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疾病因素

在《资本论》（第1卷）的第7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马克思曾引用时任英国伯明翰市长约·张伯伦于1875年1月在伯明翰市卫生会议上的开幕词中的一段话：“曼彻斯特保健医官利医生证实，该市富裕阶级的平均寿命是38岁，而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只有17岁。在利物浦，前者是35岁，后者是15岁。可见，特权阶级的寿命比他们的不那么幸运的同胞的寿命要长一倍以上。”[12]这充分说明了恶劣的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繁重的劳动任务、超长的劳动时间、最低的劳动报酬、无钱治病等因素，必然造成当时工人阶级短暂的平均寿命。马克思曾列举了英国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中所记录的英国陶器业200多个工场中的状况。报告显示，在这些工场中截至1864年的20年间从根本上节制了粉刷和清扫的工作，只在1864年工厂法的强制下才被迫进行了些许改善，而劳动者在这20年间过度的日间和夜间劳动中呼吸着极端有害的空气，这种空气也必然成为疾病和死亡的温床。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谓资本的节欲是工人阶级疾病频发的主要诱因，从而对工人阶级的健康构成极大的威胁。马克思对此深刻地指出：“为了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最起码的清洁卫生设施，必须由国家颁布强制性的法律。还有什么比这一点能更好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呢？”[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