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郑玄以《孝经》为六经之总会，为大道之根源，并非纯粹是出于对经典义理的兴趣，身处汉末的危乱之世，他还有着对所处时代的现实关怀。《后汉书》本传记载，郑玄以梦孔子而“知命当终”，这表明他想要继承孔子删定六经、修明大道之业，范晔谓：

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164]

简言之，汉代经学极为兴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也危机重重，充满着分裂的态势。一是呈现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分裂，二是在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内部本身就存在着分裂，比如传《春秋》者有数家，而传《诗经》者亦有多家，皆各禀师法，一经之修治者有数家，一家又有数说。东汉王充对汉代经学的批评又指出了其中存在另一问题：“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论衡·正说》）这是说，汉儒治经守师法，一以师说为是，而不探师说之当否，不究经典本身之原意，此即所谓“不见本末”；而以师说为是的一个原因是可以由此进入仕途，位列五经博士，获取利禄，如此则更是无心留意经典本真。故而看似经学兴盛，究其实却是虚说沸腾，经典之意义反而被遮蔽了，如此则治经以明道进而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便无法实现。这正是郑玄为何要回归原典、综罗百家而构建一种新的经学之原因。郑玄自言“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165]，其避党锢之难而注《孝经》，提出以《孝经》总会六经之说，正内含这样的抱负。孔子修订五经而作《春秋》以拨乱反正，郑玄遍注群经，亦同样有着救乱世而致太平的意图，这也是他前后期思想中的一贯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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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班固：《汉书·五行志第七》，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17页。

[2]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6页。

[3] 李源澄：《西汉思想之发展》，载《李源澄著作集》（二），林庆彰、蒋秋华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年，第469页。

[4] 张叙：《孝经精义》，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9页。

[5]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19—221页。

[6]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第六十一》，裴骃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123页。黄开国指出，在汉景帝之后，儒者们并非完全不谈受命放杀，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以及齐诗的“五际”说。见氏著《公羊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9—140页。

[7] 黄开国分析董仲舒的三统说，认为他“刻意回避了历史的兴替是否需要革命的问题”。见氏著《公羊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8页。

[8]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98页。

[9]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86页。

[10] 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8页。

[11]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19页。

[12]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86页。

[13] 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66页。

[14]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7—19页。《汉书·董仲舒传》中也记载了董仲舒对策：“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更何为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10页）

[15] 此处“顺天志”之说，近人李源澄谓董仲舒取墨家以为说。然而此亦显非纯然墨家之说，孔子已言“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中庸》）。李源澄之说见氏著《西汉思想之发展》，载《李源澄著作集》（二），林庆彰、蒋秋华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年，第470页。

[16]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09页。

[17] 清人有以《孝经》“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诗句属下章《诸侯章》连读者，如张叙《孝经精义》和汪师韩《孝经约义》均如此，观董仲舒之说及东汉郑玄之说可知，清人这一移改《孝经》的做法是很欠妥当的。

[18]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18—320页。李源澄认为：“西汉儒者，贾谊、董仲舒、司马迁之徒，往往称引六艺及孔子撰述，皆不及《孝经》。故知《孝经》作于孔子之说，不可信据。”见氏著《孝经出于阴阳家说》，载《李源澄著作集》（二），林庆彰、蒋秋华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年，第889页。清末以来疑古之风流行，论者率多认为《孝经》为汉人伪作，李氏似亦受此影响。然观本节之论，即可知此说多存疑窦。董仲舒称引《孝经》之语，言“故曰”，显然即是将其放在经典权威的意义上。另外，贾谊《新书·大政》言：“事君之道，不过于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长之道，不过于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长；……慈民之道，不过于爱其子，故不肖者之爱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过于居家，故不肖者之居家也，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于父，则行之于君也；行之于兄，则行之于长矣；……行之于子，则行之于民矣；行之于家，则行之于官矣。”见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49—350页。此段文字显系本于《孝经》“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新书》所佚之《问孝》一篇很可能与《孝经》关系更为密切。

[19]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18页。

[20]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9页。

[21]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5页。

[22]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16页。

[23]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67页。

[24]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9页。

[25]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8页。

[26]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57页。

[27]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58页。

[28]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49—250页。

[29]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50—251页。

[30]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52页。

[31]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04页。

[32]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29—330页。

[33]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58页。

[34] 余治平：《董仲舒仁义学新释》，载魏彦红主编：《董仲舒研究文库》第一辑，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第149页。

[35] 宋育仁：《孝经义发微》，载《宋育仁文集》第13册，董凌锋选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101页。

[36]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14—317页。

[37] 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2—53页。

[38] 郭店简《忠信之道》有“至忠如土”一语，不知汉儒是否受此影响。

[39] 《白虎通》卷四《五行》显然较董仲舒更进一步，认为：“地，土之别名也。”（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68页）

[40] 后来的儒者正是在这一点上发生纷繁复杂的争论，在祭祀五行之神和天地二者上存在冲突矛盾。

[41]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21—323页。

[42] 《白虎通》：“木王所以七十二日何……”（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87页）云云，正本于此。

[43]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25—326页。

[44] 赵在翰辑：《七纬（附论语谶）》，钟肇鹏、萧文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02页。

[45] 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68页。《白虎通》中又说：“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犹五味以甘为主也”（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71页），此亦是本于董仲舒。

[46]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07页。

[47]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43页。

[48]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49]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79页。

[50] 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8—109页。

[51] 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95页。

[52] 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39—240页。此处对原文标点有修改。

[53] 陈铁凡：《孝经郑注校证》，台北：编译馆，1987年，第214、215页。

[54]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66—169页。

[55] 舒大刚：《中国孝经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7页。

[56]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7、68—69页。

[57]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0—101页。此后，何休《公羊传解诂》解释“王”为“人道之始”（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刁小龙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58]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69页。

[59] 故有学者以董仲舒为例，指出：“儒家孝论在秦汉时代已经面目全非。”（曾振宇、张东伟：《以天论孝：董仲舒孝论发微》，载《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7页）

[60] 陈壁生：《孝经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1页。

[61] 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吴仰湘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9页。

[62] 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4、61、108页。

[63] 皇侃：《论语义疏》，高尚榘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05页。

[64] 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吴仰湘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47页。

[65] 陈铁凡：《孝经郑注校证》，台北：编译馆，1987年，第75页。

[66] 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4页。

[67] 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3页。

[68] 陈铁凡：《孝经郑注校证》，台北：编译馆，1987年，第6页。

[69] 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63页。

[70] 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吴仰湘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9页。

[71] 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吴仰湘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1页。

[72] 《礼运》“大同”，郑玄注：“同，犹和也，平也。”据此，“大同”也即是“太平”。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59页。

[73] 孔安国传，太宰纯音：《古文孝经孔传》，鲍廷博刊刻《知不足斋丛书》本，第1页。

[74] 林秀一：《孝経述議復原に関する研究》，东京：文求堂书店，1954年，第209、215页。

[75] 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3—44页。

[76] 赵在翰辑：《七纬（附论语谶）》，钟肇鹏、萧文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48页。

[77] 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3页。

[78]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刁小龙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27页。此处对原文标点有修改。

[79]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18页。

[80]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18页。

[81] 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5页。

[82] 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69—371页。

[83] 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4页。

[84] 皇侃：《论语义疏》，高尚榘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4页。

[85]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57页。

[86]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87页。

[87]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56页。

[88]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60页。

[89]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93页。郑玄以阴阳对应礼乐的观念并非独出，《白虎通》说：“乐者，阳也，……礼者，阴也，系制于阳，故云制也。”孔疏引之。见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92页。

[90]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92页。

[91]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60页。

[92] 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0页。

[93] 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62页。

[94] 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吴仰湘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0页。

[95]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58页。

[96]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89页。

[97]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11页。后世本郑玄之意对“大顺之治”加以精微阐发的是清儒阮元，详参本书第六章。

[98]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12页。

[99] 孔颖达直言此为“说行顺以致太平之事”（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14页）。

[100] 据此可知，《礼运》实为汉代纬书立论的重要经典，因为其中蕴含的太平之治也正是纬书思想的根本追求。

[101]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59页。

[102] 在郑玄的经典注释系统中，可以看到很多以周公之治定太平与尧舜之治相同的论述。如《尧典》：“曰若稽古帝尧，……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郑玄言：“训‘稽’为同，训‘古’为天，言能顺天而行之，与之同功。”（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黄信达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5页）孔颖达《正义》指出郑玄的解释与《论语》孔子所言“惟天为大，唯尧则之”有关，但他认为郑玄信纬，故有此训。此纬书即指《中候·擿雒戒》：“曰若稽古，周公旦，钦惟皇天，顺践祚即摄七年，鸾凤见，蓂荚生，青龙御甲，玄龟背书。” 郑玄解释《维天之命》“文王之德之纯”亦言：“文王之施德教之无倦已。美其与天同功也。”（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朱杰人、李慧玲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888页）如此，尧、文 王皆是与天同功。而其《周颂谱》中亦以“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一语来说“颂”之意：“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于是和乐兴焉，颂声乃作。”（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朱杰人、李慧玲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872页）孔颖达指出，“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为《尧典》文，说尧之德。而《左传》：“季札见舞《韶箫》，曰：‘德至矣哉！大矣哉！如天之无不焘，如地之无不载。’”则是说舜之德。而这段话中的“无不覆焘，无不持载”，亦为《中庸》所道。孔颖达解释谓：“引尧、舜之事以言周者，圣人示迹不同，所遇异时，故号有帝王，为优劣之称。若乃至诚尽物，前圣后圣，其归一也。故《中庸》说孔子之德，亦云‘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明圣人之道同也。”（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朱杰人、李慧玲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872页）尧舜皆为圣王，当太平之世，以此言周，显系在指说成王周公时即是太平之世。正因此，《周颂谱》大量地援引《礼运》以称说周德。

[103]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86页。

[104]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88页。

[105] 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106]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朱杰人、李慧玲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04页。

[107]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56页。

[108] 郑玄：《六艺论》，载王谟编：《汉魏遗书钞》（经翼第四集），清嘉庆三年刻本，第5页。

[109] 赵在翰辑：《七纬（附论语谶）》，钟肇鹏、萧文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23页。

[110]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8—159页。

[111] 赵在翰辑：《七纬（附论语谶）》，钟肇鹏、萧文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48页。

[112] 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6页。

[113] 北宋文彦博《〈春秋〉何以见仲尼之志论》中即指出：“《孝经纬》曰：‘孔子云：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斯则其义明矣。其后何休以此语序《公羊传》，则变其辞云‘吾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经》’也。”（文彦博：《潞公文集》卷九，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50页）

[114]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刁小龙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页。

[115] 赵在翰辑：《七纬（附论语谶）》，钟肇鹏、萧文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23页。

[116] 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46页。

[117]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刁小龙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13页。

[118] 《六艺论》亦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王谟编：《汉魏遗书钞》（经翼第四集），清嘉庆三年刻本，第4页。

[119] 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吴仰湘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6页。

[120] 陈铁凡：《孝经郑注校证》，台北：编译馆，1987年，第228页。

[121] 于鬯：《香草校书》，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40页。

[122] 于鬯：《香草校书》，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40页。

[123] 此为于鬯对《孝经》之评价，见氏著《香草校书》，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28页。皮锡瑞意识到了《孝经》首章以正为始之意，而于鬯则看到了末章以正为归之意。二者相并，正见《春秋》与《孝经》相表里之意。

[124]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刁小龙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页。

[125]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60—1461页。

[126]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22页。

[127]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59—1460页。

[128]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刁小龙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00页。

[129] 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78页。

[130]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刁小龙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01页。

[131] 范宁集解，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夏先培整理，杨向奎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页。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哀公十四年》疏文亦有类似论述。

[132]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刁小龙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133] 郑玄：《六艺论》，载王谟编：《汉魏遗书钞》（经翼第四集），清嘉庆三年刻本，第5页。

[134] 曹元弼：《孝经序论释·郑氏六艺论》，载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国家图书馆藏1935年活字本，第1—2页。

[135] 刘邵：《人物志》，梁满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38页。

[136] 参看陈壁生：《孝经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7页。

[137]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68页。

[138]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68页。

[139] 范晔：《后汉书·张曹郑列传第二十五》，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99页。

[140] 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81—382页。

[141] 赵在翰辑：《七纬（附论语谶）》，钟肇鹏、萧文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93页。

[142] 赵在翰辑：《七纬（附论语谶）》，钟肇鹏、萧文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3—34页。

[143] 赵在翰辑：《七纬（附论语谶）》，钟肇鹏、萧文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26页。

[144] 赵在翰辑：《七纬（附论语谶）》，钟肇鹏、萧文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78页。

[145] 赵在翰辑：《七纬（附论语谶）》，钟肇鹏、萧文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84页。

[146] 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47页。

[147] 刘向、刘歆撰，姚振宗辑录：《七略别录佚文 七略佚文》，邓骏捷校补，澳门：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07年，第83页。

[148] 东汉宋均注解《孝经援神契》认为“三老五更”的“五更”即是“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见赵在翰辑：《七纬（附论语谶）》，钟肇鹏、萧文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83页。

[149] 郑万耕：《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史观》，载《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1页。

[150] 参看程苏东：《〈白虎通〉所见“五经”说考论》，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12期，第29—32页。

[151] 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49页。

[152] 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刁小龙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99页。

[153] 董仲舒之说，见《春秋繁露·玉杯》。何休之说，见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刁小龙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98页。

[154] 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75页。

[155] 参看华喆：《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172页。

[156] 赵在翰辑：《七纬（附论语谶）》，钟肇鹏、萧文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25页。

[157] 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46页。陈立指出，此处文多讹脱。

[158] 郑玄：《六艺论》，载王谟编：《汉魏遗书钞》（经翼第四集），清嘉庆三年刻本，第5页。

[159] 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1页。

[160] 陈铁凡：《孝经郑注校证》，台北：编译馆，1987年，第190页。

[161] 曹元弼：《孝经校释》，国家图书馆藏1935年活字本，第5页。

[162]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国家图书馆藏1935年活字本，第4页。

[163] 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吴仰湘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页。

[164] 范晔：《后汉书·张曹郑列传第二十五》，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12—1213页。

[165] 范晔：《后汉书·张曹郑列传第二十五》，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09页。