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对长期挥之不去且正卷土重来的价值观分化趋势，“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成为推进多边主义、强化基于发展之上全球化新方向的基础支撑

当前，全球发展面临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全球治理权威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成为大势所趋。全球物质性权力与既有制度性权力不匹配，制度性权力控制在西方大国手中。但由于自身意愿和能力的减退，发达国家的“自顾”“内倾”倾向会持续加剧，现行全球治理机构职能和作用式微，尽管拜登政府已重回《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等特朗普政府时期退出的国际协议和组织，但这只不过是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策略性考虑，并没有改变美国一直以来所施行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政策，其在经费、议题和一些重大问题上还会对全球多边合作不断制造障碍。

美国政府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迥异的立场和态度，反映了美国维持其霸权利益的立场和对当代世界发展导向这一重要全球共识的不认同。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坚持由其主导下的高水平一体化路子，即主要由其主导和倡议，体现其战略意图和政治设计，以谈判方式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以此形成参与主体、范围相对固定的个别国家俱乐部。这一模式对各方的共识和同质性要求高，谈判和履行成本也高，自然形成了“俱乐部”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被支配地位”，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只能是“被代表”“被牺牲”，特别是这一模式下人为划线，背后隐藏着不同国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客观上在有意或无意地制造着“文明的冲突”。

“一带一路”沿线及相关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千差万别，但是有着共同的发展诉求。“一带一路”坚持把发展作为各方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坚持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推进实现尊重差异的共同性整合，以“五通”提升各国发展水平，这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强化的所谓以价值观划线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一带一路”不搞少数国家封闭小圈子，而是提供面向各国、各地区的开放性平台，“一带一路”着眼于提高全球治理的行动自觉，不搞自上而下的设定服从和制裁机制，不搞等级化和差别化，以“共商、共建、共享”解决如何建、谁来建、为谁建的问题，给全球各国无论大小、贫富、强弱以同样平等的参与机会；“一带一路”强调利他与利己相结合，共同寻找利益交汇点，超越一直以来西方国家主导的单纯以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模式，形成一种更具自主性、更趋平等和包容性、更为全面的全球发展治理模式。“一带一路”不是现有全球和区域治理机制的替代方案，而是与现有国际治理机制充分兼容的补充方案，是有效推动全球治理、安全、发展、信任的重要载体，是现行全球治理和发展困局下的智慧之举。

“一带一路”通过一个个项目、工程，让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望，找到了机遇，增强了发展信心。“一带一路”有利于缩小全球国家间贫富差距，通过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化为全球发展创造红利，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融资渠道、先进技术、生产能力、管理经验提供帮助，提高税收、就业和民生福利水平，实现“鱼”“渔”双收。但是“一带一路”还是被认为动了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奶酪”，但它们的抵制不会改变“一带一路”的发展属性和基本事实。美国拜登政府随意放大和制造全球价值观分化无益于全球问题的解决。当前我们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在坚持“一带一路”基本理念和发展目标下，根据新形势变化进行适当调适，在如何实现“更好”和“更能”之间寻求平衡，尽快取得更多标志性的成果，不断夯实“一带一路”行稳致远、共同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