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的性质[1]

这里，不是介绍，不是批判，而是质直的说明读《子夜》应注意的所在，希望《子夜》的广漠的读者大众共同来研究。

当《子夜》刚刚出版，整个国内读书界，便来了空前的轰动，市场上的畅销，出版界的宣扬，十足地表现了，这部书，除去作者的优秀技术不论，取材上是抓住了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

关于中国经济性质，争论已有四五年之久，而在一九三一年以读书杂志为中心战场，开展了肉搏的斗争。这并不是说，因为读书杂志的论战才有这样热烈的论争，反是因为此问题的日见严重迫切，才产生了这些论战场所。

同时我们要看，《子夜》的作者，在一九三〇年的秋夏之交，便有了大规模的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到一九三一年十月，乃整理所得的材料，开始写作（见《〈子夜〉后记》）。从这里，我们便可认清，《子夜》的作者，是要以艺术的手腕，来解答这个社会科学上的问题的。

“中国社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这是人人要求解答的问题。虽然论争了这么长的时间，虽然各派有各派固执的答案，然而截至现在，还没有得出一个“大同”的结论来。

《子夜》的作者是文艺家，他企图解答这个意见分歧谜样的问题，颇值得我们注意；同时，作者以客观写实的手笔，来描述现社会的情况，不作闭户凭空的理论制造，更是值得我们来研究。不过稍为感到一点缺陷，就是《子夜》偏重都市生活的描写，而忽略了农村经济的解剖。这在作者已经声明于前了。（见《〈子夜〉后记》）

如果我们不是为消遣而读这部小说，如果我们不是为了“时髦”而鉴赏这部文学作品，只要潜心的去研究，我们很容易的便找到《子夜》的作者所暗示给我们的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几条解答。那就是：

一、中国民族工业的运命的描述

二、国内金融资本的现状的刻露

三、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的说明

四、中国土地问题的探讨

五、农民运动前途的素描

六、产业工人力量的估量

七、中国将来革命性质的暗示

而这几条答案，在关于中国经济性质的讨论上，是最关重要的。

虽然还有人酸酸愤愤地喊“《子夜》竟有几个人读？有几久的寿命？”（见天津《益世报》梁实秋主编《文学周刊》第三十六期莲子著《文学的永久性》。）然而事实上，《子夜》所把握住的读者，在高级的意义上，较之前此的诸文艺作品，是首屈了一指的。同时，在效能上说，《子夜》也充分地尽了它那时代的任务。一句话，《子夜》的本身是具有不可否定的价值的。

是以我做了这抛砖引玉的工作，焦渴地希望有一篇详细的“《子夜》索隐”出现，来完成这研究的发端。

原载《中学生》杂志第四十一号（一九三四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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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是孙犁在保定育德中学高中阶段所写的读茅盾《子夜》的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