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回顾与综述
一、异质性消费者与世代交叠模型
代表性消费者假设是大多数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起点。在这种假设之下，整个经济仿佛只存在一个消费者。但是代表性消费者假设与现代宏观理论模型具有内在矛盾，因为现代高级宏观的模型要求能够符合微观事实，由微观消费者的累加而来，可以通过微观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和实证检验；而代表性消费者模型显然不具有微观基础，微观的消费者通常是具有异质性的。普遍认为，只有在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够使用代表性消费者假设：一是代表性消费者假设可以通过微观数据得到证实——这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因为实际的微观市场存在异质性风险，现实市场无法针对异质性风险提供完全保险；二是加总的经济变量变化率与代表性消费者框架下的变化率保持一致，具有类似性质——这也比较难以实现。而异质性消费者假设更加符合微观实际，在考察财富、消费、收入差异化问题的时候，往往要研究不同的消费者的不同结果。因此，异质性消费者取代了代表性消费者，构成了新的宏观动态一般均衡的消费模型。
所谓异质性消费者，是指在偏好、禀赋、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不同的消费者。Campbell（2000）将消费者的异质性分为四类：异质偏好、异质约束、异质收入和异质信念。本书考察的主要是收入（能力）异质性问题，即消费者面临非可保险的异质随机收入冲击。
这方面比较著名的开创性文献有两篇，其作者为：Huggett（1993）和Aiyagari（1994）。
Huggett（1993）的模型假设消费者禀赋不同，即面临异质性风险不能完全保险的禀赋冲击，投资无风险资产，在一生中平滑消费。Huggett认为，由于存在借贷约束，实际无风险利率低于代表性消费者假设的经济中的无风险利率。
Aiyagari（1994）增长模型引入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考察了二者在经济中对储蓄率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财富和收入分布差异化的问题。研究结果发现，异质性冲击对经济总体储蓄率的影响比较有限。异质性冲击引入之后，储蓄率提高不到3%。但是，相比代表性消费者假设的模型，金融自由度对消费者是否能够平滑终身消费至关重要。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在此假设下，财富分布的差异化非常明显，要远远超过收入差异化——这一结论在本书中也有所体现。
用生命周期模型研究消费者的一般消费、住房消费与投资、一般投资行为，是近年来较为常见的一种方法，Fernandez-Villaverde和Krueger（2002）提出，即使控制了家庭特征，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消费在生命周期中都呈现驼峰形。他们发现，在生命周期模型中引入借贷约束可以解释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消费在生命周期中都呈现驼峰形这一现象。
Heathcote（2002）通过在标准模型中引入家庭生产来解释退休后消费的下降。Brugiavini和Weber（1992），Chah等（1995），Alessie等（1997），Jappelli等（1990），Attanasio等（2000）则实证研究了在存在抵押品贷款的情况下，借贷约束会扭曲家庭耐用品和非耐用品消费的跨期消费。
已有很多微观实证证据表明，住房是家庭抵押的主要资产之一，如Campbell和Cocco（2007），Hurst和Stafford（2004）。住房是家庭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住房价格随着时间的变化有很大的变化，因此理解住房价格的变化如何影响家庭的消费行为就非常重要。当住房价格上升时，家庭的财富增加，借贷约束被放松，因此可能刺激家庭消费。Campbell和Cocco（2007）利用英国的微观数据检验了住房价格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他们发现，不同家庭的财富作用是异质性的。特别是对于年老的购房者，财富作用最明显，而对于年轻的租房者，财富作用几乎为0。
Hurst和Stafford（2004）使用美国收入动态面板调查（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PSID）数据发现，当抵押利率在1991—1994年快速减小时，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将大量地进行再融资行为，而不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则不出现大量的再融资行为。
在这一微观证据基础之上，有很多文章通过构建模型来刻画住房价格、住房资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
这些模型分为代表性消费者模型，如Aoki、Proudman和Vlieghe（2004），Davis和Heathcote（2005）等；以及异质性消费者模型，如Chambers、Garriga和Schlagenhauf（2009），Iacoviello等（2005）。
Aoki等（2004）将Bernanke、Gertler和Gilchrist的金融加速器机制应用到家庭部门。在他们的模型中，住房有两方面作用，一是为消费者提供住房服务，二是用来作为抵押品以降低家庭借贷时的代理成本。这一金融加速器机制在某些条件下会放大货币政策冲击对住房投资、住房价格和消费的影响。研究还发现，当降低信贷市场上住房抵押贷款的交易成本后，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影响会增加，但是对住房价格和住房投资的影响将会降低。Davis和Heathcote（2005）构建了一个多部门增长模型，各部门使用不同份额的建筑材料、制造品和服务来生产消费品、商用房地产和住宅。模型较好地拟合了住宅投资的标准差是非住宅投资标准差的两倍这一事实，以及GDP、消费和住宅投资与非住宅投资正向联动的事实。由于建筑部门的生产率波动较大且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住房投资是建筑密集的，因此住房投资的波动也较大。Kahn（2007）在非住房生产部门引入了生产率增长的马尔科夫状态转移，用来解释住房价格趋势的低波动性。
Piazessi等（2007）将住房嵌入基于消费的资产定价模型，其中住房既是一种资产，也是一种消费品。模型使用不可分的偏好来刻画家庭对组合风险的关心，组合风险即住房在消费篮子中的相对份额的波动。由于住房占总消费份额的变化缓慢，因此对组合风险的考虑引起了股票价格的低波动。另外，模型还表明住房所占消费份额可以用来预测股票的超额回报，并得到了实际数据的支持。
Fang Yang（2006）构建了一个生命周期模型，其中区分了一般商品消费和住房消费。在这个框架下，借贷约束解释了家庭在生命早期积累住房资产。交易成本则对解释在生命后期住房资产下降缓慢起到关键作用。模型最终模拟出了与实际数据更加吻合的一般商品消费和住房消费的生命周期趋势，即一般商品消费呈现驼峰形，而住房消费先是单调上升而后基本保持不变。
此外，还有一些文献在异质性消费者的框架下研究住房价格、住房资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
Chambers等（2009）用人口因素和住房抵押市场上首付比例降低来解释从1994年到2005年美国住房自有率显著上升这一现象。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放松抵押品约束条件对解释住房自有率上升起到重要作用，并且，从分布的角度来看，抵押市场创新对于年轻家庭住房自有率的上升有更大的解释力度，而人口因素则更多地解释了年老家庭的住房自有率变化。
Fernandez-Villaverde和Krueger（2007）利用消费者支出调查数据，在控制了人口因素、代际因素和时间因素的基础上，使用半参数估计方法估计了消费的生命周期路径。
Iacoviello（2005）建立了有两个代理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其中家庭借贷的能力和消费水平与其住房的抵押价值相关，这样住房价格就进入了消费的欧拉方程。文章发现住房价格的波动是消费波动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Iacoviello和Neri（2007）在Iacoviello（2005）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模型，对住房市场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和机制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发现，住宅投资和住房价格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住房部门技术进步缓慢解释，而住房边际收益的改变是住房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因此，本书认为相对于经济来说，住房价格的波动是外生的，从而可以研究住房价格对消费、投资的影响，以及对货币政策的含义。文章还发现，住房价格的波动对总体需求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Iacoviello和Neri（2010）则基于美国数据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估计了住房市场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发现住房投资和住房价格对货币政策和住房需求冲击非常敏感，住房资产对消费有显著正向的财富作用，并且这一效应越来越重要。
Lustig和Van Nieuwerburgh（2005）认为住房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的上升，放松了家庭的抵押品约束，从而允许更多的风险分担，并且降低了家庭对持有股票的回报率要求。这一抵押借贷机制可以解释美国市场股票和无风险债券回报的时间变化趋势，以及股票回报的横向变化。
Nakajima（2005）研究了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收入差异化上升对资产配置和资产价格的影响。通过将住房资产直接模型化到生命周期一般均衡模型中，文章发现预防性储蓄需求的增加显著增加了均衡时的资产价格，收入差异化的上升能解释很大部分的住房价格上涨现象，但是收入差异化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消费差异化，说明住房资产对消费差异化的影响有限。
Ortalo等（2006）的生命周期模型中，家庭在收入和偏好上都有异质性，抵押贷款受到首付约束。文章指出，年轻人的收入波动对住房市场的波动有较大影响，借贷约束不仅会放大收入冲击，而且会影响家庭购买住房的时间，从而可能引起住房价格和住房交易的同向运动。Lustig和Nieuwerburgh（2010）通过一个模型研究了房价、风险分担与消费之间的动态变化，发现受抵押效应影响，即使没有财富作用，房价与消费也有正向联动性。
陈斌开和杨汝岱（2013）基于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UHS）2002—2007年的家户数据，研究了土地供给、住房价格和居民储蓄的关系。研究表明，住房价格上涨使居民不得不“为买房而储蓄”，从而提高居民储蓄率：住房价格上升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储蓄率将上升0.067个百分点，这解释了2002—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储蓄率上升的45%。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价格上涨主要影响收入水平较低、没有住房或住房面积较小的家庭；同时，住房价格对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影响较大。以土地供给作为住房价格的工具变量有效缓解了内生性问题，2SLS回归结果表明，土地供给越少，住房价格水平越高，居民储蓄率越高。本文的结论对于降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程度、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等相关政策的讨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李超等（2015）根据人口结构变化来研究房地产市场走向，利用面板数据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中国城市住房需求的影响因素、时空效应以及未来的总体走势进行了综合考察。研究结论认为，城市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数量、居民的收入分配、人力资本状况以及人口抚养比对中国城市的住房需求具有深远的影响。从各解释变量回归参数的时空变化中可以看出，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程度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得到了明显强化。分区域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揭示出了中国城市住房需求的人口结构矛盾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和区域更加突出，并且呈现明显的空间失配现象。2015—2030年中国城市住房需求的总体走势将会呈现“上升—平稳—下降”的倒U形特征。2025年以后，中国城市的住房需求将不再具备快速增加的条件。因此，未来中国住房制度的综合配套改革目标，一方面，要着眼于抑制当前及今后十年内投资和投机性需求所带来的房价过快上涨；另一方面，要对2025年后可能出现的人口结构“蘑菇云”风险有所预警。
李雪松和黄彦彦（2015）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校正了样本选择偏差，实证研究了房价上涨对家庭多套房决策和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估计了一套房和多套房家庭的反事实储蓄率以及多套房决策对储蓄率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房价上涨对多套房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有较高收入、家庭人口较多、有过拆迁经历、首套房面积较小的家庭更倾向于多套房决策；在房地产市场上行阶段，房价上涨成为推高储蓄率的重要因素之一，房价持续上涨时，人们为购房而储蓄，为偿还住房借贷而储蓄，推高了储蓄率。多套房决策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每一个随机的城镇居民家庭，多套房决策对家庭储蓄率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为9.9%。
张平和侯一麟（2016）以纳税能力理论为基础，构建衡量房地产税缴纳能力的指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测算不同地区家庭的房地产税缴纳能力、可行的地区间差异化有效税率及几种减免方案下税负在不同收入家庭间的分布，继而模拟把该税收入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再分配效应。结果表明：不同区域和家庭的房地产税支付能力差异悬殊，突出了房地产税的地方税特征。税负分布和再分配效应测算显示，该税调节财富差距的效应明显。在诸方案下，高收入家庭均承担总税负一半以上。“人均价值减免”在纵向公平、调节分配及税政实施三个维度均优于“首套减免”和“人均面积减免”。
王频和侯成琪（2017）通过在一个包含耐心家庭和缺乏耐心家庭的两类家庭、包含消费品部门和房地产部门的DSGE模型中引入住房交易成本和住房价格加成的预期冲击，研究预期对住房价格和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1）住房交易成本和住房价格加成的预期冲击，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而且具有经验上的识别性和重要性。（2）虽然当期住房价格上涨会增加住房使用者成本，但是如果预期未来住房价格会大幅上涨，家庭的住房使用者成本也会下降，从而出现越涨越买的现象。（3）如果政府因为房价上涨过快而实施增加住房交易成本等房地产业的紧缩政策，但是公众预期未来政府会因为宏观经济下行转而采取房地产业的扩张政策，则这种预期会使当前的紧缩政策失效。（4）如果政府能够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预期，则能够改善房地产业调控政策的经济效果；而公众的错误预期会增加经济的波动，因为必须进行反向修正来抵消错误预期对经济的影响。
刘修岩和李松林（2017）建立了一个考虑异质性个体迁移决策和房价内生性的城市体系模型，将影响城市规模分布的因素分解为效率、舒适度、迁移摩擦和房价四个方面：较高的效率和舒适度会促使城市规模增加，但相伴而生的高房价和迁移摩擦集聚等负外部性会抑制大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张。进而基于结构式估计方法对中国城市的效率、迁移摩擦、房价和舒适度等特征进行了量化，并通过一系列反事实实验模拟了这些因素的变化对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效率、迁移摩擦和舒适度在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决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消除城市间的房价差异几乎不影响人口的再配置，而消除迁移摩擦则会导致大规模的人口重新配置和带来显著的福利增进效应，这意味着迁移摩擦的存在是造成中国城市体系扁平化的关键原因。因此，全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放开城市的落户限制，进一步降低人口迁移中的空间摩擦，才能有效发挥市场的内生化力量，促进城市体系空间布局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