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苦水与苦茶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1月8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来到郑州，在郑州州衙的院子里住了两天。他们母子此行，既不为游山玩水而来，更无意巡察地方民情政务，他们是在结束逃难之后、回銮京师途中在此作短暂歇脚逗留的。1900年6月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打进北京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仓皇出逃避险，途经山西一口气跑到了西安。第二年9月清廷被迫与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洋人撤兵危局缓解，太后老佛爷这才把悬着的心放回肚里，带着有名无实的皇上和众多扈从赫赫仪仗，取道豫冀两省归返北京。离开郑州州衙前夜，懿旨开恩允许百姓沿街恭送御驾瞻仰二圣尊容。第二天喜欢看稀罕凑热闹的郑州百姓密密麻麻跪在东大街两侧和东城门外，目送圣驾一路向东朝着开封府方向绝尘而去。瞪大眼睛的老百姓从太后惊魂甫定的眼神中和皇上蜡黄憔悴的脸颊上没有看到光，没有看到神采和信心，他们看到的是孱弱、侥幸和焦虑。

这就是郑州上一个百年的世纪初场景。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住过的郑州州衙，位于今天的商城路西段，现为管城区委区政府大院。据明《嘉靖郑州志》记载，州衙始建于唐武德四年（621年），占地70余亩。五代、宋、金、元时期屡遭毁损，至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时任知州开始在原址上全面复建，其中有正厅五间、后厅五间、幕厅五间、仪门五间、东三房十间、西三房十间，钟鼓楼、架阁库（档案馆）、囹圄（牢房）以及知州宅、同知宅、判官宅、吏目宅等一应俱全，周围另有布政司、按察司衙门和养济院等官办社会福利设施。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军攻进郑州，对州衙实施了颠覆性破坏。到了清朝，历任知州前后接力，力图恢复旧制。为迎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圣驾驻跸，时任知州李元桢费巨资对衙署进行修葺粉饰，改造一新，虽然仍未达到极盛时期的格局，但钱没有白花，终究焕发出回光返照的光彩。这时候的郑州州衙，仪门之前耸立着台基高大的钟鼓楼和“承流宣化”牌楼，门前左右蹲踞着两座高约两米的石狮子，威武而呆萌；仪门内有戒石亭，亭内巨石镌刻着颜体大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十六个字由宋太宗亲自酌定颁行天下州县作为官戒，而后又由明太祖宣旨定为官箴，时刻提醒大小官吏严守心防，奉劝大家照看好自己的乌纱帽。大堂上悬挂的匾额上书“远宗遗爱”四字——“遗爱”出自孔夫子对同时代郑国执政子产的评价，子产又称“公孙侨”，是史上名相、依法治国的先驱、中国成文法的首创者。孔夫子听到子产去世的消息曾大动感情涕泗横流，感叹说子产其人乃“古之遗爱”，称他是有古风的圣贤。郑州市区当年为郑国北鄙，系子产封地，是子产经常居住的地方。这一点常被郑州官吏和文人士子引以为荣——悬挂这个牌匾，寥寥几字，既牵出了历史故事的头绪，又标榜了政治理念的源流，堪称画龙点睛之笔。州衙二堂称“平政堂”，取政治清明平顺之意——《荀子》曰：“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州衙东院有“退思轩”，取意“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是图书阅览之处。衙署后花园有候月楼，候月赏月乃传统休闲文化中的清雅之仪，临水建楼，专为官员及其眷属悠游盘桓之用，圣驾驻跸时早已荒废。郑州州衙依制而建，在全国同级同类衙署中，谈不上豪侈，也算不上寒酸。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杭州人叶济来到郑州，住进了州衙，在这个院子里一住就是8年。

叶济，字作舟，浙江仁和县（民国初与钱塘县并为杭县，今属杭州市区）人，举人大挑一等出身。他携带家眷由浙入豫，多年辗转，先后担任邓州知州、安阳知县、太康知县，因政绩卓异擢拔为郑州知州，走马上任，成为这里新的主人。在应声出迎的陌生的属吏们簇拥之下迈进门槛时，他没有想到他命中注定会是郑州的末代知州。

叶济是郑州近代史上一位连接清朝与民国两个时代、承前启后使之无缝对接的人物。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民国创始，改朝换代，百事待举。革命党并没有培养一支自己的干部队伍，各级地方政权的行政人员无法更新，新政权只能留用旧官吏。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布告天下：

现在共和国体业经宣布，世凯忝膺组织临时政府之任，力小荷重，深惧弗胜。窃念政府机关不容有一日之间断，现值组织临时政府，所有旧日政务，目下仍当继续进行。庶政方新，百端待举，全赖群策群力，互相匡济，务以保全治安共维大局为要务。在新官制未定以前，凡现有内外大小文武各项官署人员，均应照旧供职，毋旷厥官。所有各官署应行之公务，应司之执掌，以及公款公物，均应照常办理，切实保管，不容稍懈。倘有借端规避旷厥职守者，不独违背官规，抑且放弃国民义务。切愿在官诸君子，共懔此意。

袁世凯布告的口气，差不多类于央求。清末地方官吏大部分留任，形成鱼龙混杂的人事格局。这里面既有庸吏、污吏，也有能吏、廉吏。一些人抱残守缺，在忠君事君的政治伦理、行为规范中难以自拔；一些人顺应潮流转变观念，在新的政治体制中有所作为。叶济属于后者。民国二年（1913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废除清代州府建制统一改制为县，郑州改为郑县。叶济由末代知州因而成为首任郑县知事。郑州由州变为县，貌似断崖式降格，州官变为县官也好像遭到贬谪，其实并非如此简单。关于“郑县”的概念，这里需要稍加注释。不少人因为郑州民国时曾为郑县，将其与今日之县相提并论、混为一谈，认为和今日其他省份著名的省会城市相比，郑州出身寒微、起点太低，即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几年便晋身省会迅速崛起，也是一个妥妥的暴发户，每每以民国小县讥之，相当瞧不起，却不知民国初期废州府普及县制是全国通例，目的是创新行政区划设置，建立新的行政秩序，减少地方层级，提高行政效能。郑州作为州府级别的行政单位，起始于隋朝，稳定于大唐，承续于宋元，接转至明清。民国郑州改州为县，同样的缘由，同时期杭州称为杭县，苏州称为吴县，济南称历城县，西安称长安县，武昌称武昌县，南昌称南昌县，长沙称长沙县，成都称成都县，昆明称昆明县，贵阳称贵阳县……这些传统都市并没有因为改称县而降低其区域地位和文化魅力。省与县之间后来设置道、行政监察区，全国南方北方并不均衡，各地参差不齐，先后不一，各有缘由，这是后话。

叶济先州官后县官前后主郑八年，1913年12月辞郑，升任河南省汝南道尹，1914年10月调任省会主官开封道尹（1922年6月辞职）。八年间，他重视教育兴办学堂（官立郑州中学堂），繁荣贸易开立商场（饮马池“郑县商场”），推进城建修桥铺路（连通火车站与老城区的马路大街即今天的大同路是郑州现代史上第一条混凝土结构的城市道路），鼓励西医救死扶伤（菜市街上的华美医院是郑州历史上第一家西医院），整顿治安清肃社会（先后缉捕盗匪200余人）……离开郑州那一年，叶济还积极筹划、大力支持，成立了郑州商务会——盐商、典当、钱业、估衣、杂货、棉麻业、药业、茶业等十多个行业共同参与，覆盖全市商业经营者，称一时盛事。成立商务会的目的是组织商业活动，活跃郑县经济，协调同业同人之间的关系，增强行业自律，为商业企业提供服务。荆炳炎当选为总理（即会长），叶济出任商务会监督，为商界活动亲自站台。

也是在行将离开郑州那年，他还办了一件与中国现代史上重大事件有关的事情——支持天津客商赵鸿福等多人参股投资，在城西地近火车站连接马路大街（今大同路）的钱塘里建起了一座建设规模在中部诸省屈指可数的大戏院。大戏院砖木结构，院内有东、中、西三面砖楼，楼上楼下总计1500个座位——即便以今日标准论，这也算得上大型公共文化设施。叶济主张“郑州商埠开通，风气尚应开化”，专门颁布政令，提倡男女平等，允许女子入内看戏，这在郑州史无前例，开民国风气之先。戏园命名为“普乐园戏院”，取意“普天同乐”，老百姓习称“普乐园”——投资人和叶济无论如何都不会料到，1923年“普乐园”被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几位党员选定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会址，这里也因而成为闻名中外的二七大罢工的策源地，中国工人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自兹登上历史舞台。今天的国保单位二七纪念堂的位置，即当年普乐园的旧址。

叶济虽为清末循良之吏，在辛亥革命前却同情和保护革命党人。据说他当时收到过河南巡抚发来的缉捕郑籍革命党人的指令和开列的涉事人员名单，他看名单所列皆郑州俊彦之士，悄悄付之一炬，把事情压了下来，使16位同盟会会员安然脱险。他转任民国新职后，又关照旧时下属，时常给那些被裁撤的前朝小吏以周济。许多年后有人问他是如何在皇朝旧臣到民国新官的身份转换中完成心理转变的，他用掺杂着郑州腔的杭州话回答：“这个好简单嘛。我辈一向听从圣人之言的。孔圣人说过：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皇上、太后也是人啊，他们的作为不合天道的话，也可以挪窝的，我们也可以和他们分手的呀。中山先生是今天的圣人，他不是说嘛：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道嘛。天不变，道亦不变。不是吗？”

叶济任内兢兢业业做了大量实事，得到了官商各界和市民百姓的共同认可。郑州士绅誉之“才足定变，明足察奸，政足正人，威足靖盗”。《民国郑县志》说他“听断明决，舆情爱戴。武昌起义，各县寇盗充斥，公纠合商团，协同军队，严拿首要，民赖以安。去之日，攀辕遮道，争相挽留，遂为立生祠焉”。郑州人自发地为一个奉命调离、和大家再无利害关系的官员建立个人纪念馆，介绍、传扬他的品德和功绩，这在民间社会是一个难得的评价和至高的褒奖。叶公生祠1914年设立，位置在黄殿坑西沿，即今日与西大街相连的营门街上，营门街有一个时期曾被称为“叶公生祠街”——20世纪30年代叶公生祠内曾举办过“郑县民众教育馆”和“纺织训练班”，抗战时期毁于日寇飞机轰炸。

叶济对这座城市怀有深厚感情，他感激这座城市在历史转折的特殊时期为他提供了一个辞旧迎新和施展抱负的平台，他也暗自为自己留下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政绩心生满足。唯有一个难题让他常年萦怀，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未有尺寸之功，内中潜藏愧疚。

他初临郑州到任履职之始，曾在街巷中听闻妇人儿童念诵民谣。民谣曰：

苦水井，井水苦，做豆腐，不用卤！

甜水井，井水甜，酿米酒，过大年！

前一句将苦井水口感比喻成点豆腐的卤水，嫌弃与无奈略见一斑，后一句则表现了郑州甜水井的稀缺和郑人对优质饮用水的向往之情。他侧耳倾听，当时几乎笑出声来，以为有趣，赞叹郑人古风犹存，善用歌谣讽喻世事，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真不愧为三代故土子产旧邻，但现在再听这首歌谣，感觉滋味大变，自惭自责之心油然而生：自己主郑多时，情况没有丝毫改变，干了八年，也没能让郑人的饮用水由苦变甜！

某日天近黄昏，他身穿短褂便装外出——他早已改变在衙中堂上正襟危坐的旧式做派，喜欢抽空随机外出，独行于通衢大道和偏街陋巷，东走走，西逛逛，发现问题，察访舆情，被路人认出也无碍大雅。拐出西城门，走过马路大街路口，走到阜民里一带时，突然听到妇人号啕哭声，其声悲惨，撕心裂肺。他凑过去想听个究竟。

妇人一边呜咽一边嘶喊：“我的狗啊……你死得惨啊……郑州的井啊……害死人啊……老天爷呀，我没法活了……”

路边站满街坊邻居，有人捶胸叹气，有人擦泪陪着抽泣。叶济心生疑窦：什么情况，死条狗也值得如此举哀吗？

一老汉湿着眼眶拉拉叶济的衣襟，悄声解释：狗儿不是狗，是女人娘家小侄子，刚满三岁。她回黄河北原阳娘家小住，回来时执意带小狗娃来郑州家里多亲热几天，不料第三天就出了事，一会儿没看住，狗娃跑出去看热闹，掉到前街一口半废的水井里淹死了。这口井几无井台，水苦井浅，很少有人饮用，差不多为邻家熟皮子小作坊和洗衣铺专用，无遮无盖，半隐半露，终于酿成祸害。

叶济黯然神伤，悄悄离开。他感觉心悸，唯恐有人知道他的身份，问他此事该如何处置。后来听说，那天痛哭失声的女人无颜面对娘家老老少少，竟然投井身亡。再后续的事态，更是不忍想象。叶济从此对郑州的苦水井平添了一种说不出的憎恶。治井之事，成了他的心结。

杭州老家乡亲，历史上也是吞咽过苦水的。作为杭州人，叶济对钱塘古城的井水故事略知一二。作为文化人，他读过苏东坡描写杭州饮水情况的《钱塘六井记》，文中一些句子他尚能背诵。因为海水潮汐的原因，杭州城“其水苦恶，惟负山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广”。唐代时杭州刺史李泌鉴于城内井水水质低劣，民众深以为苦，制定了系统的治理方案，新开六井并用管道接引西湖之水，开辟导入了优质水源以足民用。后来出生于“黄帝故里”郑州新郑的白居易主政杭州，既治湖又浚井，进一步提升了饮水工程的运营水平。北宋时期历任官员对此不敢怠慢，治水皆有其功。苏东坡曾两次出任杭州州官——前一次通判，后一次知州，对杭州地界了如指掌。主政杭州时，考证前贤，总结历史，作文叙事，“详其语以告后人”，同时，倾注极大热情，再次改善供水设施，完成了输水管道改造工程，用陶管替代了连接西湖与城中井群的竹管，实现了管道的升级换代，提高了输水效率。苏东坡酷爱西湖，有诗为证，“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你若以为他作为浪漫文人仅仅是倾慕西湖美丽颜值，那就有些失之浅薄了，若把西子湖与杭州人的饮水史结合起来赏析，就会更深入一层理解苏轼作为江南名城的管理者、守护者对西湖水源的那一份爱怜。不用说叶济是苏东坡的忠实拥趸，对这位大文豪心仪神追，视其为楷模。苏东坡的《钱塘六井记》中有句曰：“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饮水之事，乃民生头等要务。现在回忆起这句话，让他愈发心潮翻涌。

某日杭州茶商余老板来县衙（其时州衙已改称县衙）拜会，叶济与之接谈甚欢。余老板出身世家，有些文化，两人谈话中聊到这些乡井掌故，倍感亲切，难以名状。

余老板南人北相，方面大耳，人到中年，依然血气方刚，豪气不减。不久前来郑，在南大街开设茶庄，实力雄厚，出手就是大格局，四楹三间临街门面房，青瓦蓝砖粉饰一新，窗明几净佣仆英俊，相比之下，周围药商、杂货小商铺显得寒酸鄙陋，城内为数不多的几家茶叶店更是相形见绌，难以为继。茶庄除了售卖杭州特产西湖龙井之外，信阳毛尖、六安瓜片、祁门红茶、福建铁观音等绿茶、青茶、红茶、花茶一应俱全，琳琅满目，不过，人来人往中，看热闹的人不少，掏钱买茶的人不多。

叶济问：“兄台，最近生意如何，可有花头？”

余老板答：“承大人关心，还算平顺，并不赚钱。俗话说赔本赚吆喝，图的是让远近都知道，郑州有家杭州茶庄，不辱乡里。待有了薄名，早晚大家会送钱过来。呵呵呵……”

不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除非官方场合和正式文书，都还保留郑州的地名称谓，很少使用“郑县”之名——就像杭州人很少自称杭县人那样——整个民国时期尽皆如此，直至1948年成立新的地方人民政权，设立新的地级市郑州市。

叶济说：“以我的有限观察，郑州人大多数没有饮茶习惯——这里并非富庶之地，平民多贫民多，混个衣食温饱已属不易；官宦士绅和商户人家毕竟占少数啊，有点儿钞票，郑州人恐怕更愿意把它送给酒馆。”

余老板大笑：“是的是的，大人高见，不过在大人治理下，郑州全境日渐进步，百姓生活殷实富足是可以指望的呀。再说了——不瞒大人，我看好郑州这块宝地的本意，是看好郑州的将来。俗话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平汉铁路、汴洛铁路一通，你看看有多少人都挤着头来郑州做生意。没几天这儿已经是全国棉花买卖和中部药材买卖的大卖场、大码头了。谁敢说郑州将来不会是全国茶叶的集散地呢？今天我不占先，到那时候我再来这儿凑热闹，谁还看得上我余某人呢！”

叶济听了，对余老板顿生几分敬意。生意人既讲现实利益，又着眼未来商机，眼光远超多数庸吏。

叶济又问：“各种茶叶，平时卖得快的是哪一种？”

余老板答：“自然是茉莉花茶。”他取出随身带来的一个马口铁方盒和一个宜兴紫砂陶罐：“大人清廉官声尽人皆知。君子之交一杯茶，今天拜见长官，我不敢带乱七八糟的东西，只带来了几两明前龙井和几两北京吴裕泰的茉莉花茶。大人尝尝——喝了龙井，会回温家乡的味道。喝花茶呢，是与民同乐——郑州人最爱喝的还是这个。不值钱的，所有品种数它便宜。”

叶济看他说得有趣，不便拒绝，便痛快收下，并问：“花茶卖得快，单是因为便宜吗？”

余老板接话接得总让人心里舒服：“大人问到了要害之处。这里有北方人口味偏好的原因，更关涉水质好坏。凡水质不好的地方都盛行花茶，茉莉花香能压得住井水的异味儿。北京人天津人太原人都是喝花茶的，大人知道，北京贵为京师，老百姓喝的井水却是又苦又涩，未必赶得上郑州。宫里面喝的水、王公大臣们喝的水，都是从玉泉山那面拉进城的。老百姓哪里花得起这个钱！据说前些年慈禧太后拨银子铺管子搞自来水，现在都民国了，也不晓得搞起来没有……”

叶济话锋一转，问：“郑州水苦由来已久，余老板见多识广，你说说看，有没有治水良策？”

余老板连连摆手：“不敢不敢。大人心中一定早有大的擘画。”

叶济执意垂询，余老板只好顺嘴道来：“呵呵呵，杭州老家东坡大人他们那种办法恐怕是不行吧。郑州到哪里去找一个又能游观又能饮用的西子湖呢？——总不能把北边几十里开外的黄河水引过来吧！恐怕没人能做得到。即便引过来，也是黄泥汤，不能喝的。”

叶济若有所思：“若循引水之法，困难不少。斜穿城区的金水河、紧贴南城墙的熊儿河都是遇雨则滥、遇旱则干的小河沟，不堪利用。倒是听本地耆老讲过，郑州西南有密县之泉、正西有京水之源可以利用。不过距离遥远，工程浩大，非我辈能为者也！”

余老板说：“恕我冒昧，依我看治水若求速效，唯打井一途。聘水利专家勘定位置，打井，打深井，总能打到甜水层。打一眼，成一眼，新凿六眼甜水井，大人就可以仿照苏东坡，写一篇《郑州六井记》了……”

两人放声大笑，惊得窗外槐树枝上的麻雀四处逃散，也让堂下书吏颇感诧异——叶大人近期常常是眉头紧锁、满面愁云的。叶济平日送别访客起身拱手而已，这回一反常态送客出衙，坚持顺着衙前街走到东西大街交叉口，方与客人挥别。

叶济反思自己在改善郑州饮水方面无所作为，原因在两个字：一是无“才”，二是无“财”——无才是指自己缺少专业知识，缺乏可行的技术方案，心中没数。别人夸自己“听断明决”，纯属过誉之词。无财是指地方财政紧张，即便有可行的方案，例如开凿一批深度足以避开地表污染的深井，官府也没有对应的资金，上级难以核拨，自己也无权违例开征赋税，徒唤奈何！

1913年底叶济奉调离郑，在这之前他似乎已有隐隐预感——宦海茫茫，流转不断，自古如此。和余老板见面之后他开始有了紧迫感。他朝思暮想，耿耿于怀，寝食难安，祈望自己在治水上能有一点儿小小的突破，给郑州老百姓有个交代，给自己的内心也有个交代。

这年暑天某日，郑州商务会总理荆炳炎神色严肃地来到县衙，告诉他：杭州茶庄余老板出事了。一群茶叶商人和茶叶铺店员伙计连续两天跑到商务会举报余老板，告他的茶庄掺杂使假，以次茶充好茶，以陈茶充新茶；告他为人奸诈豪横，屡屡破坏行规随意定价，倾轧同业。

荆炳炎说：“一大群人扎堆而来，群情激愤，气势汹汹——这种事情商务会成立以来还没见过。我看是有人暗中挑事。有人扬言说，商务会如果不管，那就到县衙兴讼，民国新政，总是不会放纵商界败类的。他们誓言绝不放过余老板，要一直告他，把他告倒为止，非叫他蹲大牢亏血本不可。”

叶济说：“他们先到商务会反映，也是尊重商务会职权的意思。”

荆炳炎苦笑道：“他们说了，不直接闹到县衙是给大人留面子。他们都知道余老板是大人的老乡。留着这层纸不捅破，是免得大家都不好看。”

叶问：“你摸情况没有？”

荆答：“已见过余老板，压价的事的确存在。余老板的解释是薄利多销，培育客户，谋求长远利益，这是经商之道，并不违法，但以次充好、以陈代新这一条店规断不容许，只是雇用不久的两个当地小伙计一同跑路，不见踪影，查无对证。这就不好说了。对方呢，既有人证，又有物证，货在，来买货的人在，票据单子也在。余老板有点儿被动。”

叶点头说：“我听明白了。”又问：“这帮人有啥诉求？”

荆答：“他们也说了，下大牢不知有无律条可依，但从重处罚是万不可少的，一定要罚得他倾家荡产才解恨。我看主要是要坏他名声。”

叶济琢磨了一夜，约余老板过来面谈。

第二天一见面，余老板并没有想象中的戚容。

叶微笑问：“余老板全无压力吗？”

余坦然答：“介个（哪能）没有压力，不过，我也没啥可担心的。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我没有作奸犯科，当然吃得香、睡得着，再说了，有人解释郑州之郑字，‘郑者，正也，正气凛凛然也’，郑州有叶大人主政，那些奸商刁民也兴不起风浪不是？有你为我做主，在下岂有害怕之理！”

叶济怔了一下，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这个道理你是明白的。郑州虽然民风朴厚，但商界不同，心术不正者大有人在，鱼龙混杂，不可不防。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既然中招，向世人辩白还是必不可少的。众口铄金，我也没办法以我之口代替万人之口。”

余老板承认，他进了别人的圈套。他雇用的两个本地伙计一向聪明伶俐，业绩不错，店里的主事还夸他们能干，不料却是被重金买通的内奸，内外联手，按剧本做了一个卖假货的局。出逃之前他们抓紧搞了些名堂，给做局者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他俩的出逃，让对方反诬余老板故意放跑责任人，以便查无对证。余老板百口莫辩，怎么解释都貌似无理狡辩。围观的老百姓极易上当受骗，一旦舆论对杭州茶庄极为不利，那以后的商誉和市场环境都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余老板明白形势严峻，急忙向叶济请教对策。

叶济沉吟片刻，然后缓缓道来：“做人当然要讲是非，但同时也要讲利害。在讲不清楚是非对错的时候，要赶紧趋利避害，减少损失。遇到麻烦，不能硬扛硬顶，也不能回避延宕、放任事态朝着不利方向发展。要设计破解的办法……我想了一个办法，你听听如何？”

余老板赶紧作揖，请他点拨。

叶济出的主意是，请余老板回去立马给郑州商务会写封信札，抬头为“郑州商务会总理荆公炳炎大人并转奉县知事叶大人”，内文大意：自述来郑投资的善意、茶庄经营的宗旨，自认管理出现差错，用人失察，对伙计的不良行为，心有歉疚，决意整改。闻县府有开凿甜水井改善郑州饮用水质的计划，情愿自罚认缴大洋若干，助力首眼新井尽早开工，为百姓福祉报效绵薄。叶济可立即回应，亲自站台，召集商务会各界人士和民众代表集会，认可余老板的解释，淡化这次假货风波，褒奖他的捐助善举，为杭州茶庄争取美誉。县府亦可借机向社会发布凿井治水的计划，以慰百姓长期渴盼之情。

余老板愣了，他没想到叶大人心思如此缜密，设计如此周全。

叶济补充说：“那些无事生非之徒无非想让你有所损失。你自认有错，自罚银两，炳炎先生再说和说和事情就过去了。构陷他人有罪，罪名更重，他们也怕败露，谅他们不敢过度纠缠。你花了钱，行了善，并非官府判定罚金，声誉绝不会受损，反倒会声望鹊起，受人敬重。这不值吗？何况打井之策，真的是兄台首倡啊……”

两人再次四目对视，哈哈大笑。

余老板匆匆离去，立即按照叶济的交代执行。后续的各种进展也都是按剧本表演，达到了预期效果。

余老板离开时，叶济看着他的背影，心中竟有一丝负罪的痛楚：觉得自己对不起这位杭州老乡。作为地方长官，无法匡扶正义、阻止本地流氓构陷良善已属失职，在这种情况下非但没有一丁点儿的周济照顾，反而让身在他乡为异客的商家在尚无投资收益的情况下遭受经济损失，要求他出资启动凿井治水工程，成全自己完成一项朝思暮想的政绩——这是不是心机太过？他对自己的道德品质突然间产生了怀疑——不过这种念头一闪而过，很快烟消云散。因为他反复考量，即便纯粹从余老板的利益角度考虑，他也实在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化解方案。为了给余老板也给自己一点儿心理补偿，叶济后来还请荆炳炎给余老板在郑州商务会安排了一个头衔，提高了他在商界的话语权，以便在以后的商业活动中处在一个稍稍有利的位置。

在叶济奉调离郑时，余老板出资打的那眼井好像已经完工。井的地址在方志和各种文史资料中未见记载，传说不一，有人说是在一条名叫“唐子巷”的小街上，还有人说在离火车站不远的一条名叫“裕元里”的胡同中，不知哪种说法可靠。由官府出面，利用商家资金，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次算是开了先河，产生了示范效应。后来主政的官员循例效法，会商和礼邀工商业投资打井，如商请上海巨商穆藕初兴办的豫丰纱厂在东大街塔湾一带，开凿一眼创纪录的深井，水量丰沛、水质优良，数十年间传为美谈，这是后话。

民国成立后不到十年，郑州就开始进入战乱时代。直奉战争、胡憨战争、北伐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前后相随，连绵不绝，兵燹战火，生灵涂炭，郑州百姓无一年不在煎熬中度日。统治者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皆如昙花一现、磷火一闪，无法给这座苦难的城市留下正面的记忆——他们既不能稳定经济、为百姓扶危济困，又难以巩固城防、保一方平安，更别提改进基础设施、改善饮用水水质。

不过，冯玉祥是个例外。

冯玉祥将军（1882—1948）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量级人物。祖籍安徽，生于直隶（今河北），行伍出身。中国国民党爱国将领。1948年7月底，他从海外闻声而归，若不是在轮船上失火遇难，可以预见，五星红旗下他依然能扮演新的历史角色，续写新的人生传奇。

冯玉祥与郑州注定有缘。他先后两次入主河南。第一次他在1922年直奉战争中率部站队直系，得胜后出任河南督军。以军代政，推行新政，时间不长却在河南留下口碑。第二次他于1927年在共产党人影响下参加北伐，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从陕西挥师东进，与北上的广东北伐军会师中原，于当年6月9日进驻郑州，很快担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统揽军政大权。

冯玉祥这一次在郑州的登台亮相极具个性。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西装革履率领军政要员在郑州火车站迎接冯玉祥的到来，没有迎来客运列车豪华包厢，却等来了运货的火车。大家只见从闷罐车厢走出一位身高一米九的大汉，身穿皱巴巴的灰色棉布衣裤，扎着腰带，背着雨伞。汪精卫东张西望，无法确认这位伸过手来的大汉正是自己率众恭候、望眼欲穿的贵宾，当场就闹了尴尬。第二天，汪精卫在陇海花园（现铁路工人文化宫一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国民政府郑州会议，分析天下形势，讨论党国要务。会议议程拖沓，会场布置奢华，汪精卫和部分大佬不遵守开会时间，随意迟到，冯玉祥很不高兴，撰写对联一副，赠给会议主办者：

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

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

横批是“官僚旧样”。

收到对联，汪精卫大为光火，却对他无可奈何，不愿得罪，大会毫无悬念地通过了他主政河南的任职决定。

省主席公署自然是设在省会开封，但鉴于郑州的战略地位，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总部则驻郑不动，以控御要冲，联络四方。冯玉祥重视政治权力和地方政务，但更加重视的还是他的枪杆子，所以他会常常驻守郑州，遥控汴梁。

郑州此时历经战乱已是民生凋敝，市容残败，治安不靖。1927年1月汉口出版的《国民日报》把郑州形容为“三多”之城：一是司令部多（军阀们肆意侵占民房和商店、货栈、仓库、铁路机构房舍，到处悬挂各种名目司令部的招牌）；二是鸦片烟多（当局为筹措军费，对鸦片交易不但不予禁止，反倒放纵鼓励以抽取赋税）；三是乞丐多（历经战乱，民不聊生，流离失所者蜂拥而入）。这些描写皆出自《国民日报》记者的切身体验，记者乘火车从汉口来到郑州，刚一下车，就被乞丐团团围住，难于行进，“脚夫与乞丐一同拥至，大哭小叫，令人进退不得。至于街市之上，一举手一动足之间，无不有追随左右者。总计全埠乞丐占全城人数十之有三”。如此境况，郑州简直就是一座丐帮之都。

冯玉祥的总司令部八大机关始驻郑州时都设在菜市街浸礼会（即华美医院，今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院内）的小洋楼中。因当时不少奉军间谍潜藏城中时有活动，夜间盗贼也相当猖獗，加之流民众多，滋事者数不胜数，冯玉祥慎于防范，便命令实行宵禁制度，张贴告示晓谕全城，每晚十二点钟以后除巡逻值守的军警人员外，禁止任何人活动。巡逻官兵遇到可疑行人，一律押送总司令部审查甄别。

独自出行微服私访历来是冯玉祥的一大爱好。一天深夜，他走出司令部顺着南城墙外缘（今城南路）东行，行至熊儿河桥头，忽听远处有人大喝：“站住，不许动！”

一名高个儿士兵三步并作两步冲过来，不由分说要带冯玉祥回司令部讯问。年轻的士兵是郑州本地人，刚穿上军装不久，只在远处看到过总司令的身影，月黑夜深，加之冯玉祥身着便装，影影绰绰之中更难以看清面目。冯玉祥不加辩解，老老实实地跟着他走。迎面遇到司令部警卫连连长，一看押送的竟然是总司令本人，咔嚓一个立正，行个军礼，然后厉声骂那士兵：“真是瞎了狗眼，咋连总司令都不认识？”

冯玉祥连忙摆手制止：“别怪他，他做得对。该奖赏！”

冯玉祥命他随自己回到司令部，按照自己亲自为官兵定下的规矩，问：“我们是谁的队伍？”

士兵高声答：“老百姓的队伍！”

冯玉祥问：“我们的衣食是谁给的？”

士兵高声答：“老百姓给的！”

冯玉祥问：“我们练兵打仗要干啥？”

士兵高声答：“打倒军阀，侍奉百姓！”

这些标准问答是冯玉祥军中的规定仪程，大约是刘志坚等共产党人在西北军中任职时的政治工作方法，一直没有废弃。冯玉祥拍拍年轻士兵的肩膀说：“不错，当兵没几天就很像样了。”问了士兵家中基本情况后，对他说：“你是郑州娃，知道本地事儿。咱们的队伍进驻郑州，想让老百姓拥护，就得为老百姓办些好事儿。你说说看，郑州老百姓都稀罕点儿啥？”年轻士兵瞪着眼睛想了想，不慌不忙，回答说：“报告总司令，两桩事儿郑州人爱骂大街：一是路难走，马路不平，坑坑洼洼，雨天两脚泥，晴天一身土；还有就是水难喝，甜水井少，苦水井多，水又苦又脏。从我记事儿就是这样。听俺大爷说过，谁有本事把这些改了，郑州人就感激不尽，服他！”

冯玉祥听了，仰起头思忖片刻：“好，你去吧。”

第二天，在司令部警卫部队全体官兵大会上，冯玉祥叉着腰笑呵呵讲述了昨天半夜被巡逻士兵“捉拿”的经过，表扬年轻士兵认真负责，夸他忠于职守。没过多长时间，小伙子被意外提拔为警卫连连副。据说小伙子感动得满脸是泪，后来成为死忠之士，跟随他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他给冯玉祥提出的郑州“路难走”“水难喝”两大顽疾，总司令似乎也格外重视，专门在城区进行了踏勘，对整修道路、改善水质都做了专门的安排——有历史资料为证：由共产党人李大钊创办的《晨报》1928年4月12日曾专门报道了在冯玉祥主导下设立郑州市政府，首任市长刘治洲积极策划和推进市政建设的动态，其中专门提及整修大同路（叶济时期称马路大街，冯玉祥改称大同路，取天下大同之意）、福寿街、德化街等市政道路和设计“卫生井”的情况。

也许这只是巧合而已，一个士兵的建言对城市进步未必会有如此大的推力。冯玉祥对郑州城的建设曾提出全面的设想，做出了两轮规划。1928年他呈请国民政府批准，改郑县为郑州市——虽然1931年又因故撤销，但这让郑州在河南历史上第一次成了现代体制意义上的城市。他在郑州大展拳脚，兴建工厂，开办银行，整顿市场，修筑道路，创设平民住所、平民学校、平民公园、平民图书馆……他还在西郊开辟了“碧沙岗”陵园，将北伐中追随他战死沙场的官兵们集中埋葬在这里（同时亦有平民墓区，向郑州百姓免费开放，二七烈士司文德就义后曾经埋葬于此，后迁回老家），时时看护，年年致祭。抗战烽火中他还回来祭奠，流着眼泪说：总有一天他会解甲归来，终老于斯，和弟兄们永远做伴——他对阵亡子弟的追怀和对这座城市的情愫略见一斑。冯玉祥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都对郑州人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甚至对郑州的城市道路也进行了大规模重新命名，以地名为载体，宣扬三民主义和自己的价值理念——很多街道在后来不同时期几易其名，难见旧时痕迹，但大同路、平等街、博爱街、民主路、自由路……这些由他确定的路名，虽近百岁之龄，依然穿越时空顽强生存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之中，与行路者不期而遇，只不过，我们最关心的由他主导的“卫生井”设计情况和建设情形，因为档案资料的缺失，无法描述其规制，还原其样貌。“卫生井”顾名思义，应当是以防治井水污染、保证市民健康为着眼点，它对改善水质和饮用体验方面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确认，冯玉祥在河南曾意外地获得了水井专家、凿井将军的荣誉。

1927年至1928年河南连续大旱，老天爷给刚刚入豫主政的冯玉祥来了一个下马威。冯玉祥咨询专家，集思广益，制定了以井泉建设为中心的抗旱大计，在全省强力推进实施。1927年6月至7月，他连续给各县县长发去急电，下令“挖井抗旱为目前急务，他事可缓，此事绝不可缓”；要求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大县凿井200口、中县150口、小县100口，并为之制定了技术规范和工程标准：“井须挖深，井身一律用砖砌，井口须六尺以上，水量以能供水车汲取为度。”冯玉祥还制定了配套的资金奖补政策，直接奖励到乡村农户。为确保任务完成，冯玉祥警告各位县太爷，如有奉行不力，一经查出，定严惩不贷。为了给打井抗旱提供专业人才的支持，1927年，他开办“凿井技术训练班”，为全省培养凿井技师100余人。1928年，他又开办了为期一年到一年半的“河南省水利技术传习所”，培养工程管理、水文测绘等专业技术人员150多人。在冯玉祥的强力推动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27年底，省内40个县共凿井5392口，为缓解当地旱情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河南百姓因这些井给他们的生计带来了润泽和希望而感激冯玉祥，为赞扬他的铁腕井政，干脆称这些井为“冯井”。

不用说，这个时期“打井抗旱”常常是他与下属们的中心议题。有时各级官僚找他汇报工作，若非打井抗旱事宜，副官一律挡驾。受到接见的人若东拉西扯半天靠不上打井抗旱主题，他就毫不客气，连挖苦带训斥办你难堪。

据传某日一位省府高官从开封来郑州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拜见冯玉祥，衣着讲究，手摇折扇，很有几分风雅。看到桌子上有冯玉祥早晨临帖书写的几张北朝碑刻风格的大字，墨瀋淋漓，奇崛强悍，气韵生动，马上切入书法话题，恭维冯玉祥腕下功力，然后满脸堆笑将手中纸扇双手奉上，恳求赏赐墨宝，以便他日夸耀人前。冯玉祥面无表情地说：“我不但会写大字，小字写得也不赖呀，不如给你写首诗吧。”官员喜出望外，躬身连声称谢。冯玉祥换支笔，以钟繇风格的小楷徐徐书之：

六月炎天似火烧，地里庄稼半枯焦。

农民心中如汤煮，大人先生把扇摇。

冯玉祥递过扇子，呵呵笑道：“我借《水浒传》上的句子窜改一二，送给你正合适。”

这位仁兄知道总司令讽刺自己，只好讪讪而笑，连夸好诗好字。

这个段子的可信之处：一是冯玉祥的确喜欢书法，曾拜师陕中名家阎甘园，勤习不辍；二是他的确喜欢创作“丘八诗”，朴素通俗，妇孺可解，冯玉祥队伍中传唱的许多“军歌”，歌词都出于他的手笔；三是抗旱救灾的确是他当时的核心关切，对那些不知民间疾苦的“大人先生”很是恼火；四是符合他的性格——旗帜鲜明，但并非一定要直来直去，有时候，他的表达方式也会显现出俏皮和雅趣。

1928年10月的一天，冯玉祥穿着粗缯大布的便装，骑着高头大马带了两个卫兵从碧沙岗出来，西行3公里，走到一个叫作小京水村的地方，察看乡间打井抗旱、秋收秋种的情况。他在马上远远望见几位农民在西边岗地上播种，立即下马，将缰绳交到卫兵手中，命他俩将马牵到远处啃草，不要露面。冯玉祥独自一人走到地头，见农夫把麦子播种后正拉着石砘子砘土（致土密实，提高麦子出苗率），就和农夫打招呼：“老哥，让我替你拉几趟吧！”边说边脱外衣，开始下地干活儿。冯玉祥问：“老哥，贵姓？”

老汉回答：“免贵，姓宋。”

“家里种了多少地？”

“五亩三分。”

“粮食够吃不？”

宋老汉叹声气说：“风调雨顺还差球不多，这两年冯玉祥来郑州住下，连年大旱，收成不中，粮食就不够吃了！”

冯玉祥笑了：“啊哦，天旱不雨是因为老冯啊——缺了大德，老天爷才会惩罚吧。看来老冯这人没办啥好事！”

宋老汉正色道：“这可不能瞎说。都说老冯办了不少好事，仁义，爱民，不是坏人。俺村打井，还拿了他的赏钱。”宋老汉声调一转：“不过，他一来郑州，天就不下雨了，老百姓都说他是旱鳖，命里缺水……”

冯玉祥撇着嘴笑了。他没有再去察看打井情况，和宋老汉道别而去。有位路人在一边看了半天热闹，过来问宋老汉：“刚才那人你知道是谁吗？”

宋老汉一迷瞪：“谁呀？像是个大师傅（郑州人对厨师的特殊称谓）。”

路人幸灾乐祸地笑着说：“他呀，就是你说的那位命里缺水的旱鳖。”

想想自己刚才的言辞，宋老汉肠子都悔青了。

这个段子属于非虚构民间文学作品，细节未必全真，故事确有其事，并非杜撰，今天你到郑州西郊去问问长者，他们还可以活灵活现地讲述这个版本。

传说故事，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久远，相形之下，冯玉祥时期的“冯井”则寿命不永——田野上的井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只能算是一种“易耗资产”，特别是仓促开凿以应抗旱急需的水井，井身短小，护砌简易，很容易壅塞坍塌，遭到废弃。突击施工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于中州大地的“冯井”井群，没过几年就渐次崩坏，难寻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