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欧阳晓莉

本书作者特雷弗· 布赖斯教授曾长期执教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历史、哲学、古典和宗教学院，是一位知名的赫梯学家。[1]他的成果丰硕，仅独著与合写的作品就多达十余部，其中既包括赫梯文明的专题研究，又有古代近东其他地区（如两河流域、叙利亚和特洛伊）的通史。他的著作《赫梯人的王国》（The Kingdom of the Hittites）突破了德国学者在赫梯学研究中的传统优势，在英语世界广受好评；另一著作Hittite Warrior，中文译名《安纳托利亚勇士：赫梯人简史》，2022年4月已出版，译者为首都师范大学赫梯学专家蒋家瑜博士。本书英文原版名为Babylonia，由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首次出版。

书名《巴比伦尼亚》源于学界对两河流域南部约定俗成的称呼。两河流域在地图上的形状颇像一个葫芦，以今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为界（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距离最近之处，相隔约40公里），天然地分为南北两个区域。两地在气候地理上各有特点：南部巴比伦尼亚的地形以冲积平原为主，全域海拔不超过海平面20米，年均降雨量少于干旱农业200毫米/年的下限，自然资源匮乏，农业极度依赖人工灌溉；北部亚述以石灰石覆盖的山地为主，年均降雨量使得部分地区可开展旱作农业，自然资源如石料和木材也相对丰富。然而，就是在南部这样的酷热贫瘠之地，两河流域文明却首先得以发展。

由于英法两国率先在北部亚述地区开展大规模的考古活动，最早发掘的楔形文字文献也多出土于此，故研究两河流域的学科被命名为亚述学。南部巴比伦尼亚地区得名于巴比伦城，它在公元前2千纪上半叶的古巴比伦时期首次成为王国的都城（本书第一章），在公元前1千纪中叶的新巴比伦王朝再度成为都城（第八章）。不过，自公元前3千纪起，两河流域的本土文献就称南部地区为“苏美尔和阿卡德”，而不是“巴比伦尼亚”；在埃及出土的阿玛尔纳档案中（约公元前14世纪中期），[2]两河流域南部则被称为“卡尔杜尼亚什”。

“牛津通识读本”丛书依据上述两河流域地理的二分法，邀请两位学者分别撰写了《古代亚述简史》[3]和《巴比伦尼亚》两册读本，有其合理性。以文字存亡而论，两河流域历史始于约公元前3200年楔形文字的发明，终于公元1世纪最后一块楔形文字泥板的记录，上下纵横3000余年，区区一册读本难以概述如此漫长悠久而又纷繁复杂的历史，按地区分册显然有其必要性。此外，在公元前1千纪的帝国时代之前，两河流域本土王朝绝大部分时间统治的核心区域都南部巴比伦尼亚，仅阿卡德王朝较为持续地统一过整个两河流域的南北两部分。这又为以南部巴比伦尼亚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提供了进一步支持。

但是，如果把两河流域历史视为一部整体史，那么南部巴比伦尼亚的历史仅相当于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区域国别史，在时间抑或空间上它都是从两河流域整体史中切割出来的一块。如何处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是本书面临的一大挑战。当然，本书作者对此也有深刻认识，因此在《导言》一章中补充了公元前3千纪两河流域历史的发展脉络，提醒读者巴比伦尼亚文明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前一阶段历史的延续。以本书第二章讨论的《汉谟拉比法典》[4]为例，其立法理念和行文范式都可追溯到公元前3千纪末的《乌尔纳姆法典》，后者才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

把两河流域历史二分为南北两部的地方史，还遮蔽了二者的文化亲缘性。以语言文字为例，它们的历史记录使用了同一种文字（楔形文字）和同一种语言（阿卡德语）。后者是最古老的闪米特语，依据地理二分法又相应区分为南部方言巴比伦语和北部方言亚述语。无论是阿卡德语还是楔形文字，都共同起源于两河流域早期的文明与历史。

在非学术的中文语境中，以南部巴比伦尼亚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还关乎一个常见的错误表述，即把古巴比伦与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并称为四大文明古国。笔者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强调，古巴比伦仅对应两河流域历史上一个朝代/时期，用它代指整个两河流域从而与其他三个文明区域并举实则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就如同论及中国历史时不能用“唐朝”来指代“中国”。更准确、更恰当的表达应当用“两河流域”来取代“古巴比伦”。

鉴于以上种种，笔者建议读者阅读本书时不妨同时阅读上文提及的“牛津通识读本”系列中的《古代亚述简史》。对两河流域整体史感兴趣的读者，推荐进一步阅读经典之作《古代近东史》（Marc Van De Mieroop,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ca. 3000 —323 BC）。遗憾的是此书尚未有中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