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马上打天下到笔下治天下
——宋代皇帝的宫廷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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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宝八年（975年）十月初一，在被宋军重重围困的金陵城（今江苏南京）里，江南国主李煜，决定派遣南唐文坛名重一时的文臣徐铉前往开封面见宋太祖乞求宋军停战罢兵。

这时的金陵已在宋军的围城之中，度过将近一年最困难的时光。就在上一年，即开宝七年（974年）十月，宋太祖正式命将出师，让名将曹彬率领宋军主力大举南下，誓要彻底解决掉南唐这个南方最大的割据政权，扫平江南，一统天下。一年来，宋军虽然未能速战速决攻下南唐的都城金陵，但在金陵城的外围一直小胜不断。南唐的军心民心已然涣散不堪，金陵城的陷落只在旦夕之间。此时的李煜君臣，只有寄希望于向宋朝求和停战成功，以求继续苟延残喘。

当日，徐铉一行出城后，宋军主帅曹彬派人将他们送往宋朝的都城开封。徐铉在江南文名甚盛，素来以文章言辞的巧夺天工为时人所称许。此次开封之行，南唐君臣期盼的就是他能凭着那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宋太祖撤军退兵。徐铉最初也颇以此自负，“将以口舌驰说存其国”。

此时的才子徐铉，虽然是个年近六十的老人，但在江南已成名多年。

史称徐铉十岁就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与南唐朝中另一位名满天下的文士韩熙载齐名江南几十年，“江东谓之‘韩徐’”。然而这时，韩熙载早已不在人世。五年前，也就是开宝三年（970年）九月，韩熙载以将近七十高龄寿终正寝于金陵官舍，幸运地躲过了南唐的亡国之祸。其时徐铉还提笔为他写下了一篇墓志铭，亲自送别了老友最后一程。他在文中回忆了自己与韩熙载的君子之交，“一言道合，倾盖如故”，也伤痛故人的离去，“一生一死，何痛如之”。

韩熙载是五代宋初江南最负盛名的文艺界大咖。他不但文章写得好，又精通音律，书画亦称得上是当世一绝，可以说是文艺圈的全能型人才。徐铉夸赞他，“审音妙舞，能书善画。风流儒雅，远近式瞻”。连宋人也经常想望其风采。宋神宗时的名僧文莹在《湘山野录》中夸赞韩熙载乃“神仙中人”，称得上是多才多艺，“审音能舞，善八分及画笔，皆冠绝”，不但有着过人的音乐、书法和绘画的才艺，而且还是个大帅哥——“风彩照物”，每次出城游玩，都会引来人群的围观，大家都喜欢聚在他身边听他谈笑风生，完全不知疲倦。

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表现的正是五代宋初江南士大夫的文艺娱乐生活。画中的场景表面上是在描绘韩熙载与宾客们是如何纵情声色、纸醉金迷，其实却深刻地反映了江南才子们在日常休闲娱乐中的多才多艺，那种文艺互动性上的娴熟和优雅，令文人学子和达官贵人神往。画面中，韩熙载时而聚会听乐，时而凝神观舞，时而击鼓助兴，他不但是这场文娱晚会的“金主”，更是导演和主演。

韩熙载自己就是文艺圈的明星，而普通的土豪，则只能花钱追星，一边喝酒，一边喝彩罢了。连南宋大诗人陆游也不得不感叹韩熙载“才气逸发，多艺能，善谈笑，为当时风流之冠”。

韩熙载这些江南有文化的权势之家的玩法，是当时宋朝的那些没文化的新贵们想都想不出来的。太祖来自民间，他能想到的奢华生活，只是一般的声色犬马而已。宋人记载了一个太祖爱民如子的故事，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太祖担心富贵人家的子弟没有民间生活的经验，很难当个好官，他常常不无忧虑地对身边的大臣们说：“贵家子弟，唯知饮酒弹琵琶耳，安知民间疾苦！”饮酒弹琵琶，大概就是太祖能想到的最文艺的生活了吧！

徐铉能与韩熙载齐名多年，自然也是文采风流、言辞便捷。南唐后主李煜对徐铉此次入汴之行寄予厚望，金陵城被围后，南唐京城之外最大的一支生力军是屯驻在湖口（今江西九江）的“上江兵”，由神卫军都虞候朱令赟统率，“拥众十万”，因此李煜多次派人带着诏书前去湖口，让朱令赟带兵驰援金陵。朱令赟以后方不稳，一直不敢进兵。然而在徐铉临行前，李煜却对徐铉说：“你既然要前去开封谈和，（为表示求和的诚意）我当立即派人让上江援兵停止进兵，不要他们东下来援了。”

徐铉听后立即劝道：“臣此次前去，未必能够排难解纷，现在金陵城中大家都盼着援兵来，人心士气全靠这个支撑，陛下奈何要阻止援兵前来呢！”显然，徐铉这时也没有多少信心能够说服宋太祖撤军。虽然做了最坏的打算，徐铉一路上还是在努力筹划如何说服太祖的办法，制订了一套非常详细的预案，“日夜计谋思虑，言语应对之际详矣。”

事实上徐铉当时虽然人在江南，名声却早已驰誉中原。后来在太宗朝跟徐铉成为同事的文臣、太宗时的宰相李昉回忆说，徐铉在江南，因为多次担任馆阁文职，得以饱读南唐宫廷的藏书，因此成为博学多识的大学者——“连任书府，繇是经史百家烂然于胸中矣”。

除此之外，徐铉还擅长撰写“诏书诰命”，是江南朝廷的文宣喉舌和制诰大手笔，“落笔洒翰，应用无穷，皆混然而成，有雅正之体”。时人认为，论风流他不及韩熙载，论文采则过之。李昉说，徐铉的制诰文章，“当时名士如韩熙载者无敌”。其时宋朝的兵部侍郎王祐，恃才傲物，一般人他都看不上眼，却常常在人前说，当今人物只有徐铉才称得上是“文质彬彬，学问无穷”。另一位宋朝的文臣陈彭年更是夸张地称许南唐时代的徐铉是“当代文宗”。

可以说，宋朝的群臣早就听闻徐铉的大名，在等待徐铉前来的日子里，宋人竟然在另外一个战场上如临大敌，严阵以待。太祖的大臣们都纷纷跑来劝太祖早做准备，他们劝太祖说，徐铉此人“博学有才辨，宜有以待之”。徐铉到了开封见到太祖，留下了许多传说，太祖那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金句正是在和他辩论之际脱口而出的。

不过，我觉得太祖与徐铉的各种“名场面”中，最值得玩味的故事，是武将出身的太祖在徐铉的挑唆下，不得不在宋朝自己的大殿上与“诗人皇帝”李煜隔空赛诗。据说，徐铉见到太祖后，竟然大言太祖“不文”，也就是想借炫耀李煜的“有文化”，从而让“没文化”的太祖失去圣王的天命，在自惭形秽后主动放弃吞并南唐的妄念。据说，他在大宋的朝廷之上，“盛称其主（李煜）博学多艺，有圣人之能”。

说罢，他当场给宋朝君臣背诵起了李煜的诗，并夸耀李煜，“《秋月》之篇，天下传诵”。说着说着，就“春花秋月何时了”地吟唱了起来。太祖这时竟大笑起来，说道：“寒士语尔，我不道也！”这样的穷酸秀才的诗句，太祖当然不屑为之。可是徐铉却质疑太祖不是不屑写诗，而是不会写诗，他当即用犀利的言辞怼上了太祖：“大话谁都会说，有本事写一首诗看看。”

殿上的群臣听到徐铉如此的挑衅之语，都被吓得睁大了眼睛——“惊惧相目”。他们觉得太祖一介武夫，写诗当然写不过李煜，徐铉在这个场合哪壶不开提哪壶，如果让太祖下不了台，碰到逆鳞的后果，恐怕当场就有血光之灾。可太祖听后，却从容淡定地说：“我当年混迹江湖的时候，曾游历关中，在归来的路上，经过华山脚下，醉酒之后，倒卧在田间就睡着了。等醒来的时候，睁开眼睛看到一轮明月升空，一时感触，曾吟出一句诗：‘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

月亮没出来的时候，整个世界一片黑暗，可当明月腾空之际，四海天下都被照得通亮了。如此描写月亮，岂不比风花雪月的月亮大气多了。徐铉听罢，不禁心头一震，吓得立马在殿上连呼万岁。太祖这句诗，虽用语平常，却对仗工整，兼以气象雄浑，文气劲健，确有开国之君的规模气度。太祖还有一首《咏初日》的诗，也是“规模宏远”，诗曰：“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星星和月亮纷纷退场，这样的意境不免会让人产生如下的联想：结束乱世的真命天子就是太阳，五代之际各地那些称王称帝的割据者就是星星和月亮。宋人认为，这首诗预示了太祖当上皇帝扫平群雄、一统天下的结局，正是上天借太祖之口表达的天意。

反观李煜的诗词，美是美，但尽是些风花雪月、忸怩作态的亡国之辞。这样一比较，两位皇帝的诗词大赛已经高下立见了。显然，徐铉和朝堂上太祖的臣子们都低估了他的文学天赋。青年时代的太祖，吟诗作赋，也是信手拈来，并不是一个只会打打杀杀的江湖少年。太祖还是会写诗，也懂诗的。

就在徐铉一行来开封的当年，开宝八年（975年）年初，太祖还亲自主持了当年的科举考试。史书记载，当年二月二十五日，太祖在“讲武殿”主持了新科举人的考试，他亲自出了诗、赋考试的题目。这次考试还有当时尚在南唐统治下的江南进士跑来参加，虽然考得不好，但考虑到他们“间道来归”的一片忠心，也给了他们比进士出身稍差一点的“三传出身”。

打仗不行，打嘴仗也输了之后，徐铉当然只能黯然离场。两个月后，李煜眼见大势已去，开城投降，宋军在曹彬的率领下开进金陵城，在江南立国近四十年的南唐（其实在亡国前多年，南唐就早已慑于宋朝的淫威，自去国号，改称“江南”了）就此告终。金陵围城之中的这段太祖与后主比诗的小插曲，预示着在宋军于战场上打服南唐之前，宋朝皇帝已经靠着自己的文艺才能折服了江南。

然而，这个故事表面上看起来是太祖赢了，其实反映的却是宋初君臣在文化上的不自信，要真论吟诗作对，太祖的文采风流当然不及李煜。久经战乱的中原，在文艺上的水准自然也整体上不如自唐代以来承平日久、繁华依旧的江南。

对于江南才子，太祖是羡慕的。徐铉此行，尽管没有达到劝服太祖缓兵的目的，但太祖还是对他礼敬有加，并没有因为他即将成为亡国之臣而折辱于他，史称“上虽不为缓兵，然所以待铉等皆如未举兵时”。李后主虽然亡了国，但他在文化上给宋人的压力，一直要到北宋末年“文采风流胜李主百倍”的宋徽宗出现才真正消散。只是那时风水轮流转，面临亡国之忧的一方成了宋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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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皇帝真成了才子，宋人又高兴不起来了。在宋人的亡国故事中，宋徽宗亡国之君的气质，恰恰是缘于其父多看了一眼另一位亡国之君李煜的画像。据说宋神宗有一次参访收藏图籍的秘书省，看到南唐亡国之君“江南李后主”的画像，见到世上还有长相如此端正雅致之人，惊为天人，“再三叹讶”。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当徽宗出生的时候，神宗正好在梦中与李煜相见，李煜在徽宗出生时前来，似在暗示徽宗正是李煜的投胎转世，世人相信徽宗之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就是这个缘故。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先生推许宋代文化的这句名言，早已成为我们对宋代文化最基本的固有印象。可是，宋代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明的最高成就的代表，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事实上，太祖时代，宋朝的文艺气息并不浓厚，太祖本人平时对文人的那套东西，一点也不感兴趣。

有一年，新修的丹凤门建成，文臣梁周翰见状马上写了一篇《丹凤门赋》献上，太祖接过赋文，不解地问身边的人说：“这是什么玩意儿？”身边的人回答说：“梁周翰是个儒臣，职责就是写文章。现在国家有大工程完工，他是有责任写文章歌颂一下这事儿的。”太祖听后很不屑地说：“人家盖一个门楼，关这帮读书人什么事儿，写些言语硬来凑这个热闹！”说罢，随手就把梁周翰献上的文章扔到了地上。显然，太祖完全理解不了文人的文字游戏有什么好玩的。

还有一次，太祖登上明德门，忽然看到门上的题榜写着的是“明德之门”，就问随驾的赵普道：“好好的明德门，为什么要叫明德之门，中间加个‘之’字干什么？”赵普解释说：“这是语助。”太祖听后，竟然借题发挥地说出了那句“之乎者也，助得甚事”的金句。如果说上一个故事里，太祖只是对文学助兴不感冒，那么这个故事里，太祖对文字游戏的态度就更加轻蔑了。

所以，太祖虽然也会写诗，可吟诗作赋对他来说并不是轻松的消遣。

舞文弄墨没有兴致，可一想到舞枪弄棒，太祖就来了精神。巧的是，就在徐铉来到开封的一个多月前，太祖还在契丹使臣面前展露了一手高超的箭术。

开宝八年（975年）八月二十三日，契丹的左卫大将军耶律霸德来到开封进行国事访问。太祖正打算出去打猎放松一下，于是顺便就带着耶律霸德一起出城在开封的近郊行猎了一番。史称在猎场上，“上亲射走兽，矢无虚发”，只见太祖每一发箭，必有一头野兽倒地。契丹使者被太祖的箭术吓傻了，拜伏在地上，连呼万岁，还在私底下跟随行的翻译人员说：“皇帝神武无敌，射必命中，所未尝见也。”以骑射闻名天下的契丹人，竟然在狩猎场上被中原皇帝的一手神箭所慑服。

打猎射箭对于契丹人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契丹政治史中最著名的“四时捺钵”制度，更是契丹皇帝带群臣全程游猎的过程。所谓“捺钵”，是契丹语营帐的意思，契丹皇帝在皇宫以外巡幸时，都要搭建营帐以为暂时的住所。所谓“四时”，即春、夏、秋、冬四季。契丹皇帝在每年春天会带着群臣出巡混同江（今松花江），其间以钩鱼捕鹅为消遣；夏天去永安山（今内蒙古乌珠穆沁）避暑纳凉，其间如有空闲，契丹皇帝会与群臣游猎张鹰展开狩猎活动；秋天则到伏虎林（今察哈木伦河源），率群臣射猎于山中。冬天又移驻广平淀（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交汇处）躲避严寒，闲暇之时，则会带着群臣校猎讲武。

打猎是契丹人的强项，史籍上记载了许多契丹皇帝猎场上的神勇威风。有意思的是，这回出使宋朝的契丹使者耶律霸德，应该是见惯了行猎的大场面的啊，他自己的主子辽景宗，就是一个在猎场上降伏过猛兽的勇士。前面讲到的契丹四时捺钵的“秋捺钵”所在地伏虎林，即得名于辽景宗出猎伏虎的故事。

据说伏虎林一带，过去是猛虎啸聚的荒山野林，虎群不但盘踞山林，还经常出来“伤害居民、畜牧”，于是辽景宗带着几个手下骑马入山行猎。老虎感受到天子亲临的强大气场，躲在草丛中不敢出来，甚至被吓得不敢抬头看一眼——“虎伏草际，战慄不敢仰视”，从此这里就被叫做“伏虎林”了。

打猎离不开射箭，要论箭术，契丹人的妙艺肯定也不遑多让。牵马持弓，是最常见的契丹人形象。《射骑图》相传是五代时流落中原的契丹皇子耶律倍所画，但其画风更像是北宋的作品，反映的更多是宋人印象中契丹人该有的样子。画中的契丹武士，手持弓箭，站立于战马之前，表现的正是射猎的场景。宋太祖在与耶律霸德行猎之际，“亲射走兽，矢无虚发”，其显露的一手精湛的射术能够令耶律霸德惊骇失态，大呼万岁，如非过于超出他的想象，恐怕还不致如是。

太祖的箭术神妙，除实战以外，理论功夫也是一流。据说太祖晚年曾将自己多年射箭的经验所得，写了下来，著成了《射诀》一书。宋军士兵只要依法施为，个个都能成为神箭手——“搦折弓弝，绝力断弦，踏翻地面，射倒箭垛”。

青年时代的太祖，靠着沙场上的金戈铁马，才打下了他在禁军中的赫赫威名。

后周显德三年（956年）正月，周世宗亲征南唐，双方大军相持于“寿春—滁州”一线，南唐以宿将皇甫晖镇守滁州的清流关。清流关在滁州西北二十余里，绝对称得上是滁州城的屏障。周世宗派前锋部队从正面进攻，皇甫晖率南唐军队正面迎战，双方摆好了阵势决战。这时周世宗突然让宋太祖分兵倍道兼程绕道进攻滁州，于是当皇甫晖在正面与后周军队对峙时，宋太祖率部突然出现在皇甫晖的背后。因腹背受敌，皇甫晖只得放弃清流关，率领南唐军队退回滁州城。

宋太祖带兵直抵城下，皇甫晖为免仓促应战，对宋太祖说“人各为其主，愿容成列而战”，想以此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战斗准备时间。宋太祖却不慌不忙，“笑而许之”。过了一段时间，皇甫晖准备好了人马，从城中出来。这时宋太祖居然单枪匹马冲入敌阵，大喊：“吾只要皇甫晖的命，不关其他人的事！”皇甫晖的士兵都被太祖的气势吓住了，纷纷闪躲在一旁。太祖直冲到皇甫晖面前，一剑就击中了皇甫晖的头，皇甫晖遂失去了战斗力，被太祖生擒。南唐军队眼见主将被俘，瞬间大溃，后周军队遂攻下了滁州城。

皇甫晖出身在唐末五代时以骄兵悍将著称于世的魏州军队，是成名已三十年的宿将。唐庄宗末年，皇甫晖还只是魏州军队中的一名普通士兵。庄宗晚年痴迷于戏剧表演，宠信伶人，猜忌大将，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同光四年（926年），只是一个普通士兵的皇甫晖，在邺城煽动兵变。庄宗命大将李嗣源领军平叛，结果叛军却拥戴李嗣源称帝，并挥师反攻京城，伶人出身的军头郭从谦趁乱起兵，射杀了庄宗。

李嗣源带兵轻轻松松地收拾了残局，进入洛阳即位称帝，是为后唐明宗。庄宗之死，与明宗之立，邺城之乱是最直接的导火索，由普通士兵皇甫晖引发的这个连锁反应最终改变了整个五代的天下格局，皇甫晖从此一举成名天下知。明宗即位后，破格提拔他当了陈州刺史。后晋天福十二年（947年），契丹大军南下灭后晋，中原大乱，此时皇甫晖已是密州（今山东诸城）刺史，他见大势不妙，率部南下投奔了南唐，并很快得到了重用，官至奉化军节度使、同平章事，镇守江州。

为应付周世宗这次南征，南唐方面的军事部署，是以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以二万人守寿春，另派皇甫晖为“应援使”，与常州团练使姚凤一起统兵三万为后援。刘彦贞是个贪官，靠花钱收买权贵才当上的大官，其实完全不会打仗，一战即被后周大将李重进斩杀于阵前。南唐士兵见主帅战死，斗志一散，全线溃败，全靠皇甫晖收聚残军退保滁州才勉强维持住了局面。

滁州阵前生擒皇甫晖，是太祖在后周禁军中确立起自己威名的关键一役。此前的高平之战，太祖的表现只是中规中矩，并不亮眼，而这次犹如神兵天降般地于阵前生擒敌军主将的表现，才为他赢得了在军中的威名。此战之后，太祖才开始有了“主角光环”。据说战后，“太祖威名日盛”，每次出战，都以“繁缨饰马，铠仗鲜明”，成为后周禁军中的一颗闪耀的明星。

战后不久，太祖因战功被提拔为殿前都指挥使，跻身殿前军的高级指挥官行列，这奠定了太祖在后周禁军中的权势和地位。太祖当上皇帝，是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的，靠的是禁军将领和士兵的拥戴和支持，而禁军对太祖的拥护就是太祖的“天命”。后来宋仁宗曾下诏把太祖擒皇甫晖一役定为大宋受命的开始——“太祖擒皇甫晖于滁州，是受命之端也”。

太祖以武力得天下，在宋人心中，他当然是一个武人。这也是为什么徐铉会认为让李煜与太祖比诗，自己这一方会更有胜算。事实上太祖武夫的形象，深入人心。数百年后的明代军事学家们还在传颂太祖的拳脚功夫和棍法的了得。抗倭名将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的“拳经捷要篇”中载有“宋太祖三十二势长拳”，并称之为“古今拳家”的第一大家。何良臣在所著《阵纪》中也推许“赵太祖腾蛇棍为第一”。

太祖的气质的确是个武人。当上皇帝以后，他政事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外出打猎。太祖在即位的次年，就制定出了皇帝与群臣定期外出打猎的礼制。建隆二年（961年）十一月十九日，太祖首次带着群臣出宫到近郊一带打猎，为了行动更方便，随行的亲信重臣们，包括宰相、枢密使、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统军、侍卫诸军都校等人，都换上了太祖御赐的“锦袍”。当天，先派出一支禁军前往要打猎的地方建立“围场”，“五坊”的人则带着打猎所需的鹰犬相从。

所谓“五坊”，乃是宫中专为皇帝打猎提供后勤保障服务的部门。五坊分别指雕坊、鹘坊、鹞坊、鹰坊和狗坊。据称太祖此次出猎，在大臣面前就展露了他的精妙箭法，“上亲御弧矢，射中走兔”。在还宫的路上，太祖还与群臣们找了个地方休息畅饮，一直喝到晚上才罢宴还宫。此后则形成了“田猎”的整套仪制，比如随行大臣都赏赐窄袍和暖靴，自亲王以下的将相大臣凡射中猎物者，都可以得到赏赐，通常的奖品就是马。

连文臣司马光都知道，“太祖初即位，颇好田猎”。他还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太祖打猎受伤、迁怒于马的故事。据说太祖有一次行猎时从马上坠了下来，暴怒不已，立即从身上拔出佩刀往马儿的身上刺了进去，马儿血溅当场，当即殒命。等过了一阵儿，气消之后，太祖才觉得这马死得冤枉，反思自己的行为，感叹道：“我耽于逸乐，乘危走险，自取颠越，马何罪焉！”故事的最后，司马光说太祖“自是遂不复猎”。

不过，“从此以后再也不打猎”这样的气话，恐怕当不得真。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太祖生前最后一次打猎是在开宝八年（975年）九月初三，十天前他还跟契丹使者一起打猎，玩得不亦乐乎。《长编》也记载了这个“打猎受伤从此不再打猎”的故事，并且把它放在九月初三这天的记事里。编者的解释是，因为此后官方记录中不再有太祖出猎的记载，所以顺便把这个事情记录在这一天而已，这叫做“因附见此事”，并不表示这事儿就真的发生在九月初三这天。所以，“从此以后再也不打猎”——这句气话，到底是什么时候说的，其实是一笔糊涂账。

除打猎以外，太祖最大的消遣就是带着一帮手下出宫去玩“微服出行”，面对在宫外可能的危险，他毫不在乎，甚至不惜“以命相拼”。有大臣劝谏说：“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您现在经常轻装简从出宫闲逛，万一遭到什么不测，则后悔无及矣！”太祖闻言笑道：“帝王之兴，自有天命，天命强求是求不来的，反之，如果你不想要，你也拒绝不了。如果万一真的朕命中注定会发生意外，想躲能躲得掉吗？昔年周世宗见到诸将有长得方面大耳的，发现一个，就杀一个。然而我天天待在他身边，我却安然无恙。”劝谏的大臣竟一时语塞。

打猎也好，微服出行也罢，体现的都是太祖的武人气质。他似乎是一个静不下来的人。他在宫中的娱乐活动，也是喜动不喜静。太祖朝的史料不多，他平时在宫中闲暇之时都在玩些什么，我们所知甚少。另外，此后虽然见不到他出宫游猎的记载，但他还是会时不时地在宫中玩玩射箭之类的“类打猎”活动。开宝九年（976年）二月，吴越王钱俶来朝，太祖除了设宴款待，还专门在御苑中安排了一场“宴射”的娱乐活动。

不过有一个关于太祖纳谏的经典故事，似乎颇能说明他对打猎的爱好是至死不渝的。据说太祖有一次在后园“弹雀”，突然收到有大臣说有急事请见的报告，太祖心想既然是紧急事务，耽搁不得，于是立即召见他。结果他听完这个大臣的汇报后发现，报告的都是些日常工作，一点儿也不紧急。太祖于是很生气，而这个大臣居然理直气壮地说：“臣以为尚急于弹雀。”这话一出，太祖听了更生气，顺手就拿起身边的柱斧就往这个大臣身上砸了过去，只听得咔嚓一声，这个大臣的两颗牙齿就被敲掉了。

这个大臣在史书上没有留下姓名，但他肯定是个人物。在牙齿被敲掉后，他竟然不慌不忙地从地上把这两颗牙捡起来放到怀里藏了起来。太祖一见，更是气得控制不住自己了，破口大骂道：“汝怀齿欲讼我邪？”这个大臣的回答很巧妙，他说：“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太祖这时终于被他的耿直逗乐了，想到自己以后在史书上的形象，当即转怒为喜，把他夸奖了一番，完事后，还“赐金帛慰劳之”。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太祖平时在宫中没事儿的时候，喜欢弹雀打鸟，而且乐此不疲，被大臣打扰之后还很生气。其实弹雀也是一种“打猎”，只是因为猎物小，可以不限场地，成本更低，随时都可以玩。身为皇帝，喜欢弹雀打鸟，表面上看有点不成体统，但这恰恰反映了太祖的娱乐方式不是那么的劳民伤财。

太祖在玩这方面，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最有趣的事情是，太祖晚年对儿时的玩具竟还念念不忘。

开宝九年（976年）三月，太祖巡视西京洛阳，专程去了一趟赵家以前住在洛阳时的旧宅。在走到一条小巷前时，太祖停了下来，举着鞭子指着这条巷子说：“朕记得以前曾得到过一个石马儿，经常骑着玩，很是开心。附近小孩儿见我有这么个好玩的东西，老是来偷，我就把这个石马儿埋在这条巷子里了，不知道现在这个石马儿还在不在？”说完后，就让人把巷子的地面挖开，结果真的找到了一个石马儿。后来他还对身边的人嘱咐说，等他死后，一定要把这个石马儿当陪葬品跟他埋在一起。

巧的是，半年之后，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日夜，太祖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万岁殿，一个属于太宗的新时代来了。

* * *

太祖喜欢打猎，太宗喜欢踢球。早年的军旅生活，深刻地塑造了赵家两兄弟在当上皇帝后的娱乐偏好。

太宗虽然早年跟随太祖在军中生活过一段不短的时间，但他于军旅之事，既不精通，也不喜欢。史书上说太宗即位后，“雅不好弋猎”，因此下诏宣布，除了朝廷必须举行的各种礼仪性的射猎活动，停止太祖时经常举行的近郊行猎活动，把五坊所蓄养的鹰犬都放散出去，各地不许再向宫中进贡猎鹰猎犬等物。就连表面上接受宋朝领导，实际上割据一方的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派人送来打猎专用的“海东青”，太宗也给退了回去。从唐代经五代沿袭至宋初长达三百多年的“五坊”也跟着没落了——“五坊之职废矣”。

太宗的箭法，如果只看官样文章的记载，可能也会觉得还不错。如雍熙三年（986年）三月二十二日，太宗与群臣在含芳苑举行“宴射”活动，太宗射完箭后，宰相宋琪夸赞说：“陛下控弦矢，一如十五年前在晋邸时。”注意，这句马屁拍得很有技巧，也很有分寸。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他没有夸太宗箭法好，如每发必中之类的，而是说中年太宗的气力跟青年时代一样。此时太宗已四十五六岁，气力绝不可能像三十岁时一样，显然这是一句吹捧的话，但吹捧得有节操，没有过分夸大太宗的箭法水平。

太宗听到宋琪的夸赞后的反应也很有意思，太宗的回答是：“朕比曩时筋力诚未觉衰，然少喜马射，今不复为矣。”说完后还觉得意思没到位，又补了一句：“此地三数年不一至，固非数出宴游也。”意思就是：我虽然精力不减当年，但现在不喜欢骑马射箭，这个举行宴射的地方我也不是经常来，我就不好这一口儿。而且史书上还特意补了一句，宋琪之所以突然夸赞太宗的箭法，是因为当时北汉亡国之君刘继元，以及主动放弃割据银、夏等州的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其族弟李继迁就是西夏王朝实际开创者）这两个人刚好在场，说这些“赞颂神武”的话，也是为了在这些“降王”面前撑撑场面。

不过，对打猎射箭不感兴趣，并不意味着太宗不喜欢竞技运动。宋代流行“打球”，包括蹴鞠和马球等多种玩法，太宗都很有参与的热情。太祖时代，两兄弟应该就经常在一起玩球。宋末元初的画家钱选，在南宋亡国后，有机会见到一幅本来是宋代宫廷秘府旧藏的画——《宋太祖蹴鞠图》，他一见之后，大为喜欢，于是就自己临摹了一份，这幅画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正是有了这幅摹本，才让我们可以一睹太祖、太宗两兄弟在球场上的风姿。画面中，太祖、太宗正在比拼球技，而几个大臣则在一旁俯身围观，兄弟君臣之间的其乐融融洋溢在脸上。

不过从《宋太祖蹴鞠图》来看，太祖时代，踢球在形式上还比较简单，而太宗时代则更有仪式感。太宗即位后，还特令相关部门制订蹴鞠的仪制，决定把这项宫中的娱乐活动上升为宫廷礼仪的一部分。《宋史》记载了太宗时代的“打球礼”：

蹴鞠开始前，由相关部门派人去清扫场地，然后在东西两侧安放木制的球门，球门有一丈多高，门的顶部刻有金龙，底座为石制的彩绘莲华座。比赛时分为两队，由两个“承旨”做守门员，两个卫士拿着小红旗负责计算和公布比赛的得分，球场周围由穿着锦绣衣的御龙官手持哥舒棒维持秩序。参加比赛的人，大臣自亲王、节度使以下提前由“閤门”负责分队，左队的球员统一穿黄色的衣服，右队则穿紫色的衣服。球门两边放置二十四面绣旗，东西两侧都有一个架子，代表左右两队，每一队得分，就在相应的方位插上一面绣旗表示某队得了一分。

宫廷打球仪式制订完毕后的首秀，是在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三月十五日。当天，太宗召集亲王、宰相、淮海国王以及从臣，在大明殿中踢了第一场球。

球赛开始前，太宗第一个出场，他骑着马缓缓而出，这时教坊属下的宫廷乐队开始齐奏《凉州曲》，参赛的群臣则分为两队，依次从两厢进入大明殿。然后由一个太监捧着“朱漆球”出来并将之扔到殿前。接着由太宗先亲自“秀”一轮球技，太宗一边击球，一边有教坊的乐队伴奏助兴。太宗的球技表演完结之后，才轮到参赛的“诸王大臣驰马争击”。

按史书的记载，参加这场球赛的重量级人物主要有三个群体。一是亲王，即赵宋皇室的核心成员。当时的亲王只有一人，即太宗的亲弟赵廷美，时任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领永兴军节度使兼开封尹，爵封秦王，其地位跟太祖时代的太宗并无二致，是皇室中仅次于太宗的大佬。另外太祖之子、太宗之侄赵德芳，此时虽未封王，但已成年（时年二十二岁），且是皇室中地位仅次于他的两位叔叔的青年才俊，应该也参加了这次的球赛。

此时太宗的儿子们都还小，年纪最大的长子赵元佐，也才刚刚十六岁。不过赵元佐从小就有“运动天赋”，十三岁时（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随太宗出猎近郊，有一只兔子突然从太宗面前跑过，太宗趁机让赵元佐露一手，让他举箭射兔，结果“一发而中”。当时契丹使者正好在旁边，见了这一幕之后也被这位少年皇子的箭法震住，露出惊异的表情。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太宗率军亲征，灭北汉、伐幽燕，也都带着赵元佐同行，显然他深得太宗的喜爱。

二是宰相，即文武百官的首领。此时的宰相有二人，一是开宝六年（973年）就已拜相的薛居正，另一个是太宗即位后新提拔的宰相卢多逊。

最后是淮海国王，这位淮海国王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最后一任吴越王钱俶。他从后汉乾祐元年（948年）即位为王，历经后汉、后周和北宋，刚好当了三十年的割据两浙地区的土皇帝。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年初，他带着诸子和属臣一行离开杭州到开封朝见太宗。其时五代十国时期形成的各个割据政权，除北汉外，都已被宋朝次第削平，他眼见大势已去，遂于五月一日正式上表太宗，主动献出所管“两浙十四州军”，五代十国的“吴越国”至此终结。此后钱俶就留在了开封，成为地位尊崇的闲王。太宗第一次组织大规模的宫廷球赛就把他叫上，也是为了向世人表明自己对钱俶在大宋和平统一大业上巨大贡献的肯定。

这场比赛大家应该都玩得很高兴，最后尽兴而散，尤其是太宗在球场上展现了高超的球技，史书上记载，这场球，“上获多算”。

唯一的遗憾是，太祖事实上的长子、赵宋皇室第二代的领军人物赵德昭，已经没有机会参加这场球赛了。去年（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太宗亲征太原，一举消灭了北汉政权，然后又挥师北伐幽州，试图一战收复幽燕失地，可惜最后兵败高梁河。这次败仗，给赵宋皇室埋下了一颗大雷。太宗即位之后，赵德昭二十六岁，拜京兆尹、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成为当时赵宋皇室中数一数二的“大佬级”人物，在军民之中有很高的威望。

高梁河惨败后，由于太宗车技太好，跑得太快，一度脱离宋军北征大军的主力，军中将士因“不知上所在”，一时产生了拥立赵德昭为帝的想法，这些议论无疑置太宗于极为难堪的境地。古代的皇帝，都自以为天命攸归，可这事儿的发生表明，其实所谓真命天子，却并非不可替代，特别是有一个成年的侄儿可以随时候补自己的位置，这引起太宗对侄儿前所未有的忌恨。班师回朝之后，太宗因幽州之役的狼狈难堪而迁怒于前线将士，迟迟不肯施行攻灭北汉的军赏。其实攻下太原，灭亡北汉，终结了五代十国超过半个世纪的乱世，对一般将士来说，这已是不世之功，按例当有重赏。本来嘛，这次北伐，有胜有败，功是功，过是过，结果太宗却把太原和幽州的功过，混在一起，拒绝行赏太原之功，以致将士们都有些寒心。

这时赵德昭站出来为将士们打抱不平，提议奖赏太原之功，结果引得太宗大发脾气。太宗恶狠狠地对赵德昭说：“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等你当了皇帝，再来行赏也不晚”。这话从太宗嘴里说出来，简直就是诛心了。赵德昭听完这话之后，一下子气不过，就跑回家自己抹了脖子。事后，太宗当然装模作样了一番，抱着侄儿的尸体大哭道：“痴儿何至此邪！”

此事对赵宋皇室的影响巨大，此前太宗皇位虽然有点来历不明，但太宗跟他的兄弟以及侄子的关系还算融洽，兄弟叔侄之间的亲情尚在。此后则猜忌渐生，不复从前。从太宗即位之初对赵德昭的安排来看，此前他对这个侄儿的确视如己出，虽然未必打算按“金匮之盟”的说法来个皇位轮流坐，不过保证兄弟和侄儿们一生的荣华富贵，还是不成问题的。但此后情况就急转直下了。

这是赵宋皇室还能在一起愉快地玩耍的最后时光。这场球赛之后不到一年，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刚刚二十三岁的赵德芳也英年早逝，至此太祖的两个儿子都不在了。赵德芳死后不久，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太宗又亲自导演了所谓的赵廷美谋反大案。事后，赵廷美被削夺一切官职，贬为涪陵县公，被流放到穷山恶水的房州软禁。两年后的雍熙元年（984年），他在房州愤懑成疾，吐血而亡。

更可惜的是，面对父皇在皇家亲族中制造的接二连三的悲剧，太宗的长子，早年那个深得父皇喜爱、十三岁就以箭法震惊契丹使者的赵元佐，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从此发了疯——“被酒发狂”。他的后半生都是在半醉半醒中度过的。

只有太宗，还是接着踢球接着秀。他甚至还经常摆好pose命宫中的画师把他在球场上的风采画下来。

宋太宗有一天在御花园赏春，听说僧人元霭擅长画“写真”像，于是命人传召他前来为自己画像。当时太宗刚刚游览回来，头戴的乌巾上还插着刚刚摘下来的鲜花，呈现出一派温和舒畅的姿态。这时元霭来了，立即提笔作画，一挥而就，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毫无阻滞之处。在这幅太宗的御容画像中，太宗解开了戴着的幞头，在头上插了五六枝花，身穿金龙袍，腰间绑着玉束带，脚上穿着描有金龙的软靴，手拿球棍作打球状，“神采英武”得很。

此时的太宗只是在宫廷花园里游玩，并没有打球，他让画家把自己画成正在打球的样子，可能是因为球场上的他，看起来更为英明神武。事实上，球场上耍帅还是比在战场上玩命安全得多。

太宗经常被现代人戏谑为“车神”。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还没有被战场毒打过的太宗，趁着宋军灭掉北汉的余威，兴致高涨地带着宋军精锐从太原直扑幽州，准备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结果他率领的宋军主力在幽州城外的高梁河被辽军重创，宋军几乎全线溃散，太宗差点当了辽军的俘虏。当时太宗驾着驴车一路南逃，才最终得以幸免，若非“车技”出神入化，太宗此役恐怕性命不保。

不过这个广为流传的桥段，并不见于宋人的记载，而是出于清朝人毕沅编写的《续资治通鉴》，书中有所谓的“帝乘驴车南走”的描写。当然，这个江湖险恶、全靠车技的情节也不全是出于清人的胡编乱造，它很可能是根据《辽史》中“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的记载改编而成的。

至于《辽史》的说法是真的，还是契丹人故意抹黑宋太宗，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有一个事实却很肯定，那就是这次惨败以后，宋太宗再也不敢亲自去前线“飙车技”了。从此他在战场上刷英武人设的副本，只能换到球场上去了。

可是，作为皇帝，太宗也不可能整天踢球，否则未免显得太不务正业，何况英明神武的形象，也有很多玩法。太祖在日常生活中不太静得下来，而太宗其实是喜静不喜动的，因此，他在“静”的方面，发展出更多更符合皇帝身份的爱好。

琴棋书画是文人雅士的必备技能，太宗在琴、棋、书三项上都有相当高超的造诣。江湖传言，太宗曾经亲自设计和制作过乐器中的极品“九弦琴”和“七弦阮”。

生活在北宋中后期的僧人文莹对太宗的九弦琴和七弦阮非常感兴趣。众所周知，古琴一般都是七弦，分别称为宫弦、商弦、角弦、徵弦、羽弦、文弦和武弦。他到处打听，才知道，太宗所制的这张九弦琴，“盖以宫弦加廿丝，号为大武；宫弦减廿丝，号为小武；其大弦下宫徽之一徽定其声，小弦上宫徽之一徽以定其声。”即以宫弦为基准略作损益变化，得以增加大武和小武二弦，加上原来的七弦，是为九弦。但这只是一个传说，文莹并未见过实物。后来他到开封，遍寻九弦琴和七弦阮不获，有宫中的“待诏”（在皇宫里为皇帝提供文艺服务的伎术官）跟他说，九弦琴和七弦阮都收藏在宫中秘府，连他们都没看过，你就不用到处去找了。文莹只得悻悻而归。

太宗的棋艺在当时也可称一流。太宗时代有名的神童才子杨亿，晚年回忆说“太宗棋品至第一”。平时陪他下棋的人很多，其中棋待诏贾玄水平最高，“臻于绝格”，时人都把他比作唐玄宗时名震天下的棋待诏王积薪。贾玄因好酒贪杯，英年早逝，太宗一度非常伤心。大臣之中，有潘慎修、蒋居才等人棋艺也不错，据说到了三品的境界。内侍宦官中，陈好玄的水平最高，达到四品境界，他们也经常陪太宗下棋。

由于宫中以太宗棋品为最高，没有敌手，自贾玄以下，都要“饶棋”（让棋）才行。其中大臣潘慎修与太宗对弈时，常受四道饶棋，而且即使如此，他也招架不住太宗的凌厉攻势，曾写诗感叹：“如今乐得仙翁术，也怯君王四路饶。”太宗的棋术是否真有如此高绝的水平，我以为当不得真，待诏和大臣们很可能是逗他玩的，看看潘慎修输棋输得这么开心就明白了嘛。

另外，太宗对棋局的套路布局也有深入的研究，相传他曾亲自设计了所谓的“弈棋三势”，一曰“对面千里势”，二曰“天鹅独飞势”，三曰“海底取明珠势”，并且画成“棋图”颁赐给近臣。大臣和待诏们最初都看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经太宗指点解释后，才纷纷“叹服神妙”。此后宫中的待诏们还经常用太宗的“三势”进行演练，并且把每一局落子的过程都记录下来画成“棋势图”，一一收藏。

宋初著名的文学家王禹偁，在太宗晚年曾任翰林学士，正好碰到太宗赏赐这套三势棋谱，他后来还写诗夸赞太宗多才多艺，诗中有云：

太宗多材复多艺，万机余暇翻棋势。

对面千里为第一，独飞天鹅为第二。

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阵堂堂皆御制。

中侍宣来赐近臣，天机秘密通鬼神。

这首拍马屁的诗写得意趣干枯、用语粗糙，读起来真的是味同嚼蜡，就算在专门为了颂圣谀主的应制诗中也是写得较差的，显然作者是没怎么用心。诗人可能真的没法对太宗的才艺有发自肺腑的欣赏，反倒写出了被迫营业的无奈。虽然宋初承五代战乱之后，文坛一度有些萧索，整体来说，这个阶段的宋诗确实水准有限。但王禹偁却是宋初诗人群体中少数能够在文学史上留名的人，按理说不至于写成这样。

王禹偁在宋初大批白居易的追随者中是最出色的一个，宋人称许他是宋初诗坛的盟主，“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王禹偁的诗，特点是浅显易懂，清新自然，读着有一种娓娓道来的亲切感，这一点确实深得白居易的真传。“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村行》），以及“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寒食》）等句，用一串平平无奇的词组，于司空见惯的意象中营造出流畅生动的趣味，对仗工整而不刻意，句法老练而不油腻，堪称清而不俗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