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不朽诗作，千百年来流传不辍，影响深远，成为中华古代文学宝库中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其出生地尚无定论，主要有生于蜀和生于西域碎叶（在今中亚细亚巴尔喀什湖之南、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城西）二说，目前较为流行的是后一说。家世不详，根据李白自言及有关材料看，李白祖先为凉武昭王之后，后其先世窜居西域，至李白之父时才“逃归于蜀”，李白亦随家迁居蜀中绵州彰明（今四川江油市），其时李白才五岁。李白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蜀中度过的，因而他常在诗中把蜀中称作故乡。

李白在人生道路上探索和进取了六十二年，他各个时期的生活内容，就是他诗文创作的素材，因此不难从李白的作品中看出他在不同时期的精神风貌和创作特色。大体说来，李白的生活和创作有以下五个阶段。

一、蜀中时期。李白的父亲真正名字不详，据今人研究他可能是个商人，这样的家庭条件为李白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环境，李白自言“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其父还“令诵《子虚赋》”。可见他发蒙读书颇早，因而十五岁时即能写诗作赋，故云：“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其自负之情可见。在蜀中时期，李白曾隐居戴天山（即匡山）读书数年，时与道士交往，其《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诗就反映了他这方面的生活内容；同时，李白还与纵横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据载，他曾从著有《长短经》的赵蕤求学，这形成了他“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政治主张和“以侠自任”的性格。二十岁左右，李白离开匡山，开始周游蜀中。游历成都，他写下《登锦城散花楼》；登览峨眉山，他写下《登峨眉山》。此期李白还有其他一些作品，如《白头吟》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这个时期的思想和生活。总之，蜀中时期的学习和游历，对形成李白豪放不羁的性格以及后来取得杰出的文学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第一次漫游时期。开元十二年（725），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了第一次漫游时期的生活。开元十三年，李白出峡，后游历了江陵、武昌、长沙、岳阳，然后又东游南京、扬州、绍兴等地，途中李白与各式各样的人物建立联系，以培养自己的社会声望，如在江陵会晤司马承祯，并写了《大鹏遇希有鸟赋》（后改名为《大鹏赋》），赋中以大鹏自比，以希有鸟比司马承祯，充满了豪迈之气。据载，这个时期，李白还有两件任侠行为颇引人注意：其一是丐贷营葬友人吴指南；其二是在扬州接济落魄公子，不到一年即“散金三十万”。李白在以后写的《赠襄阳少府皓》中，说自己这一时期“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其狂放不羁的性格和豪性侠气在此期表现得相当突出。

经过一段时间的周游，李白在二十七岁左右来到安陆，与故相许圉师孙女结婚，此后便以安陆为中心漫游各地。在安陆时期，李白的生活虽然比较悠闲，但他建功立业的愿望仍很强烈，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提出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并开始向地方长官干谒；但却受到李长史、裴长史的轻蔑，遂“西入秦海，一观国风”，于开元十八年（730）经南阳入长安，谋求出仕之机。李白初入长安，首先结识玄宗的女婿张垍，但张垍只把李白安排在终南山玉真公主别馆暂住，并未为他奔走。李白蛰居于此，穷愁潦倒，彷徨苦闷，心情极为压抑，其《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充分表现了他当时渴望遇合而不得的苦闷心情。其间，李白曾前往邠州（今陕西彬州）、坊州（今陕西黄陵、宜君）等地游历，希望能寻觅知己，但结果令他颇为失望。约在开元二十一年春，李白感到彻底绝望，遂离开长安，在游历梁园等地之后，回到安陆。不久，又出外漫游，因忧愁郁结于心，故生活颇为放纵，《襄阳歌》《江上吟》等诗很能表现他当时的精神状态。开元二十七年（739），李白移家东鲁，寓居兖州一带，后与孔巢父等隐于徂徕山，时号“竹溪六逸”。

三、供奉翰林时期。天宝元年（742），唐玄宗诏征李白入京。李白认为报国的机会终于来了，在告别家人时写下了《南陵别儿童入京》，诗的最后两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形象地表现出李白豪放的性格和当时的喜悦与欢欣。李白此次入京，所受待遇的确“前无比俦”，但玄宗只是想借其文才，写些颂扬“德政”和歌颂升平的诗歌而已，并不想委以重任，加之张垍等人从中破坏，李白除了写作像《清平乐》这样一些作品外，根本没有机会去实现“尽节报明主”的愿望，反而不断受奸宦佞臣的谗毁，偌大的宫廷已无其容身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李白请求还山，去过一种自由快意的生活。玄宗轻信谗言，借口李白“非廊庙器”而将其“赐金放还”。在供奉翰林的这段时期，李白亲眼目睹了唐王朝内部种种腐败现象，因而写出许多揭露与批判现实的优秀诗篇，诗人豪放不羁、嫉恶如仇的个性，得到更加鲜明的表现。

四、第二次漫游时期。李白离开长安后，在洛阳与唐代大诗人杜甫相遇，他们一见如故，情逾兄弟。在同游梁宋时，又与另一位诗人高适相遇。三位诗人饮酒论文，登高怀古，十分快意。第二年，李、杜再次相遇于兖州，在分别时，李白写下名篇《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此一时期，李白以东鲁与梁园为中心，又游历了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许多地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天宝十一载（752）诗人有幽州之行，这使他对唐朝社会存在的危机有了更为深入真切的了解。在漫游的过程中，李白的认识日益深刻，创作才能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而写作了大量抨击黑暗现实、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优秀作品。这一时期是李白创作精力最旺盛的阶段，艺术技巧也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五、晚年的生活与创作。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作为一个流浪诗人，李白“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他时刻关心着局势的发展，希望能为平定叛乱做出贡献，但却无处效力，故只好暂隐庐山屏风叠。此时两京失陷，玄宗奔蜀途中令永王李璘领四道节度使，镇江陵，经略南方军事。永王水军东下到达浔阳，征召李白入幕。李白因政治上一再受挫，开始曾有顾虑，但永王三次下书相邀，李白终以“誓欲清幽燕”为念，下庐山入了永王幕府。他在《永王东巡歌》《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等诗里，殷切期望永王能完成平乱大任，并勉励同僚忠心报国；自己则以谢安自比，以鲁仲连自勉，忠君爱国之情，跃然纸上。但此时李亨已即位为肃宗，他令李璘速回蜀中，李璘不从，肃宗遂派兵前来讨伐。两军一交战，永王军队即成鸟兽散，李白也因“从璘”而被囚狱中，虽经宋若思等人营救，最终还是被判长流夜郎。经过十五个月的长途跋涉，李白才重获自由，其《早发白帝城》充分表现出诗人此时异常兴奋和喜悦的心情。李白遇赦后，经江陵至江夏，又前往岳阳。此时他仍希望朝廷能重用自己，但却一无所获，遂前往豫章（今江西南昌市）与宗氏夫人团聚。后又重游宣城等地，其报国热情并未消退，上元二年（761），李光弼领兵讨伐史朝义叛军，李白不顾衰老之躯，毅然请缨从军，“冀申一割之用”，但因病中途折回。这年冬天，漂泊无依的李白来到当涂，投靠其族叔李阳冰。宝应元年（762）十一月，李白病逝于当涂，时年六十二岁。临终前，李白写下绝笔诗《临路歌》。

李白一生多次以大鹏自喻，《大鹏赋》表示要“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上李邕》高唱“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表现出虽有挫折，仍要进取的精神；《临路歌》仍以大鹏自比，抒发了壮志未酬的感慨：“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这三篇作品写于不同的时期，将其结合起来，正好反映出李白这位一生积极进取的伟大诗人的真实形象。

二

李白的诗歌流传下来的有九百余首，这只是他全部创作的一部分，据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死后不久，他的诗便“十丧其九”，对后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就现存的李诗看来，其内容是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几乎触及了所有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各种社会现象。

首先，李白的诗歌表现了盛唐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和整个社会由全盛转向衰落的深刻的内在矛盾。经过百余年的积累，盛唐时代出现了过去任何朝代都未曾有过的繁荣，整个社会充满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科举考试和从军边塞为知识分子走入仕途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因而一般读书人都有一种建功立业的热情。李白的诗中便典型地表现了这样一种时代精神，他高歌：“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长歌行》）他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综观李白的一生，他总是认为自己的才能终有一天会有机会施展，遇到挫折，他会鼓励自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李白不仅总是以展翅九万里的大鹏自比，还经常以历史上建立奇功的英雄人物自喻，如管仲、鲁仲连、诸葛亮、谢安等，都是他敬仰和希望效仿的人物。正是因为具有这样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李白的诗中才总是充满了豪迈的气概和感人的力量。但是，在表面的繁荣下，社会的腐败和阴暗也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发展，种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尤其是唐玄宗晚期不理朝政，纵容权贵，宠信宦官，造成了是非颠倒、善恶不分的现实，有才之士根本没有机会来施展自己的抱负。李白在其诗歌里，对此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古风》其三十七）“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鸯。”（《古风》其三十九）“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鸣皋歌送岑征君》）……这是怎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呵！李白不仅特别强烈地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更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现实的绝望和痛恨，从而使其诗歌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

其次，李白诗歌中表现出强烈的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和对权贵的蔑视。李白是一位个性鲜明、性格豪放的诗人，他希望建功立业，但又不为功名所局限：“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将进酒》）他需要有人赏识，但不能以降低人格为代价：“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李白作品的叛逆精神，还表现在歌颂游侠、嘲讽腐儒这一方面。李白追求自由、重视义气，这与“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游侠有相似之处。他鄙视那些只知读书而不识时务的儒生，并将他们与侠士对比而加以贬抑：“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行行且游猎篇》）在李白看来，“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的儒生，连“平生不读一字书”、“猛气英风振沙碛”的边城儿都不如。对旧有秩序的轻视，对社会现实的叛逆，在这些诗篇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第三，李白诗歌中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李白对国家的安危十分关心，他很赞赏自管仲以来众多的抵制外族入侵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及主张，其《塞上曲》借古咏今，歌颂唐太宗抗击侵扰的显赫武功；《塞下曲》更赞扬了抵御入侵的正义战争。同时，他对给人民带来灾难的非正义战争总是持批判和揭露的态度，如《书怀赠南陵常赞府》、《古风》其三十四等都是如此。安史之乱，给唐朝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和灾难，在这种时候，李白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对人民的同情，表现得更为强烈：“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他一再表示“誓欲清幽燕”、“志在清中原”，要为平定叛乱作出一份贡献。由此看来，他参加永王幕府及以后力图参加李光弼的军队，都绝不是心血来潮时的行为，而是李白爱国主义思想的必然表现。

第四，李白诗歌中特别突出地表现了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李白曾自言“一生好入名山游”，伴着他的足迹，诗人留下了许多令人赞叹的山水名篇。无论是“咆哮万里”的黄河，还是“白浪如山”的长江；无论是“连峰去天不盈尺”的蜀道，还是“屏风九叠云锦张”的庐山；无论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还是“影入平羌江水流”的峨眉山月，在李白笔下，都得到了形象生动的描绘。李白的人生观是积极的和乐观的，因此他往往用雄健粗放的线条和明朗的色彩来勾勒壮丽开阔的自然景色，从中亦表现出诗人宽阔的胸襟和乐观浪漫的情怀，如《望天门山》便是这样一首诗作。读这首诗，眼前似乎出现这样一幅图画：奇峻的天门山像是被神工鬼斧从中劈开，长江由上游奔腾而下，突遇奇峰，江水在此打一回旋又继续向东流去；两岸的群山，一片青绿，互相对峙，像是从地下猛然冒出来似的；一只帆船正从太阳升起的地方驶来……诗人把山与江交织起来描写，山因江水的奔腾而奇峻，江因山峰的对峙而越发壮美。李白的山水诗，很注意动态与静态的结合，他笔下很少有孤立地描写静态景物的作品，这是与他的性格和审美趣味密切相关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李白没有那种表现大自然的明媚秀丽的诗篇，相反，他这一类诗篇并不少见，而且不乏佳作，只是这些作品不如那些色彩鲜明、动感强烈、充满豪情的山水名篇更能打动人们的心灵，往往被读者所忽略。要全面欣赏李白的作品，这一类诗篇当然是不能不读的。

第五，在李白的诗歌里，还有一部分描写了底层人物，表现出李白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如有反映纤夫艰苦生活的《丁都护歌》，有描写农家淳朴感情和贫困生活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有描写冶炼工人劳动的《秋浦歌》其十四等，这一类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们所表达的思想和感情却弥足珍贵。另外，李白在其诗作中对妇女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白头吟》写被遗弃女子的悲愤心情，《北风行》写北方妇女对出征战死的丈夫的怀念，《长干行》写思妇的刻骨相思之情……这些作品不仅表现出李白诗歌题材的多样性，更说明李白感情的真挚、淳厚美好以及其思想的进步性，是了解李白其人其诗的重要资料。

当然，我们说李白诗歌的主流是进步的，但却并不否认其中也有一些消极的倾向。因为世路的艰难，李白总幻想有一个仙人世界供他自由来往，这一方面固然表现出他对现实的失望，同时也说明他有消极避世的倾向，表现在作品里，便出现了许多感叹人生如梦、追求及时行乐的诗篇。作为今天的读者，我们应该对李白在特定时代条件下产生的这些消极倾向表示充分的同情。

三

李白诗歌不仅有进步和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有鲜明和突出的艺术特色，从而使他成为中外诗歌史上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其一，李白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抒情性。李白具有充沛和不可羁勒的感情，无论写什么主题，他总能融注自己真实的感情，从而写出别人所不能模拟和替代的作品。李白不像杜甫、白居易那样长于细致的描写。他往往更擅长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情，使全诗有一种奔腾的气势，犹如山洪冲出山谷，一泻千里。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行路难》《将进酒》等，都是这样的作品。因此，李白笔下的黄河、蜀道、北风、雨雪，都明显地染上了诗人浓重的感情色彩。读者正可以从“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等诗句里，感受到诗人李白的性格与豪情。

其二，李白的诗歌善于塑造鲜明的形象，尤其善于塑造自我形象。如《江上吟》《襄阳歌》《月下独酌》等诗作，把诗人狂放不羁的形象和性格描写得淋漓尽致。其他一些不大为人注意的小诗，也突出表现了诗人的个性和生活态度，塑造了诗人的自我形象。如《友人会宿》，写诗人借“百壶饮”来“涤荡千古愁”，突出地表现了诗人旷达的胸怀，使诗人傲岸性格和随意自适的形象跃然纸上。又如《自遣》，虽只有短短的四句，却描绘出诗人独酌凝神、落花满衣、醉后步月的形象，十分生动传神。李白的诗作中还描绘了各阶层正反人物形象。对反面人物，李白总是带着憎恶的感情，用锐利的笔触，勾勒出他们丑恶面目和污浊的灵魂；而对底层人物，尤其是没有独立地位的广大妇女，诗人总是用饱含着同情的笔触，描绘她们美丽的外表、高尚的品德，以及她们内心的痛苦和欢乐。李白还很注意细节的描写，从而使人物形象更为生动，更为典型，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其三，李白的诗歌具有自然、生动、个性鲜明的语言。李白诗的语言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例如，蜀道之艰险，历代诗人感叹可谓多矣，但李白却这样来写蜀道之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又如他写黄河：“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写自己的豪情：“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这些诗句充分表现了李白的个性、李白的感情，翻开李白的诗集，这样个性鲜明的诗句几乎比比皆是。朴实自然、生动形象，是李白诗歌语言的另一特色。他的一些赠别、怀友之作，往往托物寄意，语言明白流畅、清新自然，似是脱口而出，却是诗人真挚感情的结晶，如《金乡送韦八之西京》《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等，都是这样的名篇。

其四，李白诗歌具有奇特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艺术是生活的反映，但是诗人在反映生活时，却往往要借助超现实的艺术手法，因为有时只有这样才能更真实地反映生活，而且能更准确地把握生活的本质。这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原理。李白是运用超现实艺术手法的杰出代表。李白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当他十分痛恨黑暗的现实社会、热烈追求理想境界时，往往虚构出仙境与幻境；当现实生活本身不足以表达他的一腔豪情与激愤时，他也常借助于想象与夸张。如要表现怀才不遇的愤慨，李白便说：“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人用“不直一杯水”来形容万言诗章的价值；用“东风射马耳”来夸张人们的反应，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诗人当时的愤慨和痛苦，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再如诗人描写自己的愁绪，便说：“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秋浦歌》其十五）诗人把夸张的对象与具体的事物联系起来，借“三千丈”的白发来极写自己的愁绪，使无形的“愁”通过有形而夸张的“发”，表现得更加夸张，更加鲜明，给读者以具体生动的感受。“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也是用夸张的手法感叹光阴之速和人生易老。李白抒发自己的胸怀，也常常采用夸张的手法，从而突出自己无拘无束的风度和一腔豪情，如《襄阳歌》便是这样的作品。诗人往往将动人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结合在一起，使自己狂放不羁的形象更加鲜明，诗人的性格与精神也因此得到更真实的表现。李白成功运用想象与夸张的诗句极多，如写侠客的豪情，有“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写望月时的奇想，有“欲折月中桂，持为寒者薪”；写醉酒后的狂态，有“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写自己对京城的忆念，有“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写长江的风急浪高，有“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这些想象与夸张真可谓新、奇、怪、绝，但由于它们的基础是生活本身，所以虽常常出人意外，却毫不做作和牵强，反而十分自然和准确地表现了诗人的情感和愿望，从而形成了李白诗歌独具的艺术魅力。

四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白及其作品对后代的影响十分深远，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人民疾苦深切的同情，他的对个人才能的高度自信和对社会阴暗面的抨击和揭露，他的蔑视权贵的豪迈气概和“不屈己，不干人”的傲岸性格，他的“发想超旷，落笔天纵”的浪漫主义精神和艺术特色，千百年来受到后人普遍的敬仰和赞赏。吴伟业在《与宋尚木论诗书》中说：“诗之尊李、杜……此犹山之有泰、华，水之有江、河，无不仰止而取益焉。”吴伟业的这一番话，是十分中肯的。

李白在其生前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故而李阳冰《草堂集序》说：“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趋风，列岳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由此可见李白在当时诗坛的地位。与李白同时的文人如杜甫、殷璠、魏颢、贾至、任华等都给李白以极高的评价。中唐韩愈、孟郊努力向李白学习，创造出自己风骨高骞的艺术风格；李贺更从李白的作品里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的富于奇特幻想的诗篇，显然可以看出李白的影响，因而后人有“李贺诗，乃从太白乐府中来”（《岁寒堂诗话》）的评语。其他诗人，如唐代的李益、杜牧、顾况、张籍、王建等，或在古体，或在绝句，或在乐府，或在歌行，都显然受到李白诗风的熏陶。至唐以后则苏轼被评为“东坡似太白”，陆游青年时即有“小李白”之称。其他如宋代的苏舜钦、欧阳修、辛弃疾，元代的吴莱、杨维祯，明代的宋濂、高启、杨慎，清代的黄景仁、龚自珍……这些诗人无不从李白诗篇中获取思想和艺术的营养，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总之，从后代许多诗人的作品里，我们或者可以感受到李白那种狂放不羁的性格和浪漫主义的气概；或者可以看到李白式的想象、夸张和那使人回肠荡气的旋律……若是中国文学史上没有李白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那会使人感到多么遗憾！在民间，李白的影响也很广泛，他的名字几乎人人皆知，他的形象出现在小说、戏剧、电影等艺术形式之中，他那明白如话而又感情真挚的诗篇被人们广泛传诵着。李白的诗歌早就流传到国外，在日本、俄罗斯、英国、美国、加拿大等等不少国家，有许多专家在研究和介绍李白的诗作，他们的努力，使李白的不朽诗篇逐渐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五

李白晚年已感到自己政治上恐难建功立业，故愈来愈倾心于文学事业，其《古风》其一便表示了他的愿望：“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因此，李白晚年至少三次将编集之事托付与至亲好友，可见他对自己诗文的重视。天宝十三载（754），李白与王屋山人魏万（后改名颢）相遇于扬州，二人相携至金陵同游，分手时，李白尽出己之诗文，嘱托魏颢整理编集，但不幸的是，第二年便发生了“安史之乱”，李白所付诗文全部被魏颢丢失。“经乱离，白章句荡尽”（魏颢《李翰林集序》），一直到上元末，魏颢于绛偶得李白旧稿，一年以后，他便编成《李翰林集》共二卷，当时李白还在世，故魏《序》云：“白未绝笔，吾其再刊。”

乾元（758—760）间，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归至江夏，遇到倩公，感到“神冥契合”，因此，李白在《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里说：“仆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但不知倩公是否将这些文稿编成集子。

宝应元年（762），李白将终，又将编集之事拜托族叔李阳冰，阳冰《草堂集序》云：

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指李白）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

李阳冰编辑并为之作序的即是《草堂集》十卷，其中诗文并非全是李白手稿，《草堂集序》云：

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

《草堂集》编成后并未成为定本，故二十八年后（790），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说：“文集亦无定卷，家家有之。”又过了二十七年（817），范传正“于人间得公遗篇逸句，吟咏在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然后编成文集二十卷，范《序》说：

（李白）文集二十卷，或得之于时之文士，或得之于宗族，编辑断简，以行于代。

范本即是在李阳冰本的基础上扩大而成的，虽收集仍不全面，但却是唐代最完备的一个本子。《旧唐书·李白传》：“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时。”《新唐书·艺文志》：“李太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阳冰录）。”大约就是指范传正以李阳冰《草堂集》为底本增订的那个本子，但魏颢、李阳冰、范传正的三个本子今皆不传。

如果说唐人由魏颢至范传正对李白诗文还只是一般的收集，那么到宋代，宋人对李白集的增订、分类和考次则是十分严谨的整理。

咸平元年（998），乐史以《草堂集》（十卷本）为底本，开始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增订，其《李翰林别集序》说：

李翰林歌诗，李阳冰纂为《草堂集》十卷，史又别收歌诗十卷，与《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为二十卷，号曰《李翰林集》。今于三馆中得李白赋、序、表、赞、书、颂等，亦排为十卷，号曰《李翰林别集》。

过了七十年，常山宋敏求在熙宁元年（1068）重新进行了编辑整理，其《李太白文集后序》说：

咸平中，乐史别得白歌诗十卷，合为《李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杂著为别集十卷。治平元年，得王文献公溥家藏白诗集上、中二帙，凡广一百四篇，惜遗其下帙。熙宁元年，得唐魏万所纂白诗集二卷，凡广四十四篇。因裒《唐类诗》诸编，洎刻石所传、别集所载者，又得七十七篇，无虑千篇。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使各相从。以别集附于后，凡赋、表、书、序、碑、颂、记、铭、赞、文六十五篇，合为三十卷。

宋敏求的增订使乐史本更为丰富，故特别受到后人重视，但此本仍是一般的汇集，而且在辑佚过程中没有严格辨别真伪，掺入了许多他人之作。王琦谓：“论太白诗集之繁富，必归功于宋，然其紊杂亦实出于宋。”

后来曾巩又前进一步，他就宋敏求这个三十卷本，于每类之中，考其先后而编年排次，其《李太白文集后序》说：

《李白集》三十卷，旧歌诗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杂著六十五篇，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次道既以类广白诗，自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后。余得其书，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

至此，李白文集大体成为定本，不仅收集诗文较丰富，且有编年考定，但其体例仍不十分恰当，故而胡震亨云：“至其体例，先古风，次乐府，又仍次古风，尤所不解。”（《唐音癸签》卷三十二）

宋元丰三年（1080），临川晏处善守苏州，以宋、曾所编《李白文集》付信安毛渐校正刊行，这便是《李白文集》的第一个刻本，世称“苏本”。此本第一卷为序、碑，下二十三卷为歌诗，最后六卷为杂著。以后据此翻刻者有蜀本。同时沿乐史本系统下来的有咸淳己巳（1269）本，简称“咸淳本”，题为《李翰林集》三十卷，这个本子伪作颇多，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宋末，李白诗文的集注本才出现。南宋杨齐贤（宋宁宗庆元五年进士），有集注《李白诗》二十五卷，元人萧士赟认为此本“博而不能约，至取唐广德以后事及宋儒记录诗词为祖，甚而并杜诗内伪作、苏东坡笺事、已经益守郭知达删去者亦引用焉”（《补注李太白集序例》）。元世祖至元辛卯（1291），萧氏删补杨齐贤注本而成《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二十五卷，是今见最早的李白诗注本。其《序例》说：

仆自弱冠知诵太白诗。时习举子业，虽好之，未暇究也。厥后乃得专意于此，间趋庭以求闻所未闻，或从师以蕲解所未解。真思遐想，章究其意之所寓；旁搜远引，句考其字之所原。若夫义之显者，概不赘演。或疑其赝作，则移置卷末，以俟具眼者自择焉。此其例也。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绵所刊舂陵杨君齐贤子见注本读之……因取其本类此者为之节文，择其善者存之。注所未尽者，以予所知附其后，混为一注。全集有赋八篇，子见本无注，此则并注之，标其目曰《分类补注李太白集》。

萧氏于辨别李诗之真伪确实下了功夫，故时有发明，但其注很繁琐，至使胡震亨批评说：“萧之解李，亦无一字为本诗发明，却于诗外旁引传记，累牍不休。”（《唐音癸签》卷三十二《录三》）这个批评虽然过苛，但也说明了萧本的弱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论比较适当：

注中多征引故实，兼及意义。卷帙浩博，不能无失……然其大致详赡，足资检阅……其于白集固不为无功焉。

萧氏本元代即有至大辛亥勤有堂刊本，明嘉靖癸卯（1543）吴会郭云鹏又有校刻本，但改动很大，已非杨、萧本的本来面目了。

明代对李白集的整理与校注又有极大发展，一方面，重刊、翻刻宋元本李白集在这一时期不断出现；另一方面，明人重新整理、注释、编刻李白集有数十种之多，达到了李白诗流传史的高峰。这里仅对几部有代表性的明人整理本作简要说明。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朱谏的《李诗选注》十二卷和《辩疑》二卷，合之即是一部李诗全集。朱氏此本虽时有武断之处和其他失误，但材料丰富，条理清楚，有分段串讲，间有总评；其对李诗的辩疑，还是能启发后人的。

朱谏之后，胡震亨驳正旧注，作《李诗通》二十一卷。詹锳先生在《李太白集版本叙录》谈到胡氏本云：

其书首列朱茂时、朱大启并胡夏客题识。自卷一以下则为作者所改编之李白传、李白年谱及本诗。胡氏以宋敏求所收间杂伪作，曾巩所次体例亦多错紊，乃重为编订。以乐府居前，余古律各以类从，为二十卷。其李赤《姑孰十咏》、李益《长干行》、顾况《去妇词》混入者，并改正。而伪作经前人甄辨者别为一卷附集后。

胡氏认为杨、萧之注繁琐，故《李诗通》大量删去旧注，常常在诗题下用短语说明题意，对旧注也有许多纠正，只是过分追求简洁，有些注解因过略而不能说清问题。

明代还有林兆珂撰的《李诗钞述注》十六卷，十分简陋，错误甚多；又有刘世教刊行的《合刻李杜分体全集李诗四十二卷杜诗六十六卷》，此本删去了所有旧注，而以古近诸体分类，其间本着编年而定先后。还有杨慎题辞、张愈光选的《李诗选》，仅收诗一百六十余首。

清代王琦的《李太白全集》三十六卷，是历来李白诗文合注最完备的本子。此本一出，便特别受到研究者与爱好者的重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琦字琢崖，钱塘人。注李诗者，自杨齐贤、萧士赟后，明林兆珂有《李诗钞述注》十六卷，简陋殊甚。胡震亨驳正旧注，作《李诗通》二十一卷。琦以其尚多漏略，乃重为编次、笺释，定为此本。其诗参合诸本，益以逸篇，厘为三十卷，以合曾巩序所言之数。别以序志、碑传、赠答题咏、诗文评语、年谱、外纪为附录六卷。而缪氏所谓《考异》一卷，散入文句之下，不另列焉。其注欲补三家（杨、萧、胡）之遗阙，故采摭颇富，不免微伤于芜杂，然捃拾残剩，时亦寸有所长。自宋以来，注杜诗者林立，而注李诗者寥寥仅二三本。录而存之，亦足以资考证。是固物少见珍之义也。

王本材料丰富，考证也力求准确，确有集大成之功绩，其对典故和地理方面的诠释考订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在版本校勘上也时有创新。当然也有不足之处，如“采摭颇富，不免微伤于芜杂”；在笺释和人事考证上也屡有失误，加之王本删去了萧本诗题下原来宋本所注的李白游踪，也给研究者带来了麻烦。清代还有李调元、邓在珩合编的《李太白全集》十六卷，其内容基本上取自王琦注本而尽删其注，所附年谱亦是王琦所作，价值不高。清代还有康熙年间应泗源所编《李诗纬》，其书选了李白部分诗文加以评论，有些观点较有启发性。

今人对李白集的整理与研究与时俱进，除出现了十余种李白诗文选注本外，当代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四部李白作品全集：一是瞿蜕园、朱金城先生的《李白集校注》；二是安旗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三是詹锳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四是郁贤皓先生主编的《李太白全集校注》。这四部李白作品全注本各有特色，亦各有不足，但在李白作品的整理和研究上都有重要贡献，均是当代李白作品研究的重要成果。

关于李白诗歌作品全集，还有一部书不能不提，那就是由陈贻焮先生任主编的《增订注释全唐诗》，其中李白的诗歌作品编为二十五卷，可视作是李白诗歌作品的全注本，这个注本是由我来完成的，后作为《李白诗集新注》单独出版。本书又在此基础上更换底本、删伪作、补逸诗，做了全面修订，书题更名为《李白诗全集新注》。以下对本书体例做几点说明：

一、本书所用底本，为清乾隆二十三年聚锦堂刊王琦《李太白文集辑注》，即王琦注本。同时参考四库全书所收王琦注《李太白集注》，明嘉靖二十五年玉几山人校刻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清康熙五十六年吴门缪曰芑双泉草堂仿元丰三年临川晏氏刊本《李太白文集》，国家图书馆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全唐诗》等。本书只录李白诗作，底本卷一所录赋、卷二十六后所录文皆不收，以底本卷二为本书卷一，正文共二十四卷。凡改动底本文字，皆作校记；明显的错字，径行改正，不复出校。底本随文注出的异文，择其要者保留（如确系误字，或确无参考价值，则不保留），但不作小字夹注的形式，而移入注文中，写为“某，一作‘某’”。校记和注释放在一起。

二、本书注释，充分参考前贤时彦的研究成果，凡引用古人及当代学者的注文，悉加标明。注释难字、难词一般不列举书证，仅说明其含义，同时标注拼音，以便读者诵读。注释偏僻的地名、官名，则说明注释的依据。注释诗中涉及的史实、典章制度等，大都说明史料来源，或征引原文，或撮述其大意。诗中典故及化用前人的语句，皆注明出处，并征引原文（一般只征引关键性的几句话，其余则撮述大意）。

三、王琦注本正文共收李白诗987首，诗文拾遗收李白逸诗44首。其中确定为非李白所作的篇目，本书正文径行删去，仅在附录三中简列存目。底本所收可信的李白逸诗，统一收入书后“补遗”部分，逸句即以“句”为题。同时，本书在前人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已有的辑逸成果增补逸诗。根据他人辑逸成果录入者，除注明原出处并检核原书外，还注明采自某人某成果，以示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

总之，整理一部李白诗歌全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难度也很大。本书虽然在笔者整理《李白诗集新注》的基础上又做了全盘修订，但书中难免仍有讹误、遗漏之处，祈请读者批评指正。

管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