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前,产业集群构成了全球经济的基本框架,特别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纵深发展,产业生态和集群网络逐步成为全球新一轮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发展战略和专项计划,推动本国优势领域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向更高水平迈进,希望借此完善本国制造业供应链,在全球产业和技术发展中保持优势。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开发区等各类产业集聚区快速发展,产业综合实力和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为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但从总体来看,我国各类产业集聚区发展方式仍显粗放,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旧突出,已不能适应新时代迈向更高发展阶段、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要求,迫切需要加快产业集聚向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的转型提升。
党的十九大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党的二十大强调: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两次会议均将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新时代,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恰逢其时,时不我待。加快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不仅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应对国际经济竞争的客观需要,还是立足国情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采取集群竞赛方式遴选确定了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加以重点支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对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与发展机制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些集群大都是通过重要事件触发、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竞争、知识学习和技术扩散,并辅以政策引导和制度文化滋养,实现自我革新与衍生发展的。
一、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与发展机制
第一,资源禀赋叠加重要事件触发是集群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起点。集群的形成之初大都是一个地区在充分利用本地区自然资源等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技术、资本等优势来发展产业经济,同时叠加重要事件、突出人物或典型企业、科研院所,从而促使自身的先发优势不断积累和强化,最终成为集群的原爆点。这也是集群不仅产生在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还产生在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原因。例如,长沙工程机械集群缘起20世纪60年代,浦沅工程机械厂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建筑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一机部建机所)相继迁至长沙,之后凭借湖南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机部建机所借助城市建设的东风,不仅裂变出三一集团、中联重科等领军企业,而且带动集群不断发展壮大。又如,无锡物联网集群离不开2009年国务院批准无锡建设国家唯一的传感网创新示范区这一事件的触发,再借力无锡民营经济发达的优势和新技术、新要素带来的发展机遇,使无锡在物联网产业领域率先“生根发芽”,最终凭借先发优势形成全国领先的物联网集群。
第二,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竞争是集群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特征。数量众多、相互联系的大中小企业为追求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汇聚到一定地理空间内,每家企业都专注于某一道工序来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最终构建出分工与合作关系网,形成集群生态。依托各类专业化市场、专业化服务机构和区域性物流的支撑,集群企业的运输成本、互动成本和信任成本大幅降低,加之专业化分工带来的竞争与合作又促进了企业间的优势互补,进而大大提高了集群总体的生产效率,推动集群持续发展。例如,深圳新一代信息通信集群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赛格集团电子器材配套市场的支撑,是专注于各类电子元器件、智能终端的设计、开发、制造、服务、应用等环节企业专业化分工和合作的结果。又如,南京新型电力(智能电网)装备集群是578家规模以上企业(以下简称规上企业)、5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4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集合体,这些企业分布在电力装备产业链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调度、通信、综合能源服务、电力网络安全九大环节,为国电南瑞、国电南自、南高齿等一批龙头企业提供了80%以上的本地配套设施与服务。
第三,产业组织的衍生拓展和自我革新是集群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源泉。集群大都经历了从依靠产业生态优势吸引企业集聚,到推动众多企业裂变成长,再到企业间激烈竞争倒逼集群升级的生命周期历程。随着原有产业的发展壮大,产业链不仅向上下游延伸拓展,使关联产业耦合发展,还衍生出新的产业接续或替代原有产业,最终实现集群规模的持续扩张和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例如,东莞智能移动终端集群依靠引进诺基亚生产线,建立了完善的手机硬件供应体系,在诺基亚没落之后依靠OPPO和vivo两大子品牌和引进华为终端总部,抢占了智能手机的赛道,并不断向智能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设备、智能服务机器人等多领域延伸,最终形成了以整机生产制造为主,涵盖从方案设计、元器件和模组、电池、整机制造到应用服务等全部环节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又如,深圳、广州高端医疗器械集群的发展离不开生物科技与信息技术的交叉融合,机电一体化的高度发达使临床诊断的新型数字成像技术、植入电子治疗装置、数字化手术设备等高端医疗器械产品在集群内产生并快速发展,推动迈瑞医疗、开立医疗、理邦仪器等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最终形成了以医学影像诊断类、医用电子仪器类等产品为特色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第四,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和激励作用为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国家级集群均形成了区域知识网络和创新生态系统,企业间可以相互学习、模仿和借鉴,加速了知识外溢和技术扩散,进而激励企业花更大力度、更多精力去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有助于企业与科研院所间通过高效合作降低创新风险与成本,加速技术创新能力的螺旋式累积。例如,杭州数字安防集群深入实施名校、名院、名所“三名”工程,搭建海康威视视频感知、阿里云城市大脑两个国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推动了相关企业围绕机器视觉等开展链式创新。温州乐清电气集群依靠正泰、德力西等龙头企业,通过优化整合供应链、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带动金卡智能、宏丰电工等29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第五,政府引导和专项政策为集群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在国家级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中,政府的主动作为贯穿了全过程。积极有效的区域产业政策助推集群发展驶入快车道,各级政府积极建立符合自身发展的区域资源配置体系、基础设施供给体系,帮助集群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例如,江苏早在2003年就出台了《关于培育集群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意见》,又在2018年率先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指导意见》,遴选出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物联网等13个基础较好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重点培育对象,并分类制定培育政策措施,这为推动集群竞相发展和水平提升奠定了良好基础。又如,安徽于2012年、2018年分别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签订部省合作协议,共同推进合肥智能语音产业发展,并聚焦“精准滴灌”和“生态打造”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累计安排扶持资金近20亿元,相继组建总规模为50亿元的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金,举全市之力打造出了“中国声谷”品牌,推动合肥智能语音集群快速成长。
第六,依附于制度文化的产业根植性为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级集群在区域制度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特定区域环境(包括社会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网络等)的根植性,强化了集群企业对区域品牌和地理标识的高度认同。区域性的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科研机构等第三方组织积极优化合作生态,逐步成为集体行动的组织者、群规群范的倡导者。在一群敢闯敢干的企业家的带领下,形成了开拓进取、鼓励创新、追求卓越、开放包容的集群文化。例如,以民营化与原生态、重商文化等为特质的广州、佛山、惠州超高清视频及智能家电集群,温州乐清电气集群发轫于改革开放中的乡镇经济,厚植于集聚经济和创新经济发展的土壤,依靠民间自发形成的行业协会、商会和政府引导下的集群促进组织,在集群内构建起“竞争者合作”和“抱团发展”的理念,形成了集群企业共同遵守的有效准则,推动企业共同应对各类风险、共享市场机会。
二、发展启示
综合上述分析得出,国家级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在重要事件触发下,不断强化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竞争、知识学习和技术扩散,并辅以政策引导和制度文化滋养,最终实现自我革新与衍生发展的一个过程。这启示我们,培育发展集群要明确以下三点。
第一,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培育发展集群要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和地方承载力。培育发展集群需要采取系统化的思维,综合考虑文化、区位、政策、产业等因素,从顶层设计、政策体系、发展思路与具体路径等角度提出科学化的集群培育发展举措。不能将培育发展集群等同于发展主导产业,也不能唯规模导向,盲目追求全产业链。
第二,集群是地理邻近、产业联系和行为主体互动合作三者的有机统一,缺少其中任何一种要素都不能认定为真正的集群。培育发展集群不能流于形式,要遵循经典产业集群的理论指导,在实践中注重集群结网与互动,加快产业链上下游不断延伸拓展,增强集群的集聚经济、规模经济和创新经济。
第三,集群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国家级集群离不开政府强力的引导和政策的支持。培育发展集群要处理好培育与发展的关系,要时刻警惕集群可能由于外部的威胁或内部的僵化而失去竞争力的潜在风险,将集群政策作为区别于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的一项新型政策工具,用于解决市场失灵、产业治理能力欠缺和产业科技金融人才循环生态不健全等问题,引导集群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为更加详细地剖析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机制,我们对全国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进行了全面分析,最终形成了本书。本书是在45个国家先进制造集群提供材料的基础上,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整理、编撰而成。编撰中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与发展蓝皮书》编委会
202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