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乖巧的埃及女孩》：生而为埃及人

我们教育女孩子要追求完美，教育男孩子要勇敢坚毅。

——拉什玛·萨贾尼，非营利机构“编程女孩”创始人

我在波士顿郊区的家，如果只看外观，简直完美契合我想象中一栋美式房屋该有的样子。这座房子建于1868年，是典型的新英格兰殖民风格住房。内部有宽敞的中央大厅和黑色的百叶窗。屋外有整齐的栅栏，铺着一条砖砌步道，木质外墙刷成了灰色，还有一间阳光房和一个带花坛的可爱后院。

但当你走进我家时，你就会发现，这座房子就和我这个主人的背景一样，比你所看到的复杂一些。屋内是埃及风格和美国风格的混搭，除了传统的美式圆形扶手沙发、安妮女王椅和边桌，还陈列着来自我故乡的各种纪念品，都是埃及人家的一些常见物件。客厅中央、壁炉前方悬挂着两件半月形的黑色丝网印刷品，上面写着意为“保护我们的家园免受恶灵侵害”的阿拉伯文字（这句咒语是亚马逊的Alexa和谷歌的Google Home无法提供的）。靠近厨房门的墙上挂有一块大装饰板，上面写着Khatwa Aziza，意为“请进”或“欢迎”。后门的入口处由“法蒂玛之手”守护。这是一种掌形护身符，手掌正中有一只眼睛，在中东的传统里，这只手可以抵御邪恶之眼。我母亲的家里总是香气缭绕，我在美国的家也不例外，总是燃着香薰蜡烛，那是我年少时期甜蜜又快乐的嗅觉记忆：檀香木、麝香、琥珀混合着各种神秘的香料。我的母亲常从一位自制蜡烛的店主手里买蜡烛，我则多从网上购买。

气味尤其能唤起人们深刻的情感记忆。陌生人经过时的一缕香水味、他的须后水香气，或是蜡烛的气味，都可能立即唤起你对某人或某地的记忆，即使你们已多年未见或你许久未去那里。人的大脑时刻准备着快速解码气味，因为大脑的嗅觉中心与杏仁核（情感中心）和海马（产生记忆和储存记忆的地方）相连。它们构成了大脑最古老的结构，即边缘系统（又叫“蜥蜴脑”），这是大脑处理情感的地方。

现在我住在美国，离埃及开罗市有5400英里[1]。但在埃及文化里，无论你离家多远，你与旧世界的情感联系都始终坚固。

我的童年混合了现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它们常常相互冲突。我在保守的环境中长大，遵循着严格的社会风俗；我和家中的妹妹们守礼、恭敬、做事勤奋。事不分大小，我们通通听从父母的意见。哪怕现在姐妹几人早已成年，父母还是会持续在不同方面对我们产生影响，而这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虽然我出生在一个保守的环境里，但养育我的母亲是一位引领在前的开拓者。早年间，她跨越了伊斯兰世界中女性的传统角色，成为中东最早一批女性程序员之一。在当时的埃及，已为人母的女性出门工作是极不寻常的，而我母亲当时就在科威特银行担任要职，同时抚养着三个孩子。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当然，她为女儿们也设定了同样高的标准。

我的父亲对我们姐妹三人也抱有很高的期待，他甚至曾设想我们成年后能成为位高权重的人。父亲会从不同维度训练女儿们适应这个新世界。在他的成长经历里，埃及是一个极为保守的国度，对男女社会分工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期待。因此，我的身上无可避免地呈现出一种冲突——一面是父母养育的真实之我，另一面是一个符合埃及社会和文化期待的“乖乖女”形象。

回想起来，我并不是一个让父母省心的女儿：在我的专业领域，一个男性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行业，我颠覆传统，成为一名女性人工智能科学家和科技企业创业者；在我长大的国家和文化里，我是个破局者，打破了传统对乖女儿和好妻子的定义。我知道这让我的父母很是为难，但他们对我的爱和支持从未改变，我无比感激他们。

我爱我的父母，哪怕我们有时意见不一。我们共同踏上了一趟人生旅程，作为一家人一同学习、成长。不论我曾经或现在在信仰上多么虔诚，我都牢记着传统的教诲：“父母是第一位的，第二位也是父母，第三位还是父母，乖女儿们的父母能拿到直通天堂的门票。”不管我年纪多大、是否怀有宗教信仰、是不是信徒，我都希望我的父母得到门票。

在某些穆斯林看来，让女孩接受教育不是什么优先事项；在另一些穆斯林眼中，让家里的女孩子接受教育则会招来杀身之祸。但我的父母崇尚教育，我们家里每个人的生活都围绕着它，离不开它。我们虽说家境优渥，但算不上富有。父母赚的钱本可以用来买高档汽车或度假屋，但他们决定拿那些钱供我们姐妹三人念书，支付昂贵的私立学校费用，又把我们三人送进了大学。父母自用的钱全都投入了旅行，因此我们才有机会探索世界，见识不同的文化。我们姐妹几个从小就抱有对学习的热爱，以及对不同人和不同文化的好奇心。

不过，并非家族中的每个人都认同我父母重视教育的做法。我记得在我8岁的时候，有天晚上家族聚餐，我无意中听到叔叔和父亲的对话，他很不认同父亲在我们姐妹的教育上花钱。他对父亲说：“艾曼，你的女儿们很快就嫁人了，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钱送她们去上好学校呢？”我叔叔的几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兄弟们，当时老是取笑我们姐妹，说我们做任何对生活有用的事都是徒劳的。

我母亲从不会当众质疑我叔叔或父亲，但我猜那天晚上母亲怕是对父亲唠叨了不少教育对我们姐妹几个的价值。那些“好学校”正是母亲为我们挑选的，父亲把这些家事决策交给她。我一辈子都感激父亲没有听取叔叔的意见，更感激父母尽一切努力给我们姐妹三人注入强烈动力去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父母肯定有时对我的选择感到震惊：我离了婚，创立并经营着一家还没站稳脚跟的公司，带着两个孩子定居在美国。这可不是我父母曾为我设想的生活。不过，他们为我做的一切决定奠定了基础，我才有可能冲破埃及的文化准则，突出重围并获得成功。

我出生在一个家族关系紧密、发展得颇为成功的穆斯林人家，西方人很少听说我们这样的家庭。我的父母在赫利奥波利斯长大，这是开罗大都会地区的一个高档社区。他俩是在计算机编程课上认识的，当时我父亲是授课老师。要不是在编程课上，我都怀疑他们根本不会相遇，因为我母亲的家族在周末都是跟赫利奥波利斯俱乐部的上层精英往来的。她在念大学时参加迪斯科舞会，穿着超短裙和短上衣，有她哥哥沙菲陪在一旁，所以我的父母也不会在这种场合相遇。

我的父亲叫艾曼·埃尔·卡利乌比。他5岁丧父，童年没有太多玩乐的时光，现实逼得他必须赶快长大。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孤身一人带大了五个孩子，之后再未婚嫁，把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在她的孩子身上。他们挨过了艰难的日子，但收入少得可怜，再加上没了家里的顶梁柱，一家子都压力不小。

我的母亲名叫兰达·萨布里，她从小在一个富庶的家庭长大。她的父亲沙菲克——我叫他Gedo，这是阿拉伯语里的“外祖父”——在军队服役，是位于红海沿岸的赫尔格达国际机场的负责人。外祖父工作的地点离家将近300英里，驱车5个小时才能到达，因此母亲几乎只有在外祖父休假时才能和他见上一面。不过，外祖父的地位为全家人带来了优渥的中上层阶级生活。我的外祖母多雷亚（我叫她Dodo）操持着复杂的家事，还管着全职工作的厨师、管家、司机各一名。我的母亲读的是女子中学，在整个高中期间都是学校的游泳健将，颇为出色。

我的父母都曾就读于艾因·夏姆斯大学，它是埃及最好的两所公立大学之一。不过他俩在校时从未谋面，因为父亲比母亲年长7岁，母亲在大学读工商管理、参加派对时，父亲已在奥地利生活。

年轻时的父亲是埃及第二任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的狂热支持者。这位领袖在1952年领导了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当时埃及的君主制。在我看来，我的父亲把纳赛尔当成了父亲，对他有着特殊的感情。纳赛尔无礼傲慢、故作强势，却又颇有魅力。他在任期间大力实行国有化，包括苏伊士运河，驱逐外国公司；他告诉埃及人民，他们是不可战胜的，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外部帮助的情况下自如应对。纳赛尔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把埃及变成了一个“向内求索”的国家。

我父亲深信纳赛尔的每一句慷慨陈词：“埃及统治了世界！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强大的军队。”根据纳赛尔的说法，埃及拥有全世界最好的一切。直到1967年，以色列与埃及、约旦、叙利亚之间爆发了六日战争[2]，我父亲的整个世界终于崩塌了。

那年父亲16岁，年纪太小，还不能参军。但他和其他埃及人一样，设想着那场战争能迅速结束，并为埃及带来决定性的胜利。然而事实是埃及军队大败。更让父亲震惊的是，仅年长他两岁、当时甚至还不会拿枪的哥哥，被派往西奈半岛参加战斗。自此父亲就意识到，纳赛尔对埃及在全球地位的极度乐观态度并非基于现实——相反，埃及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陷入了严重困境。

沮丧之下，父亲决定离开埃及。他在艾因·夏姆斯大学主修的是商务与计算机科学。毕业时，他获得了前往奥地利的三年签证，希望在那里攻读更高学位并找到一份工作。父亲在奥地利街头卖过报纸，做过很多奇奇怪怪的零工，靠打工勉强维持生活，同时为奥地利的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签证到期时，他曾试图续签，但埃及领事馆拒绝了他。

后来，父亲回到了埃及。他发现，埃及在新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后于1981年被暗杀）的领导下变得更重视“向外求索”，于是他优秀的计算机技能派上了大用场。当时市场上对计算机课程的需求巨大，但缺乏训练有素的授课老师。父亲很快在国际电脑有限公司（ICL，全称为International Computers Limited）这家英国公司的开罗分部谋得了一份教职。

父亲被派往多所高校教授计算机概论和编程，主要是教COBOL（面向商业的通用语言）。他的课排得很紧，他拼了命地工作：上午在公司教4个小时的课，晚上还有4个小时的课程安排。一天整整8个小时都在教授计算机编程这种复杂科目，对老师的精力是一大挑战。所以上完一天的课，他几乎筋疲力尽。但这也给了他机会磨炼自身技能。很快，父亲成为全公司最好的计算机讲师。

有一天，父亲受邀到一所大学监考，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我的母亲在大学四年级和朋友一起选修了一门叫“技术导论”的课程，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对这门课有天赋。到了期末考试时，她信心满满地走进考场，但她的朋友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她让我母亲给她递答案。监考老师是一个瘦高的男人，眉目英俊，但看起来很严厉。要不是他瞪着我母亲，我都怀疑母亲根本不敢看他第二眼。显然，他俩的爱情并非始于一见钟情。母亲给她朋友递答案，被这位监考老师抓住了，她俩的试卷都被没收了。母亲害怕极了，生怕挂科。不过，结局是母亲通过了考试，她的朋友挂了科。

很快，计算机编程热潮席卷开罗，母亲报名参加了ICL的COBOL夜校课程。虽然她是上课学生里为数不多的女生，但她没有因此退缩。

上课第一天，母亲走进教室，一眼就认出了那个高高瘦瘦且严厉的讲师——正是考场上抓住她递答案的那个监考老师。她赶紧申请换到别的班级学习，但夜校领导坚定地告诉她，我父亲是全公司最好的讲师，母亲于是决定留在父亲的班里。这又一次显示了她做事的决心与抱负。

我母亲害怕去上课，因为父亲老是点她的名。这或许就是他搭讪传情的方式，因为课程上到一半，父亲就向母亲发出了邀约，不过母亲拒绝了，解释说她家里人不准她约会。第二天，父亲继续约她，还是被拒绝了。

如果你是一个中东男人，想了解一个女人，但她家里人不准她外出约会，你会怎么做？娶她！父亲那样一个纯正善良的埃及男青年，选择了遵循传统，去找我外祖父提亲。

父母订婚几个月后，父亲仍渴望离开埃及，于是他在科威特的一所大学谋得了一份兼职的教职。为了维持生计，他还在一家名叫NCR的国际科技公司的科威特分部工作，这家公司是网上银行和自动化银行的先驱。之后，父母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异地恋，交流全靠信件。

他俩在1977年7月成婚。婚纱照上，英俊倜傥的父亲穿着清爽的白西装，美丽优雅的母亲身着白色蕾丝裙，披肩的黑色长发勾勒出清丽的脸庞。站在他们身后的是当时埃及最著名的肚皮舞者，她身着一套传统的“巴德拉”：紧身上衣、宝石腰带、长长的薄裙。（当时在埃及的婚礼上邀请肚皮舞者表演是很常见的事。）

婚后，母亲前往科威特和父亲一起生活，并很快成为科威特国家银行的一名计算机分析师。1978年8月，我出生了，母亲做了一件对中东女性而言极不寻常甚至可以说胆大如斗的事：在我出生后，她留在了职场工作。

中东女性在婚后不必随夫姓，所以我母亲保留了她自己的姓氏萨布里。不过孩子的全名得是孩子的名加上父亲的全名，所以，我的全名是拉娜·艾曼·埃尔·卡利乌比。

母亲是一名行事得体的女性，婚后的她顺从了父亲对时尚的态度——父亲来自一个更保守的家庭，母亲的婚纱可以说是她在公众场合穿过的最后一件贴身的衣服。自此之后，她不再穿超短裙，换上了宽松长裤和中长裙；她去公共海滩穿的不是泳衣，也不会露着胳膊。不过，她没戴希贾布，这是一种象征保守端庄的传统头巾。后来，我选择了戴上希贾布。

注释

[1]1英里约为1.6千米。——编者注。

[2]第三次中东战争，发生于1967年6月5—10日，由于只持续了6天，故又称六日战争。——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