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序言

成都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概念的提出主要基于城市治理的研究背景。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个重大趋势就是世界各地的城市现代化、国际化进程普遍加快，最近三十年来，城市国际化发展趋势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应对全球城市现代化挑战，系统研究世界城市治理发展规律，探讨建立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城市治理理论、方法与政策框架，是当前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国西部重要的经济中心和超大型城市，成都市要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加速理论研究向实际应用的转化，强化实践创新对理论研究的反哺作用显得尤为重要（2021，沈体雁）。城市治理是各种公私机构和个人管理城市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实践基础、学科背景和研究视角出发，提出了若干不同的城市治理理论，如大都市政府理论（或传统区域主义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地域重划与再区域化理论等理论范式。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的十大理念》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的十大新理念：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城市建设要注重历史文化保护和以自然为美；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统筹城市安全和发展工作；城市治理要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城市治理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李文钊，2021）。围绕中国城市治理中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问题，要将成都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建设研究放在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体系中进行思考；发挥城市治理在“政产学研用”中的基础研发核心作用；成都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建设研究者要成为数字社会和数字时代的参与者、推进者（张立哲，2020）。总体而言，成都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应当运用城市治理研究的最新成果，将具有普遍解释性的城市治理的一般理论与方法与成都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建设的重要实践结合起来。

第一，均衡发展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研究。通过打造物理空间和社会生态融合的城市治理智能平台和治理共同体，赋能“治理现代化”“分配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构建国家现代公益慈善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的高水平发展。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把握未来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以系统、科学的方法，创造高品质生活，聚焦“宜居与宜业”“优质与均衡”“发展与共享”“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建设橄榄型社会（蓝蔚青，2021）；重视数字经济的均衡性、包容性增长，避免出现数据垄断、平台霸权、赢者通吃现象，应以数字赋能缩小城乡、地区发展差距，推动优质公共服务共享体制机制变革研究（罗卫东，2021）；在城市群发展中要注意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挤压周边中小城市的生存空间，要通过建立群内城市协同平台，推进产业协作一体化，创新群内城市利益分享机制，促进城市群内公共服务一体化研究（董雪兵，2021）；在城市治理中处理好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目标与实现方式三组关系，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通过多领域的协同配合，不断探寻有效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措施与途径（马力宏，2021）；城市治理最终要归根于公共福利、公共福祉和公共价值的创造，实现从治理理念到群众获得感的跨越（杨开峰，2020）；打造以人民为中心、以数字治理为依托，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相结合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格局研究（王亚华，2020）。

第二，技术发展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研究。科技的快速发展为城市建设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技术条件。要运用前沿技术推动城市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创新，围绕城市治理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信息采集、交流、发布、共享等功能，助推城市治理决策科学化、服务便捷化。面对人口增长带来的居民利益纠纷、基层治理任务超载和基层治理权责模糊，在内部机制的保障下，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依托物联网提高居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实现城市发展和功能的现代化（德尼卡·门德斯·戈纳雷斯，2021）；通过学校、学院、初创公司、孵化器、加速器等利益相关方聚集的跨地区、跨行业的地理空间提升城市治理的创新性、连通性（梁光辉，2021）；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改善人居环境，创造可持续的、具有造血功能的社区治理空间（于德湖，2021）；科技创新赋能超大城市治理研究（朱春奎，2020）；政府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改革的实践经验和理论逻辑有助于城市治理从后发优势向先发优势转变（郁建兴，2021）；探讨作为数字治理的“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实现和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吴建南，2021）；运营商、双引擎、网格化城市治理基础设施、城市经理人、城市空间整合服务的投融资、信息公开、运营服务的监管等制度设计对城市治理的影响研究（沈体雁，2020）；政府数据、开放政府和开放数据三个层面在城市治理中的结合研究（吴逊，2020）。

第三，领导模式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研究。城市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坚持系统观念、运用系统思维、推进系统治理。要考虑不同地方、不同区域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合理协调城市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关系，推动多元主体之间协同合作，形成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城市治理的格局。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发挥地方政府内部“政府领导强化机制”“党建引领下的政治保障机制”“正向反馈机制”“渐进累加机制”的作用（吴晓林，2021）；通过平台把政府部门集合起来对接政府和百姓需求的平台型政府城市治理研究（孙志建，2021）；突破社会治理的差异性，摸清社会事实，掌握更多信息、数据，在此基础上形成更有效的知识生产，从而推进城市治理的决策执行研究（韩志明，2021）；通过构建有用的社会信用体系舒缓大城市的社会张力，从而将社会信任变成基于社会信用体系的社会互动基础研究（维特伦科·伊娜，2021）；城市治理要以人为本探索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体系研究（汪碧刚，2021）。

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将法治建设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研究结合起来。例如，对日本有关城市治理的《环境保护法》《青草法》《公海对策基本法》等法律，以及“三阿鲁”政策实施（张纪浔，2021）的研究；希腊政府通过法律制度建设应对环境问题和日常挑战，重视通过实践创新来优化内部流程，提高服务水平，运用系统规范的法治思维方法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克里斯托斯·考卡拉，2021）等。类似研究拓展了城市治理研究的视角，也为城市治理实践提供了规范依据和制度支撑。本书的撰写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全书围绕成都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法治保障的价值目标、历史逻辑、比较借鉴、体系与机制、效果评价展开。其中价值目标部分，聚焦习近平法治思想，以《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国际门户枢纽“六大体系”为着力点，为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提供法治保障；历史逻辑部分，梳理了成都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历史脉络，即2017年成都提出全面建成泛欧泛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2018年《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构建国际门户枢纽全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意见》和《建设西部对外交往中心行动计划（2017—2022年）》实施，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将成都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提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六大体系”任务；比较借鉴部分，聚焦西安“两核两区四园多层次”平台体系21条政策，重庆优化开放软硬环境为企业降低通关成本的政策，粤港澳职业资格国际互认、外籍及港澳台高层次人才便利化政策，东京“站城一体化发展模式”，纽约“复合多元化发展模式”，伦敦“梯次差异化发展模式”等；体系与机制部分，围绕多向度战略大通道体系的法治保障、高效率枢纽体系的法治保障、高能级开放平台体系的法治保障、现代流通体系的法治保障、提升开放发展水平的法治保障、联动重点区域协同开放的法治保障展开；效果评价部分，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划定的战略目标、《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六大体系”任务，围绕后续协议、方案、意见设计衡量法治保障效果的评价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