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读3

小说的发展和最终的形式一直受制于笛福表现女主人公变化的意图：显示逐渐而无情的道德沦丧，直到在新门监狱的转变和接下来因为她的悔恨而获得的精神上的重生。这种凹形的故事形式遵循了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的人类道德史的走向。

如同那些基督教神学家或者诗人所解释的，尤其是弥尔顿，从人类在伊甸园所犯的第一个原罪开始，经历了很多种试验性的邪恶片段，直到在天意的干预下取得道德的重生，然后才有机会跟上帝握手言和并获得新生的机会。《鲁滨逊漂流记》和很多其他的道德复苏的故事都是关于浪子回归的。

18世纪早期继承了在此之前数世纪演变的关于宇宙的一系列假设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学说。这种假设来源于基督教思想家的嫁接工作，他们把上帝统治世界的神学概念和古希腊关于宇宙的概念嫁接到一起，古希腊人把地球放到宇宙的中心，也因此把人放到宇宙的中心位置。他们想象所有其他的星球和天体都是围着地球做一系列的同心圆运动（也叫球体）。以这种方式正视宇宙，就会发现人在无尽的、冷漠的、甚至也许是毫无意义的宇宙（我们试图这么想）中不是一个斑点，而是一个行星系统的心脏，是受到他周围所有广阔的，而且是受约束的运动影响的。人也是这个系统被创造出来的首要原因。

为了解释邪恶、自然灾害和政治骚乱的存在，也为人的自由意志做准备，就要区分地球上人生存的世界和一个美好的天上的世界（界限是月亮）。地球上的世界对命运的反复无常是屈从的，而天上的世界是理智的，有序的，不变的，因此也是美好和永恒的。哪怕是哥白尼发现了所有的行星都是围着太阳转而不是围着地球转，这也没有立刻改变这个神话的核心部分。

它非常重要，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的生活是那么的不完美，而且同时也提出了通过上帝的仁慈干预，人们至少可以部分逃避这种不完美（或者原罪）的现状。

当然笛福没有解释这一信仰体系，但是他想当然地认为地球上的生活理应屈从于混乱和突变。魔鬼是真实而强大的敌人。

的确有一种更高形式的生存方式是我们热切渴望的，而且通过神的救助最终可以得到。他也相信人死后的永生。人类的生命尤其对于清教徒（比如笛福的家庭）来说是一次灵魂的测试，是朝圣者的天路历程，要么结束在绝望和毁灭中（就如同笛福的最后一部小说《罗克珊娜》中主角的命运一样）；要么结束在从罪恶中转变过来后对于终极快乐的期望中。在查尔斯·摩尔顿开设在纽因顿格林的新教徒学院，也就是笛福被送去接受教育的地方，他彻底接受到了正式的神学知识，尤其是在他决心要为长老会神职做准备之后。

应该补充说明的是：笛福是最后一批信奉传统神学思想的作家之一，对于他们来说这种传统依然完整无缺地存在着。尽管此时，那些即将要把存活了几个世纪的传统思想体系一扫而空的新思潮已经开始跃跃欲试。我们的世界随着科学的和唯物主义者的假设而形成，建立在像霍布斯和洛克这样的17世纪作家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和人生活在自然状态中这一前提下。这种新思想的发展意味着到了18世纪后半段，卢梭能够宣称人并不是生而有罪，而是天性善良，只是后天受到腐败社会的腐化而已。但是对于很多18世纪的作家来说，不仅仅是笛福，建立在基督教罪恶和拯救体系上的人性道德起源的旧的假设依然有效。在《摩尔·弗兰德斯》中，笛福在很大程度上假设他的读者会理解摩尔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她逐渐陷入邪恶中，对她自己的罪恶情形视而不见，直至陷入到无法自救的地步。

这并不是说笛福没有意识到他小说中这些耸人听闻的元素会导致他的一些读者偏离他所谆谆教导的那些道德教育。在序言中他说得很清楚：“这本书主要是推荐给那些知道如何读这本书的人，知道如何好好利用这本书的人，整个故事一直推荐给他们。”正如他一遍又一遍强调的，知道如何去读故事就是做出公正和宗教的推断，这一点是摩尔生命中的每一个事件所要传授的。知道如何去读故事的读者会关注“作者的结尾”而不是“被写到的人物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关注的是作者的道德标准而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现代读者不难看出笛福关于他作品的道德效用的宣言真的只是虔诚的陈词滥调，用来消除那些因为猥亵描述而觉得受到触犯的读者的敌意。不过真相不可能走得太远。笛福在序言里的语气与他在其他地方说的话是一致的，而且如果我们仔细听摩尔的话，我们也能发现她也在坚持重复一些话，关于她“过去放荡而令人憎恶的生活”，这也是她最终特别憎恨的，这些话就像是实例教学一样对别人始终是一个警钟。

摩尔生在新门监狱，母亲是一个被流放的重犯。可以说摩尔以特别明显地表现继承了她母亲身上堕落的人性。她在科尔切斯特市的主人家长大，这是她人生开始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里她受到主人家大儿子的诱惑。当确认她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度的时候，她的脆弱立刻博得了我们的同情。“我的虚荣”，她坦率地承认，“是我堕落的根源”。她的虚荣使她特别容易受蛊惑，就像夏娃所谓魔鬼的奉承一样。魔鬼在“一个晚上，当我在花园里的时候”以主人家大儿子的身份现身在摩尔面前，他“找到办法塞了一张纸条到我的手里”。那时候，摩尔当然还是天真多过于邪恶，但是在随后两人的关系中摩尔变成了诱惑者，这时候天真与邪恶之间的平衡有了戏剧性的转变。但是后来摩尔带着后见之明承认说“对自己美貌的骄傲”给了魔鬼机会，“可是，魔鬼如果想诱惑你，他将百折不回，不把你毁了是不肯罢休的。他如果想引诱人去做坏事，也总是会找到机会的。”就这样摩尔踏上了她重返新门监狱之旅的第一步。

在摩尔被主人家大儿子抛弃之后，尽管有悖于她的理智，她也没法做出更好的判断。她被说服嫁给了主人家的小儿子，这是权宜之计，也是为了遮丑。这桩婚姻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钱。因此用笛福的术语来说，这是“婚姻卖淫”。这种行为的惩罚说明了这样的方式，正如道德神学家们坚持认为的那样，只会让一种罪恶滋生另一种罪恶，而且往往是更严重的罪恶。在饱受对大儿子的相思之苦后“每当我和丈夫同床时，我希望能躺在他哥哥的怀抱里”，摩尔意识到她自己每天都想犯“通奸和乱伦”的罪。这一点她承认是“尽管我只是在想象中进行，但其性质无疑与真的犯了通奸和乱伦罪无异”。

这本书最刻薄和最明显的讽刺之一就是几年后摩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真的嫁给了自己的弟弟。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恶心的巧合，而是她内心恐惧的实现，这种恐惧一直深深折磨和压抑着她的良知。摩尔发现了自己的婚姻是乱伦式的以后，她把自己的生活描述成“最差的卖淫”。而且她也意识到自己是受到了诅咒：“我原先向往的幸福生活已完全消失了，在痛苦和毁灭中消失殆尽……从此之后一切变得越来越不对劲。”

从一个层面上说，摩尔一直都能意识到她自己的罪行。不过她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是个能言善辩的罪人，总是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或为这找到合适的理由。到了小说的中间部分，摩尔被一个善良的银行家感动，这个人后来成了她的第五任丈夫。

摩尔对她自己欺骗的恶行有所感悟：“如果我对我过去二十四年令人憎恶的邪恶的生活有一丁点的后悔的话，那就是这个时期了。”然后她又列举了她自己的罪行：“他要娶的是一个曾经和兄弟两个上过床的女人；一个曾经和自己的亲弟弟生过三个孩子的女人；一个出生在新门监狱，母亲既是妓女又是小偷的女人；一个曾经和十三个男人上过床，从他看到我时就已经有了一个孩子的女人。”尽管摩尔出现了暂时的负罪感，但是她很快找到了嫁给这个善良人的满足感：“在经历了人生中暴风雨般的旅途后，这是一个安全的港口。”不过她还是没有考虑到人生的无常，也没有意识到尘世中的旦夕祸福：“这突然的打击仿佛来自一只无形的手，毁灭了我所有的幸福。”她的丈夫意外死亡，摩尔意识到了她“过去的麻烦”不能就这样被忘却：“我过去过的是最肮脏的一种生活，有些在世间有在地狱中也有。”

在摩尔的生活还过得去的时候，她尚且能为她过去不道德的行为感到一丝懊悔，但是这悔恨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当贫穷再一次降临，她很快又滑向了罪恶的更深层。芳华逝去后，摩尔开始偷窃，很快她就成了一个娴熟的扒手，而且获得了“我这个时期最伟大的艺术家”的称号。她过去“对自己美貌的沾沾自喜”开始让位给她对自己当小偷能力的沾沾自喜。她一直在犯着“骄傲”罪，在18世纪人们是不会忘记的，“骄傲”是七大致命的原罪之首。尽管摩尔经常辩称（不论是当妓女还是当小偷）是为生活所迫，但是当生存需要得到了满足后，她还是不愿意为了单调而辛苦的工作放弃有利可图的行窃。“因为我已经不能用针线谋生，”她坦白说，“我必须给自己弄到足够多的面包。”这是关键所在。在她最终滑向深渊之前，她对自己的命运做了沉思，在她的脑子里反复思考一个事实，那就是没有偷窃她没有办法生存。她做出这个选择的“快乐时刻”过去之后，“忙碌的魔鬼一直在诱惑我，而且一直把我抓得很紧，让我不能回头。当贫穷让我身陷泥潭的时候，贪婪也困住了我，让我再也没有回头路。”在书中摩尔总结自己的情形的最形象化的比喻，确切地说，是一系列的比喻：“因此我一度曾在魔鬼的控制之中，被牢牢控制在一个有魔力的地方，根本没有能力走出这个圈，直到被麻烦的迷宫吞噬，以致难以自拔。”摩尔的无助是彻底的，就像是被施了魔咒一样在迷宫里绝望地走丢了。她现在完全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道德状况，没有别人的帮助她的灵魂完全迷失了。

尽管摩尔在做贼的生涯中有很多插曲可以讲述，但是这些总体看来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就像摩尔自己说的那样：“一旦我们对犯罪变得麻木，就没有什么恐惧能影响我们，也没有什么例子能给我们敲警钟。”当她最终被逮捕的时候我们并不吃惊，让人吃惊的是当摩尔被逮到并被送到新门监狱后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她彻底崩溃了，似乎没有了任何感情：“我堕落成了石头。首先是变得愚蠢和麻木不仁，然后变得残忍而没有思想，最后和他们任何一个一样变得疯狂。”摩尔回到了原地，回到了“我母亲备受苦难的地方，也是我降生到这个世界的地方”，结果却发现回到了出生地她就像是进了地狱。新门监狱对摩尔来说不仅是一个救赎的地方，而是“地狱的象征，是通往地狱之门。”摩尔现在以异常清楚的细节所描述的，是最后一种原罪，那就是人在自救赎罪时的绝望之罪。被她确切地说成是“灵魂的一种奇怪的冷漠”，精神上的迟钝，现在完全控制了她，以至于她不知道“懊悔或是悔改。对我的情况毫无知觉，也不去想什么天堂和地狱”。摩尔陷入了生命中的最低谷：“彻底的堕落感控制着我，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如果我不是原来那样，现在也不至于成这样。”

摩尔描述她从灵魂死亡的路上回归的过程，是通过她对别人怜悯的觉醒。在新门监狱她意外地看到了她在兰开夏的丈夫（也是唯一一个让她动过感情的丈夫），这次相遇“终于唤回了一点被称为‘悲伤’的东西”。在得知她自己要对杰米后来的生活以及他现在的铁窗生涯负部分责任后，她的悲伤悔恨之情又加剧了。她的铁石心肠随着她怜悯的复苏开始融化，这也反过来唤醒了她的“负罪感”：“简单来说，我开始思考了，而思考本身就是从地狱向天堂的进发。我过去所说的那些关于灵魂已经麻木不仁的话，其实是对思想的剥夺。能重建自己思考能力的人才能重建自我。”尽管经历了很长时间，但是最终真正的悔改还是成了现实。在监狱派了一个牧师来给摩尔传道后，摩尔“第一次感觉到悔改的迹象”。现在她已经真正悔改了。摩尔向牧师坦白了过去所有的罪行，实际上是她这一生的历史，也是我们正在读的这个故事：“总而言之，我给了他我这一生故事的删节本，给了他我这五十年来行为的一个缩影。”

到这里才是这部小说的关键。摩尔第二次讲述她自己的故事实际上是她向牧师做完整的忏悔，这样做的目的也很相似。

摩尔第一次讲述她遗憾的历史是作为忏悔；第二次就是作为对他人的教诲了。她精神上的重生是她的历史中“最精彩的片段”，是“对我来说最获益的部分，也是对他人最有教育意义的部分”。她的故事跟随着喜剧的曲线，在结尾的部分是呈上升趋势的，但是她知道结局可能会不同：“这是一个彻底的悲剧，就如同这个故事过去很可能发展成的结局一样。”

作为一个悔过者，摩尔精神的重生标志着她新生活的开始。

虽然新生活跟过去的很多特征重合，但是却有了重大改变。她作为被流放的重犯（像她母亲当年一样），和她的兰开夏丈夫一起回到了弗吉尼亚（她曾在这里和她的丈夫，也是她弟弟生活过）。但是一切都变了。摩尔的母亲已经过世并留给了她一些遗产；她跟她弟弟所生的儿子亲切地接待了她，对她没有任何指责。这样摩尔和杰米终于如愿以偿地过上了上流人的生活。在他们即将离开新门监狱之前，摩尔曾经跟杰米许下诺言说他们将在弗吉尼亚“在一个新世界里以崭新的面貌生活”。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充分证实了摩尔的要求是正确的，同时也表明重生可能是回归和完整的途径。

在18世纪的英语文学作品中，除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作品《格列佛游记》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引起的争议像《摩尔·弗兰德斯》这么大。基本上这些批评的争论，哪怕是关于讽刺的绵长争论都是很正式的。这是个以流浪汉为题材的小说吗？是不是一个虚构的清教徒的精神自传？是中产阶级的浪漫主义还是反浪漫主义？是一部反讽作品吗？伊恩·瓦特曾经写过一本有影响的书《小说的兴起》，这本书引发了随后很多的争论，尤其是关于反讽的问题。所以后来伊恩·瓦特称摩尔为“普通人时代的‘蒙娜丽莎’”，也就不无道理了。

关于小说中反讽的种类和程度问题，就像其他的批评问题一样，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认为笛福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对于有些读者来说，小说中随意的情节和情节的多样性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小说是按照作者“本能的感觉的顺序来叙述的，作者觉得主人公接下来该做什么了她就做了什么”。

换言之，笛福在写作的进程中虚构了整个故事，当然虚构得非常精彩。但是如我们所观察到的，摩尔注定要经历的那些人生中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是被归功于命运的，也是人类生存状态的一个定义。人类的生活看起来是混乱无序的，也将会一直混乱，因为这是宿命。尽管上帝的眷顾最终掌管着整个世界，人类还是有自由做出选择。《摩尔·弗兰德斯》是关于一个女人最终作出正确选择的故事。对她之前的罪恶做出忏悔，最后得到了双重回报在人世间的一份快乐的（也是富足的）生活和对死后进天堂而不是地狱的期望。不稳定的人类世界在宇宙这个宏观世界中所处的位置是怎么样的，过去一直有一套假设，正是这种理解和假设，最终使《摩尔·弗兰德斯》成为一个反讽作品。

反讽需要依赖共识和双重性。所谓共识，就是需要作者和读者串通好了，他们都知道一些主人公（或者在有些情况下是主要人物）不知道的事情。在本书中，我们知道的是尽管她的生活有过一些微不足道的胜利（基本上都牵涉到了欺骗、欺诈），但是前面等待着她的是灾难，而这一点年轻的摩尔是不知道的。而双重性是指主要的角色生活在伪装之中，目的是为了愚弄其他的角色，愚弄自己或者读者。摩尔经常假装成别人，尽管在本书中她时不时地欺骗书中的大部分角色以及她的读者，但是最终愚弄了她自己。但是对那些“知道如何读书”的读者来说，摩尔很快就露出了马脚。她越炫耀自己的辉煌成就，她就越容易被她自己给别人设的陷阱所困住。当然，让主人公讲自己的故事在技巧上来说是困难了点。讲故事的摩尔知道故事是怎么结尾的，但是主人公摩尔却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存在着两个摩尔，一个年轻的罪人摩尔和一个年老的悔过者摩尔。不过这个事实对读者来说不必成为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毕竟任何人在认真思考自己的青春岁月时都可能有相似的感觉：年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像是两个人。不过就摩尔而言，她的“两个摩尔”的感觉格外强烈，因为她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转变，生活中的一切全都变了。在转变之后她是这样解释的：“总而言之，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肉体。”她后来又补充说她的经历是让“每个人在某个时间就会有所感悟的”。

反讽一直保留着希腊语的词源意思，那就是掩饰或假装无知。对于像摩尔这样一个本能的掩饰者，反讽是这个故事最自然的呈现手法。除了结构性的讽刺形成了小说的主体形式，还有一些局部的讽刺的例子，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摩尔特别享受去欺骗别人，或者沉醉于说双关语。她曾和她的第二任丈夫，一个布商去牛津旅行，一次“嬉闹”旅行中他们假扮贵族。所有的佣人都称他为“伯爵”，称我为“阁下”，“伯爵夫人”。

而且在这次旅行中他们欺骗了几个牛津大学的老师：“我们很开心地戏弄了几个可怜的穷学者，他们还希望能成为我丈夫‘领地’中的‘牧师’。这是我们看到的摩尔有意掩饰的一个比较轻松的例子。不过整部小说的氛围还是比较沉重的。”

摩尔的生活之所以丰富是因为她擅长欺骗。小说中的词汇和比喻暗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伪善的世界。摩尔用得最多的一个比喻就是“圈套”，这通常都是用来解释给动物们设的陷阱的。在科尔切斯特，主人家的大儿子就是以“设下女人最容易陷入的圈套”开始来诱惑摩尔的。这种圈套顾名思义就是阿谀奉承，“而且，这一切他做得非常巧妙。他勾引女人的手段简直像布网捕捉山鹑一样高明，真是个偷香高手。”在圈套的比喻背后站着的是恶魔，最重要的欺骗者。当摩尔因为害怕贫穷而沦为小偷时，“这是所有圈套中最坏的”。不过这真是魔鬼设的圈套：“魔鬼把我从陷阱中带出来，再把诱饵给我”。生活对于摩尔来说就是一连串的陷阱：从命运带给她的恶心的意外到魔鬼的圈套再到新门监狱，一连串的诱捕行动的比喻在等着摩尔的一生。在故事开始的第一页她就告诉我们她“经常期望”能随着绞刑架上的“踏板和绳子离开这个世界”。当她成为一个惯偷之后，她说她现在在“魔鬼的掌控之中”，而且“被困境的迷宫吞噬，以致难以自拔”。摩尔的对人世间生活的想象，根本上还是受了命运持续的讽刺而形成的。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摩尔·弗兰德斯》到底是不是一个戏剧性反讽作品的问题是和书中不断出现的插曲似的情节紧密相关的，也最终使争论停留在作品的形式上。如果我们把这部作品看成是反讽的，我们就要认识到有一个建立在天意是终极正义基础上的矛盾是故意表现出来的。这是介于小说表层摩尔一生之中插曲似的故事，和故事潜在的意义之间的矛盾。跟这个问题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摩尔·弗兰德斯》中的流浪汉题材的特色。也就是说这是不是以真人为版本的一个流浪汉题材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的同一个问题。这种争论是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这本书松散的结构形式。

这种传奇式的流浪汉或者歹徒题材的故事出现在16世纪的西班牙，以现实主义手法讲述了一个肆无忌惮的流氓的故事（西班牙语里的流氓这个词是picaro），他凭着自己的机智在一连串的关系并不紧密的历险中生存下来，他也经常用语言和行为来讽刺他周围的社会和那些比他幸运的人。西班牙这种故事的典型代表是《小癞子》，尽管法国作家勒萨日写的《吉尔·布拉斯》更有名气一些，也经常被引用为这种流派的权威代表。《摩尔·弗兰德斯》无疑具备了流浪汉主义的很多特征，比如：出身卑微的主人公；各种各样的伪装能力；对于生命无常的感知能力，这一点往往以主人公一连串的冒险来论证；性自由；超越个人完整性的生存选择；社会和空间的流动性等。把《摩尔·弗兰德斯》称为流浪汉小说的一个最好的例证是由马克西米利安·诺法科提出的，他说既然构成流浪汉主义的理论因素还没有约定俗成下来，《摩尔·弗兰德斯》就可以被看成是具备了流浪汉主义小说的核心特征。诺法科教授的一部分说法实际上是对斯塔尔通过精神自传来研究这部小说的一个回答。他发现这个小说太过抽象，而且目的是对小说的娱乐性和艺术性进行辩护。

把《摩尔·弗兰德斯》定位成流浪汉文学的好处之一是：这种小说模式很自然地会用到讽刺和反语，这两者是小说的要素，但是对于形式上相当严肃的精神自传来说却不是那么常见。然而有一点必须要指出：尽管流浪汉文学很典型地削弱了浪漫主义的传统，但是《摩尔·弗兰德斯》却具备浪漫主义的元素。比如被吉普赛人偷走的孩子找到了她真正的父母；对于优雅风度的向往并得到了这种风度以及乱伦这一主题。可以说这些特点出现在流浪汉文学作品中只是说明了文学形式可能会吸收那些一度遭人嘲讽的传统。另一个明显反对把《摩尔·弗兰德斯》称为流浪汉文学的声音来自罗伯特·阿尔特，他认为这部小说从根本上来说是宗教小说，这一点是流浪汉题材从来都不会触及的。阿尔特教授用来描述摩尔·弗兰德斯的人生经历的术语是“类流浪汉文学的”，这种说法可能也是我们平息这一争论的最佳选择。

在塑造这部小说的过程中，笛福利用了文学和通俗文学形式的多样性。他没有受到评论的约束，而是自由地利用了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大量的阅读，以及他自己对当时生活的广泛的学识。结果，用麦克凯恩的话来形容，是“一个绝对的不稳定性”出现了。这标志着英国小说进入一个新兴阶段，这一阶段出现在理查德森和菲尔丁的作品形式得到完全发展和稳定之前。

这种不稳定性从当时笛福的声誉中可以感受到一点，他当时被含糊地看做一个无赖“（他就像）一个比海神普罗特斯还善变的动物，经常变换自己的形状，来来回回像是一个被捕猎了的野兔。”这种评价给了我们一些线索来了解笛福的多才多艺，他写得既多又好。同时伊恩·瓦特也提醒我们，摩尔正在回头看着我们微笑。

戴维·布卢伊特（David Blewett）李淑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