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国会

一直以来，我们都走在恐慌后面，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之所以无法尽早出手，是因为我们现有的武器库过于薄弱，不足以遏制挤兑。我们需要一种办法来抵挡整个金融部门的灾难，而不是逐个应对出问题的机构。然而，如果没有国会授予足够的财政资源，我们是无法平息恐慌的。几个月来，我们知道国会不可能买账，因为立法者和他们选区的选民看不到迫切性。我们陷入了“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困境：我们需要国会给予新的授权来阻断危机，但如果金融状况没有明显恶化，我们是拿不到这些授权的。雷曼兄弟倒闭后的几周里，恰恰展示了情况可以变得有多糟糕。

现在还剩下的问题是向国会索要什么工具。保尔森希望的是，由政府收购部分有毒的、失去流动性的资产，以此提振对濒临倒闭的机构的信心。他还希望通过收购这部分资产，能够促使其他类似的、政府没有收购的抵押贷款资产市场回暖，这样就等于向整个金融体系注资。他提交给国会的提案就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该计划提出收购高达7 000亿美元失去流动性的抵押贷款资产。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游说——在一系列听证会上，保尔森和伯南克被抨击纵容华尔街。这件事还卷入了正在进行的总统竞选，导致两党要达成共识更加艰难。

就在保尔森就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内容与国会协商的两周内，另一个大型机构——华盛顿互惠银行——在恐慌中倒下，这是规模最大的受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障的倒闭银行（关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处置过程见第十一章）。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希拉·贝尔促成摩根大通收购了华盛顿互惠银行，没有使用任何政府救助。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处置不仅使原股东权益清零（这是恰当的），也使华盛顿互惠银行的优先级债权人损失惨重。换句话说，这一处置允许华盛顿互惠银行债务违约，而这是我们在其他机构的处置过程中所极力避免的情况。这种“打折”在一般情况下是有道理的，要让债权人为其不明智的借款决定承担后果，但在恐慌时期这是适得其反的，因为这种行为向其他金融机构的债权人释放出一个信息，即他们最安全的选择就是挤兑。

希拉·贝尔认为我们的救助行动产生了太多的道德风险，她将华盛顿互惠银行的倒闭看作一个教育市场的机会。她也是为了保护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存款保险基金（DIF），她常说她的法定职责是寻求成本最小化的处置方案。但成本最小化原则在金融稳定面临风险时也存在“系统性风险例外”，对华盛顿互惠银行的“打折”可能会导致重大风险，即更多银行倒闭。毫不意外，第二天，美联银行——全美第四大银行——发生了挤兑。对美联银行的优先级债务进行担保的成本翻了一倍，美联银行10年期债券的价格下跌了近2/3。但幸运的是，经过一系列曲折的谈判，富国银行同意收购美联银行，既没有“打折”，也没有依赖政府救助，避免了一场难堪的倒闭。

我们希望让市场放心，不会再有下一个雷曼兄弟或华盛顿互惠银行，但想要让这些承诺可信，我们需要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保尔森和他的团队在12天内与国会领导人敲定了协议，这对国会来说已经是闪电般的速度了，但对我们来说时间还是太长了。不幸的是，事态的严重性还是没有完全显现出来，2008年9月26日，众议院以微弱的票数优势否决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即便是雷曼兄弟事件后国会都不愿意行动，这一点更加印证了我们不可能更早地获得新授权或财政支持。

众议院投票当天，股票市场暴跌9%，一些顽固的议员受到震动，开始恢复理智。到那一周的周末，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和共和党政府共同通过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通过的版本与众议院否决的版本相比略有修改，使这项在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华尔街救助计划成为两党共同的决议。该计划给了财政部相当广泛的授权，明确财政部可以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采取更多措施，不仅限于购买问题资产。事实上，在计划通过时，财政部和美联储已经开始研究替代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