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恐怖袭击”的电力局局长

江隆基风尘仆仆来到北大的一个月前，在距离北京三百公里外的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中国第一位光伏企业家靳保芳出生了。他的人生，就像这个行业一样历尽劫波。

靳保芳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以至于他对父亲的模样没留下丁点儿印象。家里失去了顶梁柱，母亲想自己种点地都要请别人帮忙。家里但凡有一点好吃的，谁都舍不得吃，母亲让给两个孩子，姐姐让给弟弟，弟弟又推给姐姐。用靳保芳的话说：“孤儿寡母，这种家庭的艰辛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

1963年，河北邢台市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靳保芳家的房子被大水冲倒，东西全部漂走，家里没有壮劳力也没有钱，盖不了房子。万般无奈之下，母亲给十八岁的女儿找了个婆家，丈夫在砖厂工作，出了几百元帮靳家盖了房，一家人才不至于风餐露宿。1966年3月，邢台市宁晋县发生7.2级大地震，房子又倒了，在党和政府的援助之下，国家优先给靳家盖了房。靳保芳从小学到中专，拿到的也都是国家给的额度助学金。他从小割草、拾柴，什么活都抢着干。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去拾麦茬儿，找人借了一辆车，没拾完天就黑了。他把车捆在腿上，卧在地里睡，别人想偷车的话，一动他就醒了。

小时候靳保芳学习成绩好，总是班里的前三名。如果满分5分的考试考了4分，他回家就会废寝忘食地学习，非得下次考试拿满分。有一次，村里好不容易来了电影放映队，他跟母亲和姐姐说：“我留下看家，你们去看吧！”原来，他想留在家里看书。读高中时赶上了特殊时期，在1968—1970年，他只上了两年社办高中，没毕业就到县城的饭店当合同工去了。而年轻时没上过大学也成为他一辈子的遗憾。

苦命出身的他自认要比别人付出更多才能有所收获。在饭店当过服务员、炊事员，蒸过馒头，炸过油条。为了让大家买馒头少排队，他全凭双手，一天内用10袋面蒸了2250个馒头，还曾一天内烙过450斤面的大饼。他说自己是“手勤、腿勤、眼勤、脑勤”。因为工作表现突出，单位保送他又上了两年中专——邢台财贸学校，这成了他的最高学历。随后他被分配到邢台水泥厂当会计，1975年调到宁晋县农机局办公室工作，从通讯员做起，写材料、出简报。1984年他毛遂自荐，到县农机公司当经理，把一潭死水的农机生意办得有声有色。1988年，农机公司全年利润48.2万元，是靳保芳上任前一年的18倍。

1992年，靳保芳离开工作了8年的农机公司，被调到了宁晋县电力局任党委书记兼局长。如果没有这一次调任，可能他这一生都不会与光伏行业结缘。在他上任之前，宁晋县是河北省数一数二的“贫电县”，作为国家的粮食、果林生产基地，宁晋县68万人的用电指标却与只有十几万人的邻县——柏乡县一样，人均用电量在邢台全市倒数第一，电力基础薄弱、输电线路老化。当地流传着“电灯不明，电扇不转，电视打开看再见”的说法。

靳保芳刚一上任，就遇到一个农民拿着干死的农作物到电力局质问：“没电灌溉，你们看看庄稼成啥样了？”作为一个农业大县的供电局局长，连农业用电都保证不了，他当时真想有个地缝能钻进去。

此时宁晋县已被恶意拖欠了160万元的电费，有的欠款长达12年，而且当地偷电现象严重，一些人私接乱拉，屡禁不止，导致线损率高达30%～40%。也就是发电厂发出100千瓦时的电，到用户的电表上就只剩下60～70千瓦时的电了。为此向有关部门反映的人不在少数，县纪检委还派出过工作组，但没人收拾得了这个烂摊子。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靳保芳聘请法律顾问，联合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打击欠费和偷电行为。过去电力职工用电不掏钱，一个20户的家属院竟然3次烧毁了50千伏的变压器，还有人在鸡窝里装灯泡。靳保芳上任以后，要求所有电力职工家里必须装电表，且实行抄表收费，没有人可以“白用电”，一年挽回经济损失130多万元。

靳保芳“依法治电”的改革举措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他们有的找熟人说情，有的写匿名信恐吓他，但靳保芳毫不退缩。1993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有人用炸弹把靳保芳家的铁门炸出了一个大洞，弹片直接崩到了对面邻居的墙上，所幸当时靳保芳和家人都没有受伤。第二天，县委、县政府的一些领导来他家里慰问，没见着他的人影，原来他一大早就出门上班去了。

在靳保芳的努力之下，1994年宁晋县购售电量突破1亿元，实现利税（利润+税收）137万元，全县一跃成为“富电县”，年供电量从不到0.8亿千瓦时增长到8.2亿千瓦时。而为了改变电力局人员冗余的现状，他主动进行人事调整，19人被免职，27人被调整，60人下岗分流，调整面达到60%——那这些富余出来的人员怎么安置？靳保芳围绕电力行业兴办了多种经营，增加了不少就业岗位。改造取得初步成功之后，他想进一步跳出电力圈子，把电力局的“三产”办成一个大公司，走向国际市场，于是就创办了一个制鞋厂，想着“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一人一双鞋，那是多大的市场！”但因为产品定位较低、销路没有打开等原因，鞋厂很快就垮掉了。后来他看到邢台市沙河市电力局创办的再生玻璃厂不错，也模仿着办了一个玻璃厂，但他忽视了沙河市的玻璃产业集群已经形成，宁晋县没有优势，因此又损失了100多万元。他总结教训，认为要想赚钱，一定要做别人“做不了”的东西。他把目光又投向一些科技含量较高的项目，开始在大专院校的研究机构中寻找项目，想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在调研、筛选方向的过程中，他留意到一则西方发达国家“将信息高速公路开到百姓千万家”的实施方案，以及人类开发利用太阳能的信息。他意识到在这其中，作为主要原料之一的单晶硅，其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单晶硅制成的集成电路和半导体分立器件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我们身边的电视机、计算机、电子手表、汽车，都离不开单晶硅。

1995年，靳保芳从邢台市电力局一位宁晋老乡那里，了解到她的哥哥任丙彦教授是河北工业大学半导体材料研究所的副所长，该所的单晶硅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产品可以应用在光伏发电上，而任丙彦也是研发这项技术的负责人之一。1995年4月29日，靳保芳一参加完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全国劳模表彰大会，就立刻赶往天津，向任教授提出合作意向，但任教授当场就回绝了：“这个项目是微电子与光电子高科技项目，国内外都是在高科技人才集中、工业化配套健全的大城市里搞的，咱宁晋县是农业县，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哪能搞得了这个？不行不行。”任教授怕搞砸了，无颜面对家乡父老。

靳保芳没有知难而退，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拜访任教授，与他详细分析了宁晋县电力局做这个项目的优势：用电有保障，资金有保障，企业有实力，投资环境也已改善，他本人是铁了心要启动单晶硅项目。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六赴天津争取。最终任教授被靳保芳的决心打动了，他专程回到家乡考察以后，终于表示同意。在任教授的运作下，1995年7月28日，河北工业大学以30万元的价格将学校三项专利产品转让给宁晋县电力局。双方合作共建产学研基地，联合成立宁晋县晶隆半导体厂（晶龙集团的前身）董事会，靳保芳、任丙彦任企业董事，河北工业大学还派出了高级工程师吴树田进行技术指导。原本任、吴二人只打算干一段时间就回去，却没想到随着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而长期干了下去。靳保芳和任教授每天都要通电话，不打电话就觉得少了点什么。靳保芳把企业招到的第一批大学生派到任教授在河北工业大学的实验室里培训了几个月，又帮这些大学生联系好实习单位进行生产实践，河北工业大学又派教师常驻工厂，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1996年，宁晋县电力局拿出国有资本350万元，创办了宁晋县历史上第一家高科技企业——宁晋县晶隆半导体厂，一期投资540万元，只有3台单晶硅炉，以来料加工为主，建成当年就实现产值450万元，实现利税110万元。当年，晶隆半导体厂为北京605厂做来料加工，加工单晶硅产品，但这些产品并非用于国内，而是对外出口。北京605厂下属的明成公司是和日本松宫半导体技术株式会社合资的公司，松宫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光伏硅片供应商。明成公司的产品全部出口日本，晶隆半导体厂的产品到了日本受到一致好评，所以松宫的社长松宫律夫注意到了这家位于河北的公司。

一开始松宫律夫不敢轻易来宁晋县投资，因为半个世纪以前日本侵略中国时曾经给当地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1997年年底，经过任教授的多次引荐，已过花甲之年的松宫律夫首次来到宁晋县考察，他先后来过五次。他说：“最初的印象是在广阔的土地上，看到橘红色的太阳渐渐沉入地平线，那是我少年时曾经憧憬的奇观。因为在日本，除了在海边是看不到太阳沉入地平线的，所以从那时起就觉得深受感动，因此在这个地方开设企业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如果能够长期在这里的话，是非常理想的。”虽然说起来似乎富有情怀，但在商言商：人力成本低成了松宫律夫考虑的一个主要因素，宁晋县约19个人的工资仅相当于当时日本1个人的工资。

1997年12月，松宫律夫决定在晶隆半导体厂的旁边投资兴建河北宁晋松宫半导体有限公司（简称“宁晋松宫”）。中日双方各占股份45%和55%，一期投资560万元，此后8年中增资多达9次。中方负责生产，日方负责海外销售，宁晋松宫生产的太阳能级单晶硅棒全部销往日本，再由松宫半导体技术株式会社二次加工后销往英美等国。2000年悉尼奥运会场馆内用到的太阳能照明灯，其使用的单晶硅有50%产自晶隆半导体厂。

1998年，宁晋全县的单晶硅产能达到每年100吨，成为全国最大单晶硅生产基地；1999年，年产单晶硅200余吨，成为亚洲第一。晶隆半导体厂能够实现快速大发展，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的贡献：美国宣布的“太阳能百万屋顶计划”和日本提出的“新阳光计划”，让这些国家对上游硅片的需求十分旺盛。

一些国外企业不相信中国的一个小县城能生产出这种高科技产品，任教授则以自己的学术威望和信誉做担保，把晶隆半导体厂的产品推向海外市场。在合作过程中，宁晋松宫每个月都要向日本发货，但有时候日方的原料供应不及时，导致硅棒成品发货可能出现延误。为了按时交货，员工加班加点，甚至要比海运多花3～4倍的运费将货物空运到日本，这让松宫律夫非常感动。后来他将日籍管理人员全部撤回日本，放手让靳保芳经营，日方只提供技术方面的援助。早年间，宁晋松宫的销售额以年均200%的速度快速增长。

跟大多数早期光伏企业不同，因为一开始就选择在单晶硅的路线上做“独行侠”，所以晶隆半导体厂承担着在设备和辅材辅料上攻克国产化的难题，从而实现降低制造成本的使命。比如拉制单晶硅棒需要用到一种叫作石英坩埚的辅助器件，它是在单晶硅炉内1600℃的高温下，用来装载多晶硅料的容器，因此使用条件苛刻，技术性能要求高，是一种关键用途的消耗材料。从前这个器件被三大国际巨头（美国通用、法国圣戈班和德国戈尔多斯）垄断，不仅价格昂贵，海外供货也不稳定。2002年美国西海岸工人大罢工，美国通用公司的石英坩埚就到不了货，导致晶隆半导体厂生产难以为继，经济损失巨大。为了不受制于人，靳保芳选择自建工厂生产石英坩埚。2002年3月，宁晋供电公司与香港其昌公司合资成立昌隆石英制品有限公司（简称“昌隆石英”）。2003年，昌隆石英生产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石英坩埚，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昌隆石英也是当时国内唯一一家采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生产石英坩埚的厂家。虽然一开始只能年产两万多只，不能满足全部产线需求，还需要一部分外购，但晶龙[1]在对外议价的时候就有了底气，仅此一项每年就能省下几百万元资金。原来进口一个石英坩埚要花1700元，而国产石英坩埚出现以后，进口石英坩埚的价格也被迫下降到1400多元，企业外购石英坩埚的成本一下子降低了200多元。后来晶龙一年所需的18万只全尺寸系列的石英坩埚实现完全自产，彻底摆脱了依赖从外国进口的局面，一年节约成本3600多万元。石英坩埚作为光伏产业链辅材的国产化是第一步。直到2022年，在石英坩埚的上游，中国制造石英坩埚所需的高纯石英砂原料依然严重依赖从两家海外公司进口，供应紧张导致国产石英坩埚价格暴涨，整个行业都在寻找破解之法。

1996年，晶隆半导体厂刚刚上马单晶硅项目，那时大家觉得自己造单晶硅炉简直是天方夜谭。没想到十年过后，晶龙不仅造出了单晶硅炉，还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2005年，晶龙成立的宁晋阳光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以制造单晶硅炉业务为主。2006年，一台进口单晶硅炉需要300万元，而国产单晶硅炉只需要70万元。晶龙依靠自己的技术人员，在短时间内又把国产单晶硅炉的容量从45千克提高到了120千克。晶龙生产的单晶硅炉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而且开始销售给其他国内厂家。每年晶龙将公司利润的5%用于科技创新，年均用于技改创新的奖金近百万元。这样一个靠技术创新引领高速发展的光伏企业，很快就成为澳大利亚“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Martin Green）教授在中国的合作伙伴。而成功开创中国光伏产业化先河的人，正是马丁·格林最得意的弟子、中国光伏行业的传奇人物——施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