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901年 清廷增修《大清律例》，《杭州白话报》诞生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战国·楚]屈原《离骚》

1901年，辛丑年，清廷被迫签订割地赔款的《辛丑条约》，让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在此前一年的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悍然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逃，至此拉开了新千年的序幕。

《辛丑条约》亦称《北京议定书》或《辛丑各国和约》，其措辞并不是战败后通常使用的peace teary，而用的是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Protocol的意思是“议定书”，而不是战败书。这是因为清廷“宣战诏书”的对象是“被等”含糊用语，没有明确的交战对象；列强也未对清廷宣布迎战书。列强宣称，他们的军事行动意在解救其在华公使和国人，并未与清廷构成战争关系；其军事行动乃帮助清廷“剿除拳匪，恢复秩序”。这一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统治，亦表明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民间舆论要求“启迪民智，进行变法”的呼声更烈。清廷内部的一些官吏，如廪生出身并曾任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的刘坤一，以及同治进士并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于1901年在慈禧太后由西安返回北京途中联衔会奏变法条陈。此名动天下并谓之“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上奏，要求各地官吏提出改革建议并次第实行，最终为朝廷所接受。从此，中国开启了晚清最后十年的变革历程。

就在这一年，《清议报》《苏报》以及《中外日报》（原名《时务日报》，1898年创刊）、《同文沪报》（前身为《字林沪报》）等，为变革发出了呐喊之声。对此局面，梁启超称赞这个报中的佼佼者——新版《苏报》说：“屹立于惊涛骇浪、恶毒迷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

这一年，《清议报》出满一百期，但报馆却被焚，被迫停办。当《申报》也出满一万号之际，在上海避难的“戊戌变法”志士英敛之（英华，1867—1926）已跃跃欲试，适逢受到上海紫竹林天主教总管柴天宠之邀，他便悄然乘火车北上天津筹办《大公报》——这张名重中国报刊史的报纸，正酝酿着横空出世。

是年6月20日，《杭州白话报》在杭州西湖畔诞生，由求是书院学生、杭州名士项藻馨（项兰生，1873—1957）创办。《杭州白话报》初为月刊，后改旬刊，又改三日刊，再改为日刊。1910年，《杭州白话报》改名为《全浙公报》。该报撰文者有陈叔通（陈敬第，1876—1966）、孙翼中（孙耦耕，1872—？）、汪曼峰（汪嵚，1881—1921？）等，分别论说北京纪闻、中外纪闻、杂文、科学小品、译文等栏目，文章采用通俗的白话文体，是白话文倡导之先声。报刊内容以鼓吹新政，反对外国侵略，提倡男女平权和爱国精神，提倡移风易俗，反对缠足、迷信和鸦片，这才有了杭州第一个“女子放足会”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为《杭州白话报》写发刊词的是初涉报坛、后成为报界名笔的林白水（1874—1926）。此发刊词《论看报的好处》，用通俗、易懂、生动的大白话文所写，别开生面，为读者喜闻乐见。说到白话文运动，林白水回忆当年，“说到《杭州白话报》，算是白话的老祖宗”。——此话可信。在其影响下，是年9月出现了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报》。

大名鼎鼎的以古文名世的光绪举人、曾任教京师大学堂的林纾（林琴南，1852—1924），创作“白话道情”发表在《杭州白话报》上。那时，林纾因译了《黑奴吁天录》（第一部译成中文的美国小说，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而名噪文坛，提出“不以仕途为念”，思想开放，倡导维新。后来，林纾思想转向保守，以遗老自居。不过，林纾借助他人口译并以古文义法译述了欧美等小说一百七十余种，在介绍西方文学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思想。

1901年，这边厢民间的报纸顺应国情民意，如雨后春笋般拱出地皮，鼓吹新政，启迪民智；那边厢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应诏上疏，提出朝廷应创办官报控制舆论，以对抗民报。张百熙称，报纸是“耳目”，上下中外之间皆靠其疏通，民间报纸“多不免乱是非而淆视听”，加上多数民报设在租界、挂着洋旗，以“清议”名义谤议朝政、评论时局，“惟有官家自设官报，诚使持论通而记事确。自足以收开通之效而广闻见之途”。因此，张百熙建议“各省及有洋关设立等处”各设报馆一所（官报一张），并“粗定报律：一、不得轻议宫廷；二、不得立论怪诞；三、不得有意攻讦；四、不得枉受贿赂”等。（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4—195页）这四点，无疑给民办报纸戴上了紧箍咒。

张百熙，同治进士，授编修，后迁侍读学士，再迁内阁学士。戊戌变法后，因荐举康有为获罪，被革职留任。1900年，补任礼部侍郎，次年擢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后转任刑部尚书。《辛丑条约》后，上疏陈述“增改官制，整理财政，变通科举，广建学堂，创立报馆”之革新大计，并及疏官报。1902年，任管学大臣，主持京师大学堂，创医学、实业、译书三馆，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遂有各省派官费生出国留学之举。由此可见，张百熙的变法与刘坤一、张之洞的变法主张一脉相承，即保清廷前提下的变法。所以，张百熙才上疏建官报、定“报律”。

张百熙此举，从侧面印证了民办报纸对晚清中国的重要影响。

最后，清廷接纳了张百熙的应诏上疏。同时，此年出版的《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公布了增修《大清律例》中有关言论出版的条款。其中，“造妖书妖言”一项条款如下：

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候。（被惑人不坐。不及众者流三千里，合依量情分坐。）若（他人造传）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

【条例】凡有狂妄之徒因事造言，捏成歌曲，沿街唱和及以鄙俚亵嫚之词刊刻传播者，内外各地方官即时察拏，坐以不应重罪。若系妖言惑众者，仍照律科断。

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待转行所属官弁，严禁务搜版书，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仍不准借端出首讹诈。

各省抄房在京探听事件、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该管官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其在京贵近大臣家人子弟，倘有滥交匪类，前项事发者，将家人子弟并不行约束之家主并照例议处治罪。（《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

细看此增修律例，皆“百法”之概念，无法可依，尤其是关于言论出版的更是专为钳制言论出版自由而设。掌权者可任意罗织拿捏，动则“斩”或“流三千里”，是为清廷大兴“文字、言论罪”之严刑峻法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