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章 如何看待日本历史
日本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何为历史
日本的历史，本来就应该放到整个世界史之中来撰写。这一点听起来理之当然，但其实却行之不易。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迄今为止形成的日本史，仅仅是日本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日本列岛外面的世界各国是割裂开的；第二，尚未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现有的那些世界史不过是将互不相干的中国史与西欧史，东拼西凑在一起而已。
所谓历史，是指人类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一种对世界的认知。当然，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多种多样，历史不应该只是呈现人类现在的感知，那些今人无法亲身感知的古代，同样属于认知的世界。而正是因为过去有着那样的世界，所以现在才会形成这样的世界，最终表达出来的其实是撰写者的主观看法。历史不应该仅仅是单纯记录史实，更应该确立某种态度和立场。
第一部史书决定了国家的个性
只要是人撰写出来的历史，都带有各自的态度和立场。无论哪一种文明，第一部撰写出来的史书，早已决定了该文明的个性，并能够将这种印象固化，告诉人们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人。
日本的第一部史书是《日本书纪》，这是作为公元660年天武天皇建国大业的一环开始发起，于公元720年成书。撰写《日本书纪》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日本国家的确立毫无争议。其内容表达了这样的立场，即日本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公元前7世纪起，日本便已经统治了整个日本列岛。
在这部《日本书纪》中，有很多地方与中国及韩半岛的文献资料存在着出入，现在的历史学家们也一致认为与事实不符。然而即便如此，日本史依然难以摆脱《日本书纪》这种框架的影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直到公元8世纪，日本列岛才出现这一部本土政治史的文献资料。当然，还有另外一部文献叫《古事记》，后面我们还会再进行详细论述。《古事记》其实是9世纪平安朝初期的一部伪书，其框架与《日本书纪》可谓同出一辙。将两部书加以核对，《古事记》也根本无法逾越《日本书纪》的认知框架。因此，我们在使用《日本书纪》中的史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了解到日本7世纪这种建国当时政治形势的基础之上，一条一条地对其学术价值加以甄别与判断。
这便是史料批评，是一种历史学的正统研究方法。那些只懂得日本史的史学家们，则往往会被《日本书纪》牵着鼻子走。倘若想要从《日本书纪》的框架之中逃离出来，就必须具备中国史和韩半岛史的基本常识。
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无法替代历史学
考古学
首先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考古学无法成为历史学替代品。历史是一种用语言来表达的世界观，因此是建立在语言撰写的材料（即文献）基础之上的。
而考古学所处理的对象，是遗物，是一种物质文化的表现，而非语言。就算再精密地去追踪土器式样的变迁，抑或是出土再多的铜铎、铜镜、铜剑、铁剑等文物，只要上面没有文字，或者写有只言片语，但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便无法成为历史的材料。政治将历史变得合理化，而物质文化正好可以任意为其所用。
也就是说，日本列岛的土器文化，即使从绳文土器演变为弥生式土器，但是并不能证明使用这些器皿的人类发生过变化。此外，即使出土人骨的测量值在某一地层出现了变化，但是也并不能说明旧的种族灭亡，新的种族出现。自古以来，祖祖辈辈只要不是家族内部通婚，便根本不存在纯种血统的人类。人类原本就是融合的民族。由于新的遗传基因的加入，体质上才会发生连续的变化。
语言学、民族学
同理，语言学、民族学等，也是无法取代历史学的。
比较语言学虽然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所谓语言体系，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和偏离性而已，并不代表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种的血缘关系。语言不是遗传下来的，而是人呱呱落地之后，从周围接触的人那里所习得而成的。而且，一个人所说的语言，并不仅限于一种语言，不少人能够使用多种语言与不同的人进行交流。因此，人们往往把语言学的系统树，误以为是人类的家谱，将其价值等同于历史的记录，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民族学也是如此。民族文化的类型，指的是现代的民族学家们所观察到的，用以解释其他社会不同人群的行为的学科。观察者不同，其解释也会因人而异。即使在同一社会里，前后两代人的解释也会截然不同。所以，文化类型也是无法使用在历史学之中的。
上述的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的成果，在撰写历史时也许会受用，但也仅仅只是参考资料而已。我们绝不可能把这些作为主要材料来书写历史。
神话、意识形态
需要反复强调的是，历史是一种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世界观，而绝非单纯记录事实。
在这一点上，历史与神话和意识形态有相同之处，但与两者又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神话讲述的是世界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是，神话的主角——诸神们超越了时间的存在，并不是活在现实中的人们。因此，“很久以前”“古代”这种神话的时间，是一种充满任何可能性的时间，而不可能发生在现实世界之中。神话并不是来传达一个过去的世界，而是反映了一个被书写的时代。
意识形态则描绘了未来世界应有的样子，认为现在的世界应该逐渐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哪怕意识形态无法适应现实，也不允许进行任何修改。这样一来便会产生一个缺点，就是一旦它不再适应现实，人们便容易落入原理主义的陷阱，认为意识形态是正确的，错误的是现实。就这点来讲，由于历史是基于文献而成，所以经过时间的洗礼，积累的文献越来越多，人们便会不断地进行重新审视，因此便会对其进行理论化的修改，这样一来就能够更好地反映现实。
材料是中国的正史与《日本书纪》
我们如果想书写日本建国以前合理的历史，主要的材料应该就是以《史记》为首的中国正史，还有《日本书纪》。其他的材料只能成为辅助材料。但是，这种情况下，仅仅从史料中摘取只言片语，而任由想象自由驰骋的话，这样的历史是站不住脚的。任何材料，其信息量都有限度。后人认为极为重要的事物，在当时看来也许根本不值一提，因此很多并没有留下记录。这也是历史的一种局限。我们在了解这种情况之后，利用那些能够为我们所用的史料，在现在的世界中，去描绘出久远之前曾经存在的另外一个世界，这才是历史的真谛之所在。
如果我们尝试书写一部世界史，把日本放到其中一个正确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只有突破日本的国史、韩半岛的国史和中国的国史这种框架结构，而从欧亚大陆与日本列岛共通的视角来进行书写。保持这样的一个视角，便理所当然地不会偏向任何一个国家的利害关系，或是国民感情了。现在所说的国家、国民的概念，最早也只能追溯到18世纪末。这样一个相对的新鲜物，不适合用来描述从18世纪之前一直贯穿到现代的这种整体的历史叙述。
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想撰写一部真正的世界史，那就必须要摒弃所有眼前的利害关系、理想和情感，思辨地对历史脉络加以梳理，对史料加以解释，保持一种融合性的立场。只有在这种立场下书写的历史，才能够超越历史学家个人的意见，成为人人都能够接受的“真实”。日本的历史，也应该如此。
另外，本书中对于英语中“Korea”所指的地域，并没有使用“朝鲜”或是“朝鲜半岛”的称呼，而是统一称为“韩半岛”。“朝鲜”这种名称，原本是居住在大同江、汉江溪谷之地居民种族的名称。后来，公元前195年，又成了由流亡的中国人建立的王国的国号。公元前108年，西汉的汉武帝灭了朝鲜王国，并在此设置了乐浪郡等四郡，之后“朝鲜”人便与中国人同化，并销声匿迹。在马韩、辰韩、弁辰的三韩时代也好，高句丽、百济、新罗的三国时代也好，抑或是在新罗王国统一之后，或是高丽王朝统一之后，这个半岛虽然被称为“三韩”，但并没有被称为“朝鲜”。重新使用“朝鲜”这个名称的，是明太祖洪武皇帝，他于公元1393年，为当时取代高丽王朝登上王位的李成桂取了新国号——“朝鲜”。
出于上述这些历史渊源，如果将“朝鲜”或“朝鲜半岛”的名称应用于14世纪末以前的话，那便犯了历史性的错误。此外，“韩国”或“大韩”等名称是特别用作“大韩民国”的简称。如果将其用作历史性名称的话，则是一个更大的历史性错误。然而，“韩”一词最早在中国的文献记载中是对种族的名称，加之后来统一半岛的新罗也正是辰韩的直系，故而将其统一之后的领域称为“韩半岛”也并无不妥。这就是我使用“韩半岛”这一名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