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论

1.1 选题背景及问题提出

市场分割是我国从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产物，源于改革开放过程中以下放财政权和税收权、投融资权和企业管辖权为核心的行政性分权改革（银温泉和才婉茹，2001），以及改革开放前赶超型地区发展战略的历史背景（林毅夫和刘培林，2004）。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等，同时地方官员为获取晋升机会（周黎安，2004）而展开竞争，引发地方政府为维护本地利益实施地方保护主义，通过行政手段限制资源流动产生市场分割行为。地方分权及地方官员以财政收入为考量标准的晋升激励虽然在调动地区经济发展积极性方面曾发挥过重要历史作用，但随着市场环境越来越完善，其引发的市场分割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顽疾，不断侵蚀着潜在的分工合作和市场整合收益。如果以关税等价（tarif-equivalent）的边界效应来衡量，中国省际边界分割效应甚至高于欧盟国家之间（Poncet，2003b），由此造成的效率损失占到了地方生产总值的20%左右（郑毓盛和李崇高，2003）。虽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白重恩等，2004；Xu，2002；Fan and Wei，2006；桂琦寒等，2006；陆铭和陈钊，2006）表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区域间的市场分割已有所缓解，但当下依然存在各种政府政策下形成的市场分割。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地出台政策支持本地企业发展，地方保护主义下的市场分割迅速抬头，广西、安徽、南京、杭州、长春、东莞、佛山、海口等地出台了一系列“促销”本地产品的措施。

近年来，各地政府行政干预下的市场分割现象并未消失，尤其是当本地市场受到冲击时，市场分割的行政保护经常出现。2012年煤炭寒冬时期，甘肃政府以行政干预方式，通过控制铁路运力，减少宁夏和新疆煤炭调入；安徽省政府提出“皖电保皖煤”，本地电厂优先采购本地煤炭；河南省政府要求本地电厂必须采购一定比例本地煤炭。2013年双汇集团和江西地方行政部门发生纠纷，双汇集团指控由于其进入江西后冷鲜肉价格比小屠宰场的价格便宜，遭到江西弋阳官员及江西当地同行排斥，导致其难以进入江西市场。2017年一起类似事件在广东发生，广东雷州的双汇生鲜肉经销商在2017年5月3日正式开业后不到一个月便被当地有关部门以各种理由检查扣押，不允许在雷州市内销售双汇生鲜肉，而只能销售雷州食品公司的猪肉。双汇集团在2013年以71亿美元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公司，敲开美国市场大门，却发现进入国内某些省市县市场比进入国外市场要难得多，在某些地方保护严重区域被排挤的状况时有发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分割的行政保护并没有在中央的相关政策下得到根治，2016年年底工信部联合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加强改革过渡期间食盐专营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省级食盐批发企业可以跨省备货，省级以下食盐批发企业可以在省内跨区备货，取得批发许可的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可以通过自建物流系统等方式开展食盐销售经营活动。该项改革于2017年实施，盐业定点生产企业认为跨省卖盐合理合法，然而在改革实施40多天内，便出现多省份以各种理由查扣外地食盐的情况，因为盐改引入的竞争机制威胁到本地盐业公司的垄断地位。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模式正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2015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打破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是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的关键所在，意见明确要求要切实加强反垄断执法，打破地方保护，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规定和做法，纠正地方政府不当补贴或利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竞争的行为，探索实施公平竞争的审查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于2016年8月印发的《关于贯彻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中也要求，打破地区分割和隐形壁垒，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以促进各类生产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可见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过程中，地区间市场分割依然是政府关注和重视的问题之一。

中国分权性改革及地方赶超发展战略背景下形成的市场分割虽然短期内为地方政府赢得了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但在长期却不利于全国经济的发展，造成技术效率损失（郑毓盛和李崇高，2003）及能源效率损失（陆远权和张德钢，2016）、社会资源配置扭曲（银温泉和才婉茹，2001），妨碍国内规模经济的形成（陆铭和陈钊，2009），甚至对环境治理产生不良影响，导致碳排放增加（张德钢和陆远权，2017）等。学术界对市场分割经济后果的研究集中在宏观层面，在经济学或社会学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探讨，管理学领域却少有文献探寻其在微观层面对企业产生的影响。制度规则要最终影响宏观经济绩效，势必要通过作用于微观组织行为才能形成传导机制（Rajan and Zingales，1998），对企业微观行为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宏观经济现象的理解。尤其在制度转型国家，将外部制度规则纳入对企业行为及其经济绩效的考察具有重要意义。认清市场分割对企业发展过程中经营策略选择产生的影响，既可为市场分割经济后果提供微观补充，也有助于反过来指导制定抑制市场分割的政策，更全面地审视政策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