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汉文帝：从藩王到削藩，屁股决定脑袋
“相比推恩令来说，贾谊的《治安策》确实是有不完善的地方！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分裂诸侯国之后，那些力量并没有被朝廷掌控，这确实是有不止之处！但是你说的自相矛盾指的是？”大靖王朝的钟天，对于李鸿运所说的自相矛盾有些不理解！
看到有人有不解的地方，李鸿运当即解释说道：
“也是我没说清楚，最开始的时候，贾谊在《治安策》中强调‘疏者必危，亲者必乱’，也就是说，在贾谊看来，诸侯王叛乱是不分亲属远近的！但是除了‘众建诸侯’之外，贾谊还向文帝提出了另一个策略——以亲制疏，即扩大与文帝血缘关系近的诸侯王的势力，用以制约那些关系疏远的诸侯王。
比如梁怀王死后无子，按照惯例封国应该撤销，但是贾谊却建议立刘武为梁王，并扩大梁国封地！使梁国成为了诸侯中最强！
文帝最终也采纳了贾谊的这一建议，这刘武之前也有提到过，就是汉景帝的弟弟，在七国之乱中，和汉将周亚夫一起平定了七国之乱！
但是梁王刘武虽然为平定七国之乱做出了贡献，但是其势力也越来越大，骄横跋扈，最后甚至想要继承景帝的皇位，差点酿成霍乱！
这便是贾谊政策中的自相矛盾的地方！提出疏者必危，亲者必乱，众建诸侯的人是他，提出以亲制疏又立诸侯王的人也是他！”
当李鸿运将贾谊政策中的“自相矛盾”的地方说完之后，
除了大魏太子安逸之外，其他人都没有表示认可！对此李鸿运也是饶有兴趣，想听听这些皇帝们的看法！
大夏皇帝林远率先发言：“在我看来，这种前后带有矛盾之处的措施，并非是施政者的无知，相反，越是有自相矛盾之处的地方，就越是证明，是当时的形势，让贾谊和汉文帝，除了这样做，没有别的好办法！”
“既然你我都能看出贾谊策略的前后矛盾之处，贾谊和汉文帝极大地可能也是知道的，那么汉文帝还是实施了这样的策略，就说明这个“以亲制疏”在当时，有实施的必要性！至于说梁王刘武之后的谋夺皇位也好，引发战乱也罢，这在汉文帝施政呢过的时候，并不是最迫切需要注意的地方！”大燕皇帝周峰接着说道。
“寡人也认为，施政虽然讲究要看的长远，但是当下问题，但是当前的问题，有可能让你顾及不了长远的利益！而且之前你也说了，七国之乱是梁王和汉景帝一同平定的，既然梁王在此处起到了作用，这就说明了贾谊的这一策略，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须的！
至于之后的梁王作乱，那都不是当务之急！所以你觉得贾谊前后矛盾，但是结合之后发生的七国之乱，寡人倒是觉得这是贾谊高瞻远瞩的地方！”卫国国君李康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靖王朝钟天也跟着说道：“虽然政策上是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但是这两个策略朕也觉得不适合放在一起比较，后者很可能只是应付诸国的无奈之举，毕竟一劳永逸与操之过急，有时候也只是在一念之间！况且你也觉得推恩令比削藩策高明，晁错的削藩策相比而言，不应该是更加直接，更加一劳永逸么？”
当一众皇帝们都发完言，李鸿运也开始审视起自己观点，特别是钟天最后的几句话，一劳永逸和操之过急，两者在行为上来说可能是一致的，但是就是因为结果的不同，而导致了这两个词汇的不一样，谁都想一劳永逸，但是一劳永逸所要付出的成本。可能会超出想象的高，稍有不慎，便可能失去对局势的掌控！
而在华夏古老的政治当中，一直都是稳字当头，以稳为先，只有大局可控，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变革，而一旦操之过急，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往往结果会变得更糟糕
正如钟天所说，如果从一劳永逸的角度来讲，削藩策明显是最直接的！但是削藩策会引发动荡，也是事实。
那么“以亲制疏”极有可能，也是出于当时局势的需要，而采取的策略！
“受教了！诸位！这一点倒是我不曾想过的，只是看到了政策的前后矛盾，而忽略了其他，有可能你们所说的才是对的！”
大燕皇帝周峰：“不管对与不对，有所思考即可，依你所讲，也就是说这汉朝的削藩，其实从汉文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想来也是有趣，从藩王变成皇帝之后，削藩便已经开始！哈哈！”
“毕竟老话说的好，屁股决定脑袋！”平平无奇李鸿运。
“哦？屁股决定脑袋？这个比喻倒是……挺有意思！哈哈！”
当周峰看到李鸿运“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后，当场又是给李鸿运来了一个打赏！
这也让李鸿运知道了周峰的性格，只要自己的话语能够让其觉得有益、有趣，那就不吝赏赐——红包大大滴！
收了红包之后的李鸿运，打起字来更有劲了！
“确实如燕帝所讲那般，汉文帝在继承皇位之后，就从地方阵营，转变到了中央朝廷这边，从藩王到皇帝，地方藩王的弯弯绕绕，文帝也都一清二楚，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削藩，但是总的来说，对于削藩的态度，那也是十分明确的！
到了景帝时期，西汉王朝第二位极力主张削藩的大臣登场！这便是晁错，晁错是景帝时期的宠臣，早在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身为太子家令的晁错就深受景帝的宠信，并且多次向文帝和时任太子的景帝提出削藩建议，但文帝那个时候并未采纳晁错的建议。
而景帝即位之后，深知诸侯王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影响，于是很快提拔主张削藩的晁错做了内史、御史大夫。景帝对晁错极其宠信，晁错权势日重，
相比文帝而言，景帝的削藩来得更快也更加直接，景帝二年，便开始根据晁错提出《削藩策》进行削藩，并明确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也就是说，在景帝看来，削藩越早，祸害越小；削藩越晚，祸害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