅子，但垫子的麦秸漏掉了一半，并且只有三条腿，靠着墙才能坐人。在巴蒂斯蒂娜小姐的房里也有一张木安乐椅，从前也曾涂着金漆，套着花缎，但这张椅子很大，楼梯又很窄，是从窗口弄上楼的，因此，它不能作为备用椅子。
巴蒂斯蒂娜曾有个奢望，想买一套客厅用的、乌德勒支黄蔷薇花丝绒面的、有着天鹅颈般细腿的桃花心木安乐椅，再配上一张长沙发。但至少要花五百法郎。她看到为买这套家具，五年才省下四十二法郎零十苏，最后只得放弃了。再说，谁又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呢？
没有比主教的卧室更容易想象的了。一扇落地窗朝向园子，对着落地窗的是床。那是一张医院用的铁床，绿哔叽布作天盖。在床后的暗处，帘子后面，放着梳妆用具，从这些用品，可以看出一个曾是上流社会人士的高雅习惯。两扇门，一扇在壁炉旁，通往祈祷室，另一扇在书柜旁，通向饭厅。书柜是个大玻璃橱，里面装满了书。壁炉通常不生火，木框漆成大理石花纹，炉内有一对搁柴的铁架，铁架两头呈花瓶状，上面刻有花叶和细槽，从前镀了银晕线而银光闪闪，这是主教享有的奢侈品。壁炉上方通常放镜子的地方，挂着一个掉了银的耶稣像铜十字架，钉在一块破黑丝绒上，装在一个褪了色的镀金木框里。落地窗旁，放着一张大桌子，桌上有一个墨水瓶，堆着杂乱的纸张和厚厚的书。桌前放着那张麦秸坐垫的安乐椅。床前有张祷告椅，是从祈祷室里搬来的。
床两侧的墙上，挂着两幅画像，镶在椭圆形的镜框里。画像旁边，在灰白色的背景上，题有几个金色小字，表明画像是何人。其中一个是德·夏里奥修士，他是圣克洛德的主教，另一个是图尔托教士，他是阿格德的代主教，夏尔特尔教区西多修会格朗尚隐修院院长。米里埃主教继医院病人住进这房间时，看到这些画像，没有把它们摘下来。一则他们是神甫，二则这医院可能是他们捐赠的，这两个理由足以使他对他们不胜敬重。关于这两个人物，他只知道他们于同一天，即一七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受国王恩宠，一个封为圣克洛德的主教，另一个授予有俸禄的圣职。马格卢瓦太太把镜框摘下来掸灰尘，在格朗尚隐修院院长画像的背面，主教发现四个小面团粘着一张方纸，从这张年久发黄、墨迹很淡的纸上，他知道了他们的特殊身份。
在他的窗上，挂着粗毛呢的老式窗帘，破烂不堪。买新的要花钱，为了省下这笔开销，马格卢瓦太太只得在中间缝了缝，恰好缝成了十字架图形。主教常常指给人看。“这多好啊！”他说。
不管楼上还是楼下，所有房间，无一例外地用石灰浆刷成白色。这是兵营和医院流行的做法。
可是，最近几年，马格卢瓦太太在巴蒂斯蒂娜小姐的套间里，在刷了石灰浆的墙纸下，又发现了用作装饰的几幅画，这在后面还要谈到。这座房子成为医院之前，曾是市民接待室，所以装饰着这些画。各个房间都铺着红砖，每星期擦洗一遍。床前都放着草垫子。这房子有两个女人料理，从上到下，窗明几净，纤尘不染。这是主教允许的唯一奢侈。他说：“这对穷人的利益毫无损害。”
不过，我们得承认，他从前的财产至今还剩下六副银餐具和一个大汤勺，马格卢瓦太太每天看着它们在白桌布上闪闪发光，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既然我们在如实地描绘迪涅的主教，就应该提一提他不止一次说过的话：“要我不用银餐具吃饭，恐怕很难做到。”
除了银餐具，还有一对实心的大银烛台，是一个姑婆遗下来的。银烛台上插着两支大蜡烛，通常放在主教卧室的壁炉上。每逢有人来吃晚饭，马格卢瓦太太便点亮蜡烛，把银烛台放到餐桌上。
在主教的卧室里，床头有一个小壁橱。每天晚上，马格卢瓦太太把六副银餐具和大汤勺塞进这壁橱里。要说明的是，壁橱的钥匙是从不拿走的。
我们谈到的建筑物丑陋不堪，园子的景色受到了破坏。园内四条小路构成一个十字，从一个污水槽向四周伸展。另一条小路沿白色围墙环绕园子。那几条小路把园子切成方方正正的四块，边沿上都种着黄杨树。在其中三块地里，马格卢瓦太太种了蔬菜，在第四块地里，主教种了花。园子里零零星星散布着几棵果树。
一次，马格卢瓦太太温和地打趣说：“大人，您什么都充分利用，可这块地却没派用场。种些蔬菜也比种花好呀。”主教回答说：“马格卢瓦太太，您错了。美丽和实用一样有用。”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也许更有用。”
那块四方形土地，有三四个花坛，主教先生为它们花费的时间几乎和看书一样多。他常常一待就是一两个钟头，修枝，锄草，刨出一个个小坑，放进一粒粒种子。他对虫子，不像园艺人那样仇视。此外，他丝毫也不奢望精通植物学。他不懂分类和固体病理学，根本不想在图尔讷福尔[17]和自然分类法之间做抉择，不以胞果说反对子叶说，以朱西厄[18]反对林奈[19]。他不研究植物，只是喜欢花而已。他非常敬重科学家，但更敬重没有知识的人，从不厚此薄彼。在夏天的傍晚，他总拿着一个绿漆白铁壶，给他的花坛浇水。
屋里所有的门都不上锁。前面说过，饭厅的门正对着大教堂的广场。从前，那门上装有铁锁和铁闩，就像牢门一样。主教把那些铁家伙统统拆了，从此，那扇门不分昼夜，只用一个碰锁关闭。不管是谁，也不论什么时候，一推便能进入。起初，那两个老妇见这门从不关闭，惶恐不安。但主教对她们说：“你们想闩门的话，可以在你们的房门上装门闩。”最后，她们也和他一样放心了，至少表面是这样。不过，马格卢瓦太太有时仍不免感到恐惧不安。至于主教，他曾在一本《圣经》的页边写过三行字，清楚地阐述了，或者说至少点明了他的想法：“医生的门绝不应该关闭，神甫的门应该永远敞开，这便是二者的差别。”
他还在另一本叫《医学的哲学》的书里写了另一段话：“我不和他们一样也是医生吗？我也有我的病人。首先，我有他们的病人，他们称之为病人。其次，我还有我自己的病人，我称之为不幸人。”
在另一个地方，他写道：“有人向你求宿，绝不要问他的名字。需要求宿的人，最忌讳别人问名字。”
一天，一个令人尊敬的本堂神甫，忘了是库卢布鲁，还是蓬皮埃里，大概是受了马格卢瓦太太的怂恿，竟然问主教大人，让大门昼夜向任何人敞开，是不是有失谨慎，他家里的防卫如此之差，怕不怕出什么事。主教严肃而温和地拍拍他的肩，对他说：“如果上帝都不看守这房子，任何人看守都无济于事[20]。”说完，他就把话题岔开了。
他常常说：“龙骑兵队长有龙骑兵队长的勇敢，神甫有神甫的勇敢。”接着又说：“只是，我们的勇敢应该是心境恬静。”
七 克拉瓦特
这里，我们自然要说到一件事，因为它最清楚地说明迪涅的主教先生是怎样一个人。
加斯帕·贝这帮土匪曾在奥利乌尔峡谷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他们被歼灭后，有个叫克拉瓦特的首领躲进了山里。他和土匪的残部在尼斯伯爵领地藏了一段时间后，转而到了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后又突然出现在法国的巴塞罗内特一带。有人先后在若齐埃和图伊尔见到过他。他躲在鹰轭山的岩洞里，他从那里下来，经过于贝和于贝特小山谷，对那一带的大小村庄进行骚扰。他甚至一直走到昂布伦，有天夜里闯入一个大教堂，将圣器室抢劫一空。他的土匪行径使乡民们惊恐不安。宪兵队跟踪追击，但一无所获。他次次都能逃之夭夭。有时，他还拼命抵抗。这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歹徒。正当人心惶惶的时候，米里埃主教来到此地。他是到乡里来巡视的。在夏斯特拉，镇长来找他，劝他返回去。克拉瓦特盘踞在山里，一直到阿尔什，乃至更远的地方。哪怕派人护送，也十分危险。三四个宪兵肯定会白白送死。
“所以我打算一个人去，不要人护送。”他说。
“您真要去，大人？”镇长大声说。
“非常想，绝不带护卫，一个小时后就动身。”
“动身？”
“动身。”
“一个人？”
“一个人。”
“大人！可别这样。”
主教接着又说：
“那边山里有一个很小的贫穷小镇，我有三年没去了。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温和而正直的牧羊人。他们放羊，三十只中，只有一只属于他们自己。他们纺羊毛线，五颜六色，非常漂亮。他们用六孔小笛吹山歌。他们需要有人不时同他们谈谈慈悲的上帝。一个主教畏葸不前，他们会怎么说？我要是不去，他们会怎么说？”
“可是，大人，有强盗呀！遇到强盗怎么办！”
“对，”主教说，“我想到了。您说得对。我可以去会会他们。他们也需要有人同他们谈谈慈悲的上帝。”
“大人，可他们是一伙土匪！一群狼！”
“镇长先生，也许耶稣就是要我去放这群狼的。谁知道上帝的旨意呢？”
“大人，他们会抢劫您的。”
“我一无所有。”
“他们会杀死您的。”
“一个一路上喃喃自语、装腔作势的神甫老头？啊！有什么用？”
“啊！上帝！万一遇到他们怎么办！”
“我就要求他们给我的穷人们施舍！”
“大人，以上帝的名义，不要去那里了！会有生命危险的。”
“镇长先生，”主教说，“就这个？我在世上不是为了守着我的生命，而是为了守着世人的灵魂。”
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去了。他走了，只有一个孩子做伴，是自告奋勇给他带路的。乡民们对他的固执议论纷纷，大家都吓坏了。
他不想带他的妹妹和马格卢瓦太太一起去。他骑着驴子，翻山越岭，没有遇见一个人，安然无恙地到达了他那些“好朋友”牧羊人的住地。他待了半个月，讲道，行圣事，教育人，劝导人。就要离开的时候，他决定以主教的身份，主持唱感恩赞美诗仪式。他和那里的本堂神甫谈了此事。可是没有祭服，怎么做呢？可供他使用的是一个寒酸的乡村圣器室，只有几件破旧的缝着假饰绦的缎纹祭披。
“不管它了！”主教说，“本堂神甫先生，在主日讲道时，我们把这事宣布一下。总有办法解决的。”
人们又到附近的教堂里去找。即使把这些穷教区的所有华丽的祭披都拿来，也不够装备在大教堂里唱圣歌的人。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两个骑马的陌生人，运来了一个大箱子，放在本堂神甫的家门口，说是交给主教先生，放下就走了。打开箱子，里面有一件金丝斗篷、一顶镶有钻石的主教帽、一个大主教十字架、一支华丽的权杖，一个月前，昂布伦圣母院圣器室被盗的法衣全部都在。箱内有一张字条，写着：克拉瓦特献给比安维尼大人。
“我说会解决的吧。”主教说。接着，他又笑着补充说：“有件祭师的白法衣，我就满足了，上帝却送来了大主教的祭袍。”
“大人，”本堂神甫摇摇头，笑了笑，咕哝道，“上帝，或是魔鬼。”
主教凝视着神甫，武断地说：“是上帝！”
当他回夏斯特拉镇去的时候，一路上，都有人好奇地跑来瞧他。他在这个镇子的本堂神甫家里，又见到了巴蒂斯蒂娜小姐和马格卢瓦太太，她们翘首盼他回来。他对他妹妹说：
“你看，我没说错吧？穷教士两手空空到穷山民那里去，回来时双手满载。我去时，带着对上帝的信任，却带回来一个大教堂的珍宝。”
那天晚上，直到就寝前他还在说：“决不要怕小偷和凶手。那是外部的危险，是小的危险。要怕就该怕自己。偏见便是小偷，恶习便是凶手。最大的危险在我们的内心。脑袋或钱包受到威胁有什么要紧！对我们心灵构成威胁的危险，才是我们要想的。”
他又转身对他妹妹说：“妹妹，做教士的不能有防人之心。他们所做的，是上帝允许的。认为有危险时，只要祈祷上帝就行了。不是为自己祈祷，而是为我们的兄弟，希望他们不要因为我们而犯错误。”
况且，他一生中很少做过什么大事。我们把知道的事叙述了。但通常，他总是在同样的时刻，做同样的事。一年中的一个月，和他一天中的一个小时毫无二致。
至于昂布伦大教堂那些“财宝”的下落，若有人问起这个问题，我们就难以回答了。那是些很漂亮的东西，令人爱不释手，抢来用于穷人该是很不错的。再说，它们本来就被人抢走了。这件冒险的事已完成了一半，现在只需把盗窃的方向变一变，让它向穷人靠近一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做断言。不过，有人在主教的纸堆里，发现了一条若明若暗的旁注，可能与这件事有关，内容如下：“问题是要知道，这东西应该还给大教堂，还是送给医院。”
八 酒后谈哲学
前面提到的那位元老院议员，是一个精明干练之人。他遵循自己的道路勇往直前，遇到诸如良心、信义、公正、义务之类的障碍，从来无所顾忌。他朝着既定目标前进，在他升官发财的道路上，从未犹豫过一次。他当过检察官，功成名就后，为人也渐趋温和。他人并不坏，总是尽量给儿子、女婿、亲戚乃至朋友们帮些小忙，明智地抓住生活中的好时机、好机会和好运气。其余的事在他看来都是愚蠢的。他挺风趣，也有些学问，自以为是伊壁鸠鲁[21]的弟子，其实，充其量也不过是皮戈——勒布伦[22]的产物。对于无穷和永恒的事物，对于“主教老头子的废话”，他常常饶有风趣地冷嘲热讽。有时当着米里埃先生的面，他也和蔼而又武断地加以嘲笑，主教则洗耳恭听。
记不清是在哪次半官方的仪式上，某某伯爵（就是那位议员）和米里埃先生都到省长府上参加宴会。用甜食时，那位议员虽仍神态端庄，却微有醉意，大声说道：
“真的，主教先生，我们聊一聊吧。一个议员和一个主教四目对视，很难不眉来眼去。我们俩都能预卜未来。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我有我的哲学。”
“您说得对，”主教回答，“谈论哲学时，总是睡下来的。议员先生，那您现在躺在大红床上啰。”
议员受到激励，接着又说：
“让我们当个好好先生吧。”
“哪怕是好好魔鬼。”主教说。
“我向您宣布，”议员继续说，“阿尔让侯爵、皮浪、霍布斯和内戎[23]先生都不是粗野之徒。在我的书房里，我那些哲学家的书都有，切口全是烫金的。”
“跟你一样，伯爵先生。”主教打断他说。
议员接着又说：
“我不喜欢狄德罗[24]。他是空想家、演说家和革命家，但骨子里却相信上帝。他比伏尔泰还要相信宗教。伏尔泰嘲讽尼达姆[25]，可他错了，因为尼达姆的鳗鱼发生论证明了上帝的无用。在一匙面糊里加一滴醋，便可代替上帝造出光明[26]。假如那滴醋更大一些，那匙面糊更多一些，就能造出世界了。人就是那鳗鱼。那么何必还要永恒的天主呢？主教先生，我对耶和华的假说感到厌烦。它只能产生空洞浅薄之人。打倒万物之主！它令我心烦。乌有万岁！它叫我心宁。我要对您推心置腹，好好向我的牧师忏悔，我向你承认，我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我对您的耶稣不感兴趣，他总是唠唠叨叨，劝人克己和牺牲。这是吝啬鬼对乞丐的劝告。克己！为什么要克己？牺牲！为谁牺牲？我从没见过一只狼会为另一只狼的幸福自我牺牲。还是自然一些好。我们身处顶峰，就要有高于一切的哲学。假如只看到别人的鼻子尖，身处顶峰有什么用？让我们快快乐乐地生活吧。生活就是一切。我决不相信，在另一个地方，在天上，在那边，在某处，还有另一个未来。啊！假如我听信别人的劝告，具有克己和牺牲的精神，那我一举一动都得小心谨慎，就要绞尽脑汁，弄清楚是善还是恶，公正还是不公正，合法还是不合法。为什么呢？因为我将来必须汇报我的行为。什么时候？等我死后。多美的梦！我死后，谁能抓得住我？你让影子的手抓一把骨灰我看看。我们都是过来人，都撩起过爱西丝女神[27]的衬裙，说实话，世上无所谓善与恶，只生长着树木花草。还是寻求真实吧。深入挖掘，穷根究底。应该去发现真理，掘地三尺，抓住真理。那样，它会给你带来无上的快乐。那样，你会变成强者，会朗声大笑。我这人非常坦率。主教先生，说人能永生不死，那是无稽之谈。啊！多么动人的诺言！您要信就信吧！那是给亚当的空头支票！人是灵魂，将变成天使，肩胛骨上会长出两只蓝色的翅膀。那么，帮我个忙，德尔图良[28]是不是说过，享有真福的人会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好吧。我们将成为天上的蚂蚱。我们会看见上帝。等等，等等。什么天堂！那是胡扯！什么上帝！那是莫大的谎言！这些话，我肯定不会在《箴言报》上谈的，当然！但在朋友之间我会嘀咕几句。在朋友之间[29]。为进天堂而牺牲地上的利益，那是弃物逐影。上无限的当！我才不那么傻呢。我是虚无。我叫虚无伯爵先生，元老院的议员。我出世前存在吗？不。我死后存在吗？不。我是什么？我是一撮土，被某个有机体聚合在一起。我在尘世间要做什么？我可以选择。不是受苦就是享乐。痛苦把我引向哪里？引向虚无。那我就要受一辈子的苦。快乐把我引向哪里？也是虚无。可我能享一辈子的乐。我已做了选择。我选择了吃，不然就要被吃掉。与其做草，不如做牙齿。这正是我明智的地方。死了就听其自然，掘墓人在等着呢，那是我们大家的先贤祠，一切都掉进那个大坑里。死了。完了[30]。人一死万事皆完。那是一切化为乌有的地方。请相信我，人死了就不再存在。说什么那里有人要同我说事儿，我想起来就要发笑。这是奶妈们胡编的。用妖怪来吓唬孩子，用耶和华来吓唬大人。不，我们的明天是黑暗。坟墓的后面是虚无，对谁都一样。你生前是萨丹纳帕路斯[31]也罢，圣味增爵[32]也罢，一死就不存在了。这是真的。因此，首先要享受生活。当我们拥有自己时，就要充分利用。我告诉您，主教先生，我的确有我的哲学，我有我的哲学家。我不会受一些废话的迷惑。但是，那些下等人，那些叫花子、穷光蛋、可怜虫，他们确实需要一些东西。有人便造了些传说、鬼怪、灵魂、永生、天堂、星宿等无稽之谈，来让他们囫囵吞下。他们细细咀嚼，把它们涂在干面包上。一无所有的人有仁慈的上帝。聊胜于无吧。我丝毫也不反对，但我守着我的内戎先生。仁慈的上帝对老百姓是有用的。”
主教拍手叫好。
“高论！”他大声说，“您那套唯物主义真是好极了！妙极了！不是谁想要就要得来的。啊！谁有了它，就不会上当受骗了，就不会愚蠢地像小加图[33]那样遭到放逐，像埃蒂安纳[34]那样被石头砸死，像贞德[35]那样被活活烧死。一个人掌握了这个妙不可言的唯物主义，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可以无忧无虑地吞噬一切，地位、闲职、爵位、用正当或非正当手段获得的权力，可以为金钱而出尔反尔，为功利而背叛朋友，昧尽天良，还觉得其乐无穷，等这些都消化后，就进入坟墓。多么惬意！议员先生，我这些话不是冲着您来的。但我不能不祝贺您。你们这些贵族大老爷，正如您所说的，你们有自己的一套哲学，那样精美，那样可口，只有富人才能消受，可用来做成各种调味品，使人生的种种快乐变得更美味可口。这套哲学是由特殊的勘探家从很深的地底下挖掘出来的。好在你们挺宽宏大量，不认为平民百姓把信仰上帝当作自己的哲学是坏事情，认为穷人吃不起香菌烧火鸡，还可以吃栗子烧鹅。”
九 妹妹谈哥哥
为使大家了解迪涅主教先生的家庭情况，了解那两位圣女如何自觉地、无须他开口地将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甚至女人易受惊吓的本能，屈从于主教的习惯和意志，最好是把巴蒂斯蒂娜写给她儿时的朋友布瓦舍弗龙子爵夫人的信抄录下来。那封信就在我们手中。
巴蒂斯蒂娜
一八……年十月十六日于迪涅
从信中可以看出，这两个女人懂得服从主教的生活方式；女人对男人的了解，胜过男人对自己的了解，这是女人特有的本领。迪涅的主教表面看来一向温和质朴，但常常做出一些伟大勇敢的惊人之举，却仿佛连他自己都没料到。她们胆战心惊，但任他去做。有时，马格卢瓦太太试图劝阻，但总是在他做之前，绝不在做的中间和做完之后。一件事开始做了，她们从不打扰他，连个手势也不会有。有时候，无须他开口，甚至连他自己——因为他非常纯朴——也许还没意识到，她们就会隐隐感到他在行主教之职。于是，她们静静地待在家里，犹如两个影子。她们盲目地为他服务，如果消失即意味着服从，她们就会消失。凭着她们极其敏锐的本能，她们知道有时对他表示关切，可能会妨碍他的行动。她们了解他，不是说了解他的思想，而是他的性格，因此，明知他会有危险，也不再去管他。她们把他托付给了上帝。
况且，巴蒂斯蒂娜在她的信里说了，如果她哥哥死了，她会随他而去。马格卢瓦太太虽没这样说，但她知道她也会这样做。
十 主教面对闻所未闻的思想
在巴蒂斯蒂娜小姐写那封信后不久，主教先生又做了一件事。照全城人的说法，这件事的危险甚于上次去强盗出没的山中。
在迪涅附近的乡下，有个离群索居的人。此人曾是——我们不回避刺耳的字眼——国民公会[38]议员。他姓G。
在迪涅这个小世界里，谈起国民公会议员G来，总有点心惊肉跳。一个国民公会议员，能想象得出是什么样子吗？那是在以“你”和“公民”相称的年代。此人近乎妖魔鬼怪。他虽没投票处死国王，但也差不了多少。他是半个弑君者。那时候，他不可一世。合法王朝复辟[39]后，怎么没有把他送上重罪法庭？没砍他的头倒也罢了，处理从宽嘛，可也该让他终身流放呀。真是个教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再说，他是个无神论者，那些人全这样——这都是蠢鹅对秃鹫的说长道短。
那么，G究竟是不是秃鹫呢？他离群索居，看起来真有点野蛮的味道，据此判断，可以说他是个秃鹫。他对处死国王没投赞成票，因此没被列入流放的名册中，得以留在法国。
他住的地方非常偏僻，在一个荒凉的山沟里，离城三刻钟，周围没有一个村庄，没有一条道路。据说，他有一块地，一个洞，一个窝。没有邻居，甚至没有人路过。他住进那个山沟后，通往那里的小路便隐没在荒草中了。人们谈起那个地方，如同在谈刽子手的魔窟。
可主教却陷入沉思。他经常眺望天边的那个地方，一丛树木标志着那位老国民公会议员居住的山沟。他说：“那里住着一个孤独的灵魂。”
可他心里还补上一句：“我得去看看他。”
但老实说，这个念头初看合乎情理，可经过一番思考后，他又觉得它奇怪而荒谬，有点儿令人反感。因为他内心也赞成大家的看法，那位国民公会议员使他产生了一种近乎仇恨的感觉，用反感二字最恰如其分，虽说他自己若明若暗。
可是，羊身上有疥疮，牧羊人就应该望而却步吗？不能。可那又是怎样的一头羊啊！
善良的主教不知所措。有时，他朝那个方向走去，然后又转身回来了。
一天，一个牧童模样的男孩来找医生，他是在那破屋里侍候国民公会议员的，说那老坏蛋快死了，他已全身瘫痪，过不了夜了。这消息在城里不胫而走，有些人还说：“谢天谢地！”
主教拿起拐杖，披上棉袍（前面说过，他的教袍太旧，再者，天一黑就会起风），他就出发了。
主教走到那个遭人唾弃的地方时，太阳就要落山了。他看到那巢穴就在眼前，禁不住心怦怦直跳。他跨过一条水沟，越过一道篱笆，掀开一扇栅门，走进一个荒芜的小园子，大胆地朝前走了几步，突然，他在荒地的尽头，一片高大的荆棘丛后面，看见了那个巢穴。
这是一个低矮而穷困的小窝棚，却干干净净，正面钉着一个葡萄架。
门前有张旧轮椅，一种农家用的扶手椅，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向着太阳微笑。
在老头身旁，站着一个小男孩，就是那位小牧童，正在把一罐牛奶递给他。
主教正在观望，忽听见那老头提高嗓门说：“谢谢，我什么都不需要了。”他边说，边把笑脸从太阳转向孩子。
主教向前走去。老头听到脚步声，转过头来，脸上顿时露出万分惊讶的神色。他把历尽一辈子沧桑后可能有的惊讶都凝聚在脸上了。
“我来这里后，”他说，“第一次有人上我的家。先生，您是谁？”
主教回答：
“我叫比安维尼·米里埃。”
“比安维尼·米里埃！听说过这个名字。您就是老百姓所叫的比安维尼主教大人吗？”
“是我。”
老头微笑着说：
“这么说，您也是我的主教了？”
“可以说吧。”
“请进，先生。”
国民公会议员向主教伸出手，但主教没同他握手，只是说：
“看来我受骗了，但我很高兴。看您的样子，您肯定没病。”
“先生，”老头说，“我会好的。”
他停了会儿，又说：
“过三个钟头，我就要死了。”
继而又说：
“我略懂医道。我知道临终是什么情形。昨天，我只是脚发冷，可今天已冷到膝盖了。现在，我感到我的腰部直发冷。冷到胸口就会死的。太阳很美，是不是？我让人把我推到外面，是想最后看一眼世界。您可以同我说话，这累不着我。您来看一个快死的人，这很好。这个时刻应该有人在场。谁都有怪癖，我想坚持到黎明。可我知道，我最多只有三个小时了。那时天就黑了。可这有什么关系！死是很简单的事。用不着早晨。好吧。我就在星光下死去吧。”
老头转向牧童。
“你去睡吧。昨天你一夜没睡。你累了。”
孩子进屋去了。
老头目送孩子进屋，又喃喃自语般地说：
“他睡觉的时候，我死去。这两种睡眠，能友好相处。”
主教本该激动的，但他却没有。他不相信这样的死法有上帝的存在。我不想隐瞒，宽大的胸怀也会有细微的矛盾，也应加以指出：平时，遇到这种情况，有人称他为主教大人，他会付之一笑，可现在那人没称他主教大人，他却有点不舒服，差点想反过来喊他一声“公民”。他想带着气愤的心情坦率地同他谈一谈，那是医生和神甫惯常的心情，但这对他却是少有的。不管怎样，这个人，这个国民公会的议员，这个人民的代表，曾是个不可一世的人物。主教的神情骤然严肃起来，这在他也许是生平第一次。
可是，那位议员却谦和而友好地打量他。从这种神态中，可以分辨出即将化作骨灰的人特有的谦恭态度。
而主教呢，他平时力戒有好奇心，他认为对人好奇会使人受到冒犯，可此刻却情不自禁地端详起这位议员来。他这样仔细端详，并非出自同情，如果面对另一个人，他也许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但这是个国民公会议员，他感到，这样的人似乎已不受法律的保护，甚至也不值得同情。
G已是八十岁高龄，但神态镇静，声如洪钟，几乎腰不弯背不驼，生物学家见了，会惊讶不已。那场革命有过许多像这样与时代相称的人。我们感到，这个老人是个久经考验的人。尽管快要死了，仍保持着健康的一切特征。他目光炯炯，声调有力，肩膀的动作非常强健，这一切，会使死神望而却步。伊斯兰教中接引亡灵的天使阿兹拉埃尔见了会调头就走，以为走错了门。G似乎要死了，因为他很想死。他在临终时，仍很自由。只有两条腿不能动弹。黑暗抓住了他的腿。脚已经死了，凉了，但脑袋依然生机勃勃，思维依然清清楚楚。在这庄严的时刻，G就像东方神话中的那位国王，上半身是肉体，下半身是石躯。
一旁有块石头，主教坐了下来，突然开始了谈话。
“祝贺您，”他用谴责的语气说，“您总算没有投处死国王的票。”
议员似乎没有注意到这“总算”二字隐含的讽刺意味。他做了回答。脸上的笑容已全部消失。
“不要太祝贺我，先生。我可是投了消灭暴君的票的。”
一个语气严厉，另一个语气严肃。
“您想说什么？”
“我想说，人有一个暴君，那就是愚昧。对这个暴君，我是赞成处以死刑的。这个暴君孕育了王权，是从错误中产生的权力，而知识的权力则是来自真理。人只应该接受知识的统治。”
“还有良心。”主教补充说。
“一回事。良心是我们身上与生俱来的知识。”
比安维尼大人听着，有点吃惊，这个语言对他来说太新鲜了。
议员继续说：
“至于处死路易十六，我没投赞成票。我认为我无权处死一个人，但我感到我有义务消灭罪恶。我投了赞成消灭暴君的票。也就是说，妇女要结束卖淫，男人要结束奴役，孩子要结束愚昧。我之所以投票赞成共和国，就是因为赞成这些。我赞成博爱、和谐、曙光！我为消灭偏见和谬误出了力。谬误和偏见的崩溃带来光明。我们这些人推翻了旧世界。旧世界是装满贫困的罐子，一旦在人类身上推翻，就成了一个装满欢乐的坛子。”
“混杂的欢乐。”主教说。
“您也可以说成混乱的欢乐。可是今天，从那次灾难性的复辟，即所谓一八一四年的复辟以来，可以说连欢乐的影子都没了。可惜，这件事做得不彻底，这点我承认。我们摧毁了旧制度，但没能在思想上把它彻底消灭。仅仅革除流弊是不够的，还应该改变习俗。风车不在了，但风还在吹。”
“你们摧毁了。这也许是有用的，但这种摧毁夹杂着泄私愤，我不敢恭维。”
“主教先生，权力是会发怒的，权力的发怒是一种进步的因素。这没什么，不管怎么说，法国这场革命，是基督诞生以来人类向前迈进的最有力的一步。它是不彻底，但非常崇高。它让人看到了一切闻所未闻的社会现象。它使人变得温和。它给人以启迪，使人平静、安宁。它让文明的洪流席卷大地。这是一场有益的革命。法兰西的这场革命，是对人类的认可。”
主教情不自禁地嗫嚅道：
“是吗？九三年[40]？”
议员在椅子上直起身子，庄严的神情中略带悲伤，他拼尽临终者的全部力气，大声说：
“啊！您终于说了！九三年！我一直等着您说呢。一千五百年中积起了一片乌云。过了十五个世纪，才云开雾散。您却谴责那声惊雷。”
主教感到自己心中有种东西熄灭了，尽管他不一定承认。不过他仍保持镇定。他回答说：
“法官代表正义说话，主教代表慈悲说话，而慈悲是更高尚的正义。雷霆不应该击错目标。”
他眼睛紧盯着议员，又说：
“那么路易十七[41]呢？”
议员伸出手，抓住主教的胳膊：
“路易十七！哈！您在为谁哭泣？为那无辜的孩子？那您就哭泣吧。我和您一起哭泣。是为王子？我就要考虑考虑了。依我看，路易十五的这个孙子，这个无辜的孩子，只因他是路易十五的孙子这条唯一的罪名，而在圣殿骑士寺院里备受折磨，他这个痛苦，与卡图什[42]的弟弟所受的痛苦相比，并不更痛苦；卡图什的弟弟，同样是无辜的孩子，只因他是卡图什的弟弟，却被吊死在河滩广场上。”
“先生，”主教说，“我不喜欢用人的名字做比较。”
“卡图什？路易十五？这两个人中，您替谁鸣冤？”
这时出现了沉默。主教真有些后悔来这里了。然而，他隐隐感到自己受到了一种奇妙的震动。
议员接着又说：
“嗳！神甫先生，您不喜欢赤裸裸的事实。基督却喜欢。他拿起一根荆条，给圣殿清除灰尘。他的鞭子电光四射，赤裸裸地道明了真理。当他大声喊‘让孩子们来我这里[43]’时，他并没对孩子厚此薄彼。他会乐意将巴拉巴[44]的儿子和希律[45]的儿子一视同仁。先生，无辜本身便是冠冕。不是非得殿下才无辜。不管是衣衫褴褛的穷人，还是法国王室的子孙，他们的无辜都不可辱没。”
“这倒是真的。”主教低声说。
“我坚持我的看法。”G议员继续说。“您提到了路易十七。让我们统一一下看法。我们是不是要为所有的无辜者、所有的殉难者、所有的孩子、所有上层的和下层的人哭泣？这我同意。但是，我同您说过了，应该追溯到九三年以前。在路易十七之前，我们就应该流泪了。我和您一起为国王的孩子们哭泣，只要您同我一起为老百姓的孩子们流泪。”
“我为所有的孩子流泪。”
“不分轻重！”G嚷了起来。“如果天平要倾斜的话，也要倾向人民一边。他们受苦的时间更久。”
又是一阵沉默。还是议员先开口。他用一只胳膊支着轮椅，直起身子，用大拇指和弯曲的食指捏住脸颊，就像人们在审问和审判时下意识做的那样，并用凝聚着临终全部力量的目光紧逼主教，向他提出质问。这几乎是一场爆发。
“是的，先生，人民受苦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再说，喂，问题还不止这些，您为什么来这里，向我问这问那，同我谈路易十七？我又不认识您。我来到这个地方后，一直孤独地生活在这围墙里，从来足不出户，除了这个照顾我的孩子，我看不见任何人。您的名字，我的确隐隐约约听说过，应该说名声还不错。可是这不说明问题。精明的人有的是办法让老实的民众上当受骗。对了，我没听到您车子的声音，您把它停在那边路口的树丛后面了吧。我跟您说，我不认识您。刚才您说您是主教，可这丝毫也不能向我说明您的人格。总之，我要再问您一遍。您是谁？您是一个主教，也就是教会的要人，像您这样的人，穿金戴银，饰纹章，拿年金，受俸禄——迪涅的主教，一万五千法郎的固定收入，一万法郎的额外收入，一共有两万五千法郎——有厨师，有仆役，有佳肴美酒，星期五吃黑水鸡，外出坐华丽的马车，前呼后拥，趾高气扬，您有豪华的住宅，借着基督的名义乘坐四轮马车，可耶稣自己却光着脚走路！您是一个高级教士，年金、官邸、骏马、侍从、佳肴，人生的一切享受，您应有尽有，和别人没有两样。您像别人那样享受这一切，这很好，不过，这很说明问题，或者说还不够说明问题。这还不足以使我了解您内在的和主要的品质。您来这里，大概是为了开导我。我在同谁讲话？您是谁？”
主教低下头，答道：“我是一条蚯蚓[46]。”
“一条坐四轮马车的蚯蚓！”议员咕哝了一句。
现在轮到议员变得仁慈，主教变得谦恭了。
主教和气地继续说：
“就算是吧，先生。不过，您给我解释一下，我那辆停在树丛后面的马车，我的美味佳肴和星期五吃的黑水鸡，我的两万五千法郎的年金，我的官邸和仆役，这些怎能证明仁慈不是美德，宽容不是义务，九三年不是冷酷无情呢？”
议员把手放到额头上，仿佛要驱走一块阴影。
“在回答您之前，”他说，“我先要请求您原谅。刚才我不该那样，先生。您来我家，您是我的客人。我应该以礼相待。您对我的看法提出异议，我只应该反驳您的论据。您的财富和享受，是我在辩论中可用来反驳您的有利条件，可是，高雅的做法是弃之不用。我向您保证不再提那些事了。”
“谢谢您。”主教说。
G接着又说：
“您刚才要我做解释，那就来解释吧。我们谈到哪里了？您刚才说什么了？您说九三年冷酷无情，是不是？”
“对，冷酷无情。”主教说。“马拉[47]为断头台拍手叫好，您怎么看？”
“龙骑兵迫害新教徒时，波舒埃[48]高唱赞歌，那您又怎么看？”
回答毫不留情，有如一把钢刀直插目标。主教为之一震。他没有反击，但G以这种方式提到波舒埃，使他很不舒服。最优秀的人也有崇拜的偶像，有时，当他们的偶像做出不合逻辑的事时，他们会隐隐感到受了伤害。
议员开始喘气了。他已奄奄一息，临终的呼吸不畅使他说话断断续续。可从他的眼睛看，他的神志依然很清醒。他继续说：
“再随便扯扯吧，我很想聊一聊。那场革命，从总体上说，是对人类的极大肯定，可惜九三年后退了。您认为那一年冷酷无情，那整个君主制度呢，先生？不也一样吗？卡里埃[49]是强盗，那您怎么称呼蒙特韦尔[50]呢？富基埃——坦维尔[51]是无赖，那您又怎么看拉穆瓦尼翁——巴维尔[52]呢？马亚尔[53]可恶之极，可是请问索尔——塔瓦纳[54]呢？迪歇纳老头[55]残暴凶狠，那么，您怎么形容勒泰利耶神甫[56]？屠夫儒尔丹[57]是个魔鬼，那卢瓦侯爵[58]也不比他逊色呀？先生，先生，我对玛丽——安托瓦内特公主和王后深表同情，但我对那位胡格诺派的可怜女人也很同情。先生，那位妇女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一六八五年，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她被绑在一根柱子上，上身一丝不挂，孩子丢在一旁。她的乳房胀满乳汁，她的心里充满忧虑。孩子饿得脸色苍白，看见母亲的乳房，喘息着，啼哭着。刽子手要那位既是母亲又是乳娘的妇女发誓放弃新教，让她在放弃孩子和放弃信仰中做选择。用惩罚坦塔罗斯[59]的手段来对付一位母亲，您对此有何感想？先生，请记住：法国革命自有它的道理。它的愤怒，将来会得到宽恕的。它的成果是创造了一个最美好的世界。在它最可怕的鞭挞中，包含着对人类的爱抚。我简要说一说。我不继续了，我的道理很充分。再说，我就要死了。”
议员将目光离开主教，用几句心平气和的话来结束他的想法：
“是的，进步的暴行叫作革命。暴行结束后，人们会承认，人类受到了粗暴的对待，可是却前进了。”
议员全然不知，他刚才的一席话已把主教心中的堡垒一一冲破了。然而还剩下一个，这个堡垒是比安维尼大人进行抵抗的最后一招，他坚守这块阵地，又像开始时那样生硬地说：
“进步必须信仰上帝。善事不能由不信教的人来侍奉。无神论者引导人类只会引入歧途。”
老议员没做回答。他打了个战。他望望天空，眼中慢慢生出泪水。当泪水蓄满眼眶时，就沿着苍白的脸颊往下流，茫然的目光望着深不可测的天穹，他几乎是语不成声地喃喃自语道：
“你啊！理想！只有你才存在！”
主教受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震动。
一阵静默后，老人向天边伸出一根指头，说：
“无限是存在的。它就在那里。假如无限中没有我，那我就是它的界石，它就不再是无限了。换句话说，它就不再存在。然而它却是存在的。因此，它之中就有我。无限中的这个我，便是上帝。”
那临终的人说这最后几句话时，声音非常洪亮，还有一种心醉神迷的颤动，仿佛看见了什么人似的。说完，他闭上了眼睛。因为说话太用劲，耗尽了他的力气。显然，他所剩下的几个钟头的生命，就在那顷刻之间消耗殆尽。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缩短了他同就要去会合的那个人的距离。最后的时刻到了。
主教意识到了，时间紧迫，他是以神甫的身份来的，从最初的极端冷淡，渐渐变得激动不已。他凝视那双紧闭的眼睛，拿起那只枯皱冰冷的手，向临终的人俯下身子：
“这一时刻是上帝的。如果我们这次见面一无所获，您不觉得遗憾吗？”
议员睁开眼睛。脸上露出严肃而忧郁的神情。
“主教先生，”他缓慢地说，与其说是因为衰弱，不如说为了保持尊严，“我的一生都是在研究、思索和冥想中度过的。六十岁时，祖国向我发出召唤，命令我参与国家事务。我服从了。有陋习，我斗争过；有暴政，我摧毁过；有权利和原则，我宣布和承认过。国土遭受侵犯时，我保卫过；法兰西遭到威胁时，我挺身而出过。我过去不富，现在很穷。我曾是国家的主宰之一，国库里堆满了货币，墙被金子和银子挤得快要倒塌，只好用支柱来撑住，可我却在枯树街上吃饭，每餐二十二苏。我帮助受压迫的人，安慰受苦的人。我撕毁过祭坛上的桌布，这是事实，但那是为了替祖国包扎伤口。我从来都支持人类向光明前进，有时我也无情地抵制过进步。必要时，我也保护过我的对手——你们这些人。在弗兰德的彼得热姆，就在墨洛温王朝夏宫的旧址上，有一个都市派的修道院，名叫圣克莱尔——昂——博利厄修道院，一七九三年，我就拯救过它。我尽我力量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尽我所能做了善事。后来，我遭到驱逐、围捕、追赶，受到迫害、诽谤、嘲笑，我被人起哄，被人诅咒，被剥夺了人权。我白发苍苍，多少年来，我感到许多人认为有权蔑视我，在无知的可怜的群众看来，我是个该下地狱的罪人。我不恨任何人，但是，既然人们恨我，我就离群索居。现在我八十六岁了，就要死了。您来要我做什么？”
“为您祝福。”主教说。
说完，他跪了下来。
当主教抬起头时，议员的脸色已变得异常庄严。他刚刚停止了呼吸。
主教回到家里，陷入难以名状的思绪中。他祈祷了一整夜。第二天，有几个正直而好奇的人想同他讲讲G议员，他只是指了指天空。从此，他对弱小和受苦的人更加亲切和慈爱。
只要有人影射那位“姓G的老恶棍”，他都会感到异常不安。谁能说得清楚，那位老人在他面前坦露的思想，那崇高的意识在他的意识中引起的反应，对他的自我完善会不会起到一些作用。
主教的这次“走访”自然在当地的小圈子里引起了议论：
“这样一个临终者的床前，也是主教该去的地方？让他皈依宗教怎么可能呢？所有的革命党都是死不悔改的。去那里干什么？有什么好看的？他对被魔鬼摄取灵魂的人就那么好奇？”
一天，一位自以为幽默的老太太，冒冒失失地同他开了个玩笑：“大人，有人问主教阁下什么时候戴红帽子。”主教回答：“啊！啊！这可是一种强烈的颜色。幸亏鄙视红帽子的人倒还崇拜红法冠。”
这是耶稣对那些不准孩子听道的教徒说的话。
十一 一点保留意见
若凭以上所述，就断定比安维尼主教大人是个“对哲学感兴趣的主教”或是“拥护革命的神甫”，那就错了。他同G议员的会面，或称作同G的会合，不过给他带来了一种惊讶，使他变得更加和蔼可亲罢了。
比安维尼大人绝不是政治家，但在此有必要简单说一说他在重大事件上的态度——假如他想过要有态度的话。
让我们回忆一下几年前的事。
米里埃先生升任主教后不久，拿破仑皇帝封他为男爵，同时受封的还有另外几个主教。大家知道，教皇于一八〇九年七月五日夜里被捕，因此，米里埃先生被拿破仑召来巴黎，参加法意两国的主教会议。会议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一八一一年六月十五日召开第一次会议，由费什红衣主教主持。到会的有九十五位主教，米里埃先生是其中之一。但他只参加了一次大会和三四次特别会议。他是一位山区的主教，生活在大自然中，过惯了粗犷和贫困的生活，在那些显贵中间，他发表的见解似乎与大会的气氛不相融合。他很快就回到了迪涅。有人问他为何如此快就回来，他回答说：“我在那里碍手碍脚。我把外面的空气带给了他们。他们感到我是一扇敞开的门。”
还有一次，他说：“叫我怎么办？那些主教都是王公贵族，而我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农民主教。”
事实上，他不讨那些人喜欢。他说了许多让人不可理解的话。一天晚上，他在一位最有地位的同仁家里，突然冒出这样几句话：“漂亮的挂钟！漂亮的地毯！仆人们穿如此漂亮的制服！不嫌麻烦吗？啊！我真不想听这些无用的东西在我耳边不停叫喊：有人在挨饿！有人在受冻！还有穷人！还有穷人！”
附带说一下，仇视奢华不一定明智。这可能会导致对艺术的仇视。不过，在教士们看来，豪华是一种罪过，除非要显示身份和参加宗教仪式。习惯用豪华的东西，会使人感到没有真正的爱德。神甫富有是不合情理的。神甫应接触穷人。他成天和各种不幸、厄运、贫苦打交道，身上能不留一点清贫的痕迹，正如劳动能不沾上一点尘土吗？怎能想象，一个人站在火盆旁能不感到暖和；一个工人一直在炉边干活，能不烧焦一根头发，不熏黑一个指头，不流一滴汗，不落一粒灰尘在脸上。作为神甫，尤其是主教，有无爱德的第一个标志，便是贫苦。
这大概就是迪涅主教的想法。
此外不要相信，在某些敏感的问题上他会迎合所谓的“当代思潮”。他很少参与当时的神学争论，凡是牵涉教会和国家的问题，他总是保持沉默；如果一定要他表态，人们会发现，他似乎更倾向教皇极权主义，而不是法国教会自主。既然在给他画像，再说我们不想隐瞒，因而不得不补充一点：他对日渐衰落的拿破仑态度冷漠。从一八一三年起，他对反对拿破仑的一切活动，都持赞同或欢迎态度。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国时，他没去路旁迎接。在“百日帝政[60]”期间，他没有命令本教区的信徒为皇帝祈祷。
除了妹妹巴蒂斯蒂娜小姐外，他还有两个兄弟，一个是将军，另一个是省长。他常给他们写信。有段时间，他同第一个关系很僵，因为他那位兄弟在普罗旺斯省当驻军司令的时候，拿破仑在戛纳登陆，他率领一千二百人追捕皇帝，却似乎有意让他逃走了。他写给另一个兄弟的信更是充满深情。这位前省长，是个正直高尚的人，他隐居在巴黎，住在加塞特街。
因此，比安维尼大人也有心存偏见、痛苦和忧虑的时候。时代的偏见，也曾把阴影投入到他那专注于上帝的温和而博大的胸怀中。诚然，这样一个人是不该有政治观点的。请不要误解我们的想法，我们丝毫也没把所谓的“政治观点”，同对进步的热望混为一谈，也没有同那些爱国的、民主的和人道的崇高信仰混为一谈；在今天，这些信仰是任何理解和宽容的基础。有些问题同本书的内容只有间接的联系，我们不去深谈，只简单提一点：假如比安维尼主教大人不是保王派，假如他的目光始终安详地凝视上帝，超越动荡不安的人世之外，能够清楚地看到真理、正义和仁慈这三道纯洁的光辉，这该有多好啊！
即使我们承认，上帝创造比安维尼大人，绝不是为了让他担任政治公职，但是，他在拿破仑处于权力的巅峰时，若能以权利和自由的名义，对他提出抗议，高傲地表示反对，为了正义甘冒危险进行抵抗，我们也许会表示谅解和钦佩。可是，反对一个失势的人，终究不如反对一个得势的人更得人心。我们只喜欢有风险的战斗。在任何情况下，只有最先参加战斗的人，才有权在最后时刻消灭敌人。在昌盛时期没有顽强谴责，在垮台时期，就应闭口不语。获得胜利的人，才有权审判失败的人。至于我们，当上帝采取行动，给予打击时，我们就听其自然。一八一二年使我们平静下来。一八一三年，那个素来沉默不语的立法机构，在国难当头时，居然鼓起勇气，打破沉默，这只能使人愤慨，叫人如何拍手欢迎？一八一四年，面对背叛的元帅，面对先是奉若神明，继又大加侮辱，从一个泥坑陷入另一个泥坑的元老院，面对先是无限崇拜，后又畏缩退避，向偶像吐唾沫的人，我们应该别转脑袋，不予理睬。一八一五年，灭顶之灾已不可避免，法国因灾难临头而浑身战栗，人们隐约看到滑铁卢已向拿破仑打开大门，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和人民向那个背运的人致以壮烈的欢迎，是没有什么可笑的，即使对那位暴君持有保留看法，可是，在国家濒于灭亡之际，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人物互相拥抱，紧密团结，自有其庄严和动人之处，像迪涅主教那样心肠的人，恐怕不应该持否定态度吧。
除了这点，他对任何事从来都是正确、真实、公正、机智、谦逊和自重的。他乐善好施，慈悲为怀，这是另一种仁德。他是一位神甫，一个贤明之士，一个真正的人。尽管我们刚才批评了他的政治观点，并且随时准备进行严肃的评论，但是应该说，他仍然是一个宽容和随和的人，也许比我们这些在这里说长道短的人做得更好——迪涅市政府的看门人是拿破仑皇帝安置的，原是王宫卫队的一名下级军官，获得过奥斯特里茨荣誉勋章，是一个强硬的波拿巴分子。这个可怜虫，一有机会，就要说一些未经思考的话，那是被当时的法律视为“煽动性言论”的。自从皇帝的侧面像从荣誉勋章上消失后，照他的说法，他就再也不穿“制服”，以免挂上那枚十字勋章。他亲手虔敬地把皇帝的人头像从拿破仑颁给他的那枚十字勋章上取下来，宁可留下一个洞，也决不用其他东西替代。他说：“我宁死也不在我胸口挂上那三个癞蛤蟆！”他常常大声嘲讽路易十八。他说：“套英国护膝的老痛风病鬼！快拖着辫子滚到普鲁士去吧！”他非常得意，因为他把最憎恨的两样东西——普鲁士和英国——用进同一句诅咒中了。他因为骂得太多，最后丢了差事。他家里没有吃的，只好带着妻儿流落街头。主教把他叫来，温和地说了他几句，派他去当了大教堂的侍卫。
在迪涅教区，米里埃先生是名副其实的牧师，大家的朋友。
九年中，比安维尼大人坚持行为圣洁，态度和蔼，因此，迪涅城上上下下对他就像对父亲那样崇敬而亲切。连他对拿破仑的态度也被人民接受和心照不宣地原谅了。他们是善良而懦弱的羔羊，他们崇拜他们的皇帝，但也热爱他们的主教。
十二 比安维尼大人门庭冷落
大凡主教，周围总有一帮小教士，就像将军身旁总有一群年轻军官一样。那位可爱的圣弗朗西斯·德·塞尔斯[61]在什么地方说过，他们是一群“毛头神甫”。任何行业的成功者都有一群追随者。没有一个有权势的人没有亲信，没有一笔财富没有人追求。谋求前程的人，围着已飞黄腾达的人转悠。任何一个大主教都有自己的幕僚。任何一个有点影响的主教，身边总有一帮学生充当天使，在主教身边转来转去维持秩序，为笑容满面的主教大人站岗放哨。得到主教的赏识，当副助祭便成功在望。得步步高升嘛。要当上帝的使徒，先得当议事司铎。
世上有权贵，教会有显贵。他们是受宠的主教，金玉满堂，坐收年息，精明强干，深得上层社会的欢心。当然他们很会祈祷，但也善于乞求，很不谨慎地让整个教区的人登门求见。他们是教堂和外交界的联系纽带，与其说是神甫，不如说是教士，与其说是主教，不如说是高级教士。接近他们的人鸿运高照！他们是颇有信誉的人，在等待升任显职的过程中，他们把有油水的堂区、教士的职位、代主教的头衔、牧师的职位和大教堂的差事，雨滴般地洒给周围那些献殷勤和受宠爱的人，也就是善于讨好奉承的年轻人。他们前进，他们的附庸也跟着前进；那完全是一个运行的太阳系。他们的光辉将他们的随从也染上了红色。他们飞黄腾达了，他们身后的人也得到升迁。保护者的教区越大，宠儿的堂区也越大。最终的目标是罗马。他们从主教变成大主教，再变成红衣主教，他们带着你去参加教皇的选举，你进入教会最高法院，你有白羊毛披带，你成了红衣主教的门徒和侍从，你成了主教大人，从主教大人到红衣主教阁下只差一步，在红衣主教阁下到教皇陛下之间只隔着一场选举。任何一个戴小圆帽的教士，都可梦想成为戴三重冠的教皇。今天，唯有教士能够一步一步变成国王。那是怎样的国王啊！那是至高无上的国王。因此，修道院是一个培养野心的场所！多少羞怯的唱诗童子，多少年轻的教士，都在头上顶了一个佩蕾特的奶罐子[62]！野心太容易自诩为神的召唤，谁知道呢，也许是诚心诚意的，可它傻呵呵的，也会自欺欺人。
米里埃大人卑微，清贫，与众不同，不在主教显贵之列。他身边没有一个年轻的教士，这就很说明问题了。我们说过，他在巴黎“一无成就”。没有一个青年愿把自己的前程嫁接到这个孤独的老人身上。没有一株野心勃勃的树苗愿在他的庇护下长出绿叶。他的司铎，他的代理主教，都是善良的老头，和他一样有点像平民百姓，守着这个出不了红衣主教的教区，他们和主教十分相像，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前途已经结束，而他的前途已经完成。年轻人感到在米里埃大人身边难以成长，他们刚离开神学院，被主教授予神职后，便设法让人推荐到埃克斯或奥什的大主教那里去，很快就离开了他。因为，我们再说一遍，谁都想有人在后面推一把。与一个过于忘我的圣人为邻，那是危险的；他可能把无可救药的贫穷传染给你，你的关节就会僵硬，无法再往上爬；总之，你即使不愿意，也得克己忘我；对于这样的德行，人们就像躲避疥疮那样躲得远远的。这就是米里埃大人门庭冷落之缘由。我们生活在一个阴暗的社会中。腐败的社会从上到下一点一滴对人的教育便是要获得成功。
顺便说一下，成功是一件相当丑恶的东西。它形似功绩，这一假象使人受到迷惑。在民众眼里，成功差不多意味着最高权力。成功这一貌似才华的东西，历史也受到了它的欺骗。只有尤维纳利斯[63]和塔西佗[64]对它低声抱怨过。当今，有一种几乎是官方的哲学进入到成功的家里，穿上制服，给它当起了奴仆，在候见厅里为它效劳。成功吧，这是理论。飞黄腾达必须要有才华。你中了头彩，就是一个能干的人。谁获得胜利，谁就受人尊敬。你生来走运，就会有一切。你有运气，就会有其他。你事事如意，别人就认为你伟大。当代的许多赞扬都是鼠目寸光，只有五六个例外，他们是世纪的辉煌。镀了金的，便是金子。你是谁，这无关紧要，只要你是成功者。民众是上了年岁的那喀索斯[65]，只会顾影自怜，赞赏庸俗。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在哪方面获得成功，民众便会齐声喝彩，一上来就说你是奇才，把你比作摩西、埃斯库罗斯、但丁、米开朗琪罗或拿破仑。一个公证人变成议员，一个冒牌高乃依写了一部《梯里达底二世》，一个太监嫔妃成群，一个穿军装的普律多姆[66]侥幸打赢了决定时代命运的一仗，一个药剂师发明了纸板鞋垫，冒充皮鞋垫，卖给桑布尔——默兹的驻军，获得四十万利弗的年金，一个流动小贩娶了高利贷，一个当父亲，一个当母亲，生出七八百万不义之财，一个传道士因为说话发齉，当上了主教，一个名门的管家，离任时成了富翁，就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凡此种种，都被称作天才，正如把穆斯克通[67]的嘴脸称作美，把克洛狄乌斯[68]的仪态称作威严一样。他们把鸭掌在烂泥里踩出的印迹，同天上的星星混为一谈。
十三 他的信仰
迪涅的主教是不是正统派教徒，无须进行考查。面对这样一颗心，我们只有敬佩。对于一个心地正直的人，听其言，就应信其心。而且，他对宗教的信仰是那样虔诚，那样不同于我们，只要知道了他的某些品德，就可承认，人类的一切美德都可在他身上发展。
对于这个教理，那个奥义，他是如何看的？这些内心深处的秘密，只有坟墓才知道，因为灵魂是赤裸裸地进入坟墓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决不会用虚伪的态度，来解决信仰上的难题。钻石是不可能腐蚀的。他尽心尽力地相信上帝。他常常大声说：“要相信上帝[69]！”再说，他在行善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感到于心无愧，并听到一个低低的声音在说：你和上帝在一起。
应该指出的是，可以说，在信仰之外，和在信仰之上，主教有一种过分的仁爱[70]。正由于这种过分的仁爱，他被那些“严肃的人”、“认真的人”和“理智的人”认为是有缺陷的。这几个字眼，是最受我们这个悲惨世界宠爱的，在这个世界里，自私自利反倒被那些卖弄学问的人推崇备至。这过分的仁爱究竟是什么呢？是一种安详的仁慈，前面说过，它超越人的范畴，有时延伸到物。他对什么都不蔑视。只要是上帝创造的，他都宽大为怀。任何人，即使是最优秀的人，对动物都会情不自禁地表现出冷酷无情。这是许多神甫的习性，但迪涅的主教却绝不这样。当然，他还没达到婆罗门教的那般境界，但似乎对《传道书》中的一句话深思熟虑过：“我们知道动物魂归哪里吗？”看到丑陋的外形和丑恶的天性，他从不慌乱和气愤。相反，他会激动，甚至可以说感动。他会陷入沉思，仿佛要在生命的表象之外，寻找如此丑陋的原因、缘由和理由。有时，他似乎请求上帝加以替代。对于大自然中还存在的许多混乱现象，他不气不恼地进行观察，就像一个语言学家在辨读隐迹书稿。他会陷入沉思，有时冒出一句奇怪的话。一天早晨，他在园子里，以为旁边没有人，其实他妹妹跟在他后面，他没看见。突然，他停下来，望着地上的一样东西。这是一个大蜘蛛，黑乎乎，毛茸茸，样子委实可怕。他妹妹听见他说：“可怜的东西！这不是它的错。”
这种出自仁慈之心的近乎神圣的孩子气的话，为什么不能说呢？就算是幼稚吧，可这种崇高的幼稚，正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71]和马可·奥勒留[72]曾经有过的。一天，为了不踩着一只蚂蚁，竟把脚给扭了。
这个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有时，他在园子里睡着了，没有比这最令人肃然起敬的了。
据传，比安维尼大人年轻时，甚至在壮年时期，曾是一个非常冲动，甚至有点粗暴的人。他这种对一切都宽容温和的品质，与其说是与生俱来，毋宁说是在人生道路上，渐渐被一种伟大的信念渗透心田，一点一滴积累的结果。因为人的性格也和岩石一样，可以被水滴穿成一个个窟窿。这些窟窿是不可磨灭的，这些积累是不可摧毁的。
一八一五年，前面好像说过，他七十五岁，但看上去不到六十。他个儿不高，有点发福。为了避免发胖，他经常走很多路。他步履矫健，背几乎没有驼，我们不想对此说什么结论性的话；格列高利十六世[73]到了八十岁，仍然腰背笔直，满脸笑容，却照样是一个坏主教。比安维尼大人被民众称为长着一副“漂亮面孔”，但他和蔼可亲，以至于人们忘记了他长得漂亮。
他这种孩童般的快乐，是他的一种魅力，这在前面说过了。当他像这样愉快地与人交谈时，在他身边人们丝毫也不感到拘束，仿佛他整个人都散发出快乐。他肤色红润，笑时露出一口皓齿，这使他平添几分开朗随和的神态；这种神态，若是在一个成年人身上，会被称作“老好人”，若是一个老头，会被叫作“好老头”。大家记得，他给拿破仑留下的就是这个印象。的确，初次看到他，第一个印象便觉得他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头。但是，只要在他身边待上几小时，看到他沉思的样子，他的形象就会渐渐改变，让人感到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威严。他那严肃的宽额头，由于满头银发而令人敬畏，现在，因沉思的神态而更让人肃然起敬。仁慈之中显出威严，但仁慈依然光彩不减。你会感到激动，就好像见到了一个笑容满面的天使，缓缓舒展双翅，一面不停地向你发出微笑。你会油然而生敬意，那是不可言喻的崇敬之情，你会感到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百折不挠、饱经沧桑、宽容仁慈的人，他的思想是那样博大，除了温良和善，就不会有别的了。
我们看到，他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祈祷，举行仪式，进行施舍，安慰悲痛的人，在园子里种菜，博爱，节俭，待客，克己，信任，学习，工作，这一切，充满了他的每一天。“充满”一词用得恰如其分，可以肯定，主教的一天，充满了善良的思想、善良的话语、善良的行动，满得都要溢出来了。但是，晚上，当那两个女人回房休息后，如果因为天冷或下雨，他睡前不能再到园子里去待上一两个小时，那这一天就不能算是完整的。对他来说，睡觉前，面对夜空的壮丽景色进行默想，这似乎成了一种宗教礼仪。有时，夜已很深，如果两位老姑娘尚未入睡，会听到他在园中的小径上走来走去。他独自一人，沉思默想，心平如镜，怀着崇敬的心情，将自己内心的宁静同太空的宁静进行比较，在黑暗中，他看到星斗有形的光辉，也感受到上帝无形的光辉，内心无比激动，向着来自未知世界的思想敞开自己的心扉。这时候，花儿向夜色献出芬芳，而他献出自己的心；他那颗心，犹如点燃的一盏灯，在满天星斗的黑夜中发出光芒，天地万物光辉灿烂，他身临其间，不觉悠然神往，此时此刻，连他自己也未必说得清楚内心的想法；他感到有一些东西从他身上飞走，还有一些东西来到他的身上。深邃的灵魂在同深邃的宇宙进行神秘的交流！
他想到上帝的伟大和存在。想到未来的无限，觉得神秘莫测；想起已逝的无限，更觉深不可测。他想起了在他眼下向四面八方延伸的种种无限；他并不想了解不可了解的东西，而是用眼睛默默注视。他不研究上帝，只为之目眩神迷。他思考着原子的奇妙结合；原子的结合，产生出形形色色的物质，在确定物质的形态中显示出力量，在整体中创造出个体，在空间中创造出匀称，在无限中创造出无数，通过光产生美。原子不停地结合和分离，也就有了生命和死亡。
他背靠残败的葡萄架，坐在一张木凳上，透过那些果树孱弱佝偻的身影，凝视满天星斗。这几亩园地，尽管树木稀疏，拥挤着残棚破屋，但他珍爱备至，有它足矣！
这位老人很少有空闲的时间，就在那一点点的空闲中，白天要照管园地，晚上要沉思默想，他还希求别的什么呢？在这块天空作盖的狭窄园地上，他不是可以轮流在上帝最优美的作品和最崇高的作品中崇拜上帝吗？这难道还不够吗？还奢求什么呢？小小的园地供他散步，无限的穹苍供他遐想。脚下可供耕种和采摘，头上可供研究和思索。地上有几朵花儿，天上有无数星星。
十四 他的思想
最后再啰唆几句。
我们要讲的这个细节，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可能会赋予迪涅的主教一副“泛神论者”的面孔，不管是贬是褒，会使人相信他有一套特别的人生哲学，那是本世纪特有的人生哲学之一，那些思想时常会在孤独的人身上萌芽、形成和发展，直至取代宗教，因此，我们要强调一点：凡是认识比安维尼主教的人，都认为不能允许自己对他有这样的想法。给这个人引路的，是他的心。他的智慧是从他心中发出的光辉。
他没有理论，但有许多善行。深奥的思辨使人晕头转向；毫无迹象表明他涉猎过有关来世论的作品。基督的使徒可以无所畏惧，主教却应小心翼翼。他大概有所顾忌，不敢过分探究本该由大智大慧的人研究的问题。玄学的大门可怕而神圣，幽暗的洞口张着大嘴，但有个声音在对你这个人生旅途的过客说：“不要进去。”谁进去，谁就会遭殃！那些天才们在高深莫测的抽象和纯理论的研究中，可以说站在教条之上，向上帝提出自己的想法。他们祈祷时敢于和上帝争论。他们对上帝的崇拜带着疑问。这是直接与上帝对话的宗教，对于企图攀登的人来说，充满了忧虑和责任。
人的思考永无止境。人在思考时，冒着风险分析和钻研自己所赞叹的东西。几乎可以说，由于一种绝妙的反作用，人的思考令大自然也眼花目眩。我们周围神秘的世界，能吐其所纳，瞻望者很可能也被瞻望。不管怎样，尘世间有些人——是普通的人吗？——在梦幻的尽头清楚地望见了绝对的巅峰，看见了连绵不断、惊心动魄的山峦。比安维尼大人绝对不是这样的人。比安维尼大人不是天才。他对这些超凡的思想可能望而生畏，有一些甚至像斯维登堡和帕斯卡[74]这样伟大的人，都因为沉湎于这些思想而精神失常。当然，这些威力无比的空想对人的道德自有好处，通过这些险峻的道路，人们越来越臻于完美。可比安维尼大人选择了一条捷径：《福音书》。
他丝毫不想让他的祭披打上以利亚[75]法衣的褶皱。他对变化莫测的世事不做任何预测。他不想将星星点点的微光凝聚成火焰。他丝毫不是先知和星相家。这个卑微的人有一颗爱心，仅此而已。
他把祈祷扩大到想使自己成为超凡脱俗的人，这是可能的。但是，怎么祈祷都不会过分，正如怎么爱都不会过分一样；如果说祈祷的内容超出经文便是异端邪说，那么，圣德肋撒和圣哲罗姆不就成了异端分子了吗？
他对痛苦的人和临终的人关怀备至。在他看来世界是一种广泛的疾病。他觉得到处在发烧，他四处诊察病痛，但不想识破谜底，而是尽力包扎伤口。人世间的景象惨不忍睹，他心中充满了同情。他一心想为自己也为别人找到一个同情和安慰人的最好方式。在这个善良和非凡的神甫看来，世界是一个悲惨的寻求安慰的永恒主题。
有些人致力于开采金矿，他则致力于发掘同情。悲惨的世界便是他的矿藏。遍地存在的痛苦，不过是他行善的好机会。“你们要互相热爱。”他宣称，这“互爱”概括了一切，无须再有别的。这就是他的全部教义。一天，那个自以为是“哲学家”的人，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元老院议员，对迪涅的主教说：“你瞧一瞧这个世界吧，你争我夺，尔虞我诈，最强者最有头脑。您那个‘互爱’是蠢话。”比安维尼大人不做争辩，只是回答：“好吧，如果说这是蠢话，灵魂就应藏于其中，正如珍珠藏于蚌壳里一样。”因此，他藏在“互爱”中，生活在里面，绝对心满意足，将那些既诱人又吓人的奇妙问题撇之一旁，例如，抽象观念不可预测的前景，形而上学的危险，所有这些将使徒引向上帝、无神论者引向虚无的深奥理论：命运、善恶、人与人的争斗、人的良知、动物的梦游症、人死后的转化、坟墓对生命的概括、前世的爱情不可理解地转到后世的“我”身上、本质、实体、虚无和存在、灵魂、自然、自由、必需。那都是莫测高深的问题，人类思想的巨神们在潜心研究；那是个无底深渊，卢克莱修[76]、魔奴、圣保罗和但丁[77]曾以炯炯的目光凝视过，那透亮的目光，注视着无限，仿佛迸发出许多星星。
比安维尼大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从外面观察到了这些神秘的问题，但不探索，不讨论，也不扰乱自己的思想。但在他的心中，却对幽冥非常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